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中的不同主张

第三节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中的不同主张

一、中国的主张及其原因

中国参与东亚金融合作的目标首先取决于中国在东亚的利益，同时也取决于中国可以利用的资源、面临的障碍及其他国家的目标与策略。

1.中国在东亚金融合作中的利益

第一，区域金融稳定。在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由于东亚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削弱了中国产品在货币贬值国以及第三国的竞争能力，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在1998、1999两年连续下降，中国在其后的几年内对东盟及韩国少出口260亿美元；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协议金额和实际金额也连续两年下滑；经济增长速度也有所放慢。同时，由于中国与东盟在贸易与产业方面联系紧密，且东亚经济体大多采取相似的货币汇率和财政政策，都严重依赖美国、日本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进口，因此本地区经济面临相似的风险^[18]。近来，美元持续贬值，亚洲各国的货币都面临大幅升值的压力。如果汇率波动带来金融危机，将对整个东亚经济造成冲击。从以上分析看出，区域金融危机会给中国带来显著的福利损失，如果建立AMF等区域稳定机制确实有利于促进区域金融稳定，就应当积极参与^[19]。

第二，区域经济一体化。随着全球资本流动、产业分工与国际贸易形势的变化，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对东亚的依赖性将有所增加。这不仅体现在进出口贸易方面，也体现在产业调整领域。其中，对东亚贸易的依赖是最直接的方面：中国作为东亚大国，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高度集中在这一地区。2003年中国和“10＋3”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达到2 750.57亿美元，占中国贸易规模的32.3%，中国对该地区的贸易逆差达到541.68亿美元，中国自东盟、日本进口分别增长了51.7%和38.7%。中国经济的繁荣和稳定与东亚区域的经济环境紧密相关^[20]。基于以上考虑，通过金融合作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有利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为实现该目标，金融合作的主要手段是促进金融交易便利，如降低人民币在国际金融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这必然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交往，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2.中国参与东亚金融合作的资源及制约条件

①中国参与东亚金融合作的优势

一国GDP总量、一国的有效市场规模、可自由支配的外汇储备等都是能够在国际金融合作中直接用来发挥影响力的优势。

第一，中国市场将成为重要的商品市场目的地。由于一国的市场潜力、市场开放程度及开放方式可以显著影响贸易伙伴国从中获得的利益，甚至影响其产业、社会的多个方面，因此一国可以通过掌握开放市场的手段、通过对外提供的市场利益来发挥国际影响力。市场利益本身也包括资本市场与金融服务的利益。但是，在中国实行严格资本管制的情况下，一定时期内难以直接通过资本市场发挥国际影响力。目前中国主要的市场影响力来自商品市场，2004年中国进口总额已达到5 613.8亿美元，比1990年增加10.5倍。截至2004年底，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累计已超过5 621.01亿美元，大部分外资企业经济效益良好；出国旅游、求学等服务市场的影响力也有所增加。

第二，庞大的可自由支配的外汇储备。在所有能够发挥国际影响力的资源中，可自由支配的外汇储备是使用起来最便捷、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最有效的一种。通常把一国外汇储备总额扣除为保证进口及偿还外债所需的部分后的剩余部分视为可自由支配的外汇储备。1994年以来，从外汇储备总额中扣除相当于3个月进口规模及短期外债规模后，中国可自由支配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已于2001年突破1 000亿美元大关，2003年已接近3 000亿美元。

②中国参与东亚金融合作的制约因素

至今参加东亚金融合作的经历表明，中国在该领域的影响力也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21]：（1）在经济高速增长、国内改革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国内各方对参加东亚金融合作的收益及重要性认识不一，整体上对参加区域金融合作的需求不强；（2）国内的体制性障碍妨碍了有效利用发挥国际金融影响力的资源，尤其在涉及发展区域债券市场或者资本账户项下的合作时；（3）由于数据管理体制等原因，就经济形势与政策问题交换意见及交换常规性数据方面还存在显著的不足。中国在亚洲有重要的经济利益，应切实促进亚洲金融稳定及区域经济一体化^[22]。这一点与日本、东盟的东亚金融合作目标虽不完全相同，但有很多共通之处。要在日本、东盟非常活跃的东亚金融合作领域最大地实现中国的利益，我们参与区域金融合作必须结合中国的资源及存在的制约因素，确定合理的目标和策略。

二、日本的主张及其原因

日本一直积极推进东亚金融合作。1997年9月，日本提议专门设立一项总额为1 000亿美元的“亚洲货币基金”，援助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但此倡议遭到美国反对而未能通过；1998年10月，日本又提出主要由日本出资，建立300亿美元援助基金的“新宫泽构想”，这次合作的实际成果体现在2000年2月，当时为韩国、马来西亚等发生危机的国家提供了200多亿美元贷款和部分贷款担保。其后，日本又积极参与了东盟“10＋3”的一系列金融合作计划^[23]。

日本之所以积极推进地区金融合作，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对其在东亚利益的考虑。日本在东亚地区有大量的直接投资，并且与东亚金融危机国家存在密切的贸易和债权债务关系，这些国家的经济萎缩将严重影响日本企业的正常经营和发展。从长远看，日本虽然是最大债权国，但是日元却未能成为世界货币，以致美国经常通过对美元/日元汇率的掌控迫使日本服从美国经济发展的需要。1985年西方五大国达成的“广场协议”确立了美元逐渐对其他货币贬值以缓和美国贸易收支失衡的协调干预政策，这不仅使得日本多年来积累的对美资产大幅度贬值，而且为维持美元汇率而实行的低利率政策使日本产生了大量的经济泡沫，最终使日本陷入了长期经济衰退。东亚金融危机给日元国际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日本希望通过为亚洲金融危机国家慷慨提供紧急援助，进而建立亚洲货币基金，逐渐增加日元在亚洲地区贸易结算和资本交易的使用，提升日元的地位，向日元国际化目标迈进^[24]。

日本参加东亚金融合作追求的目的应有：（1）挟东亚金融合作巩固日元地位，主要手段是搞机制化（AMF，盯住包括日元在内的一揽子货币）；（2）促进东盟的稳定，巩固日本在东亚的经济、政治地位；（3）通过寻求外部变化，摆脱日本长期经济停滞状态。主要是：如何融合到东亚金融合作中去，在合作中尽可能实现自身的利益和目标^[25]。

三、东盟五国的主张

“东盟五国”指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各国经济逐步复苏，经济发展形势良好，但是，东亚经济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对东盟而言，最大的两个影响因素是：（1）亚洲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2）中国经济的崛起。这两个因素对东盟的资本流入及进出口形势产生了显著并且深远的影响。从资本净流动情况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东盟五国有显著的资本净流入，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跨国投资者和跨国公司转向更稳定的投资环境，导致东盟五国的资本外流显著大于资本流入。与东盟的情况相反，中国的资本净流入在经历了短暂的滑坡之后，达到了历史性的高水平。据统计，200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就达到606.3亿美元。除此之外，近年来东亚国家在第三方出口市场上的表现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体现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其中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自1998年开始，摆脱了长期低于东盟五国对美国出口的局面，2002年超出的部分已迅速增加到400亿美元以上。虽然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东盟对中国的出口也在增加，但从1998年至2002年，东盟五国对中国出口增长不足200亿美元，东盟在美国出口市场上的“损失”并未从中国市场的扩大得到足够的补偿^[26]。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增长持续缓慢，对日本出口难以成为东盟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东盟面临维持原以美、日、欧为主要出口市场的增长模式，还是采取新的增长模式的选择。新增长模式将依靠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中国发展更紧密的分工合作关系。但是，这种新增长模式的形成极大地依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产业分工的整合，也需要时间，因此，目前一些东盟国家只能坚持传统的出口增长战略^[27]。另外，对东盟国家资本流入的分项考察表明，通过银行业流入流出这些国家的资金规模相当大，绝对值常常接近或超过外商直接投资，并且波动剧烈。这在泰国、菲律宾两国体现尤其突出。考虑到吸引外资是发展中国家一贯的策略，再结合泰国受银行资金跨国流动方向急剧逆转之苦，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泰国坚定地推动发展亚洲债券市场这个银行体系之外的“其他融资渠道”，其核心目的是改善资本流入^[28]：（1）通过区域债券市场直接吸引外国证券投资；（2）通过发展债券市场完善金融体系和投资环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从《清迈协议》到后《清迈协议》的应急资金安排，以及亚洲债券市场合作倡议，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东亚金融合作无论采取何种形式，东盟的主要目的都是满足自身的资金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