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到21世纪，对于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而言，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化进程已不可逆转，经济转型进入到了一个走向成熟市场经济的新阶段。在这种情况下，认清经济转型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在此基础上确定转型国家的战略选择，对转型国家来说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与转型国家市场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等转型国家市场经济制度的初步建立，其经济转型面临着新的阶段性跨越。一方面主要转型国家正在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与合作。但是由于转型国家自身及外部的原因，这一进程进展比较缓慢。另一方面，主要的转型国家已经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框架，市场机制开始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市场化方向已不可逆转。但是转型国家离市场化的目标——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很大的距离。因此对于转型国家而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转型的阶段性走向将是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
一、经济全球化及其特征
“经济全球化”是由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前首席经济学家奥斯特雷（S. Ostry）在1990年首先提出的，他用这个词来说明生产要素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从而实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配置。[1]而实际上经济学家对各种要素的国际间转移、配置的研究要早得多，到了20世纪末，经济全球化成为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而相关的研究更是浩如烟海，各种观点的争论和交锋也异常激烈。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信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的特征，民族性或地方性减少。”[2]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者和投资者的行为日益国际化，世界经济是由一个单一市场和生产区组成，而不是由各国经济通过贸易和投资流动连接而成，区域或国家只是分支单位而已。”[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则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4]里斯本小组（2000）对经济全球化作了如下解释：“经济全球化涉及的是今天世界体系的众多国家和社会之间各种联系的多样性。它描述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世界部分地区所发生的事件，所做出的决策和行动，可以对于遥远的世界其他地区的个人和团体产生意义巨大的后果。”[5]
尽管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不尽相同，但大家都把经济全球化看做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在货物、资本、生产、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加速发展的条件下，全球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形成过程。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及表现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其发展具有不平衡性[6]
当前的全球化制度是由在国际事务上占支配地位的某些西方大国组织实施的。最有竞争力的西方强国在国际事务上利用垄断和霸权，力图将自身的生产方式逐渐扩展到所有的国家。斯蒂格利茨指出，目前的全球经济体系是在“二战”后建立的，那时许多新兴市场还是殖民地，国际金融体系与今天的世界大为不同，贸易也要小得多。而今天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崛起，新兴市场相对发展，旧的体系明显地存在着一些重要缺陷，如南北贸易关系中的不平等、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以及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平等等问题日益突出。[7]
（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利益分配的不公平，形成世界新的“中心—边缘”格局
由于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同，因而并不是所有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都能从中得到好处。事实上，全球化是一种权利的优劣序列，甚至这种序列特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即排序靠前的发达国家是以其在资源配置和游戏规则制定方面的优势来推行全球化，并使其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这就使得世界贫富差距加速拉大，形成世界新的“中心—边缘”格局。世界各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人均收入差距剧增。据统计，1960年全世界20%的最富有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占人口同样比例的最贫穷国家的30倍，30年之后即1990年，这一差距已经扩大到60倍，而1996年则进一步扩大为78倍。②大量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在下降。过去15年，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减少了，60多个国家的人均消费以每年约1%的速度递减；1998年世界贫困人口又增加了4亿，共达17亿。③不发达国家占世界贸易的份额也在下降。据《1998/1999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资料显示，中低收入国家在世界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28.6%降到1997年的21%；它们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7%降到了25%。④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不断增加，屡屡爆发世界性的债务危机，如1996年发展中国家必须偿付的债务上升到1.94兆美元，是10年前的2倍。⑤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危机、生存危机日益严重。生活在32个国家中的7亿多人，要把80%的收入花费在食品上，当粮食歉收时就难以生存。⑥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这不仅表现在以20世纪50年代初期著名的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和辛格等提出“普雷维什—辛格命题”上，更表现在集中体现贸易条件真正内涵的双要素贸易条件上。研究表明，在传统的国际贸易格局下，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地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所有的农产品的双要素贸易条件每年以2.0%～3.5%的速度下降，而它们几乎占了发展中国家非石油初级产品出口的3/4。
（三）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和经济集团化并存，使民族经济（国家经济）更加凸显
纵观世界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经济不平衡发展是全球发展的一般规律，通过竞争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分工中处于劣势地位，因而，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带来了国与国之间越来越多的贸易战，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强化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能力，从而应对世界经济中的各种风险，并制定切实有效的发展战略。然而，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国家利益的淡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民族经济非但没有萎缩，反而更加凸显，民族利益也越发突出。可见，经济全球化既包含一体化的趋势，又包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这就使得全球化与本土化之争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正是全球化与本土化两个动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构成当今世界事务的核心。因此，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变小，但世界各国彼此并没有更接近。经济全球化不是某一时段上的状态，而是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并与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共同发展与演进。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世界经济的民族化倾向有三个层面：一是区域性经济集团在发展；二是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特别是美国；三是各区域集团以及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和经济矛盾越来越明显。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迄今为止，世界上已出现了144个区域性经济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数为68个；而日本贸易振兴会推算数为101个。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公布的数字则显示，1948～1994年全世界先后出现过109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其中2/3是20世纪90年代的产物。目前至少已经有14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以上各种形式的区域性经济集团。在集团化方面，迄今出现的经济集团有：7国集团、77国集团、24国集团等。
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转型国家市场化面临的机遇
（一）经济全球化推动转型国家加快制度构建步伐
市场经济本质上讲是一个制度系统，它是由各种相关的制度安排有机构成并协调运转的。能否建立起支持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各项制度安排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各转型国家都把制度构建作为迈向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建立有效的制度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虽然各国都有其特殊性，但通过借鉴别国的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的经验，可以大大节约一国用于制度设计与创新的研究费用，大大降低其对不成熟制度安排的试验成本。从制度的可移植性来看，一些正式约束尤其是那些具有国际惯例性质的规则是可以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的。例如，俄罗斯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就移植了一些西方国家有关市场的规则，这就大大降低了正式制度变迁的成本。我们认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正为各个转型国家进行制度借鉴，与通行的国际准则接轨，加快本国的制度建设步伐提供了非常良好的契机。随着全球贸易、投资、金融的加速发展，各转型国家都在借鉴别国的制度安排、与通行的国际准则接轨的同时，也在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和提高融合程度。
贸易自由化使得加入到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必须遵守共同的制度之规，以统一的国际准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由于转型国家的经济体制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因而与现行世界通用的国际经济规则有很大的差别。如转型国家的对外贸易法、海关法、知识产权法、投资法以及进出口制度、许可证制度、国家和地方对生产的补贴、许多产品技术标准等均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有较大差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需要转型国家对现行的经济制度、法律体系进行彻头彻尾的“大手术”。一方面要大幅度修改相关法规与法律制度，另一方面还要进行大范围的立法工作，使这些法律法规符合世贸组织的规范和规则。以中国为例，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在许多领域进行大幅度的制度变革和制度构建，尤其是在金融、进出口贸易等领域法制法规的建设方面。毋庸讳言，WTO是欧美法律传统的延伸，是欧美制度产品的“出口”。然而，一国霸权和一国传统绝非同一概念。美国传统上不仅重视经济，而且重视法律。美国在建国初期就制定了《专利法》、《反限制贸易法》、《反垄断法》。“二战”后美国又推出了一系列支撑现代市场制度的“立法”，诸如《投资人保护法》、《消费者保护法》和《劳工集体谈判法》等。更值得借鉴的一点是，美国的这些法律始终能够在不影响灵活性的同时保持其连续性。“只许修正不许推翻”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原则。[8]
生产活动的国际化是跨国公司实施全球经营战略的体现。由于跨国公司要求在适当的法律框架下运营，并将能否提供这种法律框架作为衡量东道国投资环境的重要标准，而转型国家在迫切需要外国投资的压力下，与外商直接投资有关的法律文件往往是转型国家最早制定的与市场经济法律接轨的法律文件。在俄罗斯、罗马尼亚等转型国家，市场导向型立法的第一步都是针对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和运营的立法。而且，与国际通用会计准则接轨，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会计法、涉外税收法等也都成为这些国家市场导向型法律中较早出台的部分。由于法律体制内在一致性的要求，为了利用外资而制定的法律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后来构成通用于国内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法律的基础，并推动着相关法律的建设。此外，跨国公司先进的公司治理结构会随着跨国直接投资的输入而被转型国家引进、效仿和采纳，进而加快转型国家企业制度构建的步伐。
金融全球化，使各国在金融领域的制度安排逐步统一，制度创新则被迅速推而广之。金融全球化的结果是各国在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结构上本国的特色逐渐淡化，而更趋同于遵循国际现行金融机构制定的法规和监管准则。这些现象并不仅仅局限于市场经济国家之间，它们同样波及正快速融入世界经济的转型国家，转型国家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会通过这些渠道而发生改变。[9]
（二）经济全球化有助于转型国家参与国际分工
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基础是国际分工，而国际分工首先是与生产力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分工、专一化是提高生产力的有效手段。转型国家参与全球化，就可以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发挥国际分工的效能，从而能更快地提高转型国家生产力和加速转型国家经济的发展。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发挥本国比较优势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转型国家只有充分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培育和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竞争性产业，才能在全球化中占有一席之地。[10]经济全球化为转型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回旋余地，为转型国家利用国际分工发展本国经济创造更多的机遇。
首先，经济全球化为转型国家参与国际分工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经贸环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转型国家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从双边扩展到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上，其对外开放从单向开放扩展为双向开放，从按政策导向的开放转变为按世界市场的开放，从货物领域的开放拓展到服务等领域的全面开放，这为转型国家参与国际分工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经贸环境。此外，转型国家可以更自由地参与国际科学技术分工、交流与合作，更便利地利用国外市场、科技和资源，加速科技创新和进步，发展转型国家的生产力，提高国际竞争力，促进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科技差距。
其次，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促进转型国家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使转型国家以完善的市场经济运行体系进一步参与国际分工。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转型国家要根据国内的具体情况和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加速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是转型国家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的前提和基础。经济全球化下市场成为决定经济活动的原动力，而国内市场与全球市场的大融合将充分发挥和调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在优化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参与国际分工逐步由单纯的国家和政府的行为转变为市场和企业的自主行为。国内市场是国内分工的表现。国内分工是参与和利用国际分工的重要基础，而积极参与和利用国际分工又会促进国内合理分工的形成和发展。这一方面表现为有利于建立统一健康的国内市场，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形成各自规模经济优势；另一方面表现为有利于强化全方位的对外市场开放，缩小地区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从而增强参与国际分工的整体实力。随着经济全球化促进转型国家经济体制市场化，以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为基础参与和利用国际分工，国际分工的参与者由单一的国营大企业扩展到三资企业和跨国公司企业等多种经济实体。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将逐步开放，市场经济制度将更加规范和完善，政府宏观的间接调控行为将更加符合现代经济规律的要求，企业和各种经济实体将更加具有竞争力。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各转型国家加大了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首先表现在贸易量的增长上。经济转型以来，东欧国家开始积极利用世界市场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交易规模急剧扩大。到2000年，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与欧盟国家的贸易比重已经分别占到本国贸易额的70%、60%和50%，达到了欧盟国家之间的水平。整个20世纪90年代，东欧国家出口的年增长率为8%，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1]1992年，俄罗斯的对外贸易总额为966亿美元，10年后的2002年，俄罗斯的贸易总额增至1674亿美元，比1992年增长了73%，其中出口额由536亿美元增长到1069亿美元，增长了近一倍。[12]而且俄罗斯商品进出口的主要对象中，独联体外的国家的比重越来越大，到2000年，俄对非独联体国家的商品出口已占到商品出口总值的85%。[13]中国1990年出口额为621亿美元，占当年世界出口总量的1.8%，到1999年出口额为1949亿美元，占当年世界出口总额的3.9%。[14]
再次，转型国家出口的商品构成也得到了一定的调整和优化。中国在轻工、纺织、家电、重化工等加工业都具备了相当强的竞争力，在劳动密集和中间技术制造业，以及部分高技术产业中，中国也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许多中东欧国家的出口已逐渐从主要出口原材料转为包括很大比例的轻工业制成品，如纺织品、鞋类和服装。外国直接投资对出口的成功也起了积极作用，诸如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等国目前已开始向欧盟出口靠外国资本与技术建造的工厂所生产的汽车和其他产品。当然，初级产品和半成品仍占中东欧自由贸易区国家出口的40%～50%，在如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转型进程较慢的国家，所占比重更大。[15]
（三）经济全球化为转型国家带来更多的引进外资的机会
经济全球化离不开资本的跨国界流动。外国投资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浪潮则促进外国投资的进一步增加。进入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以来，外国投资呈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每年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从1970年以来，全球接受跨国投资总额为121亿美元，到1980年达到400多亿美元，1990年达到2000多亿美元。1995年以来全球外资规模增长势头还在加强。经过短短3年时间，1998年全球外资数量比1995年已经翻了一番，达到6801亿美元。
经济全球化为转型国家充分利用外资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经济全球化加强了资本跨国流动的能力，形成了资本全球化的趋势，有利于转型国家吸收外资。经济要启动，资本须先行。一般转型国家拥有经济发展所需的丰富的资源或廉价的劳动力，但却严重缺乏启动经济的资金。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成功地利用外资，既是弥补国内储蓄和外汇不足的有效途径，又是实现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是转型国家“跳跃性”发展的捷径。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资本流动空前频繁，流往转型国家的国际资本大幅度增加，这有助于弥补转型国家在资本形成方面的先天不足，从而启动转型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推动其经济发展。
经济全球化刺激转型国家利用外资的欲望，促进转型国家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率。利用外资促进了转型国家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既可使转型国家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领域，改善投资环境，投资领域也不断扩大；又可使转型国家扩大同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对跨国公司投资将产生极大的吸引力，进一步刺激转型国家利用外资的欲望。
中国从1979年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把利用外资逐步提高至战略高度。截至1994年，中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221718个，实际利用外资金额1000.7亿美元，已开业的外商投资企业达10万家，就业人数增至1400万人，投资国达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16]此后，中国利用的外资一直呈增长态势。到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达407.7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593.6亿美元。“十五”期间（2001～2005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约3830亿美元，比“九五”期间的实际利用额增长34%以上，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约2860亿美元，境外发行股票筹资约380亿美元，借用国外贷款约460亿美元。[17]
俄罗斯利用外资流入和借贷，弥补各个经济部门在收入和积累方面的财源不足。国家、银行和各种社团组织都通过吸引外资、利用国外借贷来弥补国家财政赤字和生产部门财源的不足。1995～1996年补偿联邦预算赤字的主要国外资金来源是国际金融机构和外国政府的贷款，每年有70亿～80亿美元，从1997年开始，在国外市场上投入的有价证券的规模就达到了50亿，而投入到国内有价证券的非外国侨民的资金超过了100亿美元。在国家短期债券市场上，非外国侨民的资金所占的份额在1997年底占到29%，而在1998年4月底占到了33%。[18]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后，进入俄罗斯的资本数量急剧扩大，1996年吸收外国资金接近70亿美元，1997年增加到123亿美元。2000年后，进入俄罗斯的外资迅猛增加，2000～2002年分别利用外资110亿美元、143亿美元和19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5%、30%和39%。[19]
中东欧国家广泛吸引外资是在1989年剧变之后。中东欧国家大量地招商引资和建立外资企业，借助外国企业的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来改造本国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产品竞争力。中东欧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就是建立合资、合营、独资企业或公司。在最初的5年多时间里，中东欧国家吸引外资迅速增长，成效明显。1989年，中东欧国家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6.7亿美元，建立的外资企业只有几百家；到1992年年中，引进外资总额已增加到68亿美元，两年半时间里增长了10倍多，外资企业达4万余家。据粗略统计，到1993年年底，中东欧国家引进外资总额近170亿美元，建立外资企业8万多家。其中匈牙利吸收外资最多，为70亿美元；其次为波兰，利用外资42.36亿美元；捷克居第三位，利用外资22亿美元；其余依次为：斯洛文尼亚为13亿美元，罗马尼亚为7.2亿美元，保加利亚为4亿美元（包括私有化投资和股票投资），斯洛伐克为3.2亿美元，阿尔巴尼亚为3亿美元。1996年2月波兰吸收外资78.86亿美元，匈牙利为131亿美元，捷克为59.55亿美元，罗马尼亚为16.9亿美元，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保加利亚分别为7.31亿美元、6.64亿美元、3.97亿美元。而到2000年转型先进的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所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又增至102.5亿美元、192.5亿美元和73.8亿美元。[20]
外资的大量涌入，给各转型国家带来了许多好处。这主要表现在：首先，缓解了各国资金（主要是外汇）短缺，改善了国际收支平衡；其次，加速了国有企业的所有制转换，促进了国有经济非国有化；第三，更新了技术，增加了新设备，开辟了新产品项目；第四，外资企业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增强了出口竞争能力，增加了外汇收入；第五，外资企业的产品丰富了国内市场，带动了同类产品的升级换代；第六，带来有效的生产管理方式和销售方法，增强了企业的竞争意识，等等。
（四）经济全球化有助于转型国家引进先进技术
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影响作用逐渐增大。引进先进技术对任何国家都是必要的，尤其对经济水平落后，发展缓慢，产业结构不合理的转型国家更是如此。引进先进技术可以节约开发成本和“试错”成本，转型国家应该充分利用这种“后发优势”。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转型国家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首先，经济全球化使得转型国家能够更多地吸纳外国直接投资，而外国直接投资在为转型国家带来资金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外商投资企业是各转型国家技术引进的主体，在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引进中又主要是由跨国公司来进行的。跨国公司是先进技术的载体。跨国公司根据其在转型国家投资设厂的生产竞争需要，源源不断地向那里转让最新的技术，主要是转给那里自己的附属机构或关联公司。转让的技术水平与其所投资的整体水平相一致，投资越多，转让的技术也就越多，投资的项目越大，生产的产品越好，转让的技术也就越先进。
以中国为例，外商投资是技术引进的主要渠道。中国技术引进主要涉及机械、电子、能源、交通、信息、化工等领域，而这些领域同样也是外商投资最集中的行业。高新技术领域的投资也主要是外商投资企业来进行的，中国几个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最快的城市都是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体的。如中国2000年共引进技术7353项，合同总额181.75亿美元，其中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引进约占全国技术引进总额的四成以上。2002年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引进合同数为3471个，占全国技术引进总数的57%，合同金额131亿美元，占全国技术引进总量的75%。[21]而在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引进中又主要是由跨国公司来进行的。根据中国商务部外资司2002年的调查，在所调查的63家跨国公司中，大部分都有技术引进（78%），而且平均进行的技术转让数量都为10项，电子行业最多，18家企业引进482项技术。[22]
在转型国家的跨国公司子公司，一般是转型国家企业中管理水平最高的企业。它们的先进管理技术不仅使跨国公司本身及子公司的效率大大提高，也向转型国家的其他企业提供了学习、模仿和创新的机会，使它们了解先进的管理技术对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作用。面对跨国公司带来的先进技术，企业会不断地努力提高自己的生产技术。现代科技的发展和所带来的生产的愈加社会化（各种生产者的相互依存），使得人们非常容易观察到跨国公司在生产、经营、销售各环节上所运用的技术和手段，免费获取、模仿那些非专利性的基础科学知识与信息，从而加速自己的进步过程，这种带动和示范作用对转型国家企业加快技术进步改进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平台。
其次，经济全球化促进转型国家市场化进程，有效地开放市场与技术引进呈正相关互动关系。通过有效地开放市场来引进技术对一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这对于具有相当市场开放规模的转型国家来说尤为突出。另外，转型国家逐步加大市场开放的力度还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这样，随着市场开放程度的加大，转型国家可以有目的地将外国直接投资的重点引导向其较为薄弱的产业，加快这些产业的技术进步。转型国家越来越成熟的市场体制，完备的市场法律法规也会加强投资与技术引进的目的性和从而获得最大收益，形成如下的良性技术引进过程：开放市场——国际投资进入——引进技术——进一步开放市场——更多的国际投资进入——引进更先进的技术，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23]
经济全球化加快了全球范围内的先进技术的交流和合作。从各国的经验来看，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往往也是大量采用新技术的时期。转型国家产业结构不合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民用消费品工业和服务业比较薄弱，生产技术落后，即使是生产同一种传统产品，也由于生产工艺落后和技术含量低而无法与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相抗衡。因此，转型国家应该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契机，积极创造条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先进技术产业的国际合作，从发达国家大量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在技术引进基础上进行消化、吸收和“二次创新”。总之，技术引进工作是转型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个重要方面和重要组成部分；技术引进可以迅速提高转型国家的科技水平，节约时间，避免因重复研制而过多地占用大量人力、物力和资金，从而加快科技发展速度，更快地促进经济高速稳健发展。
三、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转型国家市场化面临的挑战
（一）不平等经济秩序的挑战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制度和规则通过规范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从根本上决定着经济利益分配。全球性制度的实质内容反映出世界各国的力量对比，决定着全球经济的利益分配格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主要是由西方强国引导和推动的，制定经济全球化规则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这类重要的世界性经济组织被西方强国所控制。经济全球化的规则适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不适应发展中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西方强国国内规则在世界的延伸。因此，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规则体系是以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为基础的，基本上反映的是西方强国的利益。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平等的国际生产体系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垄断高科技产品的工业生产，包括转型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则作为它们的原料、低级工业品供应地和产品销售市场。这一大的国际分工格局并没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向着更为合理化的方向调整。总体上看，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比较合理和完善，其国内的企业主要处于产业分工的上游，掌握着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些企业所开发的产品前期投资巨大，一旦产品被开发出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替代品，产品的附加值较高。而大部分转型国家的企业一般不具备产品技术开发所需要的雄厚实力，只能将发达国家已经很成熟的产品拿来进行改造，利用本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对产品的流程进行优化组合以降低成本，因而其国内企业往往是紧跟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后面，处于产业分工的下游。这些企业的产品由于技术成熟，替代品较多，因而竞争激烈，产品的附加值低。这样在国际间的产业分工中，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技术领先、资金实力雄厚而处于领先的优势地位，其产业调整引导并制约着包括转型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后者在产业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因而当经济全球化将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连为一体的时候，随着外国商品的涌入，可能会对转型国家产业带来巨大冲击，加大国内经济波动的可能性。[24]
2.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体系
目前，支撑世界贸易体系的制度框架是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是关贸总协定（GATT）。关贸总协定是一个多重结构的复杂体系，其宗旨是推进自由贸易，取消差别待遇，解决国际贸易纠纷。在GATT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发达国家是最大的赢家。在“无差别”、“互惠”等原则下迅速发展的贸易全球化，有利于发达国家在全球市场上的经济扩张。此外，“自由贸易”、“公平竞争”貌似很公正，却无视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初期市场资源配置中的悬殊差别和不平等。实际的情形是，世界市场的价格，不论是工业制成品的价格，还是农矿原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只是由少数发达国家的某些利益集团所操纵和决定的。WTO继承GATT的国际贸易制度框架，并且将其制度和规则进一步扩大到农产品、服务贸易、投资和技术领域，而这些领域无疑是发达国家占据绝对优势的领域。总之，在WTO中，明显存在着一种制度非均衡的冲突，即在貌似公平的规则下由于各国经济的不同发展水平而产生的制度非均衡。这种非均衡就像不同起跑点的比赛，犹如大人和小孩的拳击比赛，胜负早已定局。
3.不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
目前支撑国际金融体系的制度框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大金融组织是美国“二战”后经济霸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趁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和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之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逼迫借贷国和受援国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直接要求发展中国家改革国内体制，甚至包括政治体制以及调整宏观经济政策。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俄罗斯、乌克兰等转型国家提供贷款和经济援助时，都提出了苛刻的政治、经济条件及加速经济转型、实行市场自由化的要求。虽然这些转型国家有时并不情愿采纳向它们提出的干涉其经济主权的建议或要求，但迫于本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资金需求压力，它们只得接受相关的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做法集中体现了发达国家的意图，实际上等于把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强加给包括转型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全球化服务。
国际经济体系的不平等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表现尤为突出，是造成金融体系不稳定，频繁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沙奈指出，金融自由化和放宽管制并没有取消各国的金融体系，它们只是以“不充分”或“不完全”形式使其一体化并形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有三个特点：首先，它有明显的等级之分，美国的金融体系支配着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这是由美元的地位以及美国的债券和股票市场规模所决定的；其次，这个整体的各个监管和监督机构是无能为力和不负责任的；再次，各个市场（外汇交易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的统一是由金融交易者根据各市场不同程度的差别进行交易来实现的。[25]“华盛顿共识”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它没有意识到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平衡性，忽视了转型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劣势地位，因而其所倡导的开放的自由经济必然给转型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26]
（二）国际资本的冲击
就国际环境而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生产要素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寻求着最合理的、最佳的配置，科学技术不断得到创新，国际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每个国家的经济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应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一般起因于各个国家为获取超额利润、发展本国经济、提高本国国际地位的政治目的。因而各国都是从本国的经济利益出发，力图使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有利于本国经济政治目的的实现。可见，这种起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一场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资本输出为主要特征的经济运动。跨国公司推动的大规模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弥补转型国家内资不足，提高技术水平和扩大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并改善国际收支。但是，与此同时而来的是，对转型国家工业成长的影响，对竞争力相对低下的企业构成威胁，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抑制政府经济政策作用的发挥，助长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利用其自身的天然优势进行垄断经营，对转型国家民族经济加以渗透以逐渐强化控制，使民族工业受到冲击等。
转型经济基本上是资本短缺经济。转型国家的内资普遍难以满足国家转型所需的资本，各转型国家都不同程度上在转型的关键阶段或关键环节和问题上遇到资本不足问题，如在国有企业改造和转制，社会保障体系和商业保险体系的建立，刺激消费市场和需求，改革金融体系与世界接轨等方面。而且转型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转型前对资本在政治上持否定态度，因而对资本的认识缺乏经验，内资的运作不成熟，效率低下，不能成为转型需要的雄厚的资本和承担经济基础的功能。与国际资本相比力量薄弱，根本不能有效地参与国际资本运营，无法抵制严酷的国际竞争。另外，转型国家经济基础相对落后，发达国家称为“夕阳产业”的基础产业比重过大，而且在技术上相对落后，居民消费和服务业薄弱，产业结构严重失调，客观上需要大量引进国际资本来推动本国的经济发展。
转型国家大量需要并引进外资适应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起的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但转型国家由于某些内部和外部原因使得其不得不面临风险，需要承受巨大的成本和诸多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27]
首先，国际资本在参与转型国家企业改制的过程中，造成转型国家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如东欧国家国有工厂、银行私有化的过程中，外国投资者借助于所拥有的较强大的金融地位，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参与了这些交易，国有资产所蒙受的损失以及与此相关的外国所有者将接收的资产以资金外流形式输出国外给东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28]在中国，国际资本通过非法手段低估国有资产，在合资项目中占据主动权。在企业改制中，特别是在与国外公司合资时，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漏估、低估甚至无偿给外商使用中方的无形资产（包括商标、销售网等）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其次，由于转型国家对国际资本进入，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很少限制，随着国际资本的不断涌入，外资企业深入发展，外资对转型国家的部分行业形成垄断。如在东欧的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外资几乎可以说无禁区。外国资本在合资企业中的股份比例也越来越大，独资外资企业越来越多。随着外资的不断涌入，外资企业的深入发展，外资在一些领域和行业渐有垄断趋势。匈牙利吸收外资最多，问题也最突出。由于匈牙利在私有化过程中将许多企业全部卖给外国或让外资在企业中占绝大多数股份，致使许多领域出现了外国资本垄断现象。在电冰箱、灯泡、榨油、水泥、造纸、烟草、筑路、包装材料和化肥等工业领域，外国资本垄断的局面早在1992年就开始形成。所有权方面的垄断，必然带来产品和市场的垄断，而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匈牙利本国的产品就有被挤出市场的危险。在中国，国际资本凭借其在资金、技术和营销管理上的绝对竞争优势通过与行业内的知名企业洽谈合作，争取控股，然后展开对中国合资方企业的品牌收购，使得许多历经数十年辛苦经营创下的国内品牌，纷纷被外资企业的品牌取代，外资品牌随之通过原国产品牌的信誉和渠道不费吹灰之力大举进入国内市场。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控股趋势的增强，外资在中国部分行业中的垄断地位开始形成，如在啤酒、橡胶、洗涤用品、制药等行业取得了一定垄断地位。[29]
（三）金融风险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求金融和贸易、投资一样要逐步实行自由化。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它意味着世界各国放松金融管制、开放金融业务、放开资本项目管制，使资本在全球各地区、各国的金融市场自由流动，最终形成全球统一金融市场、统一货币体系的趋势。金融全球化使国际资本的流动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运行，导致资本大规模无序流动，使一些经济体部分地丧失宏观经济决策的独立性和宏观经济的控制能力，也给世界带来经济失衡和金融不稳的风险。随着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国际资金大规模流动，使得各国很难实施独立的经济政策，经济生活中的虚拟和泡沫成分加大，增加了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当今国际市场上每天投入交易的约20000亿美金的资金，80%都被用作短期套利，随时准备流向地球上任何一个有利可图之处；短短几秒钟，仅仅靠敲打键盘就能使金融资本大规模地越界流动，对任何国家和市场的冲击都是威力巨大。[30]1992年英镑危机导致整个欧洲汇率机制解体；1994年墨西哥比索狂泻最后政府放弃干预；俄罗斯金融混乱迫使政府多次改组；亚洲金融危机更是人类的惨痛教训。[31]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金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为金融危机的扩大和蔓延提供了条件。而国际联合监管体系并没有随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得到同步发展，金融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和国际联合监管的相对落后，使监管的有效性大大降低，加大了金融危机产生的可能性。[32]
转型国家的金融体系普遍不够健全，金融市场还不完善，金融监管经验不足，金融体制缺乏内在约束力，国际化水平低，许多国家存在着巨额的不良资产、低下的金融运作效率、脆弱的金融监管等问题。诱发金融风险的因素会长期存在。转型国家的金融业的自身素质和国内的市场条件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很大距离。转型国家的服务业相对处于劣势，转型国家要开放服务业市场，特别是金融业。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完全建立，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居高不下，非银行金融机构违规经营普遍。转型国家相对落后的金融企业根本无法同跨国银行竞争，加上货币替代，国家难以有效运用金融政策调控经济发展。[33]转型国家金融业在资金实力、技术手段上和金融人才方面都难以与外国金融机构相抗衡，既缺乏绝对优势，又缺乏比较优势。在国际金融领域，机构投资成为主角，国际游资数额巨大，信息技术广泛应用，资金流动集中迅速，造成国际投机冲击力强、市场波动剧烈、金融风险加大的局面。转型国家因其在全球化中的被动地位，面临的风险更大。
1.来自金融全球化环境下的风险
国际投机资本对转型国家的金融产生的巨大冲击。国际投机资本又被称为“国际游资”，它是指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资金持有者出于对货币预期贬值（或升值）的投机心理，或者受国际利率差利益明显高于外汇风险的刺激，在国际间掀起大规模的短期资本流动。确切地说，国际“游资”应称为“短期资本”，或称国际投机资本，是指那些没有固定的投资领域，以追求高额短期利润为目标而经常在国际、国内金融市场之间流动的短期资本。[34]
国际投机资本投机性强、流动性快，它常常会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巨大的不稳定性。它的手法是低进高出或高出低进。先涌入一个具有本币利率高，本币汇率走势强的国家或地区换取本币。当本币在非常坚挺的情况下将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走势急速上升时，迅速将手中本币换回比涌入时汇率多得多的国际硬通货外汇，然后迅速撤离资金，潜入国际金融市场，但却会导致该国外汇市场外汇严重供不应求，本币大幅度贬值，从而引起本国汇市、股市动荡，银行因经营环境恶化而大批破产倒闭，人为形成金融风险。
据IMF的资料，目前全球性国际游资高达7.2万亿美元左右，相当于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每天有12万亿美元以上的国际游资在金融市场上寻求获利机会（相当于实物交易量的数十倍。另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估计，1997年仅在纽约、东京和伦敦的金融市场上每天有6500亿美元的外汇交易，其中仅有18%用以支付国际贸易和投资，另外82%则用于国际金融投机。[35]国际投机资本且有跨国银行和华尔街财团的支持。美国纵容各种对冲基金金融投机行为，对相对落后的转型国家的弱小的金融市场来说无疑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
大量国际游资的流入必然会埋下金融危机的隐患。国际游资规模大，形式多，难以从引入的外资中有效剥离。国际游资天然的逐利性、投机性，给国际金融市场常常带来巨大的不稳定性，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都可以看到国际游资的身影。随着转型国家金融自由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将越来越有利于引进更多的国外资本，同时国际游资也必然通过各种合法的或不合法的渠道一同涌入，而且监管的困难之处在于不能有效识别国际短期资本中哪些是贸易资本，哪些是投机资本，难以对投机资本进行控制。
货币替代与资本外逃是开放经济条件下，外币在本国境内大规模替代本币充当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价值储藏等职能的一种现象。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在开放的金融体系下，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持有外币及外币有价证券的渠道、规模、避险工具等都有了便捷条件。同时，鉴于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金融资产的结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通胀率、利率、汇率等影响外币资产价格走势的变量都难以与发达国家趋同，因此，转型国家居民从防范国内宏观经济风险，保持和提高货币资产收益率的目的出发，将有可能大量持有外币及外币有价证券，从而形成对本币的替代。如果完全实施金融开放，一旦国内金融市场出现不利的经济迹象，这些货币可以迅速地转移到境外，形成资本外逃。货币替代和资本外逃将对一国的宏观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它将扰乱一国正常的经济和金融秩序，影响国民经济的内外均衡，使一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失效，国际收支失衡，危及一国的经济安全和金融体系的稳定。[36]
金融全球化中的金融局部失衡具有传递效应，[37]金融全球化使各国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各国经济、金融相互融合，相互依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失误、动荡和危机将会迅速波及世界各个角落。在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转型国家遭受风险的程度和损失要比发达国家严重。
2.金融全球化削弱了转型国家防范风险的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
由于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溢出溢入”效应，使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力会降低甚至偏离原来的目标。金融全球化还使得不同货币资产间的相互替代性增加，从而削弱一国货币政策的效力。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资本流动还可能造成虚假繁荣，制造错误信息，对一国宏观经济决策产生误导。根据有效分散风险原理，发达国家投资机构的证券组合中往往有相当一部分投资于新兴市场，这将导致转型国家的金融市场受到发达国家经济周期波动和其他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信息科技的发展和金融创新扩展了金融资本躲避政府监管的空间，增加了一国宏观金融调控的难度。[38]
经济转型时期，市场还处于形成阶段，市场的调节能力及其效率还存在相当大的缺陷。转型国家的金融体系普遍不够健全，金融市场不发达，资本市场的融资比例偏低。金融市场的法律法规不完善，特别是有些转型国家的金融监管力度不强。金融业内部监管机制缺乏，加大了对金融业调控与监管的难度。政府放松了对经济的管制，缺乏足够的防范是造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国家的政府必须牢牢掌握国家经济安全的主动权，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条件下，政府对市场进行适度的干预和有效调控，是一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和防范经济风险的必备条件之一。
从各国的经验来看，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的开放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过快、过大的开放，无论是对本国还是对外国投资者都会带来巨大的风险。金融业务和金融市场的开放，除了取决于本国金融业的发展水平，还离不开整体经济开放程序和承受能力。
第二节 混合经济结构优化与转型国家的战略选择
作为经济转型目标的市场经济早已不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派所描述的早期阶段的市场经济，而是现代市场经济。其本质特征是由“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相结合而形成的“混合经济”。但是应当看到的是，混合经济体制仅仅是一种提倡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新型的经济组织形式，而在混合经济体制内部，对于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两者到底应当如何结合，以及结合到什么程度，还要视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因此对于转型国家来说，其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还取决于其混合经济结构的优化程度。那么转型国家应当怎样确定国家发展方向和战略选择，从而实现混合经济结构的优化呢？本节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一、走向混合经济的转型经济
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它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并激励经济主体进行创新活动。但是竞争也就意味着优胜劣汰，因而在国际市场上，市场经济对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是各不相同的。市场经济的等级性表明，对包括转型国家在内的后发国家来说，由于它们在世界市场上普遍处于劣势地位，因而必须通过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管理来控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范围和规模，从而不断推动经济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建立混合经济体制，从而保持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管理，是转型国家面对不合理的世界经济体系，实现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型的实践已经表明，全面放弃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而匆匆打开国门融入经济全球化，这就使得本来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劣势的它们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从而在严重削弱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作用，造成社会经济混乱和经济转型步履维艰的同时，降低了国家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驾驭本国经济的能力，因而当本国的经济主权受到侵蚀、经济安全受到威胁时，国家往往表现得软弱无力。而中国则与此相反，它是在先实行改革的基础上不断调整自己的经济体系，有步骤地融入到全球化之中，这样就较大限度地避免了国外经济环境的冲击，保持了转型的稳定性。因此，正如来自东欧的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波兹南斯基（Kazimierz Z. Poznanski）在总结东欧国家经济转型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所说的那样，只要经济转型还没有结束，国家就要作改革的主要代理。而且，国家与是市场的关系并不是一种互为替代机制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乃是一种互补关系，也就是说，两种机制相互依存，缺一不可。[39]而俄罗斯国家科学院院士博戈莫洛夫（O. T.Богомолов）也指出，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实践表明，不重视国家的调节作用，甚至要求国家退出经济领域，是市场浪漫主义初期的特点。这使社会生活出现了可怕的犯罪化趋势，产生了变形的、强盗式的资本主义，并使国家的生产和科技潜力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因此他在总结俄罗斯经济转型的教训时认为，现代市场经济模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能重复一种模式，而应该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既继承自身的优点，也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从这一点来看，混合经济已经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40]
可见，转型国家要想在完成社会经济形态转变的同时融入经济全球化，并做到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保持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调节是绝对必要的。时至今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其经济转型的后期，又重新走上了大规模地恢复国家管理经济的体制的道路。这说明，经济转型绝不是一个用市场来取代国家的过程，而是像波兹南斯基所说的那样，“经济转型需要同时对国家和市场进行改革。从根本上讲，这也就是说，在经济转型期间，对国家机器要进行重组，更多地采用间接的经济调控手段，或者说放弃直接的经济调控手段；与此同时，又要使市场变得机制化，使其主体由非正式的、以权力为基础的行为方式，转变为正规化，变得有法可依、依法行事。”[41]因此，对于转型国家来说，重要的已经不是要不要国家干预的问题，而应当是如何进行国家干预，从而在确保国家对经济活动控制的基础上来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提高经济的活力。
对转型国家而言，我们知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于以传统的国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国家可以通过行政干预、指令性计划等方式对经济活动进行全方位的管理和干预，进而影响人、财、物、产、供、销等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而也正是因为在这种国家干预方式下，国家对经济活动管得过多、过死，从而造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在激励机制方面的内在缺陷。因此，为了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以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必须一方面在微观上改变以传统的国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使市场取代国家计划从而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在宏观上改变这种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从直接的、行政式的调控方式向间接的、经济式的调控方式转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家对经济活动干预方式的转变依赖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的程度，因而在实际过程中，为了保证国家对经济活动能具有足够的控制能力，从而应对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所有制改革与国家对经济活动干预方式的转变这两者是不能够同步进行的，这也决定了对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在逐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驱动作用的过程中，实现国家对经济活动干预方式的转变。而且，在对所有制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必须保持国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因为这是确保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干预的基础。
在这里应当强调的是，在所有制改革中保持国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并不会对激励机制的重建带来必然的负面影响。因为有效的激励机制虽然与所有制的性质（或产权的归属）密切相关，但却更依赖于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在这方面，前苏联、东欧等国家错误地认为，要强化激励机制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就必须用私有权的激励机制去代替管理合同中（比如，在国有企业中）人为的激励机制，因而它们主张在所有制改革的过程中进行全面的私有化。但是考察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演进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企业的产权结构总是在企业成长的漫长过程中适应生产规模、经营管理、代理成本等生产力因素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而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生产活动日益社会化的今天，正如贝利和米恩斯（Adolph A. Berle and Gardiner C. Means）在其关于公司的经典著作《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中指出的那样，在私人企业由业主、合伙、有限责任企业逐渐成长为股权较分散的大型股份公司的过程中，企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正在逐渐分离。[42]这说明，在现代大型企业中，生产活动的社会化所带来的企业所有权的分散化，已经使得企业的管理者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更多的是社会的公共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对企业管理者的激励更多的并不是靠企业内部的私有产权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企业外部激励的市场竞争压力以及由此带来的企业利润率水平的波动来实现的。由此看来，对于前苏联、东欧国家来说，重要的并不是私有化的速度，而是究竟谁是所有者，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市场的竞争程度。俄罗斯私有化之后所形成的官僚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结构表明，原有的庞大的、大一统的国家所有制固然不适合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而过分强调法律上的私有化，忽视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以及相关配套体制的建立，也不是建立有效激励机制的必然选择。
由此看来，只有把所有制改革的重点放在建立竞争、多元的所有制结构上，从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才是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的根本途径。而这样看来，虽然国有制的存在并不妨碍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但是国有制在所有制改革前在转型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垄断的地位，而这种垄断地位却会对形成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带来消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从而打破国有制的垄断地位就成为所有制改革的关键了。事实上，正像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企业制度作为微观层次上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它的发展演变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而在生产日益社会化的今天，国有制的存在与国有制运营之间的矛盾也应通过运营机制的进一步社会化加以解决。在这方面，西方国家在生产逐渐社会化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混合所有制，由于通过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创造出了更为社会化的微观生产组织方式，从而成为转型国家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制一统天下的所有制结构，进而在实现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同时打破国有制的垄断地位，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环境的发展方向。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在竞争性市场的基础上重建激励机制，不但取决于所有制结构的逐渐多元化、混合化，而且还取决于完善的法律监管以及能够促进资本充分流动的金融体系。而这一切都不是在短期内能够迅速建立起来的，因而在经济转型的初期，虽然适度地对外开放市场，这不但有利于尽快实现所有制多元化、混合化，从而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结构，而且还有利于引进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促进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迅速提高。但是由于此时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控的手段比较单一，国民经济和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也比较有限，因而总的来说，为了避免出现经济失控的局面，国家应该对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规模和程度加以限制。而到了转型的后期，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竞争性市场环境的逐步完善，转型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调控手段也更趋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转型国家就可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规模和层次，从而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经济全球化。
二、构成国际分工基础的是比较资源禀赋优势还是比较生产率优势
虽然前苏联、东欧国家没有直接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混合经济体制，而是试图建立完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到了转型的后期，它们又重新走上大规模地恢复由国家管理经济的体制的道路。在当今世界上，几乎不存在完全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也不存在完全没有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国家所实行的都是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体制。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对一个国家来说，实行混合经济体制只是为其提供了一种通过国家干预对本国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进行相应的调整，从而既能够分享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化生产的好处，又能够尽量避免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世界范围的生产无序给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的一种可行的社会经济组织方式。换句话说，混合经济体制仅仅是一种提倡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新型的生产关系，而事实上在混合经济体制内部，对于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两者到底应当如何结合，以及结合到什么程度，还要视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因而实际上不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混合经济内部结构是不同的，而且即使是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混合经济内部结构也会因它们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地位的差异而不同。这说明，混合经济体制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组织方式，它虽然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满足世界体系中的各个国家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具体国家而言，要想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推进经济现代化进程，单单实行混合经济体制是不够的，还需要根据其实际情况来确定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目的、方式、力度和范围，从而对混合经济结构加以优化。
在这方面，林毅夫等人提出的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认为，转型国家经济转型成功的关键，应当是放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不符合其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转而发展符合其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产业。[43]这是因为，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即一个经济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份额所决定的。如图11.1所示，图中等产量线上的各点代表生产既定数量的某一产品的各种可能生产技术或所需要的不同的资本和劳动的组合。A点代表的技术比B点更为劳动密集。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决定于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丰裕或稀缺程度，当劳动相对丰裕而资本相对稀缺时，这意味着资本相对昂贵而劳动相对便宜，此时等成本线类似于途中的C和C1，这样，生产既定数量的产出采纳A点所代表的成本最低。同样的道理，当资本相对丰裕而劳动相对稀缺时，此时等成本线类似于图中的D、D1，这样，采纳B点所代表的技术成本最低。
进一步地，当生产活动面临多个产业时，如图11.2所示，有三个不同产业（用I，J和K三个产业等产量线表示），图上的三个产业有相同的产值。由于在真实世界中，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都是劳动相对丰裕，资本相对稀缺的，因而其等成本线类似于C，此时它们在I和J产业中具有比较优势。然而，欠发达国家的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等常常将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并采用最先进的技术。也就是，它们的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等成本曲线还如图中的C时，他们就开始实行违背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试图发展一些类似K的产业，并采用K1所代表的技术（资本和劳动比率）来生产该产品。而这就会给它们造成相当于等成本线C 和C1之间距离的损失。因此，林毅夫认为，只有当发展中国家通过发展I和J产业实现要素禀赋升级，从而使等成本线随资本的相对丰裕而变化到D线时，该经济的比较优势将发生变化，而此时正确的选择是要么将自己的产品或技术J1调整到产业J中的J2，或者转移到K产业中并生产K1产品。[44]
图11.1 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和技术选择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的是，在上面的分析中，技术进步不再是一个用生产率来衡量的客观趋势，而是被主观化了。在这里，由于技术进步只能用生产要素价格比率的相对变动来表示，而这种比率实际上决定于生产要素的相对报酬以及它们在数量上的相对用途，因而这其中实际上暗含着一个循环论证，即最有利可图的技术（最有效的生产要素组合）决定于这些生产要素所得到报酬的相对比率，而这些报酬本身根据生产要素的数量用途而变化，所以最终根据使用的生产方法而变化。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以上这些分析是建立在主观效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它拒绝按社会劳动这一共同标准来衡量不同生产要素的使用成本，而仅仅认为这一切是由交换决定的，从而在将生产排除在价值决定之外的同时，也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排斥在分析之外。
图11.2 一个经济中的产业和产品选择
其实在第六章中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评析过程中我们已经指出，由于在假设生产率相同的前提下，即使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只要在其生产过程中还需要有劳动力的参与，那么将生产活动转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生产都可以提高利润率水平，因此，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仅仅只是由于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不同而造成的要素相对价格即生产成本上的比较优势，而这种成本上的比较优势所能决定的只是产业转移在国际间的投向，却并不能够决定进行产业转移的究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而事实上，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所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是以国家间生产率的差异作为国际专业化的基础的。
对比较资源禀赋结构理论构成重大挑战的是经济学家们所观察到的“自然资源诅咒”（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现象。按照比较资源禀赋优势理论，拥有丰裕自然资源的国家，应该发展与其资源禀赋结构相符的产业，但是实际情况往往是丰裕的自然资源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限制作用，资源丰裕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往往要慢于资源贫乏的经济体。因为资源缺乏的经济体为了摆脱束缚会更加依赖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来实现经济增长，而资源丰裕的经济体却往往会陷入资源依赖型的增长陷阱，其资本财富要么集中于初级产品生产，要么大量流向海外，制造业普遍萎缩，经济结构单一，这也被称为“荷兰病”（Dutch Disease）。“自然资源诅咒”最典型的例证便是20世纪的非洲（资源丰裕的国家居多数）和瑞士、日本（资源贫乏国）迥然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同样有说服力的还有生产石油的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等国家与资源贫瘠的东亚新兴经济体（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之间的经济差距。[45]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和沃纳（Sachs and Warner）研究了世界上71个国家1970～1989年自然资源状况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以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以矿产品出口占总产出的比重为代表性指标）、市场开放程度、投资、经济制度等为主要变量，检验一国的经济增长与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相关性。证明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增长要落后于自然资源稀缺的国家和地区。[46]在此之后的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都进一步证实了“自然资源诅咒”的存在。
可见，比较优势的真正含义并不是比较资源禀赋优势，而是比较生产率优势。因此，许多学者都把中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经济增长归因于充分发挥了本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资源禀赋优势，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之所以这种观点能够得到广泛认同，这只是因为中国的比较资源禀赋优势恰恰是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关系最为密切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从而实际上是发挥了其比较生产率优势。换句话说，中国的特殊性就在于中国的比较生产率优势恰好是建立在比较资源禀赋优势基础之上的。归根结底，构成国际分工基础的是比较生产率优势而不是比较资源禀赋优势。
三、技术进步路径与跨越式发展
融入经济全球化对转型国家来说，是其经济转型历程中一次“质”的飞跃。因为在融入经济全球化之前，由于转型国家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受到的限制比较少，因而其体制转变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但是在融入经济全球化之后，由于世界经济体系将通过相互依赖的市场中更加激烈的竞争，以及建立超国家的游戏规则对转型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制定产生重大影响，因而对外经济的联动效应将日益主导着经济转型国家今后的发展方向和战略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转型国家当前所形成的制度安排也没有达到理想的经济运行效率，这说明转型国家迄今为止所进行的体制转变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率的激励机制，因而经济转型并没有结束，还需要从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方式以及经济调控方式等方面对当前经济体制作进一步的调整和改变。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转型国家的体制转变实际上是一个使生产关系逐渐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因而对转型国家来说，与体制转变的长期性和渐进性相区别的是，融入经济全球化之后国际间的竞争压力却是紧迫的和具体的，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对外经济联动效应日益主导着转型国家的经济转型，因而其体制转变首先要服从于国际间竞争的需要。换句话说，在融入经济全球化之后，转型国家也只有在提高自己的生产力水平以应对国际间竞争的基础上，才能够对其体制调整的方向和方式做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那么，转型国家在融入经济全球化之后应当如何尽快提高自己的生产力水平，从而推进经济现代化进程呢？进一步地，它们是否还应当继续按比较生产率优势来调整产业结构呢？鉴于比较优势理论是当前国际专业化分工的理论基础，并对转型国家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我们的分析就从对比较优势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开始。
参照于李嘉图的分析范式，我们假设有A、B两国，生产毛呢和葡萄酒两种商品。其中，A国的劳动生产率较高，生产一单位毛呢要
小时，生产一单位葡萄酒要
小时；而B国劳动生产率较低，生产一单位毛呢要
小时，生产一单位葡萄酒要
小时。参见表11.1。
表11.1 生产一单位商品所需劳动时间
图11.3 B国可实现的产品组合
图11.4 A国可实现的产品组合
那么，应当如何确定技术升级的路径呢？在上面模型中，我们看到，对于生产率较低的B国来说，它实际上面对着两条不同的技术升级路径：
其一，继续发挥比较生产率优势，从而在毛呢生产方面实现产业升级。在这种情况下，对B国来说，比较现实的情况是经过努力，B国在毛呢的生产率方面达到了A国的水平，即生产一单位毛呢从原来的
小时减少到
小时。参见表11.2。
表11.2 生产一单位商品所需劳动时间（从比较生产率方向进行技术升级）
此时的国际专业化分工依然是A国生产葡萄酒，B国生产毛呢。在这种情况下，当其他条件不变时，从使用价值层面来看，B国通过与A国进行贸易所能获得的最大葡萄酒数量为
单位，而从价值层面来看，B国是用本国的价值为
小时的产品（毛呢）去换取A国的价值为
小时的产品（葡萄酒）。可见，在进行技术升级之今后，B国的状况在使用价值和价值两方面都得到了改善。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A国与B国在各自具有比较生产率优势的葡萄酒生产领域里已经不存在生产率上的差异，因而国际专业化分工也随之不存在了。而两国在毛呢价格上的差异所导致的套利行为，最终会被由此带来的A国毛呢价
表11.3 生产一单位商品所需劳动时间（从最大进展可能方向进行技术升级）
格的相对下降或B国毛呢价格的相对上升，或者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予以消除。而此时相对于从比较生产率方向进行技术升级，B国在使用价值层面上同样可以得到最大数量为1200单位的葡萄酒，但在价值层面上却不存在与A国的不平等交换了。因此相比较而言，这个结果对于B国来说更为理想。
上面的分析表明，技术进步路径不仅与比较优势无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逆比较优势的，这为后发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而加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理论支持。事实上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就现代化理论来说，正像罗荣渠所指出的那样，不论是西方观点还是马克思观点，都是建立在社会进化论基础之上的。但是，西方社会科学流行的是一种单线的社会发展理论，即把现代化看成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单线演进过程。而即使是马克思主义是从生产方式演变的新视角来考察人类社会演进的，但过去长期在前苏联理论界的影响下，也是用五种生产方式的单线演进来解释世界历史的。[47]然而事实上从宏观历史来看，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发展既不是划一的，也不是同步的。对此，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Kwang-Chih Chang）指出：“我们从世界史前史的立场上，把转变方式分为两种，把眼光扩展到欧洲、近东、非洲、中东、远东、大洋洲和美洲，我们可以看出两大空间的不同方式。一个是我所谓世界式的或非西方式的，主要的代表是中国；一个是西方式的。前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连续性的，就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其中主要延续下来的内容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后者即西方式的是一个突变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束缚的突破。”[48]
可见，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表现为渐进的、量的连续性增加，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质态的转变，从而使现代化发展呈现出非连续的阶段性。这说明，不同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仅有量的差异，而且还有质态的不同。而正是由于这种质态差异和不平衡发展，决定了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国家之间的先进与后进，以及发达与欠发达。从而也决定了在一个具有普遍联系和交往的开放性世界体系中，先进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必然会对其他后进国家产生相应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那样，“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49]这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虽然是一元的，但却是多线式的，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先进与后进、发达与不发达相互交错在一起，共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此从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来看，对于先进国家来说，只是由一个发展目标转向另一个发展目标，因而在新的发展平台上可以继续沿用原有的渐序发展方式；而对后进国家来说，它一方面面对的是双重发展目标和任务，而另一方面却拥有了与先进国家相同的发展平台，因此它没有必要必须选择渐序发展方式，而可以在协调和融合这两个目标的基础上通过吸取先进国家的经验和成果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而走出一条与先进国家并不完全一致的发展轨迹。
因此，正像郭祥才所说：“跨越发展与渐序发展的不同在于：渐序发展的发展路径是‘单线性’的，是在量的渐进积累基础上，顺应自身形态内在矛盾的冲突和激化，而自然地实现质态的循序更替，因而其发展道路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自然历史’选择。跨越发展的发展路径是‘双线性’的，就自身而言，其原有形态并没有发展到极限，其发展路径的改变是由先发国家文明形态的先发性与后发国家文明形态的滞后性的矛盾引起的，因而其发展道路是一种自然历史选择与主体价值选择的统一，有着很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这就决定了跨越发展道路有着特殊意义。跨越发展也不同于加速发展和跳跃发展，就整个历史进程而言，跨越发展包含加速发展但不等同于加速发展，加速发展只是加速原有形态的历史进程，并不体现高级形态与低级形态的相互融合或结构上的重组，因而不需要对发展道路进行重新选择；就最终目标而言，跨越发展要实现对原有形态的超越，但也不等同于跳跃发展，跳跃发展是放弃未走完的原有形态直接进入更高的形态，这种发展道路只要套用先发国家现有模式即可，也不需要自主选择。而跨越发展是两种不同文明形态的相互融合，是双重目标和任务的同步实现，既不能沿用先发国家原有的模式，又不能套用先发国家的现有模式，而只能借鉴其经验进行自我创新。因此，新道路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50]
当前人类社会的经济现代化发展正经历着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的重大转折时期，这为转型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这一方面表现为，发达国家为了进行产业升级从而向信息化迈进，必须对本国产业结构加以调整以淘汰相对落后的产业。但在发达国家相对落后的产业对于相对欠发达国家而言却是其推进经济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因而通过承接发达国家淘汰下来的产业有助于转型国家迅速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加速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信息时代虽然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信息化的发展方向即使是对发达国家来说也是一个崭新的课题，这说明发达国家虽然在信息化的进程中处于领先的地位，但这种领先的优势并不是绝对的，这就为相对欠发达的转型国家在信息化的进程中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提供了可能。并且正如周振华所说，信息技术不仅带动了新兴的信息产业的发展，而且具有广泛的渗透性，可以在几乎所有的产业部门得以应用。[51]可见，信息化并不意味着信息产业对传统产业的代替，而是意味着整个产业体系的全面变革。因而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全球产业分工的形成已经使得转型国家的工业化从属于发达国家的信息化。在这种情况下，转型国家完全可以借鉴发达国家信息化的经验教训，从而发挥后发优势，一方面以信息化为导向，通过信息化的带动作用加速工业化的历史进程；而另一方面则以工业化为依托，通过工业化的促进作用实现信息化对工业化的跨越。
思考题
1.经济全球化及其特征是什么？
2.简要概述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转型国家面临的机遇。
3.简要说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转型国家面临的挑战。
4.为什么说转型国家要走混合经济结构优化的路子？
5.转型国家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
6.如何理解中国的比较优势不是比较资源禀赋优势而是比较生产率优势？
【注释】
[1]转引自樊莹：《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5期。
[2]见经合组织（OECD）1997年为部长理事会作的报告《全球化与环境》，转引自丁一凡：《大潮流：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面临的挑战》，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版。
[3]UNCTAD. Informational Encounter o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Trade in a Globalization World Economy. Jakarta，Indonesia，June 1991：19-20.
[4]IMF. IMF Survey. Washington D. C，July1，1996：214.
[5]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未来》，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50～51页。
[6]对全球化时代经济秩序的不平衡性，后文将做进一步的论述。
[7]［美］斯蒂格利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现状与展望》，《比较》，第1辑，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
[8]萧琛：《论“入世”对市场制度的“成熟效应”与“升级效应”》，《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4期。
[9]刘军梅：《经济全球化与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世界经济研究》，2002年第5期。
[10]吕春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分工机制的递变趋势》，《财贸经济》，2003年第4期。
[11]程伟：《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互动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96页。
[12]程伟：《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互动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34页。
[13]周全：《21世纪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页。
[14]程伟：《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互动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48页。
[1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
[16]何玉清主编：《跨世纪的利用外资与技术引进》，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
[17]中国驻美大使馆：《中国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编制完成》，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xw/ t265959.htm。
[18]周全：《21世纪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
[19]程伟：《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互动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35页。
[20]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Trade and Finance，2002.
[21]胡景岩：《论开放市场与引进技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22]胡景岩：《论开放市场与引进技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23]胡景岩：《论开放市场与引进技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24]景维民、孙景宇：《全球视角中的转轨经济》，《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3期。
[25]［法］弗朗索瓦·莎奈：《金融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26]景维民、孙景宇：《全球视角中的转轨经济》，《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3期。
[27]彭新万：《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引进外资》，《当代经济研究》，2002年第5期。
[28]参见［波兰］波兹南斯基：《全球化的负向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第55～63页。
[29]左大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非效率性》，《经济研究》，2000年第5期。
[30]王梅：《评全球化情况下的金融风险》，《四川金融》，1999年第4期。
[31]王允贵：《经济全球化与金融风险》，《开放导报》，1999年第5期。
[32]王笛、程斌起、单用鑫：《经济全球化中的金融风险》，《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33]王允贵：《经济全球化与金融风险》，《开放导报》，1999年第5期。
[34]李贵义：《金融全球化与金融风险管理》，《甘肃金融》，2000年第7期。
[35]岳意定：《金融全球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分析》，《对外经贸实务》，2000年12期。
[36]张仁德、韩晶：《金融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风险》，《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
[37]刘东：《金融全球化与金融风险》，《武汉金融》，2002年第7期。
[38]黄范章、徐忠：《金融全球化·金融风险·国际金融体制改革》，《财经研究》，1999年第5期。
[39]［波兰］波兹南斯基：《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第5页。
[40]孙景宇：《“转型经济”国际研讨会综述》，《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9期。
[41]［波兰］波兹南斯基：《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第5～6页。
[42]Adolph A. Berle，Gardiner C. 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Macmillan，1932.
[43]参见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4]参见林毅夫：《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1期，第269～ 300页。
[45]参见徐康宁、王剑：《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经济研究》，2006年第1期。
[46]Jeffrey Sachs，Andrew Warner.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No. 5398，1995.
[47]罗荣渠：《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世界史研究的新视角》，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6～86页。
[48]张光直：《考古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7～18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3页。
[50]郭祥才：《马克思主义跨越发展理论与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51]周振华：《信息化与产业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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