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石油战略研究的意义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十五”期间无论从总的GDP增长率还是人均增长率，中国都位居全球第一。“十五”期间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提高，经济平均增长在9％。但是，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石油供需矛盾越来越凸现出来，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从全球范围看，当今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期，但增长依赖没有发生重大改变，能源仍然是经济增长主要动力。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维护本国经济安全，能源问题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其中，石油作为保障国家经济发展和军事安全的重要战略资源，影响到下游石化等产业链400余种产品，石油消费占世界总能源消费的近40％，运输行业能源消费的90％以上。近年来世界石油需求增长很快，根据国际能源署数据，全球原油日均消费量由2001年7740万桶／日，上升到2002年7800万桶／日，2003年为7970万桶／日，2004年为8250万桶／日，2005年为8430万桶／日，2006年达到8438万桶／日，2007年为8522万桶／日。

随着全球制造业涌入中国，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性加工制造基地，这固然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契机，但也使中国的能源消耗越来越多。我国虽然拥有部分石油资源，但仍不能满足实际需要，而开发新能源又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问题。因此，近期适当进口一些石油不可避免。此外，为了确保稳定、充足的石油供应，需要参与石油资源开采，但是国际市场上石油资源开采权、经营权争夺十分激烈，合作机会相对较少。我国自1993年起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是世界石油进口和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根据2005年6月发布的《BP能源统计报告2005》数据⁽¹⁾，1993—2004年，我国石油年消费平均增长速度为8.03％，而石油生产平均增长速度为1.74％；2004年石油消费增长速度高达15.42％，而生产增长速度仅为2.62％。2002年我国石油年消费2.68亿吨（19.6亿桶），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对外依存度为37.8％。2004年我国石油年消费3.33亿吨（24.4亿桶），对外依存度为47.8％。随着中国能源需求急剧增长，特别是进口石油增加，西方国家不断散布中国能源威胁论，加强与中国能源竞争。美国重新定义日美联盟，积极向东南亚和南中国海渗透，阻止中国企业收购美国能源企业，在中国企业开发第三国能源时，采取各种手段加以阻挠。日本加紧与中国争夺东海油气资源，在俄罗斯远东输油管道问题上，与中国展开竞争，目前该管道走向虽然俄罗斯已经明确表态支持中国方案，但仍然存在变数。中国海外能源保障面临地缘政治安全方面的较大风险。目前主要产油国地区局势多数不稳，中东、北非等国政治局势动荡，伊拉克战后重建困难，伊朗核问题危机四伏，中亚、南中国海也存在安全隐患。中国原油运输主要依靠海运，而且主要集中在波斯湾—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台湾海峡路线，运输路线安全问题突出。

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能源问题。中央在2005年关于进一步做好今后的工作中指出：我国经济增长的粗放方式、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能源资源约束越来越突出，按照这样的路子发展下去是不能持续的。……要认真解决能源发展问题，坚持以市场需要为导向，以安全供应为基础，以提高效益为中心，以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为主线，坚持开发与节约并重，加大清洁能源比重，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狠抓石油资源替代产品的研发。……要抓紧研究制定促进境外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的政策措施，加快建立多元、稳定、可靠的境外重要能源资源基地。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2005年12月27日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报告我国当前能源形势与能源安全问题时说，保障能源安全，包括影响能源稳定、经济、安全、清洁供应的各个方面，是维护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实现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形势十分复杂。我国能源安全面临问题之一就是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对能源供给形成很大压力。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时期，能源消费强度较高。随着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能源需求还会持续较快地增加，对能源供给形成更大压力，供求矛盾将长期存在，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提高。应该说，单靠国内石油勘探和开发已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力开展经济外交和能源外交已成为保证石油资源安全供应的必要条件。

实践证明，外交是现阶段我国维护能源利益的主要手段。近些年来，世界各国均强调经济外交的重要性，认为外交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寻求本国的经济利益，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能源外交作为经济外交这一大范畴的一种，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际政治关系的重要内容。能源外交在许多国家外交以及国家安全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传统上对外交的理解往往局限于政治和安全外交，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综合实力及对外交往的增强，外交的内涵和外延都在扩大。当前，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性大大上升，经济外交已经成为外交的中心任务之一。中国的能源外交是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位日益突出，如今外交工作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满足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在发展双边关系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与有关国家的能源合作，不断丰富能源合作的内容和形式，同时加强对能源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支持和引导。中央提出的能源战略要求既是要立足当前，确保石油供给，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又要着眼于今后10至15年和更长远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我国对外石油战略的目的不是为了谋求支配和控制全球石油资源，更不是为了谋取霸权，给别人造成什么威胁，而是为了利用国外部分资源以弥补供给之不足，也就是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能源保障，确保长期、稳定、经济、安全的海外石油供应和运输通道安全，并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创造有利的能源供应条件。由此可见，加紧研究中国对外石油战略正是中央为着手拓展经济外交和能源外交而提出的一项新的战略性议题。

能源外交涉及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涉及各国战略安全核心利益，敏感度高，加之当前能源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我们开展能源外交面临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加强能源外交既是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央对我们提出的明确要求。能源外交的目标，就是使外交工作与对外能源合作紧密配合，相互支持，相得益彰，为国家发展服务，维护国家安全。外交与对外能源合作是一种互动关系，外交要为我国对外能源战略的实施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重要能源产地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促进国际对话、交流与合作，减少外部干扰，维护我境外能源利益与供应安全。同时，开展能源合作有助于巩固和发展与有关国家的关系，展示我国维护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形象，加强涉油外交工作，服务于外交全局。为进一步做好能源外交，我们应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着眼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科学分析判断形势，科学制订和实施对外石油战略。

冷战后，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全球化过程大大加速。人类社会从未在如此短促的时间里，面临一个各大文明、各个国家、各种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不管其是否愿意都被席卷而入、因而发生复杂关系的整合过程。在此全球化背景下的能源问题日益突出。全球化意味着石油生产和贸易向世界各地的市场开放，而石油安全供应是有关石油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石油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使原本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局势影响深远的石油资源主导权的争夺更趋复杂难料。能源战略问题，特别是石油战略问题，已成为国际层面资源配置所涉及的经济和政治因素的一部分，受以主权为中心的国家行为的制约，其范畴已不仅仅是局部的经济问题，正切切实实地演变成影响全局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涉及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多个领域，正在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全球化的发展，致使全球许多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局面。随着当代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生产力和消费需求水平空前提高，单纯依赖国内发展，不仅越来越受到国内资源和市场限制，也无法满足消费者更加多样化的需求。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必须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最大限度地参与国际分工，通过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实现成本最小化生产，这在客观上必然导致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同时，也要看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总是伴随着各国国家利益之间、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矛盾等，这些矛盾和冲突决定其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但经济全球化具有客观必然性，正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John H. Dunning（2003）所说：“除非有天灾人祸，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不可逆转。”

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战略家们都日益注意到：一个国家的实力已经不完全取决于本国的生产力总量，而决定于该国可绝对控制并能稳定地获取世界资源的总量；一个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及其成败兴衰，不再单纯地决定于它当前拥有财富的总量，而决定于能否保证这些财富不断得以增长、使生产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占有量；一个国家在竞争中的失败，不再表现为国家现有财富的丧失，而是为生产这些财富的海外资源供应线被切断。国家发展战略，从本质上说就是资源战略。能否获取资源比守着国家财富更重要。

21世纪的石油问题不同于19世纪世界工业化发展时期，更不同于人类原始的资源争夺，而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大趋势下发生的一种新形势的资源争夺，一种基于市场经济的资源竞争，除了战争这种最高形式外，更多的能源争夺（主要是大国间的）是通过经济、政治等多种方式进行。目前全球能源供需平衡关系脆弱，石油巿场波动频繁，国际油价高位振荡，各种非经济因素也影响着能源国际合作。全球化增加对主要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的新的竞争压力，导致石油市场脆弱敏感，某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衰退可能迅速蔓延至全球，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更加紧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主要大国与中国在石油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合作潜力巨大，且希望与中国加强在石油领域的合作。中美双方通过战略对话等机制，加强石油领域对话；英、法、德等也希望与中国加强在石油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日本、印度等能源消费国希望与中国在石油问题上协调立场，维护地区石油供应安全和石油价格稳定；中俄在石油领域的合作也得到进一步深化。我国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许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起牢固的友好合作关系，这是我国对外能源合作独具的政治优势。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为应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威胁，努力争取能源合作的多元化，减少对美国及西方的依赖，希望开展与我国的能源合作，这是我们的良好机遇。但是，我国对外能源合作处于起步阶段，我们是国际能源合作的后来者，世界上好的产油区块已经被瓜分殆尽，我国对外能源合作项目主要集中在一些热点问题较多，大国争夺激烈，合作风险较大的地区。我们的对外能源合作面临着来自美国等西方大国和一些发展中能源消费国的激烈竞争。认真研究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有助于规划和制订对外石油战略，深入研究对外石油战略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分析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变化。

能源问题引发的发展瓶颈在当今世界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稀缺，这个制约瓶颈就显得尤其突出，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更有智慧和勇气。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凸现期。如果能够抓住机遇，克服前进中的困难，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那么，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就会上一个新的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就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当今国际社会多领域、多层次、多渠道的合作渐成潮流，大国全面冲突的可能性有了实质的下降，各国之间相互借重，相互依存的局面逐步形成。中国是新兴大国，但不能像历史上某些后兴大国一样依靠对外侵略、扩张以至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去掠夺资源，而是要通过和平方式取得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资源。

当今世界的快速发展面临着石油资源有限和油价居高不下的严峻现实。由于能源对经济发展的基础保障作用，能源外交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外交工作的重点。通过能源外交谋取全球能源资源配置中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是各国能源外交的核心内容。全球经济复苏导致能源需求扩大，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石油筹码的分量进一步加重，使得国际石油价格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国际油价上涨中既有国际金融作用凸起的影响力，也有国际政治格局调整和重组的原因，并非资源产品价格的单纯表象。包括石油进口来源、石油价格、石油通道在内的石油战略已经逐渐移至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中心位置，也成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与石油安全的重要方面。

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能源消耗以指数形式增长，但由于石油这样的自然资源是有限且不可再生的，因此历史上各国、各民族间为了获得能源而发生的战争和冲突不胜枚举。《资源战争》一书的作者Klare（2001）曾预言，资源匮乏将成为国家之间冲突的最重要根源；未来战争绝不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而爆发，而是为确保最宝贵并日益减少的自然资源的供应而爆发。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表明大国对石油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原油及其下游产品、运输线和市场成为大国利益交锋的新焦点。Dan T. Byod（2003）指出，未来的石油形势与外交政策密不可分，政府必须保持好与生产国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当出现短期或长期的石油中断时，一些经济受到影响的国家就会为了保证自己的石油供给而不顾其他国家的利益。Erica Strecker Downs（2000）认为，中国政府把美国作为能源安全的主要威胁，中国希望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美国的影响，特别是能源供给方面依赖的脆弱性。张文木（2004）等学者提出，为什么向来极少有“美日争夺能源”的忧虑，而近来不断出现“中美争夺能源”、“中日争夺能源”舆论的呢？显然，问题主要不在能源短缺，而在于中美、中日之间缺乏战略互信。还有学者指出，虽然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链条中的重要作用远远超过了20世纪50年代，但我们必须同时看到：正如Philip Hanson（1988）评论，国际经济战恰恰包含了发动国通过牺牲一时的贸易利益而达到改变长期国际力量对比格局的战略意图。

俞新天（2005）指出，冷战结束以后，无论在双边、地区还是全球层次上，各国之间的合作意向、机制和制度都在加强。国家需要合作，国际社会也存在着进行合作的制度条件。这些新的趋势表明可以利用国际机制协调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摩擦以降低和避免军事冲突的作用。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主要大国都需要以其他国家的发展作为自己发展的前提，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作为本国安全的基本环境。孤立封闭的、纯粹单边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不仅不可能存在，而且可能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冯绍雷（2005）认为，在全球化潮流之下在世界范围内和平、公正、合理地利用能源是可能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使新时代崛起的大国不必再似当年列强一样非动用坚船利炮方能斩获能源。但问题在于，与早期现代化国家的国际环境大不相同的是，当他们走向世界之时，存在着自由发展的巨大空间；而当今世界举目四望，早已是强手林立。目前世界排名前二十家大石油公司垄断了全球已探明优质石油储量的八成以上，这表明对中国来说全球可供勘探开采的油气资源利用空间越来越小。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外部世界联系与互动加深，同步性增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增大，“中国热”不断升温。与此同时，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复杂性增加，出现一些较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中国经济威胁论”再度抬头。目前中国对全球产业转移、制成品巿场、原材料价格的影响举足轻重，多数国家视中国发展为新的机遇，希望搭上中国快速发展的顺风车。但中国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对现有国际经济利益格局形成冲击，导致世界经济的重新分工和利益的再分配，引起国际社会和相关国家的关注。在此条件下，要运用全球化的历史机遇获取足够的石油保障需要更高的境界、更多的智慧、更大的勇气。

我们既不能丟弃对国际权力格局的传统分析方法，以为信息和思想的沟通以及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能够自然生成国家的友好关系，消解国际冲突。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谈到：“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同时还指出：“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世界很不安宁，人类面临许多严峻挑战。”我们不能只讲和平与合作，不讲战争危险和霸权威胁，只讲经济和发展，不讲政治和安全；只讲全球化，不讲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经济联系与政治联系有很多时候是分离的。与时同时，我们又不能忽略国家及其以下的行为体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为权力格局的变化必然造成国际秩序的混乱。既要看到美国的霸权行为，看到各国与美国之间的矛盾，也要看到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合作的可能性。例如，王缉思（2005）指出，中国这次崛起与历史上的崛起在同世界的关系方面有着根本的不同，面临的国际环境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崛起是在美国霸权扩张的历史时期开始并继续的，而美国霸权地位并未因中国崛起而受到削弱。这一现象本身对“中美必然对抗论”提出了挑战。我们今天时代的哲学，既是斗争哲学，又是合作哲学、建设哲学，既要坚持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统一，又要坚持一分为多与合多为一的统一。分析问题从注意绝对走向注重相对，从单一性走向多样性。

中国近年来急剧的工业化进程刺激了对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巨大需求，石油进口大增，被一些西方的保守派看做是直接的竞争和挑战，“中国能源威胁论”开始抬头。其实，我国对海外石油资源依存度上升，石油供应和运输安全问题趋于突出，本质上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结果，是发展中的问题。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机炒作，并企图利用石油遏制中国的发展强大，似乎中国是未来世界能源恐慌的罪魁祸首，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不会发生的。但这也提醒我们，从根本上制定我国总体石油战略，及早规划和统筹考虑我国石油长远发展思路和战略布局是十分必要的。

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正在不断地研制、开发和探索新的替代能源，但是可以预见，在近5至10年内世界能源供应和消费结构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石油仍然在世界能源体系中占据主要地位。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拉动石油消费持续增长。现在，国际油价波动剧烈，能源问题已经对中国经济产生全面影响。有鉴于此，我国经济的发展能否成功持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否实现，也将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世界能源问题的挑战。中国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能源战略，特别是对外石油战略，已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因此，认真研究中国对外石油战略，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