创办《中国经济评论》（

创办《中国经济评论》（China Economic Review）的始末

单伟建

太盟投资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曾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助理教授

我第一次参加“中国留美同学经济学会”的会议是1986年五月底。当时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读博士学位已经四年了，感觉总算快熬出头儿了，到波士顿开会其实就想去玩玩儿，会会朋友，散散心，难得的轻松。会议是在波士顿的哈佛大学举行的。那时大学已经放暑假，校园里很清静，我们就住在人去楼空的学生宿舍。学生宿舍很简陋，共用的洗手间在走廊里。美国各个大学的学生宿舍都不过如此。那是我第一次去波士顿，春天的波士顿很美，尤其是穿城而过的查尔斯河给这座古老的城市平添了无限的妩媚。河的两岸都是如茵的绿地和繁茂的林木，沿河的小径上跑步、滑旱冰和散步的人往来不绝。波士顿和哈尔滨在同一个纬度上，冬天极冷，滴水成冰。一旦春暖花开，蛰居了一冬的人都钻了出来，成片地或趴或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像旧金山渔人码头上一群群晒太阳的海狮海豹一样。波士顿是个大学城，人文荟萃，名校哈佛、麻省理工学院等都在这里。

这是学会第二次开年会。学会成立在1985年，我当时并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是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的杨小凯和于大海、在哈佛学习的钱颖一，以及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就读的海闻等人发起创立的。我知道留美同学经济学会的存在是加州大学戴维斯读研究生的金曦告诉我的。她到伯克利来，给了我一份似乎是油印的小册子，是留美同学经济学会出版的刊物。这本小册子所刊登的都是学会成员的文章。据我所知，当时极少有中国的留学生已经完成学业，所以学会的成员几乎都是研究生。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几乎所有的会员都在国内读了大学，再到美国去读研究生的。当时直接到美国去读大学的中国人少之又少。既然学会的成员都是在读研究生，而且大多数可能刚刚入校不久，所以这个学会出版的小册子里刊登的文章基本上都可以说是学生的习作。

那本小册子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留美同学经济学会第一任会长、普林斯顿的博士生于大海写的一篇文章。他用美国基础经济学教科书的道理，分析和批评当时的中国经济体制。当然教科书是用简单经济模型的方式来解释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譬如“完善竞争”、“垄断”等假设的市场状态，和实际经济偏差很大，无法用来做制度设计的。其实既然是习作，学以致用，即便不大切实际，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也是入门不久，瓶子不满就想晃荡，而且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于是写了一篇评论批评于大海的文章，也登载在这份刊物上。后来在波士顿的年会上第一次碰到陈平，他说我的文章写得不错，但用词尖刻了些，被评论的文章作者恐怕看了不舒服。在得州大学奥斯汀读书的陈平是我们中间的老大哥，很有威望。他的批评当然是对的。其实我也不过是一知半解，半斤对八两，并没有资格批评别人。但学会的刊物给会员提供一个发表习作的园地，锻炼大家分析写作的能力，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凝聚会员的关系，功不可没。

此次主持年会的会长是钱颖一。陈平、张欣和杨小凯等人被当选为理事，陈平被选为候任会长。学会的制度是会长每年一换，但每次选举的是下一任的会长，被称为“候任会长”（President Elect）。到了下一年，去年选上的候任会长成为会长，年会上再选下一个候任会长。这个制度，提前明确了下一届的最高领导，免去了对接班人的不必要的猜测，保障了持续性。理事可以连选连任，会长只能服务一届。而且只有会长有候任制度，而理事都是当年选举，立即成为现任，服务期也是一年。次年陈平就任会长。他忠于职守简直奋不顾身，因病切除了一半胃，还玩儿命地干。

我在1986年底完成了博士学位。此前恰巧世界银行到伯克利来招聘，一来二去，我就变成了世界银行的“青年专业人员项目”（“Young Professionals Program”）的一员，并于1987年新年一过就到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报到。当时在世界银行工作的中国人寥寥无几，我和杨昌伯是同时加入的，吴尚志已在一年前加入。开始工作不久，我就意识到世界银行是个世界级的大锅饭，并非久留之地。于是我开始给美国东部的一些院校写信自荐。然后就像游说一样在几所大学演讲一圈，之后就相继接到了一些大学的聘书，最后我选择了去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教书。

我再一次参加学会的会议是1988年的7月了。那是留美同学经济学会的第四次会议。会场设在我的母校。伯克利是个四季如春的地方，夏天不热，气候宜人。伯克利也是美国有名的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各路思潮在这里汇聚碰撞。70年代嬉皮士和反战运动在这里最活跃，所以被美国人调侃为“伯克利社会主义共和国”。我1982年刚刚踏入伯克利的校园时，一抬头赫然看到学校的书店外墙的高处悬挂着一副红色大字英文标语，翻成中文是我很熟悉的语录:“世界上一切反动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你不打它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一瞬之间，我忘了身之所在，以为回到了“文革”时的祖国。书店里，马克思和爱因斯坦的大幅肖像并列挂在墙上。时值暑假，校园空荡荡的，只有我们这一群人增添了一点儿热闹。当时大家最关心的，不是在学校里学的那些东西，而是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的发展，大家对国内的经济改革的实践和理论抱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国内来人的演讲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听众座无虚席。

在这次年会上，陈平卸任，孙涤成为新任会长。1988年7月16日会议选举新一届的理事，结果杨昌伯、徐小年、海闻、佐小蕾、许滇庆和我被选为理事。张欣当选为候任会长。我被分工负责学会刊物的编辑工作。这就是我和China Economic Review结缘之始。我做事情有些不自量力，想不干则已，干就得干出点名堂，所以打定主意搞一个有专业水平，可以进入经济学界主流的刊物。

我第二次参加中国留美同学经济学会时已经不是学生了。此后的几年中学会最早的一批会员陆续完成学位，渐渐分布到美国、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去“传道解惑授业”了。把学会的刊物变成一个专业的学术刊物既有助于引起对中国经济研究更广泛的兴趣，又可以给中国经济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个专业发表的平台。在美国和国外的其他国家作学问，把文章发表在有分量的专业刊物上是有价值的，有利于作者在专业领域中得到认可和得到升迁。当然越有影响的刊物，越能够吸引有分量的研究报告，这样刊物和作者就相得益彰。但其实我的想法和学会当时的状况还是有些矛盾的。在此之前，学会的刊物是发表作为会员习作的园地，大概是来稿必登，并没有很严格的筛选。作者是会员，读者也是会员，这就好像学生刊物一样。现在我想办一个专业刊物，那么投稿人就不但不能囿于学会的会员，而且主要不可能是以学生为主的会员，再者读者对象也须扩大到整个学术界。如果这么办刊物，和学会的关系只能是个松散的关系，而且等于关闭了会员发表习作的场所。现在想来，我们当时应该办两个刊物，一个是有人负责继续办发表会员习作的刊物，另一个是我所主持的专业刊物。但当时我并没有虑及这个问题，以后也因此产生了一些矛盾。

我想按照美国一流学术刊物的标准和规则办刊物。我还想同时出版中、英文两个不同刊物，以便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所影响。我想国外和国内的学者研究问题的角度、研究的方法和作文的方式各异，而且一般来讲他们使用的语言也不同，所以如果仅仅把英文刊物的文章翻译成中文或者中文文章翻译成英文，结果可能是不伦不类。所以我决定中、英文两个刊物相对独立，在中美两地分别出版，编辑和内容基本上没有重叠。中文期刊的名字为《中国经济论坛》，英文期刊称为China Economic Review，可以翻译成《中国经济评论》，也简称为“CER”。这样无论国内外经济学者，无论习惯使用中文还是英文，只要是研究中国经济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期刊上发表。我们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茅于轼老师做《中国经济论坛》的主编。茅老师曾在美国作研究，参加过1985年在纽约的年会和在1986年波士顿的年会，那时他负责学会在国内的分会。

按照美国学术刊物的规矩，稿件的采用完全遵循双向匿名审评制度。简单来说，编辑收到稿子，则将作者的名字删掉，然后根据稿子的学术内容将匿名的稿子寄给在该学术领域有一定造诣的两三位专家，请其审稿裁夺取舍。对于绝大多数的稿件，审稿人或者建议拒绝接受或者提出问题要求修改，几乎没有稿件审稿人“一审”就同意不加修改而予以发表。编辑收到审稿人的意见之后再将其匿名地转寄给原作者。一般说来，如果审稿人一致建议不予发表，编辑就只有退稿。如果审稿人的意见不一致，编辑就要判断是否退稿还是要求作者改稿以满足审稿人的意见。作者收到反馈的意见后也要决定是否愿意根据审稿人的意见修改稿子并书面向审稿人做出解释，然后由编辑再匿名送给同样的一组审稿人重新审阅。一般来说，需要绝大多数或全体审稿人同意稿子才能发表。如此反复，一篇学术文章少则几个月，多则一两年才能获得发表。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很严格、很公平而且不讲情面的过程。虽然也可能囿于审稿人的自身学问的局限将有质量的学术文章排斥在外，但恐怕没有更好的方法来确保一个学术刊物的质量。在这个制度之下，刊物的主编并没有多少独立的取舍权，他的主观好恶影响是有限的。这个制度基本可以保障刊物的学术质量。

我当时在沃顿教的是跨国公司管理，我的学术研究的领域，也是企业管理，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医药尤其是生物工程技术的医药行业。所有这些，和中国的经济都是不大相干的。我如果发表一篇研究中国经济的论文，不会得到学校和同事在学术上的认可，不但对我的教职的升迁没有帮助，而且可能会被视为不务正业。所以我只能在业余搞CER。在大学教书并不轻松，尤其是发表专业论文的压力很大，如果一年当中不在自己专业学术领域中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几篇文章，在美国所谓一流的学府中是混不下去的。我想把CER搞成一个专业刊物，就要投入相当的精力和时间，往往感到力不从心。我当时有一位助理研究员，名字叫做Philip Lee。我请他也帮助我搞CER，但我没有多少经费所以给他的报酬微不足道，但讲好刊物出版的时候将他的大名以“编辑助理”的名义印在上面，这对于他来讲就足够了，将来在他的简历上，相信这段经历对他有所帮助。他给我帮了不少忙。

其后我要做的是找一个专业出版社，既可以印刷出版，又可以发行推广我们的刊物。我翻看了一遍我办公室的书架上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专业书刊，记下每个刊物的出版社的名字，然后我给他们一一打去电话，简单地介绍了我想搞的刊物，看看他们是否有兴趣做我们的出版商。对于有兴趣的，我就请他们提出条件。

这里要介绍一下，在美国几乎是任何人想办任何刊物都可以随便去办，毋须任何注册登记的手续，也毋须什么刊号之类，你今天想办，明天就可以出版，容易得很。当然例如散布儿童色情或恐怖主义之类明显违法的东西有执法机关去抓，否则没有人管你。专业书刊就更是如此。而且如果办专业期刊，只要出版商大概判断有一定的销路，创办人毋须创办费，一般排版印刷出版发行都由出版商包了，而向专业刊物投稿照例是无需支付稿酬的，所以办刊物真正可以是白手起家。出版商不但承担所有的出版费用，还酌情提供办刊物的经费，所以对于刊物的主持和编辑，几乎没有财务上的负担和风险。销路大的刊物，出版商还要和主办人分收入。所以我主办CER自始至终没有向留美经济学会要一分钱。况且我也知道学会自身的经费完全来源于会员的些许的会费，囊中极为羞涩，也不可能拿出多少钱来办专业刊物。当然在我卸任以前，CER的销路还是有限的，所以我想出版商没有赚到什么钱。

当然出版商绝对不愿做赔本的买卖，所以他们在选择刊物上是非常挑剔的，他们一定要判断一个专业期刊有多大销路，出版发行这个刊物，是否能赚钱。只有在他们认为可以赚钱的前提下，他们才肯承担免费或由出版商出资出版的责任。专业刊物大多没有零售市场，因为专业刊物都很专业，曲高和寡，只有专家才去读，所以读者相当有限，与零售渠道无缘。专业刊物的销售只有两个渠道，一个是专业人士、学术或专业机构定购，另一个是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尤其是美国大学的图书馆。据统计美国有十几万个图书馆，五六千所高等院校。图书馆讲究收藏齐全，如果一个大学图书馆没有订购或收藏一个有专业影响的刊物，那么就是欠缺。所以只要出版商判断该刊物是一般图书馆必须订购的，那么就知道它一定有销路。专业期刊都价钱不菲，像我们的CER初始时仅是半年一期，但订阅费对机构是每年80美元，对个人是每年40美元。如果500个图书馆订阅，每年就有4万美元的订购费。当然，我最后和出版商谈的条件是中国留美同学经济学会的会员订购费就更低一些，为一般个人订购费的一半，只有20美元。

我最终选择了总部设在康州格林威治市（Greenwich，Connecticut）和英国伦敦两地的JAI Press做我们的出版商和发行人。我选择它是因为和我打交道的负责人Herb Johnson先生很主动也很热情。我到格林威治去拜访他，当面谈妥了条件，并最终在1988年9月底与出版商签订了合同。JAI不但免费给我们出版发行期刊，而且还每年提供我一两千美元的经费，用于补贴帮我干活的“研究助理”等等费用。坦白的讲，出版商对这个新生的刊物之所以有兴趣，主要是美国在当时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的专业刊物，再有就是可以借助沃顿学院的声望。他们大概认为学会是个以学生为主的组织，担心学会的名字反而淡化刊物的专业形象，所以第一期发表之后，我惊讶地发现出版社在刊物上对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竟然一字未提。后来在我的坚持下，他们才同意在封面“JAI出版社出版”字样下用小号字体注明“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合作”。他们本来希望学会能够承诺每年订购若干份，但当时我心里完全没谱，我知道学会的成员大多是穷学生，很少有人能够自己掏出这么多钱订这份期刊，更何况可以在图书馆里看到的刊物，为什么要订阅呢？所以我没有替学会对出版商作任何订阅的承诺。

我需要一个过硬的编委会。编委的功能除了审阅稿件，还可帮助主编出谋划策。当然我想邀请造诣深、有相当名望的学者成为我们的编委，藉以提高刊物的影响力。我拟定了一个邀请名单，不少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但也有几位虽然没有研究中国但是很著名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两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一位是当时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经济学界的泰斗、货币学派的鼻祖Milton Friedman先生，另一位是我的同事，宾夕法尼亚大学的Lawrence Klein先生。Milton Friedman婉拒了我的邀请，来了一封信，非常客气地说他已经身兼数职，所以无法正式加入我的编委会，但如果有需要他的时候，他还是愿意效劳的。后来我和Milton通信，他是有求必应，谦恭平淡，真不愧为大学问家。绝大多数受邀的编委都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

最终的编委会包括了以下的成员:

编辑:单伟建（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学院），顾问编辑:茅于轼（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兼任中文版《中国经济论坛》主编）。编委会成员包括:William H.Davidson（南加州大学），Robert Dernberger（密执根大学安阿伯），陈平（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William Fischer（南加州大学），Tom Gold（斯坦福大学），Richard Holton（加州大学伯克利），Lawrence Klein（宾夕法尼亚大学），Nicholas Lardy（密执根大学），Kenneth Lieberthal（密执根大学安阿伯），Gregoary C.Chow（普林斯顿大学），Dwight Perkins（哈佛大学），Peter Schran（伊利诺伊大学），Roslie Tung（威斯康星大学米尔沃基），Denis Simon（塔夫斯大学），Ezra Vogal（哈佛大学），杨昌伯（世界银行），杨小凯（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和叶梦华（乔治华盛顿大学）。

这是最初的编委会。后来随着不少经济学会的会员完成学业，步入各个学府成为教授学者，我们的编委会也发生了变化，后来加入的编委包括斯坦福大学的刘遵义教授和钱颖一教授，得克萨斯A＆M大学的田国强教授，纽约州立大学的文贯中教授，印第安纳大学的易纲教授等等。

1988年10月中旬左右我开始征稿。按道理说，应该是作者主动投稿，编辑通过审稿的程序决定取舍。但是写专业论文是需要作者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是报告对某个课题深入研究的结果，作者理所当然地希望这样的论文发表在有影响的刊物上。我们的期刊尚未问世，在学术界毫无影响，如何能吸引作者投稿是一大难关。而且，我们的第一炮一定要打响。如果首期刊载有分量的作者的有分量的文章，刊物就会有人看，有人订阅，有人投稿而形成良性循环。否则很可能胎死腹中。所以我不但需要广泛性地征稿，还要十分有选择性地约稿。

1989年2月初我就陆续收到了不少的稿件。我把这些稿件整理了一下，分别寄送给编委会的成员，请他们审稿。那时电邮（Email）系统刚刚起步，用电邮通信尚属勉强，电邮附件在技术上还是办不到的。所以所有的信函往来都是靠邮寄，一来一回就要两周的时间，各位编委反馈的速度相差很多，所以一份稿件送出给两三位编委，往往要一个月才能得到反馈，很少有审稿人第一次审稿就一致同意发表的，往往即便赞成发表，也是要求作者做若干修改，解决若干问题。我把这些反馈寄给作者，作者修改之后，再送给审稿人重审。这样反复多次，文章才能最终接受发表。所以第一期的稿件直到1989年的4月中才整理齐全，交给出版商排版付梓。

由于当时留美经济学会的成员中已经完成学业开始教书或成为专业学者的仍然寥寥无几，所以第一期所发表文章的主要作者以美国学者为主。但这里有几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小插曲。

一个是杨小凯和Geoff Hogbin合写的一篇论文，题目是“The Optimum Hier‐archy”（最佳的等级制度）。当时小凯刚刚完成在普林斯顿的博士学位。小凯是个独立思考者，在美国读博士前就自学了经济学，而且还有很多创造性的见解。我估计他的英文基本上是到美国读书后学的，所以英文写作是他的弱项，他当时也不大习惯美国学术文章的写作方式，所以他的文章结论下得很快，但论证不足，所以开始没有被审稿人所接受，而被反复要求修改。当他的稿子修改到令审稿人满意的时候，已经错过了第一期，而是放在第二期发表的。众所周知，后来杨小凯在学术上非常成功，颇有建树，但他的起步大概是在CER上。

和杨小凯有些类似的是当时在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的汪丁丁。他的文章也是经过了几次反复之后发表在第二期上。后来我读了他无数的文章，远远超过经济学的范围，成了学贯中西的杂家大师，我估计他发表在CER的第一篇文章如果不是他用英文写作的处女作，也是早期作品之一。

第一批的稿件都是学术文章，只有一篇是例外。这篇例外的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Gregary C.Chow）。邹教授的研究专业是计量经济学，他在学经济学的中国留学生中尤其大名鼎鼎。他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多次到中国访问，并建立了一个邹志庄奖学金，我估计杨小凯他们几位在普林斯顿大学就读博士的中国留学生都是邹志庄奖学金的受益者。邹教授投过来的文章的题目是“Teaching Economics and Studying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在中国教授经济学及研究中国的经济改革）。顾名思义，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个回忆录，描述了他自1980年多次访华的经历，包括和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的交往。文章很有意思，但不是学术文章，和本期刊的宗旨不符。所以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无法采用他的大作。邹教授相当的不愉快，打来电话，说我不采用他的文章等同于违反合同，因为他的文章是应我之邀而作的。我解释说确实是我约稿在先，但我清楚说明CER是一个学术刊物，对于“学术刊物”的定义和标准，几乎所有的学者应该是心照不宣而毋须特别说明的，回忆录一类描述性而非分析类的文章自然不属于学术文章一类。他不同意我的意见，说我应该去请教更有建树的经济学家，征求他们的意见，他可以肯定资深的经济学家可以看出他的文章的学术价值而同意发表。

我想我要是把他的文章拿给没有名气的经济学家去裁判，即便结果是不同意发表，邹教授也会认为审稿人的水平像我一样太低，不足为据。所以我索性把他的文章寄给了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就是前面提及的Milton Friedman和Lawrence Klein。一般来说，我把文章寄给编委或审稿人，都是将作者的名字隐去。但他的这篇文章无法作此处理，因为字里行间都是叙述他和各类人物交往的经历，包括和此人见面或和彼人吃饭等等，如果不知道作者是谁，就不知所云。结果Milton和Lawrence都很负责任地认真地读了他的文章，很快将他们的意见反馈给我。他们的意见和我一样，认为邹教授是很有造诣的经济学家，但此篇文章不属于学术论文，不建议发表。我自然没有告诉邹教授审稿人是谁，我只说明了他们是学问了得的经济学家。但是最终我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我在CER的第二期末尾开辟了一个题目为“Reflections”（回顾）专栏，把他的文章放在这个专栏里，以示与学术论文的区别，如此解决了问题。

CER就这样起步了。1989年的5月份，茅于轼主编的中文版《中国经济论坛》也在北京问世了。到了次年的1月份我在北京见到茅于轼。茅老师告诉我说会将《中国经济论坛》转托给当时也在座的樊纲主编。

CER初创，最令我苦恼的是稿子不足。我们刚开始打算一年两期，以后逐步增加到每季度一期。但开始的时候，一年集成两期都相当困难。这主要是因为由于我面临着一个难解的矛盾。我比较严格地遵循CER的审稿制度，宁缺毋滥，所以质量不高，没有什么创见的文章就只能退稿。但真正有分量文章的作者却不大愿意把文稿投到我们这里来，而更愿意投到在学术界或专业领域中已经比较有影响的刊物上。美国和其他国外高等学府教授和学者的升迁取决于在专业刊物上、尤其是“一流”专业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量。而我们的刊物刚刚问世，影响有限，所以高质量的力作投到我们这里，对作者的帮助有限。但当然好的文章对我们却是极大的支持，提高我们的刊物影响，真是很给我们面子。连我自己，仅仅在头一期CER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以后就再也没有向CER投稿。我还清晰地记得收到一篇好文章时兴奋的心情，不亚于自己的文章被一流的专业刊物接受时的心情。我还记得有一次收到当时已经颇有建树的林毅夫的稿件，我非常高兴。果不其然，他的文章很快被审稿人所接受。他的文章“Supervision，Peer Pressure and Incentives in a Labor‐Managed Firm”刊登在1991年第2期的CER上。

1990年8月份，留美同学经济学会在加州大学的戴维斯开了一个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专题会议。70多名学者参加了这次专题会议，其中三分之二为留美经济学会的会员，而五分之一的参会者来自于中国国务院的两个研究机构以及复旦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会开的很成功，会议上许多学者作了研究报告。其后，我邀请当时已在印第安纳大学任教的易纲作主编精选了会议上的几篇重要的论文，在1991年春季由CER作为一期特刊发表。而大部分在此期专刊上发表文章的作者都是学会的会员，其中包括朱民、王一江、肖耿等等。

1990年到1991年之间，我几次回国，亲身感触到改革开放造成的生命力，已经渗透到中国经济的每一个层次和角落。1992年，中国的经济又掀起一个新的浪潮，改革开放又得到了强大的推动。那时我在沃顿学院任教将近6年了，多少厌倦了象牙塔中的生活，尤其是越来越觉得我的研究缺少实际意义。中国市场的发展，强烈地吸引着我，于是就产生了回国干点儿实事的念头。后来学会的会员中有不少都是离开了美国的教职回国，大概都是经历了相似的感受历程。

我在沃顿教书，除了大学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部，还教授专门为高级管理人员办的训练班，再加上我经常有所接触的沃顿的校董会当中不乏成功的企业家，因此也和不少企业界的人士熟悉。譬如奥巴马第一个任命的中国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 Jr.）就是沃顿的校友，而他的父亲也是沃顿的校友，他所拥有的Huntsman Chemicals是当时美国最大的私人拥有的化工公司。我记得在1989年曾经请洪博培到我教的班上作了一个演讲，其后和他吃了晚饭。我当时对他的印象是虽然他很年轻，但很有经验，头脑清晰，沉稳成熟，非常绅士，彬彬有礼。更难得的是他讲一口相当流利的中文。我当时在笔记里记述洪博培:“我看此君将来有可能当驻华大使亦未可知。”20多年后，果然被我言中。由于认识这么一批企业界尤其是华尔街的人士，当中国市场的机会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他们当中的不少人也劝我回到亚洲去，并给我提供了这样那样的机会，如此促使我下了决心。到了1992年的时候，我的去意已决。

1992年的留美同学经济学会的年会是6月份在得克萨斯的奥斯汀举办的。在此次年会上，我有幸与陈平、田国强、杨小凯和茅于轼共同当选为Fellow之一。在此之前，我就开始积极地物色接替我接任CER主编的人选。为此事我和学会的个别理事还有过争执。有一种意见是CER的主编应该是学会每年指定，这个意见我不同意，出版商更不同意。我的担心是如何保障刊物的学术质量、专业性和开放性，而不能使之仅仅成为学会的内部刊物。所以我想CER的主编候选人起码是已经在高等学府当了教授的，而且主编的任期应该相对稳定。经过一段时期的物色和筛选，最终决定由康纳尔（Cornell）大学东方研究中心的Bruce Reynolds教授接替我成为CER的第二位主编。

此后我就辞去了CER主编的职务，并于1993年的春第一学期之后辞去了沃顿学院的教职，回国下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