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灾难中的逃亡经历_柳鸣九自述

民族灾难中的逃亡经历_柳鸣九自述

我家在耒阳的三四年，生活安定，心境平稳，经济富足。父亲一个人在桂林辛辛苦苦使劲赚钱，我们母子四人在耒阳过得无忧无虑，母亲早年跟着我父亲奔波劳累，到耒阳后总算过了三四年有女佣的清闲的“太太生活”。“耒阳时期”对我父亲来说仍然是辛苦劳累的，对其他的家庭成员来说则完全是一段幸福的日子，是我的家史中唯一惬意的时期。我父亲单枪匹马在桂林奋斗赚了不少钱，他不仅在两个舅舅的生意中占有相当大的股份，而且还在长沙买了一处房产。战乱时期，居然在长沙购置房产，说明我父亲很不善于理财。说实话，也是被亲戚忽悠怂恿的结果。后来，那处房产我们家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见过一眼，就化为乌有了。

日本鬼子节节进犯，长沙失守了，耒阳也岌岌可危，我们全家不得不往桂林避难。这揭开了我们家抗战时期逃难生活的序幕，因为在桂林没住多久，桂林也开始告急，我们全家又往贵阳跑，最终的目的地是当时的陪都重庆。从桂林仓皇出逃一直到重庆，这就是我们家的逃难路线。这一段并不太长的路程竟然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在这个“旅途”中，交通困难重重，经常碰到日本飞机轰炸，旅途受阻，滞留于难民营，生活困难不说，还加上饥饿和疾病。这一段生活，我称之为逃难，实不为过。中华民族被日本侵占蹂躏的苦难，也摊到了我们家的头上了。

首先从广西桂林到贵州的独山走得就很艰难，虽然我们是坐在火车上。所谓坐火车，就是搭乘没有车顶遮盖的货运车，五口之家花了不少钱，才在货车上占有了两三个平方米的空间，挤成一团。因为铁路繁忙，货车几乎要向所有的列车让路，走不了一两站，就得在某一个小站或某一个偏僻的路段停上一天半夜，甚至是一两天。而铁路又是日本飞机轰炸的重点，几乎每天都碰上空袭，有的时候，火车停在路上，等于是摆在那块儿挨炸，不止一次，附近车厢旁边都有人被炸死。在车上风吹雨淋、日晒夜露，是不在话下的。铁打的汉子也得病倒，我父亲得了肠炎，不断拉肚子，我则得了疟疾，寒热交加，颇有活不到独山之势。好不容易在这段路上走了两三个星期，最后总算到了独山。我父亲原来是个胖子，到独山的时候，几乎骨瘦如柴了。我被疟疾折磨一两个星期后，快到独山时，父亲碰上好运气，不知道从哪儿弄来几片金鸡纳霜，记得那几片药因为天气热而化成一摊泥状，脏兮兮的，但救命要紧。此药对症，药到病除。

总以为到独山就到了一个安适的地方，离重庆只有一步之遥了，没想到独山的严峻形势几乎是令人绝望的。在这个小地方，居然已经滞留聚集了好几万难民，都等着往重庆逃，而从独山到重庆的崇山峻岭之间，只有一条崎岖的公路，运输的汽车不说是少得可怜吧，至少是严重的供不应求，几万难民淤积在这个地方，要送走疏散，至少得要一两年。于是，我们全家就住进了难民收容所，收容所的条件当然是极为恶劣，除了上有遮风挡雨的屋顶、下有铺着草垫的地铺，几乎什么都没有了。难民们每天挤在一块儿，完全绝望地等待着来疏散的车队，我们家在这样的难民收容所就待了一两个月。(www.guayunfan.com)

后来，我父亲用了不止一根小金条，一家人才搭上一辆运货的大卡车，离开了独山。那一辆运货的大卡车也是无棚的，满车的货物堆得高高的，一家五口就挤在高耸的货物堆上。从独山到重庆的公路，都是蜿蜒在崇山峻岭之中，路面也比较狭窄，路的一侧往往就是悬崖，而上坡、下坡、急转弯的险段又到处都是。人坐在货物堆上，摇摇晃晃，时有从不稳的货物堆上掉到车下的危险。更可怕的是，这种车大概也是为了“经济效益”要赶时间，有时候还得夜行车。这一段行程，真是叫人提心吊胆，只好听天由命。

最后，我们总算到了重庆，好在重庆我们还有一家亲戚，那就是我母亲唯一的妹妹，她嫁给一个当司机的蔡姓姑爷，早已来到重庆。这时，姨妈夫妇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女儿就是后来成为国家女排队成员的蔡希秦，儿子则是后来成为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的蔡希亮。我们一家五口得到姨妈夫妇的慷慨接待，在他们家住了一段时期。后来，在重庆市内找了一个偏僻的斜坡，在那里搭建了一间十几个平方米的半悬空的屋子，以木板为墙，以茅草为棚，算是有了一个栖身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