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通过阐明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揭示了战争的性质。克劳塞维茨指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有可能不致和全部战史发生矛盾，才有可能对它有深刻的理解”。因此，克劳塞维茨创造性地提出了“战争是政治关系的继续”的观点，这通常也被公认为是克劳塞维茨对军事战略理论作出的最大贡献。
克劳塞维茨认为，政治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战争是政治关系以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关系是使战争发生的最初动机。因此，“决不能使战争离开政治关系”。否则，“就会割断构成关系的一切线索，而且我们只会得到一种毫无意义和毫无目的的东西”。“既然战争从属于政治，那么，战争就会带有政治所具有的特性。政治越是宏伟而有力，战争也就越宏伟而有力，甚至可能达到其绝对形态的高度。”“只有根据这样的看法，战争才又成为一个统一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所有的战争看作是同一类的事物，而且只有这样，在判断时才能有一个正确而恰当的立足点和观点。而这种立足点和观点是我们制订和评价大的计划时所应当依据的。”
不仅如此，政治还贯穿在整个战争行为中，自始至终对战争施加影响，使战争一贯地表现出政治形态。换言之，当某种政治关系引起战争的时候，战争并不像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使这种政治关系宣告中断，出现一种只受本身规律支配的完全不同的状态，而是相反，战争仍然是政治关系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列宁曾把阐述该命题的这一章称为《战争论》全书“最重要的一章”，并且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探讨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15]。毛泽东也极为赞赏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关系的继续”的观点。他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毛泽东直接指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16]
当认清了战争不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而是从政治中产生出来的时候，战争计划就会像一个铸件那样完整，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之间的冲突也可以避免。然而，如果政治要求战争取得它所达不到的目的，那么政治就犯了错误。但是，“如果政治能正确地判断战争事件的进程，那么，确定什么样的战争事件和战争事件的什么样的方向是同战争目标相适应的，就完全是而且只能是政治的事情。简而言之，军事艺术在它的最高的领域内就成了政治，当然不是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
“只有当政治期待从某些战争手段和措施中得到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时，政治才会通过它的决定对战争发生有害的影响。”“就连军事艺术的实际变革也是政治改变的结果，这些变革不但远不能证明两者是可以分割的，反而有力地证明了两者是紧密结合的。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必须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因此，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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