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发展战略

7　经典发展战略

经典发展战略(Classical Strategies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是指前人已经论述或采行过的，具有较大影响和权威的既有战略模式。不论在军事领域、企业经营领域还是域体经济社会发展领域，都有堪称经典的战略模式或实例(参见表7－1)。经典发展战略的特点:一是“既有”，见诸文献或实践;二是“典型”，代表一种战略主张或流派;三是“知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较大影响;四是“选择性”，可选用、借鉴、参考但非通用、必用;五是围绕工业化主题，所以亦称工业化战略，更适用于亟待并正致力于实现工业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或地区。

表7－1　“经典”的军事、经营和发展战略举例

7.1　均衡与非均衡增长战略

经典发展战略主要是针对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主题提出或形成的，而当时它们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实现工业化、尤其是怎样加快工业化进程的问题。所以经典发展战略实际上就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战略，主要回答其工业化路径或模式的选择、时序阶段的安排、资本积累的方式、产业导向及政策等问题，本节着重讨论通过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来发动和推进域体的工业化进程。

7.1.1　均衡增长战略

均衡增长战略(balanced growth strategy)亦称平衡增长战略、均衡发展战略，在发展经济学中是指通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全面发展来实现工业化或现代化的一种经济方略。其背景:形成于二战后期及结束后的1940－1950年代，当时世界面临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起动与推进问题，亟待战略指导。其要义:认为供需具有不可分性，工业化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各项经济活动相互提供市场，为此需要在各部门、各地区全面均衡地投入和配置资源。其主要代表人物和成果:

——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1943)较早论及均衡增长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同时对消费品工业、资本品工业和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全面投资的“大推进”(the big－push)理论和战略。

——纳克斯(Nurkse，1953)在其“贫困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参见图7－1)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全面、充分投资来打破低水平循环的均衡增长战略。

图7－1　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

——刘易斯(Lewis，1955)在其著名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提出了类似纳克斯的观点，强调国家或区域的发展要保持工农业之间的平衡。

这些理论主张和战略建议实质上强调了产业与产业、地域与地域之间国民经济的关联互动和协调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工业化进程中忽视农业的倾向。但它们无法有效解决落后地区普遍面临的资本瓶颈及与之相关的投入来源问题，在实践中也鲜有成功的案例。如罗森斯坦·罗丹曾在战后提出一个为期10年的东南欧大规模投资亦即“大推进”计划，试图把1000万农业剩余劳动力安置到工业中来。若按300～350英镑/人的最低标准计算装备投资，预计10年内投资率需提高2倍，超出了实现的可能。

7.1.2　非均衡增长战略

非均衡增长战略(unbalanced growth strategy)亦称不平衡增长战略、非均衡发展战略，在发展经济学中是指将有限的资源首先投向经选定的“重点”区域和产业，以其率先、高速增长来带动其他区域和产业全面发展的方略。其背景:形成于稍后的50～60年代，在一定程度上系针对稍早的均衡增长理论提出。其要义:认为落后地区囿于资本瓶颈无法进行大规模投资实现“大推进”，因而主张首先发展有带动作用的地区或部门，通过传动或波及效应来促进整个工业化进程，实为“从非均衡到均衡”(非均衡→均衡)的动态平衡过程。其主要代表人物和成果:

——侧重时空角度的有佩鲁(Perroux，1955)的“增长极概念”(the concept of growth poles)、缪尔达尔(Myrdal，1957)的“扩散—回波效应”(spread and backwash effects)和弗里德曼(Friedmann，1966)的“核心—边缘阶段”(Core－Periphery Stages)等。以后者为例(参见图7－2)，该模型试图刻画伴随工业化进程和交通发展而先后出现的四阶段核心—边缘格局或城市系统:

1)在前工业阶段，经济在地化，聚居小规模，相互之间孤立、分散、很少交流。

2)在过渡阶段，随着资本积累和工业增长，经济开始由边缘(Periphery)向核心(Core)集中并形成增长极(growth pole)。

3)在工业阶段，由于核心区劳动、土地等要素价格上升导致生产成本提高，随着外达交通设施改善及互动趋频，产业开始向外围转移并形成其他增长中心。

4)在后工业阶段，城市体系被完全整合、差异明显减少，基于高效交通和频密流通的经济活动创造出一种完全专业化的分工体系。

图7－2　弗里德曼的城市系统及其“核心—边缘”格局四阶段演化模型

——侧重产业角度的有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经济发展战略”(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和罗斯托(Rostow，1960)的“经济成长阶段论”(the theory of stage ofeconomic growth)等。后者把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作准备、起飞、向成熟推进、高消费、追求生活质量六阶段，而实现经济起飞的三大条件之一就是率先培植和壮大主导产业，亦即采行非均衡战略。前者则直接批评了均衡增长模式而倡导非均衡增长战略:

1)对均衡增长模式提出质疑，宣称其虽符合发达国家资本过剩但却不符合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的现实，且基于内部化的大规模集中投资决策会“内部化”外部负效应。

2)对非均衡增长做出理论分析，认为应将经济发展看成是一个不平衡的连锁演变过程，亦即一个企业引发另一个企业、一个行业带动另一个行业;战略或政策的任务就是要制造一种暂时的“失衡”，形成强大的瓶颈需求，借以动员和诱发各种资源来发展经济。

3)主张优先投入直接生产活动(DPA/Direct Productive Activity):在资源有限不能同时兼顾DPA和SC(Social Capital/社会间接资本)时，优先投资前者形成基础设施瓶颈将更具需求压力和发展诱发力。

4)看好“自下而上”的拉动:优先发展具较长上游产业链或较多前关联产业的制造业(如轿车、家电)，比反过来发展具较长下游产业链或较多后关联产业的资本品(如石化、装备)更能获得波及效应。

如图7－3所示，45o OK线代表经济的均衡增长路径。但在资源有限不能兼顾二者时，发展顺序只能要么是A→A1→B→B1→C，即在基础设施能力过剩的条件下发展经济;要么是A→A2→B→B2→C，即先扩张DPA，在SC短缺的条件下发展经济。赫希曼认为后者效果更好(Hirschman，1958)。值得肯定的是，赫希曼战略注意到了落后地区面临的主要发展障碍，因而更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实从而更具可操作性;但对因此可能造成的结构失衡估计不足，也高估了落后地区部门间的联系及市场机制的作用。

图7－3　赫希曼基于DPA→SC的非均衡增长模型

7.1.3　二者的比较与运用

比较均衡增长战略与非均衡增长战略的异同可见:

——战略取向不同:前者强调全面投入和均衡发展，后者强调重点投入和非均衡发展;

——政策主张不同:前者主张宏观经济计划化，后者更主张市场化;

——观察视角不同:前者系长期地看发展，自然更关注均衡和协调;后者侧重短期地看问题，自然更关注爆发和突破;

——适用阶段不同:前者更适用于工业化的较高阶段，后者更适用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但这些区别主要还是视角而非本质上的。二者都是推进工业化进程的资源配置模式，只是各有优劣、各有所适，宜根据具体情况和需要进行选择。如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实际上实行的是赫希曼战略:大力发展直接生产及下游工业部门，从而一度造成了能源、交通、原材料等供给的全面紧张，结果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的跟进和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目前国内许多地区为吸引外来投资和承接转移产业，采行的是率先扩充SC以“筑巢引凤”的非均衡战略。而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又主要体现的是区域均衡战略。

7.2　进口与出口替代战略

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地区由于工业基础薄弱，长期处在输出初级产品、输入工业制成品的不平等不等价贸易关系下。这永远也摆脱不了贫困，更完成不了启动工业化所需的“资本原始积累”。为此他们曾探索实施下列战略模式(主要是实践模式而非理论模式):

7.2.1　基于本国工业化的进口替代战略

进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就是指用本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替代从国外进口的工业制成品，实为一种扶持民族幼稚工业、以期在被保护的情况下加速实现本国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

——替代顺序:消费品替代(如汽车、消费电子)→中间产品替代(如零部件、原材料)→资本品替代(如装备、设计、研发)。如图7－4所示，中国的汽车(尤指轻、重型车)工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就经历了从完全进口、到整车国产化、再到零部件国产化、直到自主研发设计和自创品牌的逐步替代过程。

图7－4　汽车工业的进口替代与国产化顺序

——适用范围:广大致力于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也适用于长期依赖输出初级农矿产品、输入工业制成品的国内落后地区。

——政策措施:主要是贸易保护，包括高关税、进口配额、外汇管制、货币升值(以降低进口资本品、中间产品的价格)、技术壁垒等。国内地方保护主义措施主要有政府采购、价格补贴、规费减免以及其他行政便利(如本地产汽车优先上牌)。

进口替代战略立足于对本国(地)工业的保护，符合传统认知及国库增益(如增加关税、节省外汇支出)，因而极易被认同和推行。作为一种阶段性的工业化战略也确有借鉴和运用价值，因此曾被许多国家和地区采行。中国也是通过进口替代加速实现工业化的一个成功范例，许多原来依靠进口的工业产品都由此实现了国产化。但这一战略也一直遭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诟病，认为是以牺牲整体福利为代价的。1970年代还有人组织对6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经验进行考察，得出结论说进口替代严重降低经济效率、抑制出口、加剧失业并恶化国际收支等。

7.2.2　基于出口导向的出口替代战略

出口替代(export substitution)就是指用高附加值产品(如工业制成品)输出替代传统的低附加值产品(如初级农矿产品)输出。其直接效应是改善出口结构、增加出口收益。但因实行出口替代有赖于发展面向出口的工业，因此实为一种外向型工业化战略。

——出口导向:出口替代实际上缘于既有的初级资源产品出口，亦即在原来输出传统初级农矿产品的基础上不断促进出口产品升级，持续改善出口结构，逐步摆脱对资源输出的依赖。因此从总体看，出口替代战略从属于出口促进战略或出口导向(export orientation)战略。

——替代顺序:两条替代线路交叉进行，即一方面用粗加工产品替代传统初级农矿产品→再用附加值较高的深加工产品替代附加值较低的粗加工产品;另一方面用劳动密集型产品替代资源密集型产品→再用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替代劳动密集型产品……(参见图7－5)。

图7－5　出口替代(出口产品升级)的两条线路

——适用范围:广大发展中国家，也适用于长期只能输出低附加值产品的国内落后地区。

——政策措施:扶持本地深加工、高附加值、劳动密集继而技术密集型工业;鼓励产品出口，包括税收减免或出口退税、低息贷款、补贴等;进口资本品、中间产品减免税;贬值本国货币(反之，升值本国货币则不利出口，如当年日元升值和当前人民币汇率之争)等。

——正面效应:改善出口结构及不平等外部贸易关系，促进本国(地)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工业化进程高级化，因而被广泛采用。

——负面效应:实施难度较大，常常遭遇别国(地)设置的贸易壁垒并遭到发达经济体同类产品的竞争;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加大，使本国(地)经济更容易受外部动荡的影响;一些出口支持措施会扭曲市场，如补贴、低息、汇率控制等。

7.2.3　二者的比较与运用

——相同之处:均系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地区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实用战略，都是从内外经贸关系的角度提出，都依赖当局政策的支持或干预等。

——不同之处:进口替代着眼于利用国(区)内市场，出口替代着眼于利用国(区)外市场;前者有赖于设置进口壁垒，后者有赖于提供出口保护;前者适用于工业化初期，后者适用于工业化中后期等。

——运用情况:1950～1960年代，进口替代战略曾盛行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1970年代以后，出口促进包括出口替代战略开始取而代之，亚洲“四小龙”因此而跃升为“新兴工业体”。以台湾地区为例，两大战略的实施一是促进了全岛三次产业结构的正向转变，从1950～1960年代的平均大约各1/3上升到了2001年的1.95∶31.10∶66.95;二是提升了制造业在整个工业结构中的比重，至2000年台湾制造业产值在工业体系中的份额已远远超过矿业、营造业与公用事业而达92.9%;三是提高了高科技制造业在整个制造业的比重，至2003年已接近五成五;四是大幅改善了出口结构(参见图7－6)，其工业产品中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值至2003年已达824亿美元，占全岛出口比重的57.1%;五是增加了知识型产业(包括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全岛经济结构的比重，至2000年已达30.9%等。

图7－6　上世纪下半叶台湾地区出口结构变化(台“经建会”，2003)

7.3　重工业或轻工业优先增长战略

启动工业化进程往往会遇到是率先发展轻工业还是率先发展重工业的选择，于是便形成了轻工业优先增长战略或重工业优先增长战略。

7.3.1　轻工业优先增长战略

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倾向于“自下而上”地启动整个产业链条:首先发展下游消费品工业，再“溯链而上”逐环带动中间产品生产、资本品生产、社会间接资本(基础设施)建设等，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作轻工业优先增长战略。在实践中，优先发展轻工业还有许多现实的原因:一是投资规模和技术门槛通常较低，便于落后国家或地区抓紧时间“低点起跳”;二是预期投资周期短、周转快，有利于较早收到实效和积累发展资金;三是多属本地资源和农副产品加工业，有利于利用和发挥本地自然资源优势;四是劳动密集度高(属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利于扩大就业和发挥本地劳动力资源优势;五是轻工产品主要用于满足大众生活需要、市场广阔，有利于拓展国内外市场;六是落后国家或地区在某些资源、劳动密集型轻工产品生产上占据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向不具这种优势(如生产成本较高)的发达国家出口来换取推进工业化所需要的外汇等。

与计划经济体、独立型经济体、全域性经济体倾向于优先发展重工业不同，市场经济体、依附型经济体、国内局域性经济体比较倾向于优先发展轻工业。比如台湾地区在20世纪50～20世纪70年代以轻纺作为工业化的火车头，比重一度高达70%以上(参见图7－7)，其间仅纱锭就增长了20多倍。轻工业的优先发展不仅为台湾后来的大发展积累了资本，而且使其重化工业与基础设施倍显短缺，迫使其开始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1974年，当局启动了涉及钢铁、造船、石化、核能、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项目，总投资达2629亿新台币的“十大建设”; 1978、1992年又相继开始了“十二大建设”和“十四大建设”。尔后轻工业的支柱地位逐步为重化工业所取代(图7－7显示在1970年代末开始换位)，为1990年代以来的全岛产业升级和高科技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图7－7　20世纪下半叶台湾地区轻、重工业比例变化

(制图数据来源:台“主计处”，2002)

7.3.2　重工业优先增长的理论模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1885)中构建了国民经济两大部类按比例增长的理论模型，如式(7－1)、(7－2)、(7－3)、(7－4)、(7－5)等。

——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实现条件:

——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前提条件:

——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基本实现条件:

——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引申实现条件:

——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引申实现条件:

但以上各式均假定资本有机构成不变。那么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又怎样呢?列宁(1893)在马克思模型的基础上纳入了技术进步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因素，构建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理论模型并推导出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社会产品不同部分逐年增长的数据(参见表7－2)，从而得出结论:“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主要就是重化工业(heavy and chemical industries)，包括矿冶、能源、石化、建材、装备制造等。

表7－2　列宁推导出的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社会产品不同部分增长情况

*从上表可见，第四年同第一年(假定是100)相比，社会总产品的增长指数为120%，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指数为136.7，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指数是109.5%，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指数是106%。

7.3.3　重工业优先增长战略在前苏联

——选择重工业优先增长战略的必然性:在列宁(1917)关于帝国主义不平衡发展理论的指导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于资本主义体系“较薄弱环节”的俄国(而不是该体系最发达的西欧北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因此面临着加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对抗外部经济封锁、强化国防实力等紧迫任务。这正好适用列宁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原理并由此催生出了重工业优先增长战略。加之社会主义国家掌控全部或主要发展资源并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也为有效实施该战略提供了条件。

——重工业优先增长战略的实施:继列宁之后，苏联在斯大林时代成功推行了此战略，仅用两个五年计划(1928～1937)就基本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国家工业体系。至1953年斯大林逝世，苏联的重工业增长了45.46倍，分别是轻工业增幅的5.83倍、农业的99倍(参见图7－8)。

图7－8　前苏联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增幅比较(1928～1953)

(制图数据来源:琼图洛夫《苏联经济史》，1988)

——实施重工业优先增长战略的得失:所得主要是加快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迅速建立起了庞大的工业基础和国防工业体系，国力军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前苏联因此才得以赢得二战并在战后一度成为全球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所失是导致国民经济失衡，农业和消费工业严重滞后，人民生活贫困，经济高度集中等，加之改革举措不当，使经济一度出现倒退。

7.3.4　重工业优先增长战略在中国

——选择重工业优先增长战略的必然性:新中国的工业化起点比当年的俄国更低，重化工业几近空白，而且同样面临帝国主义封锁、战争威胁等而亟待实现工业化和提升国力，加之受列宁理论、前苏联发展模式的影响，选择此战略是必然的也是理所当然的。

——重工业优先增长战略的实施:主要体现在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以1953～1957年的“一五”最为成功，其间完成投资550亿元，新增固定资产460亿元，比期初基数增加近1倍;上马以重工业为主的项目921个，其中595个建成投产，涉及钢铁、煤炭、电力、机械、化工、军工以及原为空白的飞机、汽车、重型和精密机器、发电设备、矿山设备等制造以及高级金属钢和有色金属冶炼等，搭建起了工业化的初步骨架(参见图7－9)。

图7－9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部分建设成就

(资料来源:中学历史课本八年级下册，人教版，2009)

——实施重工业优先增长战略的得失:加快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迅速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基础和国防工业体系，国力军力得到较大提升。中国因此才得以“独立”撑过与苏联决裂后同时对抗两大阵营的漫长经济孤立时期。但也导致结构失衡，加上大跃进和极“左”路线带来经济危机，到“二五”期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跌至－3.1%，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低至0.06%，农业年增－4.4%。国民经济的全面倒退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被迫中国开始了“二五”后的3年调整，“三五”也推迟至1966年才开始。

7.4　内源(向)与外源(向)型发展战略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地较普遍认同和运用“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但近年来首推外向型经济的广东省又转而频繁使用“外源性经济”的概念。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是否还存在与之相对应的“内向型”、“内源性”战略呢?

7.4.1　利用资源与市场的内外取向

推进工业化既需要利用资源(尤指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所短缺的资本、装备、技术、管理、品牌、中间产品等非自然资源)，也需要利用市场。根据资源利用的内、外侧重便产生了“内源型发展战略”(endogenous－economy strategy)和“外源型发展战略”(exogenous－economy strategy);根据市场利用的不同取向便形成了“内向型发展战略”(domesticsale－oriented strategy)和外向型发展战略(export－oriented strategy)。如图7－10所示，二者之间虽有差异但区分并不绝对，在实践中往往需要同时并交替使用之:比如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不断寻求对外开放，在鼓励本土创业和发展民营经济的同时大力引进客资外资，在坚持对外开放、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积极寻求(或侧重)扩大内需。

图7－10　经济发展战略的内外取向比较及联系

内源、内向、外源、外向这四者之间可以有多种组合。但一般组合是“内、内”组合——“内源+内向”型发展战略，亦即资源与市场两头在内的发展模式;或“外、外”组合——“外源+外向”型发展战略，亦即资源与市场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参见表7－3)。

表7－3　内源、内向、外源、外向之间的一般组合

7.4.2　内源(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内源——内向型发展战略就是指倾向或侧重于利用内部(本地、本国)资源和市场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利用内部资源方面表现为民营经济发达、在地创业创新活跃、“本土”企业对当地经济发展(GDP、就业、技术进步、财政收入等)的贡献率高等;在利用内部市场方面表现为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为主且当地市场繁荣、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品零售额快速增长等。当然，“倾向”或“侧重”并不排斥利用外部资源和市场。采行此战略有赖于内部(本国、本地)的资源和市场容量，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大陆较成功实行了扩大内需政策，而其他小型经济体就难以仿效。

图7－11　浙江各经济成分增加值占GDP比重(1978～2011)

(制图数据来源:浙江统计年鉴2007，2012)

比较中国两大经济圈，也能发现其在资源与市场利用取向上的差异。在“长三角”地区或江浙地带，著名的苏南模式、浙江及其温州模式都相对侧重于利用内部资源与市场。图7－11显示，浙江省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由民营经济(个私经济+集体经济，与广东的划分有别)主导，其他经济(国有+外资)居次。其中又以个私经济发展最为迅猛，从2003年起就已占据大半壁江山(2003/53.8%、 2004/55.9%、2005/56.1%、2006/54.9%、2008/55.6%、2011/58.2%)，也远远超出同期其他省市自治区的个私经济比重(如2006年:江苏/35.0%、上海/19.7%、山东/40.2%、广东/40.0%)。而在全国内源经济发展的标杆城市温州，以个体和私营为主体的民营经济更是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参见表7－4)。

表7－4　2011年温州民营经济发展数据

*制表数据来源:浙江统计年鉴2012

7.4.3　外源(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外源——外向型发展战略就是指倾向或侧重于利用外部(外国、外地)资源和市场的经济发展战略。其一方面表现为招商引资活跃、外资(以及来自国内异地的客资)经济发达、外资客资企业对当地经济发展(GDP、就业、技术进步、财政收入等)的贡献度高等;另一方面表现为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国外(及境外、域外)市场需求为主且外贸依存度高、本国本地对外投资(尤指直接投资)增长快等。同样，“倾向”或“侧重”并不排斥利用内部资源和市场。

采行此战略是加快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资本的自我积累和本地市场的自发培育太慢)，是深化域际分工实行大规模专业化生产的条件，是迈向工业化成熟阶段的标志(否则只能永远停留在工业化初级阶段)，更是小型经济体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如香港的服务业、澳门的博彩业、新加坡的石化业、芬兰的IT业、瑞士的银行与钟表业等皆是靠外部资源和市场的支撑才得以做强做大的)。

实施外源(向)型发展战略，对政府来说一是要全力打造在地营商环境:将有限的精力和公共资源集中用于硬、软环境的建设;二是要大力引进外来客商投资(招商引资)，包括积极承接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转移产业;三是推动本土企业“走出去”，以“直接”、“就地”利用外部资源和市场(对外贸易亦即进出口是“间接”利用外部资源和市场)，培植本土跨国公司。

图7－12　广东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概况(1979～2009)

(制图数据来源:广东统计年鉴2010)

比较中国两大经济圈，如果说“长三角”尤其是浙江模式相对侧重于利用内部资源和市场的话，那么“珠三角”模式则相对侧重于利用外部资源和市场。广东省自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大规模引进外资港澳台资，实际利用外资累计占全国近1/4(参见图7－12)，最高年份超过40%;另一方面大力拓展外国外地市场，尤其从“三来一补”开始成功实施了“出口导向”战略，出口依存度(出口额/GDP× 100%)自1990年代以来长期居于50%以上的“高位”，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 GDP×100%)更是高居于100%以上(参见图7－13)，高于其他省市甚至许多发达经济体(参见图7－14)。

图7－13　广东出口与外贸依存度变化(1988～2011)

(据广东统计年鉴各年数据计算)

图7－14　部分省市外贸依存度比较(2010)

(据当年各自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7.5　超常规或跨越式发展战略

实现工业化有先有后、有快有慢，相应的也就有先发与后发、常规与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战略。这里侧重讨论超常规或跨越式发展战略。

7.5.1　何谓超常规或跨越式发展?

超常规发展(hyper－normal development)与跨越式发展(great－leap－forward development)在这里属同义语，是指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化进程中所发生的“跃进”，也包含罗斯托(Rostow，1960)所说的“起飞”(take－off)之意，有时还意指在发展阶段上的“逾越”和对竞争对手(或标杆)的“超越”。以寻求这种“跃进”、“起飞”、“逾越”、“超越”为目标和(或)手段的经济发展方略便是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战略。

——对“先行者”来说，寻求超常规或跨越式发展往往是为了保持既有的竞争优势或领先地位。如图7－15所示，域体C通过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成功赶超了B并直追A，然后A通过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成功拉开了与C的差距并甩开了其追赶。现实中相似的情形并不鲜见，如日本在20世纪60～80年代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跨越式发展，经济总量蹿升到全球第二并直追美国(最高年份超过美国的2/3)，引起美国惊呼和全球哗然。但90年代以来美国通过发动新经济实现了新一轮跨越式发展，至21世纪初即抛开追兵并重新拉开了与日本的差距。到2008年日本GDP跌至美国的约1/3∶48796亿/142969亿美元。

图7－15　后发者的赶超与先行者的反赶超

——对“后发者”来说，寻求超常规或跨越式发展往往是为了赶超“先行者”。这比前者更具必要性和紧迫性，几乎成了所有落后经济体(国家、区域、城市)面临的一项现实任务和历史使命。如中国在1950年代末的“大跃进”运动中提出“超英赶美”(“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但不久即放弃)，邓小平在1980年代提出广东赶超亚洲“四小龙”(迄今已先后超越新加坡、香港、台湾并逐步接近韩国，参见图7－16)等。当代中国的中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山区等相对落后地区也大都提出了以赶超沿海发达地区为主旨的跨越式发展战略。这反映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意见》(中发［2010］4号，2010.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意见》(中发［2010］9号，2010.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发［2010］11号，2010.8)、《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粤北山区跨越发展的指导意见》(粤发［2010］5号，2010.1)、《中共湖北省委　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一主两副”重大战略决策　加快推进襄阳市跨越式发展的决定》(鄂发［2011］19号，2011.6)等以及所涉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州、盟)、县(旗)的“十二五”规划中。

“后发者”的赶超压力和动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从全域看是实现均衡发展的需要:“均富”或“均衡发展”是人类的理想，《念奴娇·昆仑》(毛泽东，1935)中的佳句“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就包含有均衡发展的意境，“区际”与“代际”均衡已成为当今可持续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但面对国际国内不平衡发展的现状，不可能让发达国家或地区停下来等待落后国家或地区赶上，唯有通过加快后者的发展步伐来逐步缩小与前者的差距。从局域看是摆脱贫困恶性循环的需要:落后国家或地区往往陷于贫困恶性循环及与之相关的投资恶性循环、引资恶性循环、交通恶性循环、人才恶性循环等而难以自拔;这就需要寻求一种超常规的力量或作为来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亦即通过跨越式发展来突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

图7－16　广东经济总量赶超亚洲“四小龙”进程

7.5.2　能否实现超常规或跨越式发展?

实现超常规或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主要源于“后发优势”(late－developing advantage)或“落后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对此格申克龙(Gerchenkron，1962)、列维(Levy，1952，1966)、阿伯拉莫维茨(Abramovitz，1989)、克鲁格曼等(Krugman etal，1991)、巴罗和萨拉易马丁(Barro＆Sala－i－martin，1995)、范艾肯(Van－Elkan，1996)等西方学者分别做过探讨。还有学者(如Lieberman＆Montgomery，1990;Kerin et.al.，1992)从企业角度研究过类似的“后动优势”(latemover advantage)或“次动优势”(second－mover advantage)。归纳他们的观点并结合发展实践可知，后发者之所以能够实现超常规或跨越式发展是因其:

——可引进先行者的技术和装备。这是后发者加快经济发展或加速实现工业化的有效“捷径”。因学习成本大大低于创新成本，用技术引进替代渐进式自我研发过程，就可能使技术进步乃至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并规避相关风险。

——可利用先行者的资本输出尤其是其FDI。后发者的发展速度往往受到自身资本瓶颈的制约。然而先行者以逐利为导向的过剩资本会自发流向资本洼地，尤其其跨国公司为利用外部资源和市场需向落后国家或地区进行直接投资。这不仅有助于打破后者的资本瓶颈，而且会造成技术外溢，为后发者加快技术进步带来机遇。

——可移植或借鉴先行者好的制度。包括企业体制、经济运行机制乃至政治法律制度等。这不仅能加快后发者制度正向演化的进程，而且为改善和冲破其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传统制度提供了“依据”、“参照”和“动力”。

——可据先行者的经验或教训做出有利选择。按照格申克龙(Gerchenkron，1962)的“替代性”理论，后发者对现代化或工业化模式的设计具有多样性、可选择性和可超越性，省去了自我摸索和试错过程，尤其不必重复先行者走过的弯路，如“掠夺式开采开发”、“先污染后治理”、“城市病”乃至“主权债务陷阱”等。

——可利用先行者前后两个经济增长波的落潮期。这为后来者的加速追赶创造了历史契机或“战略机遇”。而经济的涨落潮一方面因于技术开发及其产业化的自然过程(即熊彼特所谓的长周期)，另一方面因于市场运行本身的周期性，往往难以避免。

——可凝聚全社会对摆脱贫困、加快工业化的强烈赶超意识。因发展期待与停滞的现实之间会产生一种紧张状态(Gerchenkron，1962)，那么后发者愈落后，其赶超意识就可能愈强，压力会愈大，赶超功效则可能愈显著。

——可发挥低成本竞争优势。落后导致当地劳动力、用地、供水等资源价廉，形成低成本竞争优势，有利于招商引资和承接先行者的产业转移……

对后发优势的论证涉及大量的历史或案例佐证。较早的研究(如Gerchenkron，1962;Levy，1966)主要是基于19～20世纪一些时段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工业化后进国家比工业革命先行者英国发展得更快的历史事实。1990年代的相关研究则注意到了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80年代对其他发达国家的赶超及与美国的拉近(参见图7－17)。接下来的相关研究关注较多的案例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当今的跨越式发展范例则多举中、印等新兴经济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先发与后发、先进与后进之间的区分都是相对、动态和交替的，没有永远的发达或落后。

图7－17　日本经济每5年平均增幅(1960～2000)

(制图数据来源:日本经济情报网http//:www. jcbus.co. jp)

7.5.3　如何实现超常规或跨越式发展?

实现超常规或跨越式发展的路径本身也有常规与超(非)常规之分。常规路径主要是寻求重大创新突破。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三次科技浪潮都曾在始发地引起跨越式发展，包括发端于20世纪后期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浪潮。其引发的后果之一就是从硅谷蔓延到全美(并带给其新一轮跨越)，再蔓延到全球的新经济。但这种路径和机会只属于极少数“极点”国家、区域或城市，而且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可谓“可遇但不可求”。那么，大多数域体寻求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就往往需要在超常规的路径或模式中进行选择:

——掠夺式。一方面是对外掠夺:西方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就是借助殖民扩张、贩卖黑奴、鸦片贸易等手段才完成的。另一方面是对内掠夺:包括工业对农业的掠夺(如英国、北爱历史上的圈地运动)、城市对乡村的掠夺、资本对劳动的掠夺(如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人类生产生活对资源环境的掠夺等。所以马克思(1867)在《资本论》中写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显然，今天再靠掠夺来寻求跨越式发展已不合时宜。

——内敛式。就是靠内部敛财，以牺牲现实享受和人民福祉来换取工业化速度及跨越式发展，表现为高积累、低消费，重生产、轻生活，优扶重工业、牺牲农业轻工业等特征，实为一条“自虐式”发展道路。前苏联及其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都曾不同程度地实行过这种战略。如表7－5所列，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积累率一直偏高，尤其“二五”时期的1959、1960两年分别达到43.8%和39.6%，显示中国人民为加速实现工业化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不过靠“勒紧裤带”所能带来的发展效应终究是有限的。

表7－5　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积累率

制表数据来源:新中国经济史(苏星，2007)

——依附式。就是依附于某一强大经济体，借助其影响力、辐射力、带动力甚至援助来加快自身的发展。一是战略依附，如二战后西欧各国借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俗称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日韩借美国“冷战”布局获得快速发展，中国“一五”时期靠前苏联援助创下工业化奇迹等。二是产业依附，如1990年代以来台湾PC、IC制造(代工)业对主导品牌和研发设计的美国高新产业的依附(参见图7－18)，一些从事汽车零部件加工的市县对广州等汽车总装基地的产业依附(参见图5－7)等。三是地域依附:如果说前二者都是跨地域依附的话，那么还有一种主要基于地缘关系的依附，就是与毗邻的强势经济体实现产业对接并融入其经济圈或分工体系，寻求与其协同、携手并“一体化地”发展，如温莎(Windser，加拿大边境城市)依附底特律(Detroit，美国著名车城)发展、昆山开发区依附上海发展(苏州称之为“碧螺春”战略)、横琴岛依附澳门发展、深圳依附香港发展等(分别参见图7－19、图7－20、图7－21、图7－22)。

图7－18　上世纪末一度形成的IC产业依附格局

图7－19　温莎依附底特律发展

图7－20　昆山开发区依附上海

图7－21　横琴岛开发依附澳门

图7－22　深圳依附香港发展

——外源(向)式。就是靠扩大利用外部(外地、外国)资源和市场来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与内源(向)型模式不同的是，此模式不受本地(国)资源容量、资本积累和市场发育速度的限制。而外部资源和市场是无限的，这就决定了外源(向)模式是当今落后国家或地区寻求跨越式发展的主要模式。如前文(7.3.4)所述，中国珠三角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实现跨越式发展就是靠的这种外源(向)模式。此前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也是基于这种模式。目前正致力于跨越式发展的国内许多落后地区、国外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在积极运用这种模式。

——学习式。就是通过学习、吸收、引进、借鉴(有时是模仿)成功者的成熟技术、制度、文化、做法、经验等来实现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如果说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典型的创新型国家(Innovating Country)的话，那么日本可能就是最典型的学习型国家(Learning Country)。后者在历史上曾基于学习成就过三次大的变革和崛起。第一次是学习中国隋唐时期的封建文明并引发大化改新，由此从奴隶社会过渡到了封建社会。第二次是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并引发明治维新，由此从封建社会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第三次是在臣服的心态下全面学习战胜国美国的现代文明，由此实现了现代化并站到了发达国家前列。

但“学习”终究只是复制“既有”、弥补落差，单凭此实现不了“终极”亦即绝对意义上的超越。因此就需要创新。这就是美国上世纪末以来甩开日本追赶、或者反过来说是日本没能实现终极超越的原因所在。中国在改革开放初、中期的成功也主要是基于“学习”——学习国外“既有”的先进技术和市场经济制度。那么当“该学的都学到手”了之后呢?惟有靠自主创新才能实现新的超越或跨越。

关键词:

经典发展战略;工业化;均衡增长战略;非均衡增长战略;进口替代战略;出口替代战略;出口导向战略;轻工业优先增长战略;重工业优先增长战略;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原理;内源/向型发展战略;外源/向型发展战略;后发优势;跨越式发展战略

思考题:

1)结合中国的发展实践，阐释非均衡增长战略、均衡增长战略及其相互关系。

2)结合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实践，阐释进口替代战略、出口替代战略及其相互关系。

3)结合前苏联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实践，阐释重工业优先增长战略、轻工业优先增长战略及其相互关系。

4)结合中国长、珠三角的发展实践，阐释内源/向型发展战略、外源/向型发展战略及其相互关系。

5)发达经济体、落后经济体各自如何实现超常规或跨越式发展?试举例说明。

6)比较战略依附、产业依附与地域依附并分析中国首批经济特区选址的地缘因素。

7)中国经济增长势头会趋弱吗?如何寻求新的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