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损失，伴随其后的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美国财政悬崖与债务违约等风险的暴露均使得世界经济的复苏更加扑朔迷离。然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实行资本管制的国家所遭受的打击最轻并率先实现经济复苏，这一现象引起了各国政府和经济学界对资本管制和资本项目自由化问题的高度关注，并对自由化经济理论进行重新认识。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特别是IMF的经济学家都在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反思，既包括对传统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反思，同时也强调了金融规制的重要性，包括：（1）对关于货币政策目标和工具的单一性的反思，即货币政策只有保持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一个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只需利用政策利率一个工具；（2）对其长期以来依据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处理方案及实践的反思，反思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修正了国际经济组织长期以来对财政政策的偏见及对其实施顺周期财政政策的纠正；（3）金融规制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和政策工具，肯定了金融中介的重要性。2011年4月，IMF发布了一份执行董事会的会议纪要，指出部分已经实施适当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兴市场国家可以实施审慎的资本管制措施以应对大规模资本流入，这是IMF数十年来首次表态支持资本管制。[1]
事实上，长期以来，不少著名经济学家一再强调金融市场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特别是1999年保罗·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基础上所提出的“三元悖论”[2]。“三元悖论”的一个推论是，在面对金融全球化所引发的金融危机时，资本管制无疑成为潜在的有价值的工具，可以用于管理汇率的波动性，避免货币错配，限制国际资本的投机活动，并为独立货币政策提供运作空间等。但与主张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相比较而言，这些声音总体上仍显得过弱。资本管制仍是事实上的理论禁区。
但在全球经济现实中，这一禁区实际上已被打破。为了应对跨境资本流入可能对本国经济金融产生的不利影响，自2009年以来，包括巴西、印度、韩国、马来西亚等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已经不得不实施了包括资本流入预扣税、最低投资期限、外币准备金等资本管制措施。由于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内外环境以及所采用的具体措施不同，资本管制的效果往往呈现较大的差异性。巴西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首个对资本流入实施资本管制的国家[3]，尽管资本管制措施未能及时减缓雷亚尔升值，但是通过固定和可变收益资产的到岸与离岸价格差异来判断，巴西的资本管制有效地分割了巴西与全球投资市场，阻止了国际投机资本的大量流入（Marcos Chamon et al.，2013）。2010年年中以来，韩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放缓资本流入的速度[4]，然而这些措施未能减缓韩元大幅升值（Kevin P.Gallagher，2012a）。
本章探讨了资本管制一般理论的进展，根据消费者福利最大化，构建了资本管制的基础理论模型，采用最优控制理论对该模型进行求解，得到实施资本管制的必要条件，并采用面板离散选择模型对理论解进行了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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