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探索者

中国经济发展的探索者

——武汉大学教授简新华的经济思想

谷亚光^[1]

简新华教授简介

简新华，1947年8月22日生，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兼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理事、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产业经济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口学会人口学科发展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经济学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湖北省人口学会副会长、武汉市宏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先后兼任河南大学、浙江财经学院、北京工商大学、石家庄经济学院兼职教授、江汉大学发展研究院首席教授、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地质大学讲座教授。曾任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

1968年下乡务农，1970年进厂做工，1977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1982年初毕业留校任教。1981年以来，先后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招标项目、重大课题、国际合作、省、市科研项目10多个。曾赴美国、德国、日本、法国、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进行学术访问。在包括《经济研究》、《求是》、《管理世界》、《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工业经济》、《世界经济》、《中国人口科学》、《经济学动态》等权威报刊在内的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60多篇，50多篇被包括《新华文摘》在内的出版物转载，数百次被引用。参加编写出版学术著作和教材10多本，担任其中8本的主编。科研成果获得包括中共中央宣传部1994年度“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教育部第二届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特等奖、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及中国人口学会颁发的第四届中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省部级奖在内的10多项奖励。

长期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

讲授的课程主要有:政治经济学、市场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西方经济思潮述评、比较经济学、市场营销学、产业经济学。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包括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市场经济、收入分配、工业化、城镇化、人口流动、农民工、劳动就业、反贫困、产业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战略等。由于既当过农民，又做过工人，深切体会到工农劳作和生活的艰辛和困苦，所以特别关注如何改进制度、发展经济，使普通工人和农民都能过上好日子;又由于发展经济学也被称为“贫困经济学”，是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由贫穷落后走向发达繁荣的学问，所以对发展经济学尤其感兴趣。

简新华教授是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进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的，1978年初进校后才开始正规的经济学学习和研究。实际上，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还在农村种地、工厂做工时，由于亲眼看到了我国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亲耳听到了广大工人、农民迫切要求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强烈呼声，亲身体会到了田间劳作、车间干活的艰辛，农民缺衣少食的境况、工人一家三代挤在一间房里的情形、工农生产技术和管理落后的现象使他深切感受到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管理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因而产生了学习和研究经济理论、探讨怎样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他就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的自学。简新华教授在上大学之前，在农村种了两年地，在工厂做了8年工，积累了大量工农业生产的感性认识和实践经验，并且进行了理性思考，写下了上十万言的学习和思考笔记。上大学以后，他一直把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始终坚持不懈地跟踪探索，是我国这方面研究的有影响的中年经济学家。

简新华教授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着重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主要包括工业化、城镇化、“三农”、就业、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由于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比发达国家落后，主要表现在中国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只有真正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就业、资源、环境、贫富差距等问题，因此他在这方面的研究中花的精力最多，出的成果也较多，也较有影响。这里主要介绍他对中国应该怎样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以及当前我国理论界正在激烈争论的热点问题——中国现在应不应该重新重工业化的看法。

一、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深入探讨

新世纪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完成新阶段的新任务，首先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中国在新世纪新阶段提出的新战略方针，是全面建成高水平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也是在如何更好地实现工业化问题上的重大创新，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最新发展。因此，深入探讨什么是新型工业化道路，与中外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有什么不同，具有什么特点和优越性，为什么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应该怎样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简新华教授对工业化道路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斯大林论工业化》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曲折过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阅读了《斯大林论工业化》一书，知道了社会主义国家搞工业化，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直到在大学学世界经济史，才明白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是先发展轻纺工业，更符合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后来又进一步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虽然是一条成功之路，但也存在许多缺陷。近几年，在我国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后，简新华教授对新型工业化道路问题进行了创新性的深入探讨，在《管理世界》、《当代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等刊物上发表了数篇相关论文，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界定了工业化道路的具体内容，弥补了工业化道路研究的不足

简新华教授指出，工业化是任何国家由贫穷落后走向发达繁荣的必由之路，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工业化既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又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常研常新。从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工业革命兴起，人类社会就开始了工业化进程，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但以工业占优势、人均GDP 3 000美元作为标准衡量，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按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还只有40多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然没有实现工业化，努力成为工业化国家依旧是世界上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怎样实现工业化，是决定工业化快慢和成败的关键。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之所以还没有成为工业化国家，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还没有找到或走上正确的工业化道路。但是，经济理论界却始终没有清楚地说明工业化道路的具体内容。简新华教授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不足，根据工业化所要完成的任务、解决的问题和涉及的方面，明确提出工业化道路是指实现工业化的原则、方式和机制，所要解决的是怎样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选择:第一，产业的选择，即重点和优先发展的产业、产业结构的类型及各种不同产业之间相互关系的确定和调整，比如发展的重点是选择轻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重工业、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是牺牲农业去发展工业，还是工农业协调发展等。第二，技术的选择，即工业发展中技术类型的采用，也就是选择高新技术还是一般适用技术;是运用多使用劳动力的技术，还是多使用资本的技术。第三，资本来源的选择，即通过什么方式或渠道筹集工业发展的资本，也就是来源于农业剩余的转移、对内外的掠夺，还是工业自身的积累、引进国外资本等。第四，发动方式的选择，即工业化进程是靠民间发动，还是由政府推动。第五，发展方式的选择，即工业发展是依靠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资源的消耗、环境的污染，还是采用集约型的增长方式、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第六，实现机制的选择，即工业化的任务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去实现，还是由计划机制的作用来完成。第七，城市化模式的选择，即伴随工业化发展的是适度城市化、滞后城市化，还是过度城市化。第八，国际经济联系的选择，即工业化过程中是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还是闭关锁国，发展内向型经济。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的历史表明，工业化道路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资源禀赋、自然条件、比较优势，工业化道路也会不相同。西方发达国家在农业经济时代开始走上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已经不适应工业经济时代的要求;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化道路，在人类社会向知识经济或信息经济时代迈进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更是行不通。后发国家必须不断探索新的工业化道路。

2.概括了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特点和缺陷，比已有的概括更为全面、深入

所谓“新”是相对“旧”而言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也是相对传统工业化道路来说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克服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缺陷和不足，形成新的特点和优越性。因此，正确完整地认识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特点和优越性，首先必须全面深入地分析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特点和缺陷。从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的历程来看，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一是西方发达国家以往走过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曾经走过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这两种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特点并不完全相同，缺陷也不都一样，有些特点和缺陷基本相同，有些则正好相反。现在有的学者把新型工业化道路看成是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不同的道路，也有论著把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说成是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往走过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不同的道路。简新华教授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片面性，提出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要消除这两种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缺陷，同时与这两种传统工业化道路都不相同的道路。

为了更全面地把握新型工业化道路，简新华教授对两种不同的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特点和缺陷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归纳和分析。他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是世界上最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其工业化进程是在农业经济时代开始的，走的是一条主要由民间力量发动、科学技术革命推进、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外向型发展、先以轻纺工业为主导后以重工业为主导、先工业化再信息化、重机械化轻就业、先污染后治理、城乡差别先扩大后缩小、经济危机相伴随的工业化道路。这条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虽然具有能够发挥民间力量、科学技术革命、市场机制的作用、利用世界市场和资源、形成适合生产要素禀赋特点的产业结构等长处，使西方发达国家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成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但也存在失业现象严重、城乡差别先扩大后缩小、先污染后治理、经济危机不断发生的特点和缺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和破坏，加剧了工业化发展的曲折波动，延缓了工业化的进程。中国和其它曾经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经济时代才开始工业化进程，走了一条由国家计划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以粗放型增长方式为主、过分追求高速度、排斥城市化、片面强调自力更生、资源消耗高、经济效益差的工业化道路。这是一条与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不同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虽然使计划经济国家建立起了必要的工业基础，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存在许多严重的弊端，是一条不符合国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不成功的工业化道路，并没有带来发达繁荣的工业化。

简新华教授还针对是否存在一条发展中国家走过的传统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把实现工业化作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纷纷走上工业化之路。虽然多方面的因素决定各国的工业化道路都会具有某些不同的特色，比如有些国家重视工业增长、忽视农业发展，也有些国家出现城市化发展程度超过工业化进程的“过度城市化”现象，还有些国家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或者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等，但并不能认为只要有不同的特点，就是与别的工业化道路不同的另一条道路。判断是否为一条独特的工业化道路，必须按照工业化道路所包含的主要方面的内容进行综合评估，只有大多数基本方面具有显著差别，才能算是一条不同的工业化道路。由于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是摹仿欧美发达国家或者前苏联走过的工业化道路，而且大多数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并没有形成一条具有典型意义的独特的工业化道路，即使是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韩国、新加坡、巴西、中国台湾等，虽然存在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通过引进外资，先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后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突出特征，但走的实际上是一条与欧美发达国家基本相同的工业化道路，所以不存在另外一条与西方发达国家和计划经济国家都不同的传统工业化道路。

3.探讨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完善了对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认识

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适应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条件和目标的要求，弥补传统工业化道路的不足，形成新的特点和优越性。什么是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这是“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简新华教授认为这是从结果和优点上界定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涵，还需要从实现工业化的原则、方式和机制上具体分析和概括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只有这样，才能弄清新型工业化道路为什么会产生和存在上述结果和优点。与西方发达国家和计划经济国家曾经走过的两种传统工业化道路相比，中国现在要走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一条由信息化带动、以集约型增长为主、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协调机械化与就业、力求产业结构优化、与城镇化适度同步、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实现可持续发展、对外开放和政府导向、市场推动型的工业化道路，主要有10个方面的特点和优越性:

(1)由信息化带动的工业化道路。信息化是由信息技术引起的工业经济社会向信息经济(即知识经济)社会转变的过程。信息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步兴起，在20世纪80～90年代才开始快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在信息化潮流还没有形成的时代就实现了工业化，然后在发达工业化的基础上开始信息化的进程，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不存在如何实现信息化、怎样正确处理工业化与信息化关系的问题，可以说走的是没有信息化的工业化道路，或者说是先实现工业化再信息化的工业化道路。但是，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新世纪现代化最重要的内容和特征，也是新世纪工业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和强大动力，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道路再也走不通了。在人类社会已经迈向信息时代的今天，离开信息化，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工业化;没有工业化的发展，信息化也只能是空中楼阁，现代化也无从谈起。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同时完成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任务，只能走信息化与工业化相结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最大特点。只有走这种新型工业化道路，才能抓住信息化带来的机遇，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特有的带动作用，既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又跟上信息化的步伐，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2)以集约型增长为主的工业化道路。中国以往主要依靠建新厂、上新项目、增加人力、物力、财力发展工业生产，走的是以粗放型增长为主的工业化道路，自然资源消耗多，资金使用效率低，技术进步缓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工业化的成效并不理想。相反，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以集约型增长为主的工业化道路，高度重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加强经营管理，以改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质量和效益。

(3)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的工业化道路。每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和经济技术发展状况都不完全一样，具有各自不同的比较优势，并且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还拥有低成本利用先进技术、规模扩张、结构优化等方面的后发优势。在工业化过程中，正确发挥这种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能够加快工业化的进程，提高工业化的效率。中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最大的比较优势都是劳动力资源丰富价廉，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拥有后发优势，实现工业化理应更好地发挥这两种优势。但是，中国传统的工业化道路，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而重工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资金缺乏，技术落后，处于劣势地位，不得不把农业和轻工业的剩余转化为积累，用于发展重工业，结果是扬短避长，不仅牺牲农业和轻工业的增长，而且重工业也难以持久健康地发展，延缓了工业化的进程，降低了工业化的效率。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吸取了这种经验教训，特别重视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以求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更好地实现工业化。并且，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而适时地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4)机械化与就业协调的工业化道路。实现机械化，用机器大生产取代手工小生产，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工业化的基本任务之一。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又会使得生产同样的产品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可能产生严重的就业问题，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如何妥善处理机械化与就业的关系，就成了选择正确的工业化道路的一道难题。西方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考虑更多的是机械化和自动化，更加注重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往往存在严重的失业现象，甚至引起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剧烈的社会动荡。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就业压力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显然不能再走重机械化轻就业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只能走机械化与就业协调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既要逐步实现社会生产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又要有效地解决好就业问题，维护“民生之本”，保持社会稳定。

(5)力求产业结构优化的工业化道路。工业化是由产业革命引起的农业经济社会逐步向工业经济社会转变的过程，是产业结构从以农业为主的结构开始，按顺序依次向以轻工业为主的结构、以基础工业作为重心的重工业为主的结构、以高加工度工业作为重心的重工业为主的结构、以第三次产业为主的结构演进的优化升级过程。中国传统的工业化道路，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形成了畸形的产业结构，造成严重的比例失调、结构失衡、工业化的畸形发展和工农业消费品的严重短缺。新型工业化道路则根据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信息时代世界经济技术发展的新情况，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特别强调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促进工业化的健康发展，提高工业化的水平。

(6)与城镇化适度同步的工业化道路。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的经验教训表明，工业化必然伴随城市化，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但是过度城市化会造成严重的“城市病”，滞后城市化则会严重阻碍工业化的进程，都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只有适度的城市化，才能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良性互动、健康协调发展。正确的工业化道路，必须合理处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努力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适度同步发展。中国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是一条排斥城市化的道路，存在严重的缺陷，导致了滞后城市化。新型工业化道路纠正了过去对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关系的片面认识，提出要加快城镇化的进程，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地流动，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坚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适度同步发展。

(7)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工业化道路。提高经济效益是首要的经济规律，改善人民的生活是工业化的最终目的，正确的工业化道路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中国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是一条重速度、轻效益、重数量、轻质量、消耗高、浪费大的路子，尽管工业生产增长的速度比较快，但经济效益却比较低，人民生活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新型工业化道路则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的相互关系，注重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及合理实在的增长速度，使人民生活水平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提高。

(8)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道路。西方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大多数是先大量开采和消耗自然资源，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然后再花相当大的代价进行治理和保护，基本上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道路。世界自然资源日益短缺、环境不断恶化，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不允许再走这样的工业化道路，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根本要求，是与传统工业化道路不同的根本特点。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计划生育，稳定低生育水平;发展环保产业，推行清洁生产，降低资源消耗，保护环境和资源，合理开发和使用各种自然资源，搞好国土资源综合整治，走“边发展边保护”的新路子。

(9)对外开放型的工业化道路。由于外国的封锁禁运，再加上片面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甚至把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斥责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基本上是关起门来搞工业化，因而不能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协作关系，取得比较收益;不能合理引进国外的过剩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克服我国资源和资本不足、技术和管理落后的困难，极不利于工业现代化的实现。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条件下提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则是要在发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同时，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协作、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合理地引进更多的外资，吸收更多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更快更好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10)政府导向、市场推动型的工业化道路。在工业化的实现机制上，新型工业化道路与传统工业化道路也不相同。西方发达国家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工业化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地爆发，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和浪费，只是到实行国家干预以后，经济危机才开始有所缓和。中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化则是靠政府计划和国家力量推动的，由于计划机制的信息局限性和利益局限性，往往导致严重的比例失调、供需脱节、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新型工业化道路既不是完全市场推动型的，也不是单一政府推动型的，而是政府导向、市场推动型的工业化道路，既能够发挥市场机制的巨大推动作用，又可以通过政府导向弥补市场的不足，缓解经济的周期波动，避免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而且，工业化的推进，不再只是依靠政府的力量和国有经济的发展，还要更多地借助民间的力量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采用一切有效的途径和方式，以加快工业化的进程。

简新华教授指出，正是由于新型工业化道路具有以上10个方面的特点和优越性，所以才有可能真正做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成功地实现高水平的工业化。

二、中国城镇化问题的创新观点

城市化或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趋势、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种种认识的片面和制度的缺陷，限制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使得中国的城镇化始终滞后于工业化，极大地制约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加快城镇化步伐已经是刻不容缓。在实现城市化的过程中，世界上不少国家曾经走过弯路，产生过许多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中国怎样才能更快更好地实现城镇化呢?在跨入新世纪的时候，我国提出了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重大战略方针。中国的城镇化为什么不能照搬别国的城市化模式，要有自己的特色?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具有什么不同的特征，怎样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这些都是真正贯彻落实“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战略方针必须正确回答和解决的基本问题。但是，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一直比较简单、肤浅和空洞，对其中部分问题的看法还存在较大的分歧，缺乏全面、系统、深入、具体的论述。简新华教授近10年来坚持跟踪研究城镇化问题，先后承担了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国际合作项目在内的多项相关科研课题，2005年又作为首席专家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首次重大招标项目“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在包括《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世界经济》、《中国人口科学》、《经济学动态》等权威报刊在内的刊物上发表相关学术论文20多篇，多篇被转载和引用，合作主编的学术专著《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获得中共中央宣传部1994年度“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教育部第二届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特等奖。他重点探讨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发展了城镇化道路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界定了城市化道路的具体内容

城市化道路是有效实现合理的城市化的关键，决定城市化能否顺利实现及实现什么样的城市化。探讨城市化道路，首先要弄清城市化道路的内涵，但理论界对城市化道路的具体内容却一直不是十分明确。简新华教授根据城市化所要完成的任务、解决的问题和涉及的方面，明确提出城市化或城镇化道路是指实现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原则和方式，所要解决是怎样实现城市化的问题。具体来讲，城市化道路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选择:

第一，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选择。即从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上看，是搞过度城市化、滞后城市化、还是适度同步城市化。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互为因果、相互制约，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是选择城市化道路的首要问题。

第二，城市化类型的选择。即实现什么样的城市化。从城市的数量、规模和空间布局结构上看，是网络式的，还是据点式的，或者二者结合式的城市化;是分散型的，还是集中型的，或者二者结合型的城市化;是小城镇化、大城市化，还是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型城市化。

第三，城市化动力和实现机制的选择。即城市化是完全由市场推动，还是由政府包办，或者市场推动、政府导向;是政府发动型城市化，还是民间发动型城市化，或者二者相结合的城市化;是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还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化，或者二者相结合的城市化。

第四，城市发展方式的选择。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发展的过程，采取什么方式发展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直接关系到城市化进程的快慢和成效。城市发展方式的选择包括:城市发展的资金来源是单靠政府投入，或民间投入，还是政府、民间、外资等多渠道;城市主要是搞外延式发展，还是内涵式发展;对城市发展是放任自流，还是严格限制，或者科学规划、鼓励支持、合理引导;是急于求成，还是循序渐进等。

简新华教授强调，城市化是工业化、经济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反过来城市化又极大地促进工业化、经济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但并不是所有的城市化都有益无害，都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城市化的后果得失，或利弊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化道路的正确与否、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合理与否。不同的城市化道路、不同类型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会产生极不相同的经济社会效果。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怎样实现城市化，是决定城市化快慢和成败的关键。只有选择合理的城市化道路，才能更快更好地实现城市化，避免或减少“城市病”、农村凋敝、城乡差别扩大、城市剥削农村、城乡对立等社会问题的发生，促进工业化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并且指出，城市化道路与工业化道路一样，虽然人们可以设计、修改、选择，但实际上走的什么样的道路，并不完全是人们事先主观设计、有意选择的结果，也包含有许多客观因素的作用，甚至可能是无意的自然选择的产物。比如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由市场推动的城市化道路，就不是事先人为设计和选择的结果，而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走上的一条道路。

2.澄清了城市化模式、城市化类型、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区别和联系

我国研究城市化问题的学者广泛使用着与城市化道路有关的几个概念，包括城市化模式、城市化发展模式、城市化类型、自上而下的城市化、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等，内涵交叉，外延不清，相互关系不明。为了规范城市化的研究，简新华教授澄清了这几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明确了相互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他指出，城市化模式严格地说是指城市化发展的状况和道路的总和，是一个总体概念。不同的城市化模式，应该具有不同的发展状况、不同的实现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原则和方式。城市化类型则是从不同角度、依据不同的标准、按照城市化各个方面的各种不同的特征而划分的种类、形式。我国理论界现在往往把“模式”与“类型”混用，仅依据城市化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的特征，就概括为某种城市化模式，实际上这些都是以不同标准划分的不同的城市化类型，这些“模式”与“类型”是等同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模式”概念。城市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按照城市化的某个或某些特征，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型:(1)按照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的相互关系的不同，城市化可分为适度同步城市化、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2)按照城市空间布局结构的不同，城市化可分为网络式和据点式城市化、分散型和集中型城市化。(3)按照城市发展的方式不同，城市化可分为内涵型和外延型城市化。(4)按照城市化实现机制的不同，城市化可分为市场型和计划型城市化。(5)按照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的不同、城市化可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政府发动及推进型和民间发动及推进型城市化。(6)按照城市化发展的水平不同，城市化可分为发达型和发展型城市化。城市化发展模式是以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状况及处理二者关系的原则和方式为标准而区分的城市化的不同类型。

3.概括了世界上三种不同的城市化发展模式

我国理论界从不同角度、依据不同的标准、按照城市化各个方面的各种不同的特征把城市化划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型。简新华教授的特点是，依据国际经验，按照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的相互关系的不同，把世界上存在的城市化发展划分为三种不同的模式:一是适度同步城市化，这是指城市化的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趋于一致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所谓“适度同步”主要是说: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呈合理正相关关系，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互相协调，城市人口的增长与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比较一致，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数量与经济发展提供的城市就业量大体平衡，城市化的发展与农业提供的剩余农产品基本适应。这是一种经济发展推动型的比较合理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它能够使城市化与工业化相辅相成，实现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社会经济的良性互动、协调健康发展。二是过度城市化，又称超前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所谓“过度”或“超前”是说: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城市化不是建立在工业化和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而是主要依靠传统的第三产业(传统的生活、商业性服务)来推动，甚至是“缺乏工业化的城市化”，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这是一种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造成严重的“城市病”、不利于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畸形城市化。三是滞后城市化，这是指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滞后城市化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为了避免城乡对立和“城市病”的发生，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城市化的发展，结果使城市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都不能很好地发挥，严重阻碍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及城市文明的普及。这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的不合理的城市化发展模式。

4.说明了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内容和特征

2000年10月9日朱镕基总理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说明》中，提出“中国的城镇化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并且阐述了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的若干重要方针，但没有明确具体地界定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内涵和特征。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呢?简新华教授回答了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根据城镇化道路的主要内容包括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选择、城市化类型的选择、城市化动力和实现机制的选择和城市发展方式的选择的标准及中外城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应该是一条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现代化适度同步发展、城镇化的形式多元化、集中型城镇化与分散型城镇化相结合、据点式城镇化与网络式城镇化相结合、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市场推动、政府导向、政府发动型城镇化与民间发动型城镇化相结合、自上而下城镇化与自下而上城镇化相结合、城市发展方式多样化和合理化、以内涵方式为主的路子。从结果和优点上界定，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是一条土地占用少、环境质量好、城市结构和空间分布合理、工农业互动、城乡发展协调的城镇化道路。与以往走过的城镇化道路相比，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具有以下特征和优越性:

(1)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现代化适度同步发展的道路。从城镇化发展模式的选择方面来看，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既要纠正中国过去城镇化滞后的缺陷，又要防止部分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过度城市化”的偏差，力求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适度同步发展。也就是说，城镇化的进程既不要过分落后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水平，也不要过于超前。只有这样，城镇化才能适应工业化的要求，有效发挥促进工业化的作用，真正使工业化与城镇化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也才能为农业、第三产业和经济知识化、信息化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使中国落后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同时实现现代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先进的一元现代化结构。

(2)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从以城市数量、规模和空间布局结构为标准划分的城镇化类型的选择方面来看，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不能只搞集中型的大城市化，不可能让大部分人都集中到大城市;由于小城镇缺乏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也不能只实行分散型的小城镇化。因此，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在城镇化类型上，只能选择集中型与分散型相结合、据点式与网络式相结合、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化的城镇化。也就是说，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数量上要结构合理，在空间上要布局恰当，在有条件的地区尽可能形成城市群、城市带、城镇网。只有这样，才能恰当地增加城镇数量，扩大城镇规模，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更好地发展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完善城市功能，发挥城市群和城镇网的群聚效应、大中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小城镇的农村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作用，在大幅度提高城镇化水平的同时消除或减少“城市病”，促进城乡经济的发展。

(3)市场推动、政府导向的城镇化道路。从城镇化动力和实现机制的选择方面来看，由于中国过去走的是由政府包办、排斥市场作用、忽视民间力量的城镇化道路，存在严重弊端，造成城镇化滞后;西方发达国家在实现城市化的过程中，主要依靠民间力量，基本上由市场机制推进，曾经出现过许多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完全由市场推动的城市化道路，导致过度城市化，产生严重的“城市病”;再加上中国现在已经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和社会经济运行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所以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在动力和实现机制上，既不能走中国的老路，又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只能选择由市场推动、政府导向、政府发动型城镇化与民间发动型城镇化相结合、自下而上城镇化与自上而下城镇化相结合的方式。也就是说，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向城市的流动和聚集，企业和产业在城乡的分布，城镇的建设和繁荣，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城市的布局和规划，则要实行政府调控;城镇化发展要依靠民间和政府两大力量，既允许和鼓励民间自下而上发动和推进城镇化，政府又要继续发动和推进城镇化。只有这样，才能既发挥政府的必要的调控作用，又充分利用民间的巨大潜力和市场促进效率提高的优势;既避免过度城市化，又防止城市化滞后，真正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适度同步发展。

(4)城镇发展方式多样化和合理化的城镇化道路。从城镇发展方式的选择方面来看，由于过去中国的城镇建设主要靠政府投资，资金来源和渠道单一、政府财力有限，再加上不合理的投资管理体制又使得投资效益低下，因而城镇建设资金严重缺乏，极大地限制了城镇的发展，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建设没有多大变化就是明证;与以粗放型或外延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相适应，中国以往的城市建设也是以外延式为主，即使城市在空间范围、人口数量、房屋建筑等方面有所增加，但往往建设质量差、水平低，城市基础设施缺乏、落后，集约化水平低，城市功能不能充分有效发挥;各级政府一方面对城市的数量、规模严格限制，另一方面对城市建设和管理又存在放任自流、缺乏合理规划和科学规范管理的倾向，既不利于城市本身的发展，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那样的“城市病”，也是政府无力也不敢积极推进城镇化的原因之一，结果使得城镇化步履艰难，因此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在城市发展方式上，必须选择多样化和合理化的方式。也就是说，城市建设资金来源和渠道要多元化，除了各级政府加大投资之外，鼓励农民集资建城，可以采取批租土地、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合资开发、发行债券、投资入股、贷款等多种形式和途径，实行各种优势政策，吸引和筹集更多包括公有、民有、外资和农民的资金，用于城市建设;政府应当积极支持引导城市建设，从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提高城市综合管理水平，注重实效，不搞一刀切;外延式与内涵式发展相结合，以内涵式发展为主。只有这样，才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金，加快城镇建设的步伐，使城镇发展真正做到规范、有序、高效，提高城市集约化程度，充分地发挥城市的多种功能，从而更快更好地实现城镇化。

简新华教授还特别指出，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提出及其特征表明，我国的城镇化道路及对城镇化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对待城镇化的态度上，由害怕、否定、排斥城镇化转向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在城镇化发展模式上，由滞后城镇化转向适度同步城镇化;在城镇化的类型上，由严格限制大城市发展、强调分散型的小城镇化转向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在城镇化的动力和实现机制上，由政府包办、计划推进转向政府导向、市场推进、注重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这些重大的转变，纠正了过去的城镇化道路的缺陷，必将极大地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同时实现。

5.强调了中国的城市化不应是小城镇化的正确主张

中国的城市化不应是小城镇化，高速公路上产生的灵感。

改革开放20多年来，虽然在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的推动下，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但城镇化仍然滞后于工业化，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在城市化发展战略上存在偏差，一直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战略方针，特别重视和强调发展小城镇，把发展小城镇提高到大战略的高度，加以提倡、鼓励，大有一哄而起、遍地开花之势。甚至在提出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后，还在继续强调重点发展小城镇。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则是由于受了大城市必然产生“城市病”、中国的城镇化主要应该是小城镇化的观点的影响，并且把小城镇化看成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是既能避免“城市病”，又能实现城镇化的创造发明。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就提出，“小城镇的发展可以认为是中国在世界上走出的一条独特的城市化道路”。

1997年简新华教授到浙江省去调查研究城镇化问题，在杭州到萧山的高速公路上的汽车里，当地的干部指着窗外公路两边连绵不断的2～5层的楼房自豪地说，朱镕基总理也走过这条路，并且发表评论说:“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看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简新华教授问他，“你认为，朱镕基总理是在表扬你们，还是批评你们呢?”他回答说:“当然是表扬我们城镇化搞得好哇!”简新华教授没有再说话，陷入了沉思之中。他认为，把中国的城市化看成是小城镇化，这是一种误解，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必须进一步走出这种误区，调整城镇化发展战略。因为:

第一，大城市并不必然产生严重的“城市病”，中国还要发展大城市。中国大城市的规模是否都需要严格控制，控制得住吗?还要不要形成新的大城市?他认为并不是所有大城市的规模都要严格控制，实际上也是不能完全控制住的。据有关资料，1990年，世界上的大都市纽约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8 886人，莫斯科为8 935人，东京为13 158人，巴黎20 427人;1995年，中国的大城市北京的市区人口密度是5 334人，上海是4 651人，深圳是4 616人，1998年武汉是4 374人。中国大城市的人口密度远低于国际大都市的人口密度。大城市并不必然产生严重的“城市病”。中国大城市存在的水、电供应紧张、交通堵塞、住房拥挤、环境、卫生“脏、乱、差”等方面的问题，主要不是由于人多，而是城市建设和管理落后;主要的方针不应是消极地限制人口，而应是积极地发展城市建设，加强科学的城市管理。实践也证明，中国许多大城市制定的人口规模控制指标，基本上都被突破。而且，中国的大城市也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应该建设更多的大城市。1996年，世界上超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有326个;中国有12亿多人，占世界的22%以上，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只有34个，仅占10.4%。2000年集中于上百万人口以上城市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比，美国是39%，日本是37.5%，德国是41.8%，世界平均是16.5%，中国只有11.3%。所以说，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及数量的战略方针，必须调整。

第二，中国的城市化不应是小城镇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地方都在讲小城镇、大战略，把眼光都盯在了小城镇上，其实，城市化才是大战略，小城镇只是一个重要战略措施;适当发展大、中城市也是重要的战略措施，甚至是更经济、更有效的措施。只有大、中城市，才能更好地形成城市功能，发挥辐射效应和扩散效应，产生规模效益、集聚效益和分工协作效益;小城镇难以形成有效的城市功能，过多会占用大量耕地，过分强调发展小城镇，不利于形成城市的集聚效益、规模效益。不能形成“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看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的局面。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不城、乡不乡，小城镇遍地开花。据《经济日报》1999年11月5日的报道，到1999年初，全国建制镇达19 216个，是20年前的3倍多，加上集镇，全国乡村小城镇的总量已突破5万大关，常住人口1.6亿，平均每个镇只有3 000多人。这种局面造成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小城镇占的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得不到有效发展，导致城镇产业结构难以优化升级，不利于城市功能的发挥，降低了城市化的作用。许多小城镇，只是在公路两边盖了几排楼房而已，既无市场支撑，也无产业支撑，难以长久、持续发展。

简新华教授主张，中国正确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应该是合理发展大城市，积极发展中等城市，适当发展小城镇。除了特大城市的规模应适当控制外，大、中、小城市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应加快发展。发展的重点不应该是小城镇，而应该是中小城市，尤其是要努力把县城和部分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发展成为中小城市。城镇的布局和建设，必须综合考虑水资源、交通、市场、产业等因素，合理规划。发展小城镇的关键在于繁荣小城镇经济，把引导乡镇企业合理集聚、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使小城镇有产业和市场支撑，必须特别注意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发展小城镇，应该在政府的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建设小城镇，不能一哄而起、遍地开花，避免唱“空城计”，防止有城无市、有镇无产、城镇“空壳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布局、协调发展。

6.提出了城镇化是“民工潮”的根本出路的新观点

所谓“民工潮”是指农民工在城市的岗位和农村的家庭之间候鸟式往返，形成一年一度的潮水般流动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每年春节前后出现的农民工潮水般在城乡之间大规模流动的现象，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也是简新华教授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他全面、深入地分析了“民工潮”产生的原因和利弊，指出工业化、经济市场化、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必然是乡城人口流动的过程，乡城人口流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首先，工业化是乡城人口流动的根本动力。工业化导致产业结构和产业空间布局的变化，引起劳动力地域分布的变化即乡城人口流动。其次，乡城人口流动是经济市场化的必要条件。现代市场经济是比传统计划经济更优越的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市场化是世界潮流，作为最重要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同样需要由市场来进行有效配置，从边际生产力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边际生产力高的非农业部门，这必然引起乡城人口流动。最后，农业现代化是决定乡城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农业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必然造成大量剩余劳动力，以满足工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引起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

工业化、经济市场化、农业现代化决定乡城人口流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但并不决定乡城人口必然是潮水般地流动。像洪潮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出现，不是经常发生一样，中国的“民工潮”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形成的。“民工潮”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有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经济转型，包括经济体制的转轨、经济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转换，“民工潮”正是这些变化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市场取向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业生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产生数量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是“民工潮”兴起的最主要的原因。城市就业制度和户籍制度的初步改革，又使农民工流向城市有了可能，为“民工潮”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条件。又由于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庞大，潜在的剩余劳动力十分可观，农业和乡镇企业的吸纳能力有限，不可能在农业内部消化，也不可能完全或主要就近就地转移，也就只能流入城市寻找就业门路了。再加上把农村劳动力固定在农业中的就业制度和把农民限制在农村的户籍制度还没有根本改变，全社会统一的保障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农民还不可能完全离开土地这个最后的保障线，城镇化发展滞后也限制了农民变成市民，大多数农民工的家还在农村，每年春节还要回家过年，所以形成一年一度的民工潮水般的流动。“民工潮”正是这些因素共同起作用的产物。

以“民工潮”为显著标志的乡城人口流动，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推动作用:有助于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减轻农村就业的压力，增长流动人口的见识，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有益于城市经济的发展，更好地满足城市居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但是，农民工潮水般的流动也存在许多问题和弊端:“民工潮”带来巨大的交通运输压力，流动费用和管理成本太高;流动人口犯罪现象严重，影响城市社会治安;农村流出人口加剧城市住房紧张，形成脏、乱、差的“棚户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农民工就业与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的矛盾;农村流出人口在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环境卫生等方面给城市带来不利影响;农村流出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和子女教育困难，农民工缺乏社会保障;农村人口流出引起土地抛荒，等等。这些问题和弊端，虽然有一些经过加强和改善管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或缓和，但其中不少是只要有“民工潮”，就必然会存在，只有“民工潮”消失，这些问题和弊端才能最终消除。

中国研究“民工潮”的学者和论著特别多，简新华教授的贡献主要在于较早明确地提出了“民工潮”是一种非常规的乡城人口流动，消失是必然趋势，而且消失得越快越好，特别是强调城镇化是解决“民工潮”问题的根本途径。他指出，“民工潮”既是经济市场化改革、经济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转变及经济结构调整的产物，也是经济体制转轨、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转变及结构转换都还没有完全实现的结果。“民工潮”虽然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较大的积极性，但毕竟还是一种非常规的成本过高、问题过多、副作用过大的乡城人口流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就业、土地、户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完成，经济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转变的实现，二元经济的一元现代化，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民工潮”最终必将消失，乡城人口流动将由“滔滔洪水”变成“涓涓细流”，将由“急流”变成“缓流”，将成为正常的更为合理的流动。在不限制和妨碍人口正常流动的前提下，“民工潮”消失得越快越好，带来的损失就越小。乡镇企业的分散发展、“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非城镇化的农村工业化、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农业的产业化都不是“民工潮”消失的根本方法，只有城镇化才是根本途径，因为只有城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农民工“进厂又进城，离土又离乡”，落后的二元经济才能真正转变成一元现代化经济，“候鸟”式的农民工才能成为永久性的城市职工，农民才能成为市民，“民工潮”才能消失。

三、中国重新重工业化的最新研究

从1999年开始的6年多时间内，中国工业发展出现转折性变化，无论是在产值、投资、利润增长方面，还是在比重上重工业都超过了轻工业，出现了重新重工业化的趋势。1999年重工业增长速度超过了轻工业1个百分点，2003年甚至快4个百分点;重工业的比重也从1997年的53.8%猛升至2000年的59.1%，2003年更是达到了64.3%，几乎接近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时期的最高记录(66.6%，1960年)，2004年则超过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时期的最高记录，达到了67.6%。与此同时，出现了严重的煤荒、电荒、油荒、气荒、运荒，资源短缺加剧，环境压力加大，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下降。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这种情况，中国现在应不应该重新重工业化即二次重工业化，是否已经进入了一个重新重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是什么因素引起的，以重化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会不会给中国带来危险，重新重工业化的道路应当怎么走，怎样克服工业重型化中资源、环境和就业的制约，有效地推进重新重工业化?这些是既关系到能否正确把握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合理进行宏观调控，更关系到能否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目前所处阶段、走势、面临的任务和应当采取的对策、影响到中国能否最终实现工业化的重大问题，成为激烈争论的热点问题。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现在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形成了肯定和否定的两派对立的观点。但在争论中，各派基本上是各讲各的看法，缺乏直接正面交锋，不利于讨论深化和形成正确的认识。

简新华教授是中国重新重工业化的赞成者，坚信在2000～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如果不再次大力发展重工业，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就不能振兴、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的任务就完不成、农业机械化就实现不了、轻工业的技术和装备就难以提升、实力雄厚的现代化国防就无法形成，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目标也就不可能达到。他和他的博士研究生余江不仅在《中国经济问题》、《经济日报》、《中国改革报》、《财经问题研究》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正面论述了中国重新重工业化的表现、原因、意义、特点、困难、约束和趋势，提出了克服工业重型化面临的资源、环境和就业制约的道路和对策建议，被《新华文摘》、China Economist和《工业经济》等刊物转载，为了弥补目前研讨的不足，即使是在反对意见占优势的情况下，他还特别针对反对派的观点，不怕与著名经济学家展开争论，在2005年3月18日的《经济学消息报》上发表文章《驳反对中国重新重工业化的观点——与吴敬琏、林毅夫教授等商榷》，在上海《学术月刊》2006年第5期上发表文章《重新重工业化不等于粗放增长和走旧型工业化道路——对吴敬琏研究员相关论述的质疑》，鲜明地提出有针对性的反驳意见，澄清了许多似是而非或不正确的看法，为形成正确的认识作出了贡献。简新华教授主要作了以下论述:

1.反驳了二度重化工业化不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而是各级政府调节的结果的看法，提出重新重工业化主要是市场调节的结果

反对派提出，所谓中国的二度重化工业化，不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而是各级政府调节的结果。简新华教授认为，其实不然，中国现在之所以出现重新重工业化趋势，主要是由以下原因引起的:一是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结构的变化是引起产业结构变动的最主要的因素，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1 000美元以后，社会消费结构将会由温饱型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汽车、住房需求的大幅度增长，用于生产汽车、住房的重工业产品的需求也必然大量增加，从而极大地带动钢铁、机械、化工、水泥等重工业部门的发展。二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基础设施建设，既是实现工业化的前提，也是工业化的重要任务。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存在很大差距。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重工业产品，必然带动重工业的发展。三是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伴侣，同时也是工业化的促进器。我国现在已经进入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城镇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新一轮城镇建设高峰的出现，对钢材、水泥、能源、电力的需求急增，导致重工业发展的加速。四是轻工业的优化。我国轻工业产品已经能够满足城乡居民的需求，生产能力甚至出现了相对过剩，但总的来看，技术装备还不先进，劳动生产率也不高，物质消耗较多，不少轻工业产品品种少、质量差、档次低，亟待优化升级，特别需要发展重工业，提供更先进的技术设备，改造和武装轻工业。五是农业的技术改造。农业的发展在实现工业化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工业化过程也是农业生产产业化、机械化的过程，改造落后农业的一个重要渠道是工业部门向农业部门提供先进的农业机械装备。中国现在农业机械化的水平还不高、产业化程度低、许多农业生产技术还比较落后，迫切需要发展重工业，生产更多、更先进的机器设备武装和改造还相当落后的农业，有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六是装备制造业落后面貌的改变。装备制造业是重工业的核心组成部分，先进的装备制造业是发达工业化的基本标志之一。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相当落后，仍然依赖进口，每年大约要花1000亿美元进口设备，花1000亿美元进口零部件，每年进口设备的花费远远超过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这种状况已经严重影响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急需改变。七是国际制造业的转移。国际制造业转移的规律是，先前是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轻纺工业，而现在转移的是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国际产业转移也为中国重工业发展提供了机遇。正是在这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巨大的重工业产品的市场需求，导致重工业产品价格的上涨，从而推动重工业的快速发展。由此可见，中国的重新重工业化主要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而不是政府调节的产物。虽然在近几年重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各地政府也起了促进作用，也可能采取了一些不是十分恰当的措施，但决不是主要推动力量，其作用也不全是错的。现在大家公认中国家电制造业主要是在市场推动下发展起来的，但也不要忘记20世纪80年代，也出现过各地政府大力支持甚至直接投资搞家电生产的现象，没有人因此说中国家电制造业主要是靠政府的作用发展起来的。

2.批评了霍夫曼理论是过时理论的观点，肯定霍夫曼定理是已被历史证明的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反对派认为，霍夫曼理论在发展经济学和Google中都查不到，说明其理论还未被证实。我国是具有后发优势的国家，要迎头赶上，就不能按他的理论(属19世纪时期的粗放增长型理论)走。简新华教授反问道，发展经济学中怎么会查不到霍夫曼理论呢?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的世界名著《农业与工业化》，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谭崇台先生主编的发行量极大的《发展经济学》，都介绍了霍夫曼理论。霍夫曼定理是从各个工业化国家的统计调查中得出的结论，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已被历史证明的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规律。霍夫曼定理揭示的是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结构重工业化的趋势，即先轻工业化或以轻工业为主导(工业化初期)，再重工业化或以重工业为主导(工业化中期)，最后进入发达工业化(工业化后期)的一般规律。的确，霍夫曼定理总结的只是1931年以前工业化的经验，没有发现发达工业化(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将以服务业为主导，但霍夫曼定理也没有说进入重工业化阶段以后永远都要以重工业为主导，更重要的是工业化中期以重工业为主导是必然趋势，不能因为霍夫曼定理没有说明服务化的趋势，就否定这一点。因为，没有重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化的任务完不成，农业机械化和城市化无法实现。而且，只有基本实现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和城市化，劳动生产率才能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才能大量增加，人口才能大规模集中居住，也才能形成对第三产业的巨大需求，第三产业也才可能发展成为主导产业。第三产业必须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为基础，不可能跳过重工业化阶段，直接由以轻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所以，反对派的工业化中期以发展重化工业为主是先行工业国早期的模式，中国不能亦步亦趋，现在应该着重发展第三产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中国第三产业发展落后，尽管学者、官方近年来一再呼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可就是不能快速发展起来，其原因不是由于人们不重视，主要在于中国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工业化的基本任务也没有完成，还没有形成对第三产业的巨大的市场需求。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选择正确的重工业化道路，再次重工业化。

3.纠正了重工业必然是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产业，重工业的发展必然是粗放增长、外延扩大的误解

反对中国现在发展重工业的学者提出的一个重要依据是，重工业是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产业，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要大量的自然资源来支撑，以重化工为主导的增长是粗放型增长，他们由此得出结论:以“重化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过时的发展模式，中国现在大力发展重化工业不合时宜，走进了岔路，会给中国带来危险。简新华教授认为，这种看法存在概念模糊、理论混乱，是把重工业完全与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产业画了等号，把重工业发展等同于粗放增长、外延扩大。所谓重工业是指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主要包括装备制造业(含机械制造业)和原材料、能源及化学工业。的确，重工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投资和更高的技术，其中的原材料、能源及化学工业会消耗更多的自然资源，传统的重化工业会造成更多的环境污染。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认为重工业必然是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产业，重工业的发展必然是粗放增长、外延扩大。因为，重工业中的装备制造业并不一定要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而中国重新重工业化的重点是振兴装备制造业，不是原材料工业，可以相对降低资源消耗;采用环保技术和设备防治污染的新型重工业不会造成更多的环境污染，这也是中国现在发展重化工业的要求;产业结构与增长方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不能认为农业、重工业必然是粗放增长，轻工业、服务业或高新技术产业必然是集约增长，像农业和轻工业生产一样，重工业生产也有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两种方式，既可以外延扩大，也可以内涵扩大，并不一定就是粗放增长、外延扩大;如果说农业和轻工业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重化工业也一样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新一轮的重工业化主要应当采取的恰恰是集约增长和内涵扩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延长产业链，提高加工度，增加附加值，降低消耗，节约高效利用资源，减少污染。只要走新型的重工业化道路，中国的重新重工业化带来的不会是危险，而是工业化的最终实现。

4.质疑了中国现在只具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只能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观点，提出中国的比较优势已经发生变化，具备了发展重工业的资本条件

反对派提出，中国的现实是劳动力便宜，资本昂贵，现阶段大力发展没有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简新华教授认为，这种看法不完全符合中国现在的实际。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结构，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能够扬长避短，更有效地发展本国经济。但是，一国的比较优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应的产业结构也要发生改变。长期以来，中国资本严重短缺、技术相当落后，比较优势只有劳动力充足价廉，但是经过近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比较优势已经发生变化。虽然劳动力仍然具有优势，但资本严重短缺的局面已经改观，资本既不那么短缺，也不那么昂贵，资本密集型产业也有了一定的优势，已经具备了加快发展重工业所必需的资本条件。简新华教授作出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中国现在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12万多亿元人民币，存贷差额高达6万多亿元人民币，每年引进外资500亿～600亿美元，外汇储备6000多亿美元，银行存款实际上是负利率。中国现在不是有项目找不到资本，而是有资本找不到有利的投资场所。现在还没有见到有人提出中国的比较优势已经发生变化，简新华教授的这种看法是具有新意的独到见解。

5.澄清了发展重化工业会加剧就业问题的观点，证明重新重工业化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

反对派认为，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发展重化工业，会加剧就业问题，给中国带来危险。简新华教授反驳了这种似是而非的片面看法，指明重化工业发展相对轻纺工业发展来说，本身虽然不能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但不能因此就认为重化工业发展必然会加剧就业问题。相反，中国现在发展重化工业，不仅在短期内有利于就业问题的解决，从长期来看将会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

第一，重化工业发展本身会增加就业。重化工业的发展，虽然不能像轻纺工业发展那样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但多少也会增加一些就业。不发展重化工业，也就不会产生由重化工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就业机会;而且，重化工业的发展能够为轻工业、农业、服务业的发展，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提供更好的条件，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更快地发展，使经济总量增大，也会产生更多的就业岗位;另外，重化工业的发展还会使重化工业产品的出口大量增加，就业也会相应增加。近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200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1%、轻工业增长14.6%、重工业增长18.6%，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达到9.5%、轻工业增长14.7%、重工业增长18.2%，重工业增长最快，机电产品出口也大幅度增加，摆脱了20世纪90年代“通货紧缩”的态势，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城镇就业人员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分别增加859万、980万。

第二，重化工业发展促进轻纺工业发展也会增加就业。由于重工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轻工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重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低于轻工业，如果重工业增长的同时导致轻工业增长下降，会使就业总量减少。但重化工业与轻纺工业之间并不一定是此长彼消、此消彼长的关系，重化工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轻纺工业不发展，相反，近几年中国重工业高速增长的同时，轻工业也快速增长，自然也会增加就业。在轻工业产品已经能够满足城乡居民的需求、生产能力甚至出现了相对过剩的情况下，轻工业之所以还能快速增长，除了轻纺工业产品出口也大幅度增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重化工业的发展。应该说我国已经基本实现轻工业化，但总的来看，轻工业发展的水平仍然较低，技术装备不先进，劳动生产率也不高，物质消耗较多，不少轻工业产品品种少、质量差、档次低，亟待优化升级，特别需要发展重工业，提供更先进的技术设备，改造和武装轻工业。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在国际分工中，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搞“贴牌”生产，劳动力“卖苦力”、替外国打工、仅赚微薄加工费的地位，进入产业链的高端，提高加工度，增加附加值，增强国际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也必须发展重工业，用更多更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改造和武装落后的制造业。而且，轻工业规模的扩大，也需要重工业提供更多的机械设备、能源和原材料，也要求重工业发展。近几年中国重工业的高速增长，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为轻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从而促进了轻工业的发展。从长期来看，如果不发展重化工业，轻纺工业的技术装备得不到更新改造，国际竞争力得不到提高，轻纺工业产品出口就会下降，生产就会萎缩，就业就会减少。由此可见，重化工业发展，对轻纺工业的发展不是有害，而是有利;对就业问题的解决也不是有害，而是有利。

第三，重化工业发展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将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的确，第三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第三产业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只有人口大规模集中居住、国民收入达到相应的水平，才能形成对第三产业的巨大需求，第三产业也才能快速发展，成为主导产业，从而更好地解决就业问题。然而，只有基本实现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和城市化，劳动生产率才能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才能大量增加，人口才能大规模集中居住，也才能形成对第三产业的巨大需求，第三产业也才可能发展成为主导产业。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占70%～80%，是与其城市化率也达到了70%～80%相适应的。第三产业必须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为基础，不可能跳过重工业化阶段，直接由以轻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中国第三产业发展落后，尽管学者、官方近年来一再呼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可就是不能快速发展起来，其原因不是由于人们不重视，主要在于中国工业化的基本任务还没有完成、城市化发展也严重滞后，还没有形成对第三产业的巨大的市场需求。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实现工业化，最重要的是还没有完成重工业化的任务。随着中国重新重工业化任务的完成、城镇化的实现、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完成，第三产业的比重必将大幅提高，必将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现在中国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不仅不会加剧就业问题，更不会给中国带来危险，反而能够最终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任务，更好地解决就业问题。

6.强调中国重新重工业化绕不开、跨不过，反对重新重工业化只会延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

反对派认为，工业化中期以发展重化工业为主是先行工业国早期的模式，中国应该绕过、跨越重化工业化阶段。相反，简新华教授认为，先轻工业化，后重工业化，从而实现工业化，再进入发达的工业化，是多数国家工业化的普遍规律，重工业化至少是比较大的国家工业化的必经阶段，是不可超越或者绕过的。没有重工业化的发展，西方国家和日本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由于国际环境、经济结构、理论认识偏差和前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影响，走了一条特殊的工业化道路。工业内部结构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前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改革开放时期的轻工业发展→新世纪开始的重新重工业化。虽然工业化一开始就优先发展重工业，由于违背了工业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所以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实现工业化，最重要的是还没有完成重工业化的任务。什么是重工业化的任务?即建立起强大的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和轻工业的技术改造，基本完成基础设施和城市的建设。要完成这些任务，就必须二次重工业化。如果按照反对重新重工业化学者的主张，绕过、跨越重化工业化阶段，就不能实现重工业化，也就不能振兴装备制造业、提升轻工业技术和装备、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基本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镇化的步伐，也就不能最终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只会延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

7.指出了重新重工业化的资源、环境、就业约束不是不可克服的，资源短缺的条件下也能实现重工业化

反对派认为，在资源严重短缺、环境压力巨大、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重新重工业化不合时宜，资源、环境无法支撑重工业化，会加剧就业问题，给中国带来危险。简新华教授提出，发达国家在实现重工业化的时候，世界资源相对充足、价格低廉、环境状况良好，对发展重工业较为有利;现在世界资源供应紧张、价格上涨、环境污染严重，发展重工业的条件极为不利，尤其是人均资源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国，重新重工业化更是面临许多的困难和问题，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主要有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就业弹性下降等三大制约。但是，重工业化是必然趋势，不能因为存在资源、环境和就业的制约，发展重工业的时机也不利，就因噎废食，不发展重工业。因为，不实现重工业化，就不能最终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几乎不可能再找到发达国家发展重工业时的那样有利的条件和机遇;而且，重新重工业化面临的资源、环境、就业约束也不是不可克服的。通过选择正确的重工业化道路，切实转变增长方式，以发展装备制造业为核心，发挥市场机制、技术进步、产业政策和制度创新的作用，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简新华教授特别指出，中国在重新重工业化的过程中，尤其要学习日本实现重工业化的成功经验。日本在资源严重贫乏的条件下，不仅没有放弃、害怕、反对发展重化工业，也没有企图跨越或绕过重工业化阶段，相反大力发展重工业，建成强大的装备制造业，完成农业的改造及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的建设，成功地实现重工业化，成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并且是世界上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虽然日本在重化工业化过程中，拥有1950～1960年代石油价格低廉的有利条件，世界资源、环境问题也没有现在这么严重，但主要还是在市场机制和产业政策的作用下高效利用国内外资源的结果。随着中国重新重工业化任务的完成、城镇化的实现、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完成、装备制造业的振兴、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实现、轻工业技术和装备的升级，中国资源消耗必将大量减少，环境压力必将大大减轻。简新华教授预言，中国重新重工业化任务完成之日，就是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实现之时。

四、重大民生问题的独到见解

由于特别关注如何改进制度、发展经济，使普通工人和农民都能过上好日子，简新华教授除了重点探讨中国由贫穷落后走向发达繁荣的必由之路——工业化和城镇化之外，还研究了“三农”、农民工、就业等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独到见解。比如，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是面临的最大深层次问题，怎样才能有效解决，至今还是一个大难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简新华教授提出用“三化”解决“三农”问题，即用农业产业化解决农业生产落后的问题、用农民非农化解决农民收入低的问题、用农村城市化解决农村贫穷的问题，并指出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因为，只有农业产业化，才能解决农业生产落后问题，使农业实现分工专业化和规模经营，减少农民，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只有农民非农化，才能既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满足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劳动力的需求，又有效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稳定地增加农民收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低的问题;只有农村城市化，才能使多数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使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农民身份的双重转换，在非农化的同时市民化，从而使农民的非农化稳定和持久。农业生产先进了，农民收入增加了，农民大量减少了，农村自然而然就会富裕起来了，“三农”问题最终也就消失了。应该说，这是抓住了关键、很有见地的看法。又如，简新华教授对近两年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也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分析了“民工荒”产生的10个方面的原因及其利弊和变动趋势，提出了消除“民工荒”现象的对策建议，他和他的博士研究生合写的论文《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制度分析》，在《人口研究》2005年第2期发表后，马上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5年第3期摘要转载，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口学与计划生育》2005年第4期全文转载，产生了相当影响。

简新华教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探讨还在继续，正在与同事们一道撰写一套已经列入“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迈向现代化的中国经济发展》丛书，包括《迈向现代化的中国经济结构演变》、《中国的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道路》、《城镇化与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就业问题》、《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三农问题》、《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问题》、《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准备向新中国60华诞献礼。

(原载《文史博览》2005年第8期、中国经济学网2007年1月27日、《生产力研究》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