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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后手工业的危机

时间:2022-06-2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甲午战争后手工业的危机_中国近代经济史(下)二、甲午战争后手工业的危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它使中国的传统手工业在甲午战争后面临着新的国际国内情势。甲午战争前的50余年间,共辟有通商口岸35处,从沿海沿江逐渐向内地蔓延,已经使中国的手工业生产感受到沉重的压力。一方面,伴随着甲午战争后列强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资本主义各国竞相攫取修筑铁路的权利。

二、甲午战争后手工业的危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它使中国的传统手工业在甲午战争后面临着新的国际国内情势。

(一)外力冲击的进一步加深

中国传统手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侵略的全面接触,开始于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强迫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甲午战争前的50余年间,共辟有通商口岸35处,从沿海沿江逐渐向内地蔓延,已经使中国的手工业生产感受到沉重的压力。甲午战争后到1914年的20年间,列强强迫清政府新开放的口岸就多达53处,(114)达到了开埠通商的高潮。此后又陆续增开10余埠,使中国的通商口岸共达100余处,外国商品已经几乎没有它们不可以到达的地方。

一方面,伴随着甲午战争后列强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资本主义各国竞相攫取修筑铁路的权利。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又在中国大力经营远洋航运和沿海、内河航运,外国轮船开始侵入到长江上游和运河流域。铁路运输和轮船航运业的发展,大大便利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推销机制工业品和掠夺原材料。

如果说甲午战争前,国际资本主义还处在以商品输出为主要特征的自由竞争时期,它们对中国的侵略主要还是通过商品输出以获取高额利润的话,那么,甲午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就已经不再满足于只是输出商品,而开始日益注重于资本输出。《马关条约》不仅给予了外国人在通商口岸的设厂制造权,而且给予其在中国制造的商品和进口洋货以同样的特权和优惠。到1902年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则更进一步将设厂制造的地点从“通商口岸城邑”实际上扩展到内地任何地方了。本来,进口洋货在中国推销,中国的手工产品已经很难与之竞争,如今又在中国设厂制造,并同样享有洋货进口的种种特权,结果自然是置中国传统手工业于任人宰割的境地。

这一时期,外国商品更加强了在中国的促销活动,其财大气粗、声势夺人固已为前一阶段所罕见,而具体的实施亦无所不用其极。例如,煤油是这一时期扩张得最快的一种进口商品,其中一半以上是美孚油。19世纪90年代中垄断了美国石油事业的美孚油公司,1894年来华设立办事处,1901年后在上海占地建油栈,1904年开始正式营业。短短几年间,就使美孚油销量由每年平均200万加仑增加到近600万加仑。在推销过程中,美孚油公司特别注意利用中国旧有的商业网络,它在各大城市设分公司,在内地城镇设销售点,利用与城乡粮店、坐庄有关系的粮栈或与村镇小杂货铺有业务往来的杂货店,作为“经理处”或“代销店”,将分公司批发的美孚油再作批发,乡下的小铺、小贩则作零售业务。为了促销煤油,美孚油公司起初还制作了一种铁皮座玻璃罩的煤油灯,刻上“请用美孚煤油”字样,采用买两斤油送一盏灯的办法招徕顾客,遂使美孚煤油深入穷乡僻壤,即使边远小镇,也可看到挂着经销美孚油牌子的小店。云南城乡的榨油业,原来一部分供食用,一部分供照明,滇越铁路通车后,美国的美孚油公司、英国的亚细亚公司大量运入洋油,“两公司在云南每月进口数量,总计为1.275万箱。以当时价值每箱20元计之,合25.5万元,每年合306万元”。如此一来,云南榨油业顿感危殆,民国初年,昆明福星等三家油料商号呼吁:“窃以油行开设,原为利商便客,近因油料稀少,又为洋油充销,电灯时行,现在三行生意困难至极”。(115)在广东汕头,1892年进口煤油249.78万加仑,1896年增至347.86万加仑,1901年再增至709.60万加仑。(116)土产可作照明用的花生油销路因此大受影响,踏入20世纪,广东省落花生的种植亩数呈明显锐减之势。

另一家英美烟业大资本合组的托拉斯——英美烟公司,在对华经销上也是不择手段。它于1902年成立于伦敦,随即取得在中国的烟草经销权,推销纸烟、雪茄和烟叶。1902~1914年间,它陆续收买和建立了上海、汉口、天津、沈阳等6家卷烟工厂,并取得了其产品在华销售时与中国土烟同等纳税的特权,使应纳税率由7.5%降至2%左右。它划中国为15个区域,设5个部分辖,而实际的推销工作则完全由中国的代理商号和买办进行,远至腾越、思茅,小到周村、枣庄,都有其代理商,有的自行设号,有的组织公司,有的“到处讲演,竭力提倡”,也有的肩挑车推,沿途叫卖。就这样,英美烟公司的销售网遍布各地,垄断了中国的卷烟生产和销售。

比较起来,日本商人的推销术要更胜一筹。1906年,日本5大棉纺织公司——大阪纺绩、金山制织、天满织物、冈山纺绩和三重纺织,结成了棉布输出组合,在日本政府的财政支持下,委托三井物产会社统一在中国市场上经销棉纺织品。它在中国许多内地城市设立办事处,直接交货给零售商,避免了大量中介人的佣金费用,同时尽量压低单位商品的利润率,以争夺市场。有人曾经做过计算,日本商人售卖本色布,大约打出1%的利润,且将货物直接交到消费区的零售商,而欧美商人售卖同样的织物,则先要打出3%的利润,再付1.5%的佣金给买办,转运批发的中间商号还要再加上一些转手利润。两相比较,日本棉纺织品要便宜得多,(117)自然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优势。更绝的是,与欧美商人坚持现金交易不同,日本商人熟悉中国的商业习惯,准许中国零售商赊账买卖,并可以用土产,如大豆、豆饼等,抵充购买棉纺织品的价款。(118)这种以信用方式进行买卖的手法,对于中国商人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横暴的特权加上狡猾的伎俩,很快就使日本在短时间内囊括了中国的洋纱洋布市场。“其棉布贸易之大部分,最初集中于东三省及北部各省,渐次扩充于中部及南部各省,着着均奏成功”。(119)

实际上,这种对中国传统商业渠道的尽量利用,对中国消费者心理的竭力揣摩,是各家外资厂商的共同手法。“(外国)制造业者和商人认为要生产合乎中国市场需要的商品,必须不顾一切地模仿本地的样式,甚至模仿他们的缺点,模仿驰名的牌号和商标”。(120)80年代中期,伦敦的一家棉纺织厂主就曾试用丝光布代替中国的绸缎,仿制中国民间的寿衣布。到后来,外国商人甚至连包装是用红纸还是蓝纸,捆扎是用白带还是黑带,都要考虑中国消费者的心理,投合中国消费者的习惯。当时在中国比较畅销的“洋绸”,就是仿造中国产品或者吸取中国经验制成的:洋宁绸是仿制的南京绸,洋累缎是仿制的苏州缎,洋湖绉则是模仿湖州特产。日本的棉纺织厂商还曾专门派人到江苏南通、山东潍县等地刺探,搜集当地出产的各种土布货样,然后改进工艺,用机器仿织土布,在市场上跌价销售,以与南通、潍县土布竞争。

与此同时,外国厂商又充分运用近代科学技术的优势,提高品质,降低成本。例如,输华洋绸一般纯丝者少而丝棉交织者多,混用低于生丝价格的原料,进行化学新工艺处理,又系机器制造,门幅较宽,价格低廉,为普通消费者所乐用。有一种“泰西缎”,亦称“羽毛绸”,经纬均系丝光棉纱织成,成本极低,然而经过烧毛轧光新工艺处理,外观极像纯丝织物。幅宽32英寸的“泰西缎”售价,在内地每市尺为0.17~0.22元,上海附近仅0.12元,只及国产绸缎的1/3~1/4,一时间,“几致无处不售泰西缎者,亦几致无人不服泰西缎者”。(121)还有一种“来自日本丝经棉纬之‘东洋缎’,销路最广,外观优美,不亚丝货,而价格又廉”,(122)成为盛销一时的舶来品,严重威胁着国产绸缎的市场。苏州的特产纱缎,原来“销路以北五省为大宗,自庚子以后,该处盛销‘东洋缎’,而销路遂夺于日商”。(123)浙江濮院镇出产的“濮绸”,形如湖绉而轻便过之,向来价廉销广,亦为“东洋缎”所攘夺而销路日滞。

在1894~1914年中,进出口商品绝对值均有所增长,但是进口值增长大大超过出口,根据海关的统计计算,这20年中,外贸入超增长5.3倍。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农产品输出的偿付无力,机器工业尚在襁褓之中,而传统手工业历来担负的平衡外贸的功能也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出,大量倾销的外国机制工业品将在市场上对中国幼稚的机器工业,尤其是衰疲的手工行业形成何等巨大的压力。

另外,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这一段时期内有了初步的发展。从本质上说,机器大工业是作为传统手工业的对立面和替代者而出现的。中国近代的民族工业——手工业,原则上同样如此。例如,在此期间,国产机纱逐渐成为瓦解农村土纺业的主力,而民族资本的缫丝工业,也夺去了中国蚕丝生产的半壁江山。甚至连小小的制鞋业,也经历着同样的情况。例如,20世纪后,“福州的制鞋手工业正遭遇到剧烈的恐慌。制鞋业中有事可做的仅500人,失业者则达1000人。来自上海的成品鞋正成为传统制鞋业的竞争者,再加上来自国外的进口鞋,遂压垮了福州原有的制鞋业。”(124)

当然,中国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一样,同样受外国资本势力的排挤。在某些方面有着共同的命运。因此,在民族工业和手工业之间,并非仅止于单纯的排斥与被排斥,也有彼此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维持着一损俱损、共存共荣的局面。例如,大生纱厂和南通的手工织布业,就反映了这种关系的实际存在。在这里手工织布业的原料棉纱,为大生纱厂提供了有利的商品市场。手工织布业的存在直接维系着大生纱厂的发展。当然,在外国资本大举入侵的条件下,这种局面只能是暂时的,最终仍是手工业和民族工业的共损。20世纪20年代南通土布业的衰落和大生纱厂的危机,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25)

(二)生产经营方式的落后

在国内外机制工业品大举进攻、步步紧逼之下,中国的手工业生产仍然在传统的轨道上颠踬徘徊。

1.工具因循守旧

直到这一时期,绝大多数手工行业仍然一直使用着早已定型并广泛使用的旧式工具,沿袭了数百年而毫无改进,操作方法也一仍其旧。丝织业使用的依然是明代即已定型的旧式木机,“织造提花缎纹织物要有两个人上机,织匠常常使唤他的学徒作为助手,织匠在下面进行梭织,助手则坐在织机顶端配合提拉通丝线”,费工多,效率低,“织成一匹长五十英尺的成品缎,需要10至12天”。(126)当时仿制门幅2.2英尺,长度25码的“泰西缎”,3人协力共织,甚至需要3个星期才能完成。而在国外,法、日等国使用手拉提花机的工效为旧式木机的4倍;使用电力织机工效更达10倍以上。棉纺织业中的旧式投梭织机,大致与丝织业中的“腰机”相同,亦在明代即已定型,“从此以后,织布机的结构大体固定下来,直到清末民初,未有任何重大改进”。(127)这种织布机有几大缺点:一是织工不时地要停下来,把织好的部分卷到身前的布轴上,使织布的操作常常中断;二是织布的速度很慢,大约每分钟平均仅可打梭30次左右;三是织工以双手投梭,不但两臂极易疲倦,而且布幅宽度也受到限制。丝织业中的“花机”,则因与棉纺织手工业的农民家庭副业的生产条件不相符合而遭摒弃。旧式手工纺车的效率就更为低下,每三四小时所纺纱只能供一小时织布用,成为严重制约中国棉纺织生产发展的“瓶颈”。不少研究者比较过机制纱与手纺纱的劳动生产率,赵冈认为:“新式纺纱机与旧式纺车的生产力,真有天壤之别。用旧式纺车一人每天十一小时可产半磅纱,而使用1930年代的纺机,每个工人可以一天生产十六支纱22磅。即使不计算纺前与纺后各项工序的时间节省,双方生产力之差异至少是44∶1”。(128)严中平则计算机纺的劳动生产率约为手纺的80倍。甚至还有估计更高的。艾尔·马查尔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经济概要》一书中写道:“上海棉纺厂的工人,与以自家纺车劳动的农民相比,劳动生产率要高出200~300倍以上。”(129)估计尽管不同,差别甚至很大,但是机纺比手纺生产率高出许多则可断言。

2.产品质量低劣

中国传统手工业中,自然不乏颇可称道的精良技术和精美制品,但由于生产条件、技术设备等方面的差距,与外国机制工业品相比总体上处于技术落后、品质窳败的劣势。以棉纺织业而论,利用纺车纺出的手纺纱不但粗细不匀,而且抗张力弱,用作经线时长度有限,因而所织土布匹长很短,织工每织成短短的一匹布,都要再次重复调纱、穿综、度经等费时费力的工作,不胜其烦。等到较木机张力远为强大的铁轮机被采用后,手纺纱的缺陷就成了致命伤,显得格外严重。(130)而使用投梭机织出的土布,布幅狭窄,“每匹布料不切实用,通布(南通土布)的长度,做两件男长袍,不够裁制;做一件男长衫和一件女旗袍,又有余料。门面长度,两不经济,自难受顾客欢迎”。(131)同样的问题,在丝织业中也很严重。国外丝织品以电力织造,门幅较阔,而国产绸缎限于人力抛梭,门幅较窄,“不合外国妇人裁衣之用”,(132)自然日渐遭人冷落。

技术上的墨守成规亦令中国的手工产品处于不利境地。国外丝织品早已花样翻新,纯蚕丝织品、人造丝织品、蚕丝与人造丝交织品、蚕丝与棉纱交织品、人造丝与棉纱交织品等,层出不穷,“不仅成本低廉,而且美丽鲜艳,更能充分发挥丝绸轻柔坚美的特长”;(133)而国产绸缎仍然全以农家手工缫制的土丝为原料,主要生产纯真丝熟织物,先染后织,工序繁复,产品虽有一定特色,但“定价高昂,行销不易普及,亦为大病”。(134)时人指出:“我国之绸,仍用土法所织,西人虽亦爱之,然终嫌其质粗色黯,经纬线缕粗细不匀,挑丝疙瘩触目皆是,稍一揉弄,即已起毛。凡此诸弊不能改良,绸缎一业无望行销于外国也”。(135)

在蚕丝产区,“许多乡村农家,还是用旧式的手摇机缫丝,都尚未知道新式缫丝的方法”。(136)缫制的土丝由于“品质不纯,货样不符”,(137)在国际市场上一落千丈。1869年5月的《上海新报》上,曾刊出一位英国华侨丝商的痛切提醒:“缘在中国办去丝经,价既高昂,路又遥远,兼之办去丝经到得西国,大半霉坏,即或有可用者,而粗细不匀,实难应用……加之外国机器既利人工,亦精所纺之丝,与中国丝相较,每一百元西人愿加三十元买外国所纺者,非西商不欲与华人共交易也。”(138)然而言者谆谆,闻者藐藐,到19世纪末不仅未见好转,反而更加严重,土丝“条分不匀,或粗或细;线支多病,质脆易断;丝质不净,常杂乱头;扎缚不合,丝纹错乱。欲以此于世界生丝市场为剧烈之竞争,胜利之机会盖亦鲜矣”。(139)反观日本蚕丝业,则“殚精竭虑,营业蒸蒸日上,阅时仅三十年,已img57img58乎执世界丝业之牛耳。……人进我退,相形见绌”。(140)

3.生活时尚变化

西风东渐的不断浸淫,外来洋货愈推愈广,对中国社会的生活时尚和人们的消费心理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服饰上,随着西装革履的逐渐流行,毛织物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中国本有毛织手工业,但多是织造毡、毯等物,至于以制绒织呢,或取以与棉交织,则向乏此种制造能力,惟有仰给予外货。据海关报告清光绪初年,毛织品的输入额约值400余万关两,到民国初元,增加了1倍,从民国九年起,更超出了1000万关两,且“继长增高,势乃靡已”,到1926年,更达到4127.7万关两之多,以致引起了在华英商公会的莫大兴趣:“近年中国贸易中可注意现象之一,即为某数种毛货输入增加之速。……此事在以棉毛货为输入中国大宗之英国实为重要。”(141)毛货输入激增的原因在于,民国以后,知识分子中穿西服的越来越多,军队、学堂之外,邮电、警察、铁路,以及其他一些公用事业单位用呢绒作制服的也在增加。“又可注意者,即毛货销路增加之一原因,为中国政局之不安,殷实之家多移租界……沾染外人风习,多服呢绒。”(142)呢绒开始作为普通衣料了。传统的毛织手工业不能提供人们现代生活对毛、呢织品的需求,又受到进口洋呢和国产机织呢绒的竞争,越发风雨飘摇。

制革手工业亦是如此。中国旧有的制革手工业,制作方法比较原始。19世纪末以后,国人改服西装之风日盛,无论男女皆以穿着革履为一时风尚,凡皮制之鞋、靴、箱、包,皆销路极畅。但是,传统的制革手工业“墨守旧法,制品日劣”,既不能提供适合需要的皮革,也无法造出人所乐用的皮革制品,因而在输出生皮的同时,“熟革及其制品之输入,则年有增加,损失颇为不赀”。

民国成立,人们的生活时尚愈趋愈新,如果说社会风气的变迁需要经过较长时段的话,那么,因政权的更替而造成的突变则往往来势迅猛,令人猝不及防。辛亥革命军兴,清朝土崩瓦解,一些服务于这一特定阶层的手工行业立即受到严重威胁。辛亥前,人们视玉石为最考究的装饰品,帝王、贵族、官僚的衣帽装饰不可或缺。辛亥后,清廷倾覆,风尚转换,玉石手工业市场大为萎缩。苏州的玉石手工业,本“冠绝一时,远胜他处”,“工匠技巧熟练,产品美轮美奂,且比他处价廉”,(143)辛亥年间,“玉石作若干家,以及他项生理,悉于是时停罢,失业者数千人”。(144)在江浙丝织品中占有很大比重的供皇室、贵族和各级官僚享用的绸缎乏人问津,销路顿失,“圆金、版金为前清旗装用品,业已天然淘汰”。(145)另外,南京临时政府甫经成立,“革命执政诸公,首先提出剪发易服,以革陈腐”。(146)“剪辫易服”是民国初年革旧布新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革除清朝陋习,传布文明新风的重要社会意义。“发辫既去,而易服之说朋兴”,“群欲乘景运之维新,洗冠裳之陋制”,社会上“急趋风气者遂不免崇尚西装”。(147)一时间,“辫发一物,顿觉稀罕,西式冠帽,风行一时”,(148)丝绸织品由于本身柔软细薄的性质,难以充作衣料,势必要被质料厚实坚挺的毛呢织品所取代。丝绸业界不由得大起恐慌:“自毛织品盛行,竞尚新奇,眩人耳目,以致国货大受打击。苏地纱缎行销各埠,向称大宗,亦为舶来品侵夺殆尽”;(149)瞻念前程,更加忧心忡忡:“近来剪发后所易之服,洋货多而国货少,则将来自由易服之群趋于外国原料,不问可知”。(150)其后虽经相关行业的商民请愿抗争,政府于民国元年10月颁布了“仍以维持本国绸业为宗旨”(151)的《服制案》,把丝绸定为礼服用料,强调“在呢货未能自造之日,仍应遵用丝织品,俾国货得以维持,金钱不致外溢”,(152)算是暂时缓和了丝绸业的恐慌。但是,《服制案》留下了“学生、军人、法官及其他官吏之制服,有特别规定者,不适用本制”(153)的缺口,对民间常服更无约束力,社会时尚毕竟不是一纸法令就能改变得了的。20世纪20年代的中华国货维持会的传单写道:“现在市面上盛行东西洋来的哔叽、直贡呢,起初不过是一时流行品,后来却渐渐盛行起来了,无论女界同胞和普通社会,统统用起来了,以致我国绸缎布匹各种物品的销路,大受影响”。原因呢,自然是“东西洋各国的商人,晓得我国人的心理,专门制造可以替代国货的东西,运销我国,我国人偏偏欢迎它,爱用它……外货畅销了,国货自然少销了,实业也自然不兴了”。(154)道理是不错的,但是,仅仅责怪国人“大半都穿着外国货,这种现象未免太没有爱国的观念”(155)是不公平的,“大凡人之用物,必求其价廉而质美,非强权威力所得而挽也,非令名美誉所得而诱也”。(156)生活时尚具有多变的特性,而时尚的变化有时足以导致不同行业的骤然兴衰,中国的传统手工业如果无法适应社会生活变化的潮流,“舍国货而用洋货”(157)迟早会成为消费者无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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