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子信息产业跨区域转移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制约

三、中国电子信息产业跨区域转移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制约

(一)部分中、西部地区承接电子信息产业转移的研发资源、劳动力、产业配套不足，“嵌入”产业转为“根植”产业面临困难

尽管近年中、西部地区承接电子信息产业转移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受制于人口素质、科教资源、基础设施、文化服务业发展水平等软硬投资环境，“嵌入”产业在转入地的发展往往面临很多困难。一是研发资源稀缺导致中、西部地区难以承接电子信息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转移;二是当地科教资源有限和人口素质相对不高导致电子信息企业在当地招工困难;三是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薄弱导致企业运营成本增加;四是生活配套环境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较大进一步加大了转入企业引智留人的难度;五是中西部地区电子信息产业普遍起步晚、规模小、产业链不完整，导致转入企业发展初期难以在当地建立上下游配套联系。

上述原因导致“嵌入”产业在当地“扎根”发展面临重重困难。一方面，企业必须在较短时间内尽快在当地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链群，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完成从“嵌入”产业向“根植”产业的转变;另一方面，先天条件不足进一步加大了上述地区政府招商引资的压力，削弱了与企业谈判的“议价权”，高额的招商代价不利于地方政府财政增收，从而无力投入基础设施，完善地区投资环境，形成恶性循环。调研中了解到，部分地区的转入企业仅仅在转入地停留一个“政策优惠期”，单纯从事一些低附加值、高耗能产品的生产，如笔记本电脑代工、集成电路组装封装等，一旦土地租金、税收优惠等政策到期，就立即转向下一个“政策优惠”地区。有的企业甚至完全“跟着领导走”，在一个地区仅投资一个“任期”的时间，“关系一走，企业就撤”。

(二)部分中西部地区不计条件和成本招商引资，恶性竞争导致“强势企业”、“弱势政府”等问题凸显

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在推动电子信息产业转移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定程度上甚至直接影响到企业转移目的地和转移规模等重要决策。这种看似“政府越位”和“市场退位”的现象事实上反而降低了政府与拟招商企业的谈判地位，导致“强势企业”和“弱势政府”问题凸显。主要表现在:一是地方政府过度出让未来几年的税收、土地、租金等收益。很多转入企业的实例表明，尽管这类转移可以带动一批上下游企业入驻、提高当地就业、扩大“嵌入”产业对当地经济的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但是，单纯计算企业税收贡献和转入地政府出让的土地等成本的“经济账”，却往往得不偿失、入不敷出。二是政府没有综合考虑当地市场条件和产业基础，代替市场选择主导产业，甚至直接“砸重金”引入项目，而这种方式转入的产业能否顺利发展往往面临很大风险。如某地方政府斥资几十亿元从东部地区引入一条LED生产线，并为该项目配套“零租金”土地、政府出资培训技工并协调上下游企业协同地发展。但历经两年投产时，恰逢欧债危机、全球经济复苏放缓、LED产业整体不景气，导致转入企业预期订单没有落实而面临全面亏损，风险却可以全部转嫁给政府。三是地方政府竞相招商引资大大提高了企业的议价权。很多企业利用一方政府的优惠政策向另一方政府索要同等条件的待遇，或与多地政府谈判后再综合利弊权衡选择。一些企业进驻当地后，仅少量投资设厂，进行一些低端、高耗能、粗加工产品的生产。一些企业入驻后，把招工难、利润低、遭遇国内外经济情况不景气年景时订单大幅下降等困难全部转嫁给地方政府。甚至还有一些企业本无意愿在一些产业配套过于薄弱的地方建厂投资，但是在地方政府的“热情邀请下”，往往只是到所在地区圈地挂牌，而没有任何实际的投资举措。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以“GDP”考核地方政府绩效的政策导向多年来没有改变，而招商引资一些大企业入驻，无疑是短期内增加“GDP”的最有效手段。其二，很多中、西部地区意识到，国内外电子信息产业格局正在进行新一轮调整，中、西部地区经济产业发展格局也在进行新一次调整，因此，这不仅是中、西部地区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迎头赶上、实现跨越发展的一次重要机遇，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错过这一次机会，可能又会落后“30年”。其三，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西部地区经济总量、产业体系建设等工作都取得一定成效，很多地区具备承接发达地区电子信息产业转移的初步条件。这些情况一定程度上激励了这些地区的信心和决心，但也使其忽略了自身在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分工格局中的极度弱势地位以及未来要不断向价值链两端延伸的困难程度。导致其过度被短期繁荣和GDP激增所吸引，而忽略了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竞争力提升和可持续性。

(三)部分东部地区面临“产业空心化”的风险

调研中了解到，受电子信息产业转移影响而面临“产业空心化”的东部地区主要是那些以从事电子信息产品代工生产、外向程度高且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的地区。“产业空心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一是由几家大型企业外迁引起的电子信息产业链上大量企业整体外迁，而地方接续产业尚未发展壮大造成的短期内的“支柱产业空缺”问题。二是当地几家龙头企业的新增投资计划都转向中西部地区，造成本地投资量逐步萎缩，不能持续输入新的资金、技术、人才，不适应电子信息产业发展速度快、产品更新换代频繁的特征，而导致在未来新一轮电子信息产业增长中面临落后甚至被边缘化的风险。三是当地龙头企业常年以来仅从事一些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组装加工、高耗能类产品和项目的生产制造，当本地成本优势逐渐弱化、资源能源制约开始凸显以后，当地政府无力通过更加优惠的政策留住企业，导致潜在的“产业空心化”风险长期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风险并不存在于如深圳、广州、上海等这些电子信息产业占全国半壁以上江山的发达地区。尽管近年来这些发达地区的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增速指标在全国一直居于下游，但本地产业发展并未过多受到产业转出的负面影响。因为转出的企业集中在以下几种类型:劳动密集型企业，特别是用工较多、从事大规模流水线生产的组装企业，如视听产品组装企业;受环保标准制约、有一定污染的企业，如印制电路制造企业、电镀企业等;高耗能企业，珠三角地区长期难以缓解的电力紧张局面迫使一些高耗能企业外迁;一些产品附加值较低的企业等。而那些位于产业链高端环节的企业，虽然人力、租金、水电等运营成本有所增高，但由于产业配套环境好，企业综合成本(特别是供应链成本)相对并不高，就还是留在原地发展。这种局面反而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实现电子信息产业的转型升级。

可见，造成部分东部地区电子信息“产业空心化”的主要原因就是产业的“根植”问题。即无论产业最初进入本地发展的初衷是成本、市场还是受到地方政府特殊优惠政策的吸引，只有尽快促使“嵌入”企业从“浮萍式”的发展模式转为“根植式”发展，与当地产业建立密切的联系，从研发科教资源供给、物流等基础设施完善、人才培养和激励、政策配套服务方方面面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才能最大化产业集聚效应，更好地抵御各类外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