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学主义”的制度分析_转型时期中国社会

时间:2019-06-17  栏目:百科知识  点击:40 次

“升学主义”的制度分析_转型时期中国社会

三、“升学主义”的制度分析

作者认为,在研究策略上看似矛盾的社会学制度主义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实则可以结合起来共同解释不同形态的升学主义行为。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吸收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关“经济人”假设理论,它假定一个行为者拥有一套固定的偏好。为了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个体所经常采取的精心谋划和计算的策略性工具行为,受到这一套固定偏好的影响。

社会学制度主义所规定的“制度”在范围上相对较广,不仅包括为个人的行为提供准则的“意义体系”的正式的规则、程序和规范,而且也包括非正式的象征体系、认知和道德层次。也就是说它的制度似乎等同于文化。与理性选择主义不同的是社会学制度主义兼顾了非正式的象征体系、认知和道德层次,也就是本章所用的“制度”定义中“非正式制度”的层面。

在实际的升学行为当中,很可能是理性选择行为与隐藏在人们意识中的“社会印痕”共同作用的结果。关于升学行为的区分,事实上存在较大的操作困难。这首先是因为,不同区域的生存要求存在很大的差异。城乡的分割,地区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都给我们在整体社会中划分升学行为的模式带来很大的困难。但这些问题并不是完全无法解决的。因为最终的升学行为是通过个人表现出来的,而具体到某个人身上,其升学动机与行为可能并不是恒定不变的,所以对其具体升学行为加以形式上的区分还是有必要的。(www.guayunfan.com)

这种区分,在操作上笔者为了行文需要将从两个维度进行论述:一个是宏观意义上的制度维度;另一个是微观意义上的个体行动维度。

宏观层次上的制度维度具体又可以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联合作用;微观意义上的个体维度,即个体在升学行为选择方式上又可以分为工具理性行为、传统行为与价值行为。具体到个人的升学行为则是两个维度相互交叉、联合影响的结果。

(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升学行为的影响

1.正式制度对升学行为的刚性影响

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它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具体单个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规则构成的一种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

广义的教育政策是指一个国家为发展教育所制定的一切举措。显然本章重心不是讨论教育政策,考虑的仅仅是与升学有关的一些政策。

首先关注的是教育学制。从我国当前学制来看,中等教育分初中与高中,学制各三年,其中初中属于普及义务教育范围,有四类学校:一是全日制普通中学,一般三年,主要是为高一级学校培养合格的新生和培养劳动后备力量;二是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培养技术员和技术工人,学制2—4年;三是职业中学,培养高一级同类院校新生和有技术的生产者;四是业余中学,是为业余时间接受中学教育的人们开设的学校。高中教育制度有三种类型学校组成,即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和中等专业学校。普通高中主要为高校输送合格毕业生;职业高中毕业生以就业为主,也可报考高一级的职业院校或对口学校;中等专业学校中(所谓的“中专”)学生毕业后可统一分配工作。高等教育阶段分三级:专科、本科与研究生教育。[25]

从当前的学制看来,初中后的中专、中技、职业高中,都是对那些初中毕业生未能够进入普通高中这一“正规”教育序列设计的;普通高中后的职业技术教育也属于这个内容,都是属于生存教育。普通高中毕业生的一般升学轨道是高等教育,其中大专根据我国《高等教育法》的规定,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生是直接面对初级化的专业岗位。

本章探讨的升学主义,其中的升学更明确地指向大学本科的入学考试。在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学制的设计就为广大考生设计了一个升学序列。在这个升学序列当中,作为升学主体的个人如果想走上这条道路,首先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能够上普通高中,因为一旦走上别的道路,根据教育分流的政策限制,他就不可能具备考大学的资格。这一点对于个人升学行为的影响至关重要。

进一步分析正式制度对个人升学行为的影响,我们还可以看出,除了学制以外,国家在不同时期针对高考的具体政策对于个人升学行为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在本章的分析框架中,笔者以“文化大革命”为一个节点,分三个时期进行了讨论:“文化大革命”前的升学政策以及人们的升学行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升学政策与人们的升学行为;“文化大革命”后的升学政策与人们的升学行为。

建国后,我国公民仍然存在着高低有别的三大身份:农民、工人、干部。这种差别的存在是历史之必然,本无可非议。但问题在于,这种等级身份制具有很强的刚性,三大身份之间的流动可能性极小。为了实现身份的向上流动,升学就成了一种有效的途径。尤其当站在农民的角度,身份的压力让他们无处可逃,面对黄土的他们,唯一改变命运的途径就是升学。经过几年的学生生涯,成为干部身份,由国家给分配工作,这是当年乃至当今众多农民子弟的一种理性的选择,虽然这种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除了身份的限制以外,国家关于升学的政策也对人们的升学行为产生了刚性的影响。建国以来对于升学冲击比较大的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自此全面发动。

遵照毛泽东的“五七指示”(1966),在林彪,尤其是江青集团的授意、策划和支持下,全国各地高校开展了“五七”公社教育革命(同济大学,1967)的各种事件,伴随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深入,“用革命大批判改造文科大学”(复旦大学,1969),“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清华大学,1970)成为主流。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高等学校停止按计划招生六年(1970年和1971年曾在部分高等学校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升学考试被取消了,整整一代人就这样失去了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另外由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较多地采用“推荐升学”的方式,让人们由原来的向分数看齐变成了向劳动看齐。因为当时即使个人想上学,国家从政策上堵住了升学考试这条道路,人们的升学愿望便畸形地发展,升学策略上也采取了不同以往的行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的升学政策再次发生了转变,1977年,邓小平在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随即中央决定废除了推荐的招生办法。当年有573万人报考,1978年有610万人报考,恢复实行全国统一招生命题考试。

国家从教育政策上完成了对广大考生成才的路径设计,也为升学主义埋下了伏笔。我们可以看出,上至春秋下至当今,对于升学的途径的设计从来没有任何的间断,所不同的只是时期不同而有着不同的政策。如上所述,正式制度对人们的升学行为更多的是产生刚性的影响。

2.非正式制度对升学行为的软性约束

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的交往实践中无意识形成的,是人们对其他人的行为方式的稳定预期。这种预期并不是基于正式规则,而是来源于社会的共同知识,具有持久的生命力。通俗地讲,社会习俗、习惯行为、道德规范、思想信仰和意识形态等都属于非正式规则的范畴。传统文化、民间基础是非正式规则的源泉,非正式规则形成的原因是人的行为能力的有限性。面对大千世界,要对行为的所有方面都形成一套自己的思想是不可能的,于是大部分的行为按照习惯行事。习惯已经沉淀了人们在过去的实践中能有效地减少交易成本的成功经验,因此,遵从习惯往往是处理问题的最佳选择。

新制度主义中的社会学制度主义尤为强调这一点,制度本身就有了文化的含义。这一观点体现在升学的行为当中就是,从民间社会基础的角度对人们的升学主观意愿进行影响,并且是一种可传递的影响。体现了升学主义的一贯性。由于当地的整个场域作用影响,升学主义文化提供给个人一套升学的象征意义。对于考上学的个人和家族来说,这种带给他们的荣耀甚或超过了实际的经济利益,在当地获得的声望使得升学者对于那些即将升学者和未升学者产生了一种示范与压力。并且把这种升学行为变成为社会上所有人的适合性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下,升学行为变成为社会所承认的行为,并在时间的推移中使得升学行为获得一致性。

在民间,其社会教育价值观受到科举文化的影响很深,科举集文化传承、教育督导、价值导向、资源配置、社会调控等多种功能于一身,但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其教育价值取向。科举在教育方面所表现出的巨大影响力,亦即现今人们竭力批判的考试的“指挥棒”功能,并非科举之类国家人才选拔考试的固有弊端,而是此类考试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使然,实系考试与教育互动关系的规律性反映。对于国家选拔考试在教育实现其培养目标方面所具有的督导功能,不能作为疾弊予以根除,而应通过不断提高考试的科学性予以调控,力求社会人才系统中育才、选才、用才三者间在标准和价值取向上的基本一致。

人们在具体的升学行为选择中,非正式制度对人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一种无形的软约束。

因而,从正式制度对人们的导向上与非正式制度对人们无形的规范上,个人不断接触到这些状况,个人被逐渐灌输进一整套性情倾向——升学,这种性情倾向较为持久,也可转换,将现存社会环境的必然性予以内化,并在有机体内打上经过调整定型的对外在现实的约束的烙印。他们做出自己的应对也就显得合乎情理。

(二)个体行动维度

谈到社会行动时,韦伯区分了四种类型的社会行动即目的——工具合理行动、价值合理行动、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并且将“合理的行动”作为其研究的出发点,从而使自己的社会学同研究“总体”为原始实在的社会学理论区别开来。

具体到个人的升学行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方式。笔者大体上做了三种区分:工具理性行为;传统(情感)行为;价值行为。

1.工具理性选择对升学行为的影响

在理性选择上,科尔曼的社会理论是西方社会学将缘于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引入社会学领域的最为宏大的理论尝试,在科尔曼的理论体系中仅仅存在一个基本架设——理性人的假设。理性人假设将任何行动者都视为在给定的条件和约束的限度内追求最优或满意的理性行动者。理性人的假设贯彻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的始终,同时,科尔曼批评有些人将价值作为个人选择过程的外在因素而不予考虑,认为社会学的有目的行为模式必须考虑人们的价值和信念来源,因为这些东西影响到各自的偏好和选择,成为内化共享的价值、规范,对人们的选择行为有影响。[26]霍奇逊也指出,制度和文化极为重要,它们在影响和形成目的本身方面确实起作用,诸如制度结构和常规、社会规范和文化不仅影响行为,而且也影响对世界的看法以及追求的目标。

本章无意再次探讨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这一个在哲学界和社会科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只是用之来说明升学主义作用模式中存在这种“完全理性”的那一部分人。

理性选择理论试图运用经济学中的合理性观点对社会行动与秩序做出新的解释。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对人的行动持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在提到理性升学行为时,不得不提及作为升学主体的学校。升学率是一个衡量学校教育“水平”的经典指标,升学率指标也是提高学校声望的重要手段。通过开设各种能力班,升学的荣誉既给学校提高了声望,也提高了政府和社会对它们的关注。这样就会吸引更多的资源的投入,从而使得学校在下一次的竞争中处于更有力的地位。所以作为主体的学校也是一个理性的行为。

亚当·斯密认为人的理性在于他在各项利益的比较中选择自我的最大利益,以最小的牺牲满足自己的最大需要。新古典经济学家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家理性人的假定。他们对人的行为的假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个体的行动决定是合乎理性的(指为达到目的而选择的手段);个体可以获得足够充分的有关周围环境的信息(完全信息假定);以及个体根据所获得的各方面信息进行计算和分析,从而按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目标选择决策方案,以获得最大利润或效用(利润或效用最大化假定)。

升学主义导向的社会行动者,其行为模式更多时候表现为理性的选择,具体来讲就是说,在为什么考大学的问题上,这些人的思路是清晰的,目的是鲜明的,也是一只“无形的手”在起作用。其升学的目的是攫取升学后能够获得利益。至于获取的途径与手段则是表现不一的,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与时代的发展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2.升学行为中的传统取向

此种情况下的升学行为有以下特征:

1.在意识的层面上发挥作用。惯习性行为模式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是体现于身体而实现的集体的个人化,也可以说是经由社会化而获得的生物性个人的“集体化”。

2.惯习性行为模式是一种生成性结构,是产生惯习的社会结构在身体层面的积淀,它类似于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但又不是某种人类学意义上的不变因素,而是作为一种社会性变量而存在的,它是在历史中建构的、植根于制度的生成性母体,是一种“体现在人身上的历史”,因此它又具有历史性。

高中学生,他们的年龄在15—18岁,他们有自己的奋斗目标,有自己的远大理想,特别关心未来的职业。重点中学的优秀学生,老师经常安排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介绍学习经验,给他们推荐优秀书籍,在家长会上表扬他们,并把他们树立为学校的学习标兵。这些正面的强化使他们不断地得到鼓舞,学习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竞赛中获得优异成绩,又激励他们向奥林匹克竞赛发起猛烈的冲击,有的学生最终摘取了桂冠。这种结果又会对其他同学的学习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时各种高考状元——“文科状元”“理科状元”他们的形象和名字不断地在各种媒体上反复出现,无形中这也就为下一级的学弟学妹不断地强化了这种观念。人们在升学时已经习惯了,他们想不出为什么不上大学,为什么不参加高考,他们也许只是一种无意识的为高考而高考。

3.价值导向的升学行为,它表现为对纯粹自身行为本身的绝对价值的自觉信仰,无论这种价值是表现在伦理上、美学上、宗教上,还是表现在其他方面。这种行动不太考虑有无现实的成效。

对于升学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个人对于升学后获得的快感和一种精神上的愉悦,把升学作为一种自觉的信仰去认真地实现,没有什么主观的利益倾向。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象征。

其中表现比较明显的是隋唐迄晚清所形成的一种文化更在民间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这就是中国特有的状元以及由此形成的状元文化。状元作为符号性在中国古代戏曲剧目得到了充分的反应,[27]无论是何主题,一个共同点都是穷家子弟高中状元,万事顺意。状元是万事如意的标志。状元取代了各种类型的“理想类型”,成为古代士人追求的目标,也是各个阶级各个阶层所羡慕的荣誉。由于科举与做官的结合,状元也就集中了传统中国百姓集政治经济文化最优厚的待遇和最优厚的礼遇,形成了一种尊重状元的文化现象和由此引发的其他文化现象。最终构筑起民间社会与“读书做官”紧密关联的知识信仰体系。一种炫耀“状元”成为行为本身绝对价值的自觉信仰。状元是万事如意的标志,是一种“成功”的符号。就是现在也依然存在理科状元、文科状元等说法。

历代以来,有着一种“士大夫观念”。作为耕读世家的一分子,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极为重视教育,为此,他们留下了许多家训、语录以及相关的书信。这些不拘形式的文献自然会透露出他们的教育观——特别是关于“教育目标”的观点。像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明李睦《房训词》、宋赵鼎《家训笔录》、明金敞《宗范》、清王心敬《丰川家训》、清史金成《传家宝》,这些内容当中一个共同点就是读书的目的在于“明白圣贤道理”,从“家族”的角度设定教育目标,包括“光前裕后”“全身保家”“家道绵长”“扬名显亲”等目标,体现出了明显的“家族本位”的色彩。除了为“士”以后能够给家族以及自身带来的实际利益外,“光宗耀祖”等形式上的荣耀或者成为一种符号性的象征就居于首要位置。

在当前升学行为中,很多家庭并不是需要自己的子女通过考学来获得直接利益,而仅仅是为了家长自己的面子上过得去,很多家长就拼命让孩子争口气。另外一些衣食无忧的升学者本人,并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自己升学后能够证明自己的实力与享受“金榜题名”给自己带来的愉悦。

(三)制度、行为维度之间的关系

以上论述从制度维度与个体行动维度两个维度谈了升学主义的分类,那么这两个维度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在笔者进行访谈当中,逐渐清晰地看出这两个维度之间是一种交叉关系。在制度与行为者之间的关系上,以往的社会科学里有两种倾向,即计算方式(calculus approach)和文化方式(cultural approach)。[28]计算方式是指制度影响行为者的方式,主要是为行为者提供关于其他人的现在和未来行为的确实性,因此主要分析对象是在这种情况下行为者的战略性行为。相反,文化方式是指个人的行为主要被嵌入到制度而不是战略中去,因此主要分析对象是行为者所处的情境。另外,计算观点可以说是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宏观现象的,而文化观点则是从宏观的角度分析微观事件的。

制度能影响个体选择但不能最终决定它,个人能够规定进一步的行动,原因是个人“嵌入”在制度中并被其所创造和指引,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因变量。在制度主义者看来,选择不是自动地来到决策者面前,它是日常生活中规则和程序积累构造的产物,没有体制,人们无法在无穷的可能性中做出选择,制度按照角色和情景的关系确定行为的适当性,它包括对情景和角色的鉴别以及在某种情形下适当行为的确定。制度的另一个性质是为行动者规定世界的意义。人们总是通过实践和观察建立现象世界,以自己观察到的前因后果联系判断进一步行动的方向,而现实是由一系列制度构成的,它们构造人们的判断并调整、巩固着这些判断,没有对社会事件的意义及合法性的取舍,人们无法形成信念,也无法构造行动的动机。[29]

升学制度能影响个体行动选择但不能最终决定它,个人能够规定进一步的行动,原因是个人的升学行为“嵌入”在升学制度中并被其所创造和指引。升学行为的选择不是自动地来到升学者面前,它是日常生活中规则和程序积累构造的产物,没有升学制度,人们无法在无穷的可能性中做出自己升学的选择,升学制度按照角色和情景的关系确定行为的适当性,它包括对情景和角色的鉴别以及在某种情形下适当行为的确定。

正式制度作为一种刚性约束强制着人们的具体升学行为,个体行动维度上出于自身的实际目的,会根据不同时期的国家政策做出自己具体的应对。非正式制度则逐渐给人们灌输进一整套性情倾向——升学,这种性情倾向较为持久,将现存社会环境的必然性予以内化,并在有机体内打上经过调整定型的对外在现实的约束的烙印,最后转化为具体的升学行为。

总之,制度与个体行动两个维度的相互交叉、影响,相互作用,顺着这个逻辑,以上述研究成果为基础,本章建构了三种升学行为模式:工具性升学行为模式;惯习性升学行为模式;符号性升学行为模式。

1.所谓工具性行为取向,就是指行为的目的是通过理性的方式以获取一定的资源,这种资源可以是信息、物质、社会地位等等。从升学主义的角度讲,就是有目的的升学。从升学出发点的理性、为了升学而采用的执行策略的理性以及最终升学后的目的理性。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与时代的发展人们在升学时又会有着不同的策略。

2.“惯习的行为”即通过习惯进行的行为。本章所称的“惯习的行为”即通过习惯进行的行为。在这里,习惯有点类似于“条件反射”,生理学上它指有机体因信号的刺激而发生的反应。人类不能简单等同于动物,人们在升学行为当中表现出来的惯习性行为模式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是体现于身体而实现的集体的个人化,也可以说是经由社会化而获得的生物性个人的“集体化”。惯习性行为模式是一种生成性结构,是产生惯习的社会结构在身体层面的积淀,作为一种社会性变量而存在的,它是在历史中建构的、植根于制度的生成性母体,是一种“体现在人身上的历史”,因此它又具有历史性。

3.符号性升学行为,指的是升学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行为者在情感上的某种需求以及获得愉悦感。符号性行为有两层含义:

其一,是“升学的象征”。即借助升学表达和传递某种意义和信息,包括升学者的地位、身份和认同。

其二,是“象征的升学”。即升学者看中的是高校所象征的某种社会文化意义。

在符号性行为情境下,行为者选择升学道路的准则不再基于“考上”或“考不上如何”这一理性认知观,而是更基于“喜欢”或“不喜欢”的情感态度观。因为行为者所追求的是一种符号性感受价值,包括身份或阶层的象征、美的感受、潮流或流行性等等。

总之,人们通过实践和观察建立现象世界,以自己观察到的前因后果联系判断进一步行动的方向,而现实是由一系列制度构成的,它们构造人们的判断并调整、巩固着这些判断,没有对社会事件的意义及合法性的取舍,人们无法形成信念,也无法构造行动的动机。一旦人们对升学形成一种信念,便成为一种升学主义。下面将以菏泽地区为例对升学主义的“制度—行为”模式做出具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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