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营问题研究的意义

8.1.4　城市经营问题研究的意义

城市之间的较量、竞争表现在，谁建设得好、发展得快，谁就有可能从市场中获得更多的稀缺资源，进而实现更大的发展。但城市的竞争也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如何寻找比较优势，对自身准确定位，通过有效的营销手段展示和服务于公众，进而吸引更多的资源，实现更快速的发展，是城市经营需要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我国，城市经营这一全新的理念在几年间席卷全国，是有着其深刻的经济背景的。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1990年至200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8.96%上升到37%，人口和产业向城市的迅速集中使城市基础设施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面对城市建设的历史欠账和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在财政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城建资金短缺成为每个城市政府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在过去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政府管理具有明显的附属性质，其行为受到中央政府各方面的限制，自主权的缺位削弱了城市政府合理组织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城市竞争更是无从谈起。改革开放以后，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中央政府给予了城市政府更多的事权，与此同时，财政体制的分权改革使城市政府获得了更多的财权，城市财政的独立性日益增强，分权制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城市政府组织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城市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和竞争主体的地位不断得到强化。

另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开放后的中国城市经济与世界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作为世界城市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我国城市所面临的竞争既包括与国内城市之间的竞争，也包括与国外城市的竞争，城市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为了吸引国内外“用脚投票”的要素参与城市经济的发展，提升城市竞争优势，需要对城市竞争力的提高有巨大推动作用的城市政府进行自身职能的转型，不仅要建设城市，更要经营城市，通过对城市的整体经营，改善城市投资和居住环境，创造城市品牌，增强城市对要素的吸引力，并通过对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城市自身价值和综合竞争力。

21世纪初，《关于城市未来的柏林宣言》预测了城市的发展趋势，并做出了如下的判断:“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将加速打破现有的行政边界，赋予城市新的使命;经济和社会正变得越来越依赖于知识;世界不再仅仅是国家的组合，更是城市相互联系构成的体系;国家、区域和城市政府越来越平等地协同行使各种权力……始终是经济发展原动力和文明摇篮的城市，目前正被巨大的挑战所困扰。”一方面，生产、金融、技术等方面的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全球意识成为发展中的一个共同取向;另一方面，地域差异客观存在，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正在加大，地区冲突和全球经济动荡不安。在新的世纪里，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矛盾将继续存在并且更加尖锐。

(1)从信息时代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看

当今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是经济全球化，即全国之间经济开放度、贸易自由度、资本融合度以及市场集中度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以及由这一过程引发的各国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最终融合的不断变化的过程。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信息革命和流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张，世界经济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和共损共荣。

在我国，信息革命和流通革命的发展使部分产业或服务不再完全依赖于其所在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它可能立足于某个城市，却服务于所处城市以外更大的区域。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这类空间组织形式发展越来越快，并在其所在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深远的作用。跨国公司是全球化过程中最典型的企业空间组织方式，其本部和主要分支机构的选址越来越与传统的占有自然资源、依赖市场区位、地域区位中心等选址要素无关，而表现为更靠近交通和信息网络枢纽、高质量的生态环境和更重视无形资产。

信息革命和流通革命引发的是生产和组织方式的变革、市场的重构与融合以及整个社会结构和基础的改变，而城市作为世界经济活动网络的节点和焦点，也被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的突破赋予了新的经济内涵和区位优势。在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地方化浪潮中，城市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企业和市民常常会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以选择更有自由发展机会的城市和享受更充分的福利价值，因此，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寻求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统一成为每个城市谋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战略目标。

目前地方政治日益重要，越来越成为制定发展战略的焦点。资本的转移和流动使中央政府越来越不可能组织和协调特定的生产和再生产，只能由地方政府指挥和协调。地方政府与跨国资本的谈判技巧及其创造条件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能力，已成为塑造城市形象和在国际城市体系中定位的关键因素。作为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和载体的城市，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也逐渐从国家的影子下摆脱出来直接参与到全球经济竞争中，从而使以往的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日益淡化，城市竞争终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凸显出来，成为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的地方化浪潮。20世纪末，“入世”标志着我国经济已经纳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的城市和企业在直面国际竞争冲击的同时，也为中国的“市场化”经济体制转型提供了一个强劲的外部动力源。

(2)从改革时期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目标看

经济的全球化推动着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断地重新组合和流动。在我国，这种经济市场化的趋势非常明显，从1978年至今，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30余年里，中国经历了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这种大规模、自上而下的“市场化”阶段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市场化的主要动力由20世纪80年代中央政府推动转变为90年代的市场竞争筛选，调整方向以增量调整为主转变为增量与存量调整并重。目前世界各国政府改革的总体趋势是从集权到分权，这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从这一角度出发，近二十年来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深入过程也就是从传统的一元利益主体向多元利益主体转移的过程，一方面中央政府不断地把财政、税收和基建项目审批权、投融资权、企业管理及流通管理权、外贸经营权等财权和事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拥有了成为地方利益主体的可能和条件。

从建国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一直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一切由中央政府统收统支，1979年的财政赤字超过了180亿，超过预算的20%，导致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再也无法维持。中央政府作为经济主体，不得不采取了从严重亏损的领域中逐渐退出的政策，包括举世瞩目的“农村改革”——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使政府在“理性经济人”的规律作用下从农业生产领域退出;以及实行“财政分灶吃饭”，给地方各级政府以财政自主权。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市场化”进程推动了我国的地方分权改革及其实施。国家逐步实施决策权重心下移的权利下放战略，使大量决策权和公共财政支出从中央政府转移到地方政府手中，地方政府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公共支出、地方发展政策的决策权，并可以利用这些自主权进行有效的运作。另外，我国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土地从农业用途向非农业用途、从低收益用途向高收益用途的流转有着巨大的需求，同时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城市政府能够从土地使用权交易中获得巨大的收益。

可见，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一方面地方政府不但可以对地方国有资产的运行负责，而且对地方生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拥有了较多的控制权和决策权，使城市政府为提高城市竞争力而对城市要素的优化配置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与工业化相伴而生的“城市化”建设与分权后城市财政收入短缺的矛盾，城市经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推上了实践的舞台。

(3)从发展时期区域经济的“城市化”趋势看

城市最早出现于奴隶社会，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虽然城市的起源和发展历史悠久，但真正的大规模城市化进程出现在产业革命以后。随着工业的发展，作为工业化的伴侣，城市迅猛地发展起来。进入20世纪后，城市化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由20世纪初的14%发展到1950年的30%左右，1990年已接近50%，2000年已达到60%。目前在绝大多数国家，城市的生产总值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60%～80%，是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更加明显。

“全球化”和“市场化”推动的土地、人口、劳动等城市要素的流动同样促进了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国近年来的城市化进程出现了两个较为明显的阶段，即1998年以来大力提倡的“小城镇大战略”和最近几年兴起的城市“做大做强”风。2000年以来，各地大中型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张以及与此相应的城市建设呈现出极大活力，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城市功能分区也初显雏形，以中央商务区(CBD)为代表的，包括新型居民小区、政务区等街区标志着新的城市布局正在形成，工业企业退出城市核心区域已成普遍趋势，连锁经营、品牌专营、大型超市、社区服务系统等新的商业形态初具规模，不断升级的房地产开发成为推动城市建设的引擎。目前，城市定位、城市形象塑造、“经营城市”、打造城市品牌、提升城市竞争力等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最新理念，城市建设项目取代工业项目的招商引资、城市环境综合优势取代工业资源优势的观念已占据主导地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户籍对人口迁移限制的减弱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涌入，中国的城市化必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自20世纪50年代的城市改造和八九十年代两轮大规模的城市和城镇建设高潮后，现阶段我国的城市化和城市管理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城市化加速发展带来的城市规模快速扩张与城市建设资金相对不足的矛盾;产业集群、跨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群、城市带的出现冲击着城市原有的行政边界，并对传统的城市生产布局结构和城市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静态的、相对滞后的城市管理方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不论政策层面如何认识，以大中型城市高速发展为特征的市场导向的城市化在实践中已势不可挡，目前我国的“城市经营热”正是反映了“城市经济景观”在经历了外延扩张后将逐步走向以高质量、细致、成熟为特点的内涵发展道路。

加入WTO预示着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必然会纳入到世界城市化的进程，意味着城市将在更广泛的领域里承接国际产业链条转换过程中所赋予的不同角色，当外部经济要素逐渐取代国内要素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时，企业站在世界经济竞争的风口浪尖已显得势单力薄，城市作为全球资源整合和经济要素流动的直接载体如何参与世界经济博弈已成为继企业理论后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