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理论

全球价值链中各个价值环节在形式上虽然可看作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这一完整连续的价值链实际上是被一段段分开的,在空间上离散性地分布于全球各地。同时,分离出去的各片断一般都具有高度的地理集聚特征,即“大区域离散小地域集聚”。因此,地方产业集群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全球价值链片断化的结果按照价值链的地理范围的大小,可将价值链分为全球价值链、跨国价值链、国家价值链和地方价值链,如表5-1所示。其实各价值链的分类本质上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和产业的地方化的综合结构。

表5-1　价值链的类型

全球价值链理论根源于20世纪80年代国际商业研究者们提出和发展起来的价值链理论。这其中最为流行、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波特1985年提出的价值链理论。波特在分析公司行为和竞争优势的时候,把公司的整体经营活动分解为一个个单独的、具体的活动,这些活动分处于不同的环节,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作用。因为每个活动都创造价值,所以波特把这些活动称为价值创造活动。价值创造活动被分为基本活动(含生产、营销、运输和售后服务等)和支持性活动(含原材料供应、技术、人力资源和财务等),这些活动在公司价值创造过程中相互联系,构成公司价值创造的行为链条,这一链条即公司内的价值链。在此基础上波特还提出,不仅公司内部存在价值链,一个公司价值链与其他经济单位的价值链也是相连的,任何公司的价值链都存在于一个由许多价值链组成的价值体系中,而且该体系中各价值行为之间的联系对公司竞争优势的大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全球范围内的企业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向全球公司(Global Corporation)的转型。全球公司是跨国公司发展的新阶段,与跨国公司相比,全球公司的跨国指数(境外资产、销售、雇员人数与总资产、销售、雇员人数之比)普遍超过了50%,一些全球公司的股权也高度全球化。1994—2008年,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境外资产占总资产比例从41%上升到57%,境外销售占总销售比例从45.6%增加到62%。全球公司形成了全球性的发展战略、治理结构和理念文化,从跨国经营转变为全球经营,从中心辐射转变为全球治理,从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转变为追求全球责任。全球公司通过在全球布局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整合生产要素,开发潜在价值,从而极大地释放了全球生产力。

波特说过,从广义来讲产业集群是介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一种网络式经济组织模式,地方产业集群一般都是全球价值链条在空间上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地方产业集群之所以能够成为竞争力角逐优胜者,很大程度也是各种治理模式交错发展的结果。运作良好的产业集群,是迈向发达经济体的根本阶段(Porter,2003)。地方产业集群一般是全球价值链片断化的结果,那么产业集群国际化的最终发展轨迹或提升路径也应该是沿着全球价值链一步步来完成。

在新经济面前,传统的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理论略显苍白,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框架来更好地解释现代经济活动。基于现实特征,诸多学者对价值链、价值增加链、全球商品链以及生产网络理论等进行了深化和演进,形成了全球价值链理论。价值链驱动机制(Gereffi,1994;Henderson,1998)和价值链治理(Gereffi,2003)是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核心命题。Humphrey, Schmitz(2002)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结构分成4种类型,即市场型、网络型、准层级型以及层级型。Gereffi,Humphrey,Sturgeon(2005)根据市场交易的复杂程度、交易标准能力和供应商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结构分为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和层级制5种层级。

在由跨国巨头构建并主导的GVC体系中,中国代工企业处在“微利化”和“被俘获”的状态,升级形式有限。格里芬(Gereffi)认为,这其中有来自位于GVC高端的跨国大买家的压制与盘剥,代工企业最多只能实现较为低级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为避免代工企业在正面与其直接竞争,国际大买家不会让代工企业在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上实现真正意义的突破。结合GVC治理模式来看,无论代工企业处于哪种治理模式,都只能实现较为低端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更高端的升级特别是链条升级难以实现如表5-2所示。此外,代工企业的这种发展模式本质上是一种要素驱动或投资驱动,无法形成有效的进入壁垒,再加上还有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这些都是代工企业在GVC中难以升级的原因。俞荣建的研究也认为,代工企业“专有性”与“专用性”这两个维度的能力不同会导致“升级”与“伪升级”两种不同结果。总而言之,由跨国大买家主导的GVC体系不利于中国代工企业吸收高端生产要素,形成具有市场影响力的自主品牌。代工企业无法突破低端生产环节,实现真正的转型升级。

表5-2　不同GVC治理模式的升级能力比较

提升全球价值链治理能力并掌握全球价值分配话语权成了企业国际化的驱动力和终极目标。而对于企业国际化的路径和模式,要考虑集群企业自身的内部优势与外部经济,即企业国际化的动力机制。现有文献对企业国际化动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的竞争优势以及国际化目的方面。Vernon(1966)认为,企业的国际化是市场导向型,其研究假设是当产品在国内市场得到普遍认可且市场容量趋于饱和时企业将产生海外投资建立直属机构的动机。Niron,Tamar(2004)认为,企业选择国际化战略的首要目的在于弥补资源和能力不足。Forsgren(2002)从组织学习的角度出发,认为跨国企业采取并购的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在于迅速提高企业的学习能力。我国学者的研究则立足于本土文化特质并充分考虑了我国企业国际化的特点。陈翊(2010)认为,国际产业转移、企业家精神特质与社会网络关系组成的区域文化传统、集群内各成员的竞争与合作是推动集群企业国际化的主要动力。彭迪云等(2013)认为,集群企业应当加强外部网络联结关系的构建、管理与维护,动态调整不同维度知识租金获取的培养力度,以此来加快其国际化成长进程,提高国际竞争力。

考虑到我国的集群企业呈现出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特征,要使得这种“松散耦合”的企业网络有条不紊地运转,价值链的治理者必须扮演指挥协调者与风险承担者的角色,而产业集群的成长是集群内企业从过去的国内价值链逐步扩展并嵌入到整个全球价值链的结果(Gereffi et al., 2005)。因此价值链治理理应是产业和企业集群国际化演进的重要研究维度。根据已有研究,本文将产业集群、企业国际化动力和全球价值链治理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之内,认为产业组织资源、产业政策支持、企业家精神和文化特质、集群内企业竞争合作、国际产业转移等外部环境是企业国际化的驱动力,企业国际化的过程分为4个阶段的逻辑顺序:生产要素、动力机制、竞争优势、模式选择。对应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终极目标,企业国际化采取不同国际化路径和模式。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企业国际化是国际化动力机制和全球价值链治理目标耦合的结果,即两者螺旋式的演进产生了集群企业国际化的模式和路径,如图5-1所示。

图5-1　产业集群、企业国际化和全球价值链治理的逻辑联系

结合价值链理论,地方产业集群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基于区域价值链的内源式发展和基于全球价值链发展的国际化发展阶段,一般而言,从时间发生的先后顺序看,地方产业集群可能存在4种发展类型:

D型(Domesit型)。地方产业集群始终在区域价值链内活动,与GVC的联系并不多,区域内资源与市场完全能满足集群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即区域能够为集群发展提供各种要素与市场。因此,集群始终处于内源式发展阶段。处于封闭环境下的产业集群一般都属于此类型。但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这些集群正在向仓I类型转化,所以此类集群比较少见了。

D－I型(Domestic-International型)。首先地方产业集群通过嵌入区域价值链,利用域内资源发展壮大。当某种关键性要素或市场无法满足其发展要求时,集群会开始国际化发展,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与产品供求。因此,集群这种国际化发展是其内源式发展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延续。目前,它是集群发展的一种常态,中国大部分集群即属于此发展类型。

I－D型(International-Domestic型)。即由最初的国际化发展逐渐向内源式发展转变。例如,浙江平湖光机电产业集群是一个典型的由FDI(主要是日资)集聚、以外资为主体的外向型光机电集群,目前正经历I—D型发展过程。它形成后即与区域价值链连接,使区域价值链成为GVC的一部分,因而它在国际化发展的同时,也开始内源式发展,但其主要目标仍是国际化发展。

I型(International型)。该类型集群从形成之初起就始终是属于国际化发展的。以上I－D型、I型产业集群形成的原因有两种:一是本国外向型企业集聚,二是FDI在本国某区域集聚。这些集群的发展方向有两种可能:一是继续国际化,进口资源、产品外销(I型);二是利用国内外资源,满足国内外市场(I—D型)。因此,从以上分析可看出,这两个发展阶段有以下关系:如果集群是在区域经济开放之前发展起来的,此时集群嵌入作为封闭系统的区域价值链,处于内源式发展阶段,它是国际化发展的前提。如果集群是在区域经济开放之后发展起来的,就存在3种可能性:一是先内源式发展,然后向国际化发展(即D－I型);二是先国际化发展,然后向国际化与内源式并存发展(即I－D型);三是始终坚持外向国际化发展,不向内源式发展转变(即I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