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激励机制

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客观要求

后危机时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在谋划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区域一体化。中国政府从战略角度出发积极参与协商与建设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在国内推进自贸区建设,目前已设立了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新一轮的对外开放表明,中国需要进一步提升“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水平。浙江省制造业产业集群也需要通过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和深度来倒逼自身的转型升级,提升产业集群的现代化能级。

“互联网＋”背景下的内生选择

“互联网＋”将会使中国在“创新2.0”的背景下深入进行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重要战略。浙江省是制造业大省,同时也是信息化大省,具备实施“互联网＋”战略的天然优势。Krugman和Tsiddon(1993)的蛙跳理论模型论证了先发与后发并不是静态的,后发国具备更好、更快使用新技术的潜力,在此基础上追赶甚至超过技术先发国家。其基本经济学逻辑是:发达国家由于在原有技术上的优势地位和为此付出的沉淀成本,使其缺乏使用新技术推动新产业革命的动力;而发展中国家正是由于其相对落后,其使用新技术的机会成本小于预期收益。这就论证了发展中国家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后发优势。中国作为新兴发展中大国,具备较好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理论上存在较高的创新到达率,因而有发挥创新后发优势,实现技术创新的现实能力。浙江省制造业产业集群应该通过“互联网＋”来实现产业升级和“蛙跳型”创新。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超优策略

超优策略或称占有策略,是指博弈中不论其他参与人如何选择,局中人都有的最优选择。面对各种市场机会,在这一轮市场竞争中紧跟国家战略,重点布局“一带一路”都是一种超优策略。浙江省产业集群的国际化要通过对相关政策的解读,重点向沿线国家和地区倾斜,取得效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