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西西弗推石上山_柳鸣九自述

小西西弗推石上山_柳鸣九自述

在数十年的文化学术生涯中，我基本上是只顾埋头笔耕出成果，而较少地本末倒置去刻意追求名气的最大化、社会影响的轰动性和深广度，我不失明智地想得很清醒：有了成果才能引起公众的关注，才能有助名望的提升、扩大社会影响以至凑齐各种因素，引起某种程度的“轰动效应”，我的认识和准则很明确，那就是成果才是硬币，成果才是通行证，出成果才是硬道理，有了成果才能有其他，最后才能导致社会存有度实实在在、令人明显可感。

一直将此认识、准则、方略自觉地、执着地贯彻在自己的行为中，一切以出成果为最高利益，一切以出成果为终极归依，能不参加的会议尽量不参加，能谢绝的社会活动尽量辞谢，能简化的礼仪来往、交游交际尽量简化，集中精力和时间出产品、出成果，出了一本书后紧接着就投入新的一本书，完成了一个项目后立即就投入新的一个项目，喘息是很少见的，停顿罢手更不会有，可以说做到了“出成果至上主义”。当然，我的努力很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众所周知，我所生活过来的那个时代是以人文出版甚为艰难而闻名的，这不仅影响了精神产品的出版，而且程度相当大地扼杀了精神产品的制作，不过，幸得我如此自我坚持数十年，我总算以两书柜的劳动成果享有了相当高的知名度，真还实实在在证实了别人恭维我的那句话：著作等身。“著作等身”究竟有何确切的“真义”，容后再议，至少它字面上的意思是指其成果在空间上所占的容积，如果真有人把自己的书摞起来，看是否与自己身躯有同等高度，那未免就是自恋过头，有点不正常了，但我还真有一次把书摞将起来与自己身高对照的经历，只不过并非出于我自己的安排，而是偶然碰上一次机遇，“水到渠成”的结果。既然连浮士德的书斋生涯中亦无趣事可言，我更为甚，那就不妨对此“花絮”具体一叙。

我生平拥有很多热心的读者（今称为粉丝），其数量恐怕相当之大，仅主动写热情来信的、索取签名的、索取赠书的、索取“墨宝题辞”的就不计其数，在我中年风华正茂的时候，还曾得到过不止一个红颜读者的特别青睐，其中有一位某个大城市的大学生特别令我难忘，她的热情显然超出了一般读者，她的聪慧和才能也给人深刻印象，她不仅来信倾诉读书心得，寄来她所创作的萨特素描，而且还赠送过心意感人的小礼物……我视热心读者为我的上帝，倍加珍视我与他们的纯粹神交的关系，一直恪守两条原则：一条是对他们索取签名、题词、赠书的要求有求必应，而且在赠书方面格外慷慨大方；另一条是从不谋面、力避谋面，以效钱锺书那种“母鸡能生蛋即可，何必让牠见人”之智慧，即使与上述热心的红颜读者也仅限于纯文化的神交，终未见面。

但在前年夏天，不见读者的规矩，我破了一次例，事情是这样的：(www.guayunfan.com)

有位朋友向我推荐了一位姓朱的热心读者，此君早些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现在一家银行任中层干部，是一位真正的“法兰西文学之友”，专门收集有关法国文学及法国文化的书籍，藏书品种之齐全、藏书数量之巨大令人惊奇。他托人向我转达一个要求，希望我为他所藏的一部分“柳氏文化学术产品”签名，我立即答应了他的要求。考虑到他这种兴趣已发展成一项藏书事业，而且已经达到了一个专业图书馆的规模，值得大力支持，又考虑到他要求我签名的书不止三五本、十来本区区小数，而是相当大一批，我便索性慷慨到位，玉成其事，约他把要我签名的书带到我常请客的那家陕西餐馆，而且因为凡是法国文学的书他都收集，所以由我做东邀约罗新璋和谭立德两位老友也参加，让朱君把他们两位的书也一起带来。到时候，四位都如约而至，朱君开车载了好几大箱书，绝大部分都是柳某的“劳动产品”，于是，在一个包间里，享用这家的招牌菜葫芦鸡之前，我们三人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总算帮朱君完成了他的心愿。说实话，我即使只在每一本书上签一个名，总数好几个纸箱的书要签完也是一个“体力活”，何况我握笔的右手已归帕金森氏所有……书摊了一大桌子，我每签一本，朱君就把它们在墙边摞起来，一本一本添加上去，最后，朱君把我签完了的书全摞在墙边，其高度达到了一米八九。据朱君称，他只带来了他的一部分“柳氏制造”，还有相当一部分实在不好意思全都带来……至此，罗新璋君按他每逢聚会都要摄影的习惯，又掏出他的精巧相机，朱君当然也带上了自己的相机，两人都咔嚓了不少张，靠墙而立的那一大堆书自然在拍照之列，对此，几位友人也少不了讲一点友好的恭维话，并很快导致了他们的起哄：一定要我站在那一堆书旁边，为我拍照留念。我从来都自称是“矮个子”，实际身高仅一米五九，墙边那一堆书的高度，显然超过了我本人，算以最低达标程度印证了我是“著作等身”。这张照片后来流传到了网上。它的来历便是如此，对此，我似乎有责任对此加以说明。

构成我作为一个学术人、文化人的社会存在或社会符号的，除有两书柜的书籍实物、一个“著作等身”的评语鉴定和一大群读者粉丝作为实际内容外，还有一种内容也是我所重视的，那就是我在文化出版领域所拥有的广泛人脉，这种广泛深远的人脉，不是靠请客吃饭、施惠送礼、拉帮结派、讨好卖乖、曲意逢迎等这些世故俗套的方式所赢得、所建立的，所有这些世俗方式恰巧是我最不擅长、最不适应、最无能为力的，而且，即使我有这份才能，我也没有这些世俗方式所必须依仗的权力、地位和财富这些“硬件”。

我在文化出版领域人脉形成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首先是《法国文学史》《萨特研究》《世界短篇爱情小说选评》《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西方文艺思潮论丛》、《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七十卷），等等，这些产品在社会上取得近似轰动的效应，其学术文化观点和独特的出版创意给了读书界和文化出版界深刻的印象，加上我又在共鸣问题全国性论争、批日丹诺夫论断、为萨特挺身而出、大声疾呼等文化学术事件中扮演了主角，全国文化出版界恐怕都已熟知我的名字，并开始对我建立了文化学术的信任。随着人脉的广延，学术文化项目便纷至沓来，委托给我，于是，又陆续有一大批主编项目成果成功问世，计有《雨果文集》（二十卷）、《盗火者文丛》（十卷）、《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十八卷）、《世界散文经典》（八卷）、《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十三卷）、《全球诺贝尔奖获得者传记大系》（二十三卷）、《加缪全集》（四卷）、《撒旦文丛》（六卷）、《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七十卷）、《世界小说流派经典文库》、《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作品选》（十卷）、《名家点评外国小说中学生读本》（十卷）等。发展到这种局面，人脉已经无需刻意建构疏通，而是自动延伸、派生繁衍，而我则坐收其效。到了晚年退休以后，虽然我已经闭门谢客，早就在陋室的门上张贴着“年老多病，谢绝来访”的告示，但国内出版机构登门拜访的老总和编辑人员仍络绎不绝，诚邀力约，委以重头的项目，如不止一位来访者所言，是将我当作一个“著名品牌”来聘请的。幸亏我离老年痴呆还很遥远，脑力尚充分够用，居然也做成了几件令人瞩目的事情，主要有《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已出二十一种）、《本色文丛》（即将出至三十二种）、《外国文学经典》（已出六十三卷）、《世界诗歌经典作家》（二十卷）、《世界散文八大家》（八卷）、《世界名著名译文库》（一百卷）。从已出成果的项目来看，我的工作范围已经从我的本行业扩到了整个外国文学领域。如果说我作为本学界的“领军人物”，在组织本专业的大型项目时以自己已有的地利人和之便而得心应手、顺利通行的话，那么，有的项目跨出了我的专业学科范围，便面临着“人生地不熟”的问题了。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个问题都相当顺利地解决了，解决方式很简单：我需要与其他学科专业的专家，其他语种的学者、教授、译者合作时，一般总是写一封诚邀的信件或打电话，对方是我所敬重的、心仪已久的，同样，我也是对方所熟悉熟知的，只要互报姓名，合作就几乎成功了一半。这种情况似可谓人脉自通，但以这种方式形成的合作，往往是项目已经做成，而双方却一直尚未谋面，我与不少文化名家的关系都是如此，如在《本色文丛》中与邵燕祥、李国文、刘再复、韩少功、陈建功、钟叔河、流沙河、止庵、毕飞宇、肖复兴、王春瑜、屠岸、蓝英年、潘向黎，在《世界名著名译文库》中与英美文学专家孙致礼、殷企平、吴钧陶、方华文和俄语翻译家臧仲伦、徐振亚，等等。总之，人脉就像一个滚动的雪球，越滚越大。

这样一点人脉，在以权钱为大、权钱为重的社会里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我只是一个人微言轻的草根学者，从未想到走上层路线、高攀有权有势的权贵和在自己头顶上的组织或领导层，也没有罩着自己的“大红伞”，甚至跟现管的顶头上司往往都没有搞好关系。我也是一个不善于交际不善于拉帮结派的独行者，身旁左右没有一帮铁哥们儿，应该说，上述那点“人脉”只不过像柔弱、纤微而飘浮的细线，但问题在于我从来就没有获取任何层次的地位名分和区区几位数存款的奢望，我只是要做书、编书，为了做书、编书，我有这点人脉就足够了，对于我这样一个志愿有限的人文学者来说，我所拥有的这点人脉应该说是很丰厚、很富足、很豪华的。

总而言之，上述就是我作为一个人文学者的社会存有、社会符号、社会联系的三个方面、三个内容。如果仅从我所处的人文学界中的一隅外国文学这个领域而言，这一社会存有似乎还算得上“庞然大物”，而且，体量似乎还不小，声势颇显大。但是，在我们当前的物质功利主义张扬的社会中，我这整个的人，不过是人微言轻的“小文人”，微不足道的“一介草民”；在浩瀚的学海中，不过是“沧海一粟”；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萤光之一闪；在辽阔的时空中，不过是一根速朽的芦苇。整个物质肉体的人及其社会存有，在时空的面前终归要灰飞烟灭，归入生存荒诞性、存有荒诞性，即使从生存的悲怆性而言，亦不过如西西弗之推石上山……

先哲加缪在他的名著中曾留下了这样一则隽永的寓言：众神为惩罚西西弗，判处他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由于本身的重量，巨石总要不断滚下山来，西西弗又得把石块再推上山去，但见他全身肌肉紧绷，脸颊紧靠巨石，肩头死扛，腿脚硬撑，双手竭力前推，如此反复推石上山，永无止境……

西西弗不幸吗？加缪答曰：不！他是幸福的，因为他经历了过程，体验了奋斗的艰辛和愉悦，攀登山顶的拼搏，足以充实一颗人心……

西西弗是一个符号式的形象，是人类缩影的勾画。我没有西西弗推石上山那种悲壮和坚毅，但我也是推石上山者，算得上一个小小小西西弗，既然毕生干此营生，在回顾一生的路的时候，就不妨审视一下我推的是一块什么样的“巨石”，它究竟有多少分量，我究竟把它推到了什么样的高度，我推石上山的力量是什么，力量的源泉何在。

我往前推的这块“石”的第一大板块是文学史研究。我是学外文出身，毕生都是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桥”上讨生活，其劳作基本性质不外是“搬运”或“转运”，在中国干这一行的人为数并不少，区别就看怎么干，干的规模与干的技艺水平了。中国人往往把在桥上做文化学术转运工作的人统称为翻译家，其实，桥上转运者的劳作远远不止于单纯意义上的翻译，翻译仅为其中的一部分，其他的劳务还有普查、探寻、发现、发掘、研究、鉴定、分析、阐释、说明、介绍、评论，这些劳作可归结为学者劳动，这种劳动不仅需要外语能力，而且需要明智的思想辨析和深刻的思考钻探力，需要对两种文化有全盘认知、互通处理的智慧，其整体的艰辛程度不下于单纯的翻译，却没有翻译那么容易出活，那么“立竿见影”。我所从事的正是学者劳动，其劳动成果主要就是文学史论著，我作为首创者、组织者、主编和主要撰写者，完成了国内第一部多卷本国别文学史《法国文学史》，以充足、翔实的资料，比较全面介绍与论述了法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写得甚为用心用力，历时十几年，被评为“一部成熟的文学史杰作”，曾在全国第一次图书评奖中从数百万种参评书中脱颖而出，获得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奖（无奖金的奖），至今仍然被认为是一部“具有权威性”的书。作为一个文学史学者，我还算一个不偏狭、不道德化的人，文学史的犄角旮旯、偏僻处我也去做过灵魂探险，曾有《法兰西风月谈》一书问世，与此有关的是主编了一套台湾版的《世界性文学名著大系》中的法国卷（二十种）和一套大陆版的《撒旦文丛》。

文学史研究是我学术文化的立足点，站在这块坚实的场地上，不仅自然而然结出了其他一些评论著作的果实，如《走近雨果》《自然主义大师左拉》《超越荒诞》《从选择到反抗》等，而且派生出、繁衍出、带动出我整个的“编书业务”，从小到大，从法国文学到整个外国文学，像雪球一样愈滚愈大，最后可达到“卷帙繁多”的浩大“规模”。在法国文学中，我的编书事业的规模和范围，从小到大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从法国扩大到其他国家，恐怕就有令人侧目而视的危险。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法国从文艺复兴以后一直都是世界各种文学潮流和风格流派的发源地和摇篮，吃透了法国的思潮流派，也就认知了或大致上就认知了其他国家、其他语种中相同相似的文学思潮流派，何况，我总是以法国文学为本，先编选出一个样本，需要扩大到其他国别文学时，再找其他语种的专家进行合作，我这一类跨国性的主编项目往往就成了。如此成事的项目，对我来说不免有借他人之助、虚张声势之嫌，但毕竟是业务合作的一种合理合法并行之有效的方式，在这种合作中，我对自己尚有不失严格的要求，除贡献出整体的创意外，还要对规格、对种种规范提出设想、撰写出“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总概性的序言，并以法国部分为例，提供出完整的、周全的样本，决不当“挂名主编”“甩手主编”。

我往前推的这块“石”中的第二大板块是理论批评。我对理论并无天生的兴趣，我也并非素来擅长于逻辑思辨，我投身于此，仅仅是因为我大学毕业后最先是分配到文艺理论工作岗位上，理论批评自然而然就成为我分内的职守，有点“先入为主”，在这个领域，我才得以从开端到有所作为，只不过由于我原来主修外国文化所形成的特定知识结构，我在理论批评方面的作为几乎都与外国文化有关。其中的某些作为，尚不失为令人瞩目的“学术事”“文化事”，如50年代，以一系列颇有规模的论文引发全国性的共鸣问题大论争；“文化大革命”后，又以一系列大篇幅的檄文，一反当时理论界方向性误批“四人帮”在文化上“极右”本质的“时尚”，而率先切中要害地批判了“四人帮”的极左；改革开放之初，以“三箭连发”的锐势，对长期统治中国文化界的日丹诺夫论断揭竿而起；继而又以《给萨特以历史地位》的高调和一本著名的《萨特研究》而发个性自主的先声，促进了思想解放，引起了全国的关注；紧接着“清污”之后，又以七大卷《西方文艺思潮论丛》对被“清污”的七大问题进行正名与科学的再评价。所有这些事都做得有点规模、有点声势，有点深度力度，在中国的思想理论的进程中留下了甚为显著的痕迹，而我在这些历史文化事件中，都是始作俑者，都是主角。

在中国，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直到现在，对居于文学理论批评这种工作岗位上的人，往往美称为理论哨兵、文艺战士，要求其必须完成的任务和职责，不外两个方面，一是阐释和宣传马克思的文艺理论原则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原则、教义。二是维护文学艺术领域中的思想道德秩序，有义务去铲除“毒草”，去清扫“精神污染”，以此，也就有权倚仗教条、手执棍棒进行“执法活动”。但我偏偏不属“根红苗正”，生来不是“战士”“哨兵”的料，身居这种岗位上，我也就“避重就轻”，把自己的精力和着力点放在对马克思文艺理论的研习和宣教上，而不是去文化领域中维护法纪，所幸我们的两位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比较讲究科学精神，尊重文学艺术本身的规律，特别在文学艺术欣赏方面，以他们自己正常健康、典雅隽永的趣味，给后来信仰者留下了较为广阔的审美空间和理论空间，我把自己的力量用在这方面，的确获益良多，我发言为文之所以尚能做到理直气壮、振振有词，我的理论文字之所以较早被人评为“有理论气势”，甚至谬赞为“有一股浩然之气”，秘密就在这里，而并不完全是因为我从翻译雨果的理论文章中偷学了若干“磅礴的气势”。以我在理论批评中的作为来看，其基本的、主要的倾向是反左，而且都获得了成功，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赢得了“有胆识”“有理论勇气”“敢坚持己见”的美誉。但在某些左派人士眼里，我要算一个“右派理论批评家”“自由化的批评家”，事实上，“要搞臭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大帽子就曾经扣在我的头上。我个人则真诚地认为，我基本上是比较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家，做事为文均以马恩的基本文学原理为归依，再加上一点弗洛伊德式的对个人心理规律的关注。对不起，我称不上毛泽东主义的“哨兵”“战士”，也称不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忠实追随者。我注定是进不了庙堂，我从来也无庙堂之志，我成不了主流批评家，我从来只安于当理论批评领域中一个只管干活的草根学者。作为一个非庙堂人物、非主流的草根学者，我把围绕西方文化的活计弄得规模如此之大，弄得声势动静如此之大，在我所处的思想、意识形态环境中实属不易，几乎可视为一种“奇迹”，既是从我的劳绩量之大而言，也是从这个时代社会的容忍度而言。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我没有理由不知足。我只求把我视为有劳绩的批评家，而不在乎是称我为“右派批评家”，还是“左派批评家”。前者是国内左派的评语，后者则来自国外的文化学术界。把我视为“左派批评家”这也事出有因，因为，毕竟在我走上理论岗位后不久，在国内“向左”的高调不断升温的五六十年代，我也曾奉领导之命参加过批人性论的任务，还写过一篇批法国新小说派的文章，的确是我早期“左”倾幼稚病留在我身上的两个渍痕，不过，我感到庆幸的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擦亮了我的眼睛，我摆脱了年轻时残存下来的“左”倾幼稚病和天真轻信的社会政治观，不论在自我思想认识的深处，还是在理论批评活动中，终于找到了自我，有了自己的本色，并顶住了政治舆论压力而予以坚持。我很高兴我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多少有了一些发展、成熟和真诚，不像某些仍戴着正牌面具的人，依然故我，纹丝不动，如同昆明湖中那只供摆设之用的石头船。

我向前推的大石中第三个板块是散文随笔写作。本来，学者离散文写作就只有一步之遥，这是散文的基本特质所决定的，也是学者的素养所必然导致的。我对写作兴趣是早已有之，只是深感时间和精力不足，笔头亦不健，不敢轻易跨出一步。我打破这种保守状态是在1981年访问法国期间，在那次学术访问中，法方很看得起我这个在自己国内已有点名气的“文学史学者”，给了我特别优厚的礼遇，除享受丰足的生活费和学术考察津贴费外，还热情帮我安排了与一些知名作家和学者的见面访谈，他们几乎都是已享誉世界的人物，如尤瑟纳尔、西蒙娜·德·波伏瓦、娜塔丽·萨洛特、罗伯－葛利叶、米歇尔·布托和皮埃尔·瑟盖斯、克洛德·伽里玛等。

从一开始我就感到机遇极其难得，这些高规格的约见，不仅将舒解我长期以来对这些名家的仰慕，满足了我“有幸一见”的虚荣心和自得感，而且必然会给我的研究工作带来丰富而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只要使用得好，必然会结出丰硕的果实。有此思想预期，我每次上门去拜访时，都不厌其烦背着一台笨重的录音机，一手执笔记本，一手执笔，样子着实有点可笑。虽然风度欠佳，所幸我在法国文学方面至少还是一个“有准备的人”、能进行对话交流的人，何况有老同学金志平君同行，有正在巴黎大学念博士的沈志明君协助，因此，每一次都甚为成功，至少按我自己每次预设的“访谈构思”，得到对方认真、热情、友好的回答，甚至是相当展开的阐释。录音机和笔记本替我记录了我所切望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是由世界第一流作家亲自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如此丰富，如此珍贵，如果不好好写些东西出来，那就太可惜了，太辜负这一次次费时费力又费心的访谈了。要是只整理为谈话记录，那倒比较快捷省事，但那未免就简单、原始了一点，我自己也于心不甘，因为在这些访谈中，我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提问者”，就像很多记者进行采访那样，而我作为法国文学的一个“中国行家”，还算得上他们的对话者，不仅我访谈的问题有自己的角度、视野和一定深度的认知，而且也有自己的见解、理论观点及从事过法国文学工作的具体的经验，所有这些使我实际上成了与他们大致相称的对话方。因此，我首先排除了只写一本新闻记录式的书的设想，而要写成一本有较深学术内涵、较丰富知性含量、较广阔思想幅度的书。除中心的学术文化内容之外，我在访谈中还有一个重大的收获，那便是我在短短两三个小时的直面相对中，对这些大师有了就近的性格观察，获得了珍贵的印象和独特的感触，就像一个能干的摄影师拍摄到了人物对象的精彩瞬间镜头一样。在这里，我且对我个人的性格观察力多讲一两句话：不论是自我膨胀也好，还是自视甚高也罢，我一直认为我的性格观察力和心理洞察力还算不错，如果不说是比较出色的话，这倒不是由于在这方面我天生有才，仅仅是我长期职业生涯中对文学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分析有助于这种能力的形成，这种心理性格摄影能力在巴黎访谈中大大帮助了我，使我得以在短短两三个小时内就捕捉到那么一些心理性格的瞬间镜头，形成了对对象那么一些“看法”，个人的独特看法和印象。在我的构思中，一本书如果以这样特定的学术文化的“干货”作为基础，加上个人独特的印象和心理性格描绘，再加上若干花絮性的细节记述和比较感性、比较生动、比较洒脱的文字风格，必定是一本有学术文史价值同时又为人喜闻乐见的书，而这本书的题名可定为《巴黎对话录》。

这便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随笔集的由来，因为与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访谈得沈志明博士相助，在时序上排在最前，所以我最先写出来的就是《与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在一起的时候》，它既是《巴黎对话录》的第一篇，也是我一生中正式写作散文随笔的第一篇，而且，有纪念意义的是，它还写于巴黎，就在北站附近一条古旧街道上的一栋灰暗的公寓楼里。那套公寓的主人是清末名将左宗棠的后代左景权先生，他一直生活在巴黎，多年来供职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我在巴黎时，他正好在中国做学术访问，他的好友、法国国立人文研究中心的陈庆浩博士，征得他的同意，将他那空着的公寓借给我和金志平君居住了将近两个月。安居才能乐业，左先生的慷慨对我们那次巴黎之行确实起了关键性的支援作用，此情此谊真莫大焉，我终生难忘，可惜我后来一直未能与左先生谋面。

回国后，在《巴黎对话录》逐渐成书过程中，单篇访问记先连续在《读书》等刊物上发表，当时即引起了读书界的极大注意，如此这般的系列访问记，从对象、从内容、从写法而言，均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未见，也的确令人耳目一新，后来，得到一位我所尊敬的文化大家的鼓励，被赞为“缀联成串的珠玉”。《巴黎对话录》由我家乡的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对此书的出版，我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其封面设计的创意，是由我自己构思提出：以白色作底，周边有红蓝两色平行的框架，红、白、蓝三色正是法国国旗的标色，书名的位置稍为偏右，左角则有一埃菲尔铁塔的小图标。我自己认为，这一封面设计集素净、美观、雅致于一体，比较耐看。此书出版数年后，又曾更名为《巴黎名士印象记》再版，之所以改此名，是因为在书中，人物素描、形貌描绘、环境气氛烘托、性格刻画、精神观照、心理探视这些成分本来就不少，构成了全书的感性内容这一大方面，而出版社正希望突出这一个方面，以引起一般读者更大的兴趣。

1988年，我又第二次受邀访法，为时一个月，同样，法方也很热情友好，在这次访问中，我又增访了几位有分量的人物：埃韦尔·巴赞、米歇尔·图尔尼埃、索莱尔斯、罗杰·格勒尼埃、雅克·雷达及已故塞利纳的几位“圆桌骑士”等，我仍按《巴黎对话录》的路子和风格，写出了若干篇访问记，后来，结集为《米拉波桥下的流水》一书，与上述《巴黎对话录》构成了我在学术文化访问方面散文随笔作品的两个姊妹篇。

除以上两姊妹篇外，两次巴黎之行，主要是头一次，还给我带来另一卷散文随笔集《巴黎散记》。从中学对文科感兴趣之后，巴黎的风光和文物就成为我向往仰慕的对象，特别是在进北大西语系专修法国语言文学专业之后，这种向往之情更是如饥似渴。但在闭关锁国的时代，我却完全被死死地圈在国内，派遣留学生、出国进修、出差国外等这些名额稀少的官方“馅饼”，从来没有落在我头上，直至年近半百才得法方邀请，来到了我专业工作所系的对象国，其淤积久远的热切之情、其对法国文化“大餐”的“贪婪”是可想而知的。就像每次出访我总要带上录音机和笔记本那样，我在巴黎的每次出游则一定要带着照相机和足够的柯达胶卷，我很少完全以闲情逸致在巴黎的街头和胜地自由漫步，每一处我“到此一游”，必须做到的事就是拍照摄影、存下重要的影像资料，还有在笔记本上留下尽可能详尽的记录。以这种工作方式为基础而写成的《巴黎散记》倒也能将风光描写、文史知识、自我情怀、旅游兴致熔于一炉，内涵的确实实在在，言之有物，文笔则尽我之所能力求生动，但我写的时候，毕竟总惦记着那点实在内容，而缺少了心灵的完全自由自在才能在风格上带来的灵动与精彩。我一直把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当作我心中的“散文偶像”，从学生时代起就梦想自己也能制作出这样的极品，总算到了风光旖旎的巴黎，但最终只能献出《巴黎散记》这样的“二等品”，显而易见，我一辈子是再也写不出徐式极品。对此，我在《巴黎散记》的再版自序发有这样的感慨：“万类千姿百态，靠的就是种种因素的组合配搭，人的天分才具各异，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徐氏那样的极品，也许会像《米洛的维纳斯》一样不可重复，永世难再。”今天回顾总结起来，我与“徐氏制作”的差距，除由于时代社会条件不同外，还在于我欠缺徐氏的诗情和灵气，并且不善于将“实”举重若轻，反而将它举轻若重，时刻惦记着那些“实”，围着它打转，因而在执笔写作中洒脱不起来，灵动不起来，文如其人，就像一个书斋里的学究，显得有些古板拘谨。因此，《巴黎散记》中的散文虽然有的也入选一些地区高中语文教材，但始终是一本读者量并不太理想的书。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一辈子我只有两次访法的机会，为时总共不过三个月，却写出了三本书，其努力和成果量，我是没有理由不感到满意自得的，何况它们还曾得到学术文化大师的首肯，承蒙赞曰：“珠颗玉片，聚玉成盘，合在一起，发出光彩。”有此评语，这两三本散文随笔集总算没有白写，巴黎之行数个月总算没有虚度，如果从推石上山而言，那么，我可以说：我尽力了。

如果说，我的巴黎题材的散文随笔是我职业的一部分，也是我弄法国文学出成果、出产品的一部分，那么，我关于“翰林院内外”大儒名家的散文随笔就大大超出了我的专业工作范围，它是我长期工作生活于中国士林之中，对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深入认知、万千感受、由衷慨叹的结晶。我自己就是这一知识阶层的一分子，我对这些名士大家的学术作为、生存状况、精神世界、品行人格、习性风度有长期就近的观察和了解，他们，如朱光潜、李健吾、钱锺书、杨绛、梁宗岱、冯至、卞之琳、何其芳、蔡仪、杨周翰、郭麟阁、闻家驷、陈占元，等等，等等，都是中国20世纪大陆知识界的代表人物，多数为西学方面的代表人物，属于我心目中的“盗火者”的系列，他们的行程、贡献、状况、际遇，从一特定层面反映了中国20世纪的文化状况，至少是一个方面的状况。因此，我曾经说过，我把以散文随笔的形式来记述他们，视为自己的“一桩精神文化使命”。我还说：“如果我这些记述为中国一两代人文知识分子的部分代表人物，留下了若干真实的身影，多少反映了一点时代社会的面貌，我就感到知足了。”这也可以说是我前后写了两卷《翰林院内外》的目的，对于这样一个目的而言，两卷的规模并不算大，甚至可以说还不充分，但毕竟小成气候、初具规模，而且其中的文章多为大篇幅制作，如以钱锺书、杨绛为对象的《君子之泽，润无声》一篇，就曾作为“中型传记”获传记文学学会的“优秀作品奖”。足够的篇幅，至少首先保证了有较为充分的描述空间、展开空间，从而才能出全面性、详尽度，也才能出独特性、深刻度。总而言之，每篇我都力争写得有些分量；为此，我也写得很费心费力，决非浮光掠影的印象记，亦非应景了事的急就章。在形式上，我这两本书不是继承了中国散文中《五柳先生传》式的短小精悍的单篇模式，而是参照了外国作家整本整本的文学回忆录或人物画传的路数。

要完成自己所规定的“精神文化的使命”，其核心就是要写出人物对象的全部真实性，把人物写活。对于这些作为公众人物的人文名士大家来说，外在的音容形貌、行为举止、习性风度以至服饰衣着，既是作为特定“这一个”的外在标志，也是读者所感兴趣的“花絮”，像样的人物画像是不能或缺的，我也喜欢做些描写，似乎多少可以缓解一下我一直无缘从事的文学写作的情结。但我知道，过分的、繁详的描写反倒与这些名师的本色格调不称，何况，他们之中有的人是“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修能”，有的人却是朴实得惊人，完完全全、从内到外都称得上草根布衣。最重要的是要发现并捕捉到人物的惯常状态中的本质特征，以我长期与他们共事的经历和我所具备的那么一点观察力，总算写出了外在形象中的若干本质特征，使得对这些人物的描述不那么枯涩，人物也得以不失鲜活地呈现了出来。

但是，这些只是“表面功夫”，要使笔下的人物站立起来，存活下去，最为重要，也最为基本的就是要展示出这些人文名家深层次的精神世界、文化学术作为、知性思维体系、人格力量及心理深度，说实话，如果不是本学界的人士，而且如果不是对这个学界“烂熟于心”、不是本学界内的“资深人士”，很难做到这点，很难把所有这些内容从日常生活工作零星纷繁的细节海洋中，从待人接物、行为处世的表现中，提炼出来，并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予以完整地呈现。用评论者的话来说，因为是“名士写名士”，才写成了这样一本书，也才具有了它特定的价值。

我曾经把从事西学研究和人文传播的思想者、学者、“精神苦力者”视为“盗火者”，为此还主编过一套八卷本《盗火者文丛》。“盗火者”，这是一个令人侧目而视的名号，但也是一个最具有普罗米修斯特质的称号，他之盗火给人间，实为崇高之举，却又为天庭所忌讳，这种目的意愿、主观作为与客观境况、外在现实的不一性、相异性，不仅使人类社会本来所需的这种正常作为，反倒成为不合正统的“盗”道，而且也大大增加盗火的困难度和艰巨性，大大提高了对从事此举者的坚毅力、理解力、通透力的要求。总之，从事人文传播、西学移植的学者，在自己领域里始终面临着客观现实的多重压力、意识形态的现行规范及行政命令的限制，经常举步维艰，自己要坚持前行，就要付出更多的艰辛、更大的定力、更执着的理想观念，结果往往还事倍功半，甚至无功而返，自身难保……在这种境况中，坚持自己的理想、理念、真诚、操守、风度、文格，维持自我的存在殊为不易，要增加自我的社会存有度则更为困难，这便是我所写的人文主义者、普世价值传播者之所以带有一定悲怆性的缘由。在这样一种悲怆性层面中，他们的精神、人格、习性、风度、处世、待人，自有极其难能可贵之处，也有情有可原之点，写者既要有勇气讴歌赞赏，也要有足够的理解力不予回避。这种理解力要宽容通达，甚至要悲天悯人。我不敢说我做得如何好，但我尽量按我理解的这样去做，总算获得了一定的好评，有的评论者这样写道：“柳鸣九记述文字，善于从‘大处’着笔，在对人物生活现象与生存状态记述的基础上，侧重于分析人物的学术理论体系和个人思想体系，侧重于总结现象之后的规律，甚至于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柳鸣九对大儒的记述文字，就显得格外的大气、厚重、深刻，甚至有一种磅礴汪洋的气势。”

应该承认，我的记忆力并不很好，所储存的感性印象还不够那么“海量”，因而人物画像的细节还不够最大化的丰富，但我毕竟与这些前辈师长和同辈老友有长期同路同行的关系，风雨同舟数十年，因而在为他们画像时，我所倾注的不仅有我全部的真实鲜活的印象和认知，也有我全部真切的感同身受体验，还有我真诚的感恩和怀旧之情，因而也较全面地反映了我自己的生存状态、人生际遇、文化作为和精神追求，总之，反映了我自己的人生和人生态度，既是一本真诚面对师友的书，也是一本真诚面对自己的书，在我的文字生涯中，是一本与我最息息相关的书，最为我重视的书。

在我的散文随笔写作中，关于亲情的文字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我曾将它们汇总起来，结集为《父亲　儿子　孙女》一书出版。我之所以写出了一定数量关于亲情的文字，完全与我的文化专业意图无关，只由于两个主要的原因。其一，我是一个重视亲情的人，我的家庭观念、家族感情比较重。其二，我曾遇到了人生中最揪心的事情：白发人送黑发人，我唯一的儿子英年早逝是我最难缓解平复的伤痛。

这些文字，写于不同的时期，是我个人不同的生活际遇的产物，都出于人人皆有之的亲情，与其说是作为文章写出来的，不如说是作为感念而不能自已地散发出来的，作为情结而不得不舒展出来的，至于成集为一书，则可说是自己对人生的一份交代，对家庭的一种心意。

面对产生这些文字的人生过程，我不能不感到，亲情要算我这个甚不坚强的人身上一个最易于触感的“软肋”了，但同时也是使我在面对困难和厄运时终能明智而坚挺的一个牢实支点。

这样一种性格特质，首先与我从小的生活经历有关。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我的父亲偕妻子、三个孩子在各地漂泊谋生，每到一处，整个家庭都感到客观世界像惊涛骇浪、暗礁重重的无边大海，由此，我长期深深体验了一家人“同舟共济”“同呼吸、共命运”的感受，这就逐渐积淀成了身上的一种“惯性”、一种“本能”。

其次，与自己家族中忠于职守的“家史记诵者”有关。在很多家族家庭里往往都有这样一个角色，一般都是由贤良的家庭主妇来充当的，她们念念不忘家史中的事件和细节，常常回顾其中的际遇和起伏，评点、称道家庭成员值得自诩的作为和品格，传颂家族的“优胜纪略”，就像远古的行吟诗人歌唱自己民族的史诗，虽然层次有天壤之别、范围有巨细差异，但都是在起着某种精神传承的作用。在家里，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她读书写字的水平很低，但智商和情商甚高，对人和事颇有理解力和鉴识力，她经常“回忆往事”，使我得知了父亲一生的艰苦奋斗和可贵的人生追求。我的夫人朱虹在“家人信息传递”方面也曾充当了类似的角色，她长期在波士顿大学任教，常来往于中美之间，离我万里的儿子和小孙女的动态和状况主要就靠她传递描述的。她是一个可尊敬的母亲和祖母，也是一个很好的讲述者，使得我对十六岁即离我去美国的儿子的奋斗历程和品性为人有了深切的了解，也使我分享了小孙女成长过程中带来的天伦之乐。

以上便是我对自己数十年来文化学术作为的一个粗略的“盘点”，也可以说是已临墓外时自己做一番盘点吧。对此，我个人有两点概括性的认知和感受：

其一，这些劳绩堆积在一起，对芸芸众生而言，大概还算得上一“庞然大物”，这“庞然大物”确具有实实在在的内容，从无到有，来之不易。制作者没有少费功夫，他尽力了，他没有虚度时光。尽管如此，本着“人贵有自知之明”，同时也应该看到这“庞然大物”中含金量是有限的，甚至其中的凝固性、结晶性的过硬成分也应打若干折扣。作为劳作者，其劳动量值得自诩，作为精神创造者，则应该深感不足、深感遗憾。

其二，这“庞然大物”确曾活在同时代人群中，确曾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数十年的思想文化进程中，保持着其存有的生命力，留下了一些明显的痕迹，亦将在未来一定时期里还具有一定的“残存力”，但绝无“各领风骚数百年”式的耐久力、抗时力，如果把具有知名度、拥有读者、持有影响力也称为“领风骚”的话，这一堆物件最多只够得上被称为“略具风骚数十年”而已，至于在历史长河中，在辽阔的时空中，则绝对是速朽的“芦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