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自觉自为的布衣_柳鸣九自述

3.自觉自为的布衣_柳鸣九自述

毋庸讳言，我所生活的社会是一个官本位意识蔚然成风的社会，这种意识形态事实上已经发展为一种文化，凝现为一种明规则，一种冠冕堂皇的价值标准，而我在这个环境里，大概还算得上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草根布衣，而且是一个退缩型的、归隐式的布衣。这是我的另一个方面，是另一个自我。

时至今日八十岁过头，回顾一生：一、没有担任过党内任何职务，即使是小至党小组长的职位也与我无缘。二、没有享受过任何荣誉性的头衔，诸如这种委员、那种委员的。三、没有以某种正式身份进人民大会堂去开过一个会，唯一有那么一次是北大校庆一百周年时，我被北大校方作为“杰出校友”邀请去听了一上午报告，其临时身份保鲜期仅为几个小时，算不得是“进过一次人民大会堂”。四、虽然“博导”是政府赋予了微含金量的一顶小帽，如今戴有此帽的人多得“满街走”，我却始终没有混上。其他，我也曾两次参加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两次的“作家代表”身份，也都是民选出来的，而不是组织上派定或推荐的，至于任期达十年之久的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更是民选出来的，未借组织上之助。

当然，我在研究所里当研究室主任十年之久，此事我不能不另稍做说明，在我看来，研究室主任只是一个带领大家干活的人，算不上“干部”，更算不上“官员”，而且，有的“职位”要看你怎么个担任法，再高的职位，你不把它作为官来当，那就不像官老爷，不是官老爷，职位即使最低，你如果把它作为官来当，那也可以当得官风凛凛。我正是从未把室主任一职作为官职来当的，我至少做到这么几点：一、效卞之琳在文学所、外文所当西方文学研究室主任多年的做法，行“无为而治”，充分尊重、发挥每一个成员出研究成果的积极性。二、决不打官腔、不作威作福，不关卡压。三、对室内诸君诸事，多放行，多打气，多让路，多作美言，多唱赞歌。众所周知，领导上一直把社科院视为“无产阶级革命舆论阵地”。按此标准，我的确没有当好这个战壕中一个小小“班长”的角色，但如果把社科院当作一个制造精神文化产品的大工厂，我作为这个大工厂中一个小工段的一个小段长，还算尽了带着大家干活的职责，毕竟，我们这个研究室在外文所曾多年以“出成果、出人才”成绩较为突出而著称。

就以上所述，我虽长期供职于“翰林院”，但并不是主流派中的积极成员，我够不上那个份儿，没有那个格儿，我经常是一个有争议的人，没有进入官方的学术庙堂，我不是端坐于其中的殿堂人物，我是一个很边缘化的人，像学术庙堂外的一株草。由此，我自认为，自己的的确确要算得上是一个草根布衣，这既是我被侧目而视、前行不顺生涯的反映，也是我主观上心甘情愿走这条路并刻意而为、长期坚持的结果。这是一个我生平志趣发展变化的问题，需要从早些时候讲起。(www.guayunfan.com)

如前所述，小学高年级时，一场大病，导致了我开窍懂事，知道要发奋努力。正是在那前后不久的时候，父亲给我弄来一套印制质量很高的《三国演义》，线装本，分装订为十几册，纸质也很好，有插图，有点评。这么一套高质量的书，是从哪里来的？据父亲说，是一位订筵席的雇主给他的，他的雇主都是财经界的高级人士与政界名流，而他的一手毛笔字又写得很漂亮，容易得到雇主的另眼相看，而且他本人也是一个“三国迷”，从童年时代起，我就经常看见他一有闲工夫独坐时，总是摇头晃脑地哼唱：“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兵马闹纷纷……”这么个厨师，有雇主给他一套《三国演义》也是很自然的事。

我得到这套书后，便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从此，这套书便成了我少年时期的第一个书友，只要有时间，我便去读一读，多达好几十次、上百次，倒不一定是通读全书，而是翻阅其中我所感兴趣的篇章，其中我翻阅得最多的，是赤壁之战的那十几回，对那十几回可说是烂熟于心，直到现在，这些篇章在我心目中仍保持着很高的文学地位。在我看来，除了诸葛亮设坛台借东风，装神弄鬼是一败笔外，这十几回堪称世界文学中战争史描写的经典，其规模声势、其揭示深度、其智慧高度，均名列前茅，甚至超过了《伊利亚特》对特洛伊战争，《巴尔马修道院》与《悲惨世界》对滑铁卢之战的辉煌画面……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则是，这不仅仅是我最早喜爱的文学读物，而且是对我最初的人生态度颇有影响的一部书。

几乎每个人，从青少年时期开始，都有自己的英雄崇拜。我的英雄崇拜来自《三国演义》，我最喜欢、最着迷的是周瑜打黄盖，忽悠蒋干，最后让曹操八十三万大军灰飞烟灭的那一部分与诸葛亮舌战群儒那一回。由此，我所崇拜的英雄就是周瑜与诸葛亮。周瑜排名第一，诸葛亮排名第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周瑜敢于挑重担、抗强敌，善于运筹帷幄，巧于用计设局，能于指挥调度有方，对赤壁之战做出了第一功的重大贡献，而他比诸葛亮更年轻，更称得上是一个“天才少年”，他英年早逝，而且死于“三气周瑜”，更具悲剧色彩，更引人同情、痛惜；倒是诸葛亮在这件事上，有点刻薄，失之厚道，反丢一分……但他的舌战群儒实在太精彩了，其远见卓识、其慷慨激昂、其磅礴气势、其睿智机锋、其潇洒风度实令人神往……

虽然周瑜、诸葛亮都是王侯将相级的人物，但青少年对英雄的崇拜，往往就是崇拜其超人的能力与出众的才华，对其功业、地位、门路、道路等问题，还来不及多想。我还没有想得过多的时候，便又有了新的经验、新的感受、新的关注点。我精神成长的初期，正是国内战争进行得极为惨烈的时期，我亲眼看见社会动乱，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不时听到的是数十万人被围剿遭全歼的新闻，而这个时期，我记不清从什么地方看到关于大丈夫有立功、立德、立言三条大道可走的论述，正在开始思考自己将来要“当一个什么人”的问题。历史时代与社会现实，自然会对我的人生理想打上一定的烙印。就立功而言，眼见历史发展中诸多“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先例，我深知自己是做不来的，我没有那份勇气、胆识与铁石心肠去做。于立德，我深知自己“私心杂念”不少，我这个人并不纯净，不是“圣人”的料，也不是“圣徒”的料。我上不了此道，于是就只剩“立言”一途了，立言者，在我看来，大概就是对事物有观点、有见解，发而为议论，进而有社会影响，以此为安身立命之道，搞得好，甚至可以流芳后世，而其最成功的范例就有一个，那就是诸葛亮的舌战群儒……于是，少年时代心中的英雄偶像就与“大丈夫立言”堂堂正正的志愿衔接起来了……我初二时期，自办了一份油印刊物《劲草》，就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生平第一步，幼稚而可笑的一步，但于我而言的确是“牛刀初试”。

我不能说，我也不敢说，我生来清高脱俗，从没有“当干部”“当官”“往上爬”这一类的意愿与图谋，有！而且很有！从中学开始，我眼见团员比一般非团员同学“高人一等”，党员更是比常人“高几级”，而且在一些好事上还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便觉得当然应按大家都走的这条既堂而皇之、又颇有实惠的通途往前走，争取入团入党，至于“当官”“当干部”也是一般求上进的青少年一种自然而然的需求与愿望，这似乎是儿童的“当孩子王”自然欲求的转型版，因为同样都可以显示显示自己的能耐与本领，至于我自己，既然自认为能力并不下于那些风风光光的班干部、班上的那些“长字号”，那么为什么我不可以找机会展示展示？因此，中学生时期的我，是相当有“功名心”、并非没有“官瘾”的，但我在湖南省立一中的“金日成班”实在是吃不开，一个简单的入团问题，就碰得头破血流、狼狈不堪，我身上开始滋生出了坐冷板凳的习性，滋生出“台下观众”“在野观察者”的一面。

北大期间，我在政治上进展得比较顺利，虽未在党团内担任过什么什么，但到高年级时却在系学生会里当上了宣传方面的负责人，且有那么一点“政绩”，其中的一项是在1955年、1956年之际办了一个油印刊物《学习与翻译》，专门发表西语系高年级同学的翻译作品与文史学习心得，以满足年青大学生已勃然而起的发表欲，我既然是创办者，也当仁不让，任起了“主编”，另外，我还邀请了两位高我一年的同学参与其事，如果我八十岁的记忆力还靠谱的话，记得似乎一是法文专业的李平沤，一是英文专业的董衡巽，后来，李成了《卢梭全集》的著名译者，董则成为美国文学研究界的著名学者。应该说，此举在当时颇显创意，要算是北大校园里的一件“新鲜事物”、一个“新景观”，而且，由于发表的都是高年级学生的作品，颇具质量，因此在北大校园里一时还甚得关注与好评。此举确也起了带头示范作用，在它之后，又有本年级另外一些同学韩耀成、徐式谷、张玉书等也办起了一个油印刊物《桥》，由于《桥》不像《学习与翻译》那样，有系学生会那么一丁点“组织”背景，而完完全全是个“同人刊物”，更为灵活生动，在我看来，颇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而韩、徐、张诸君后来也都成了国内著名的翻译家、教授、编辑出版家。《学习与翻译》只出了几期，后来因有鼓励成名成家的“名利思想”之嫌而停刊了，那家《桥》后来也只出了两三期，就因1957年的来临而自然终止。

我学生时代创办了两个油印刊物《劲草》和《学习与翻译》，我都很珍视，因为它们是我的青年故事，是我创意的萌动，特别是后一个，更是标志着我生平唯一一段“官途亨通”，是我抱负与才具初露的唯一纪念。我一直保持着它们的“样刊”作为纪念，可惜后来在“文化大革命”高潮的狂热日子里，我由于政治上的底气不足，谨小慎微，唯恐这两份小报万一被有可能的抄家行径发现，有“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与“自由化”之嫌，而把它们都烧掉了。

大学期间，我政治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当然是我的入党，不言而喻，这件事将影响我后来的大半生，不论是对我的顺境还是对我的逆境都有影响。

我是1956年被通过为候补党员的，不难看出，我是在一个对我党来说多少有点特殊的年代即和平时期中入党的，因为，在我之前，中共一直是在血与火的年代中走过来并发展壮大的，它的历史就是血与火的历史，这是它历史的常态。它的成员都是从血与火的历史中、从拼杀与革命中走出来的“老一代职业革命家”和他们麾下的战士。而我这样的在和平时代入党的成员却从来没有见识过战壕和刀枪。我这样的成员，内心深处的“革命意识”极为稀薄，如果有什么社会民族的使命感，那也只是以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为己任。我是在“向科学文化进军”的高音喇叭声中入党的，我入党的门槛并不高，并未要求我有“坚硬”的革命经历，甚至也没有在乎我有没有在什么运动中火线立功之类的表现。这一切我都没有，我有的只是在“向科学文化进军”中不失为良好的表现和比较全面均衡稳健的上进。前者是指我在学习中的确比较努力，成绩还算良好，有的方面还要算优秀，而且，所有这一切是在严重神经衰弱的身体条件下取得的，尚属难能可贵，符合“向科学文化进军”这一时代最强音。均衡稳健的上进，则不外是在学习和政治两方面并不偏废，用政治术语来说，就是努力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这一点也比较难能可贵，因为当时在学生中，特别是在西语系的学生中，不问政治的居大多数，此外，我在交给的社会工作中，毕竟还算积极肯干，没有吊儿郎当，而且还干出了一点“政绩”，于是，我这么一个只有这么点苍白白、软乎乎的条件，而缺战斗身子骨、革命灵魂的人，并非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居然也获准进入了党内，说老实话，是轻易了一些，只不过，我的那种积极表现倒还真不是我刻意做出来的，这是我当时自然之态，因为我是来自湖南省一个政治气氛特浓的中学，三年的熏陶与严格要求，养成了我青年时期“左”倾幼稚病的惯性，这种惯性竟使我在西语系这样的环境里借“矮子之中拔高个”之便，脱颖而出成了党员。

当然，我的入党之所以如此顺当，也得益于“人和”这个重要的因素，这与我在西语系的一位老乡刘君强有关。

刘君强是我在湖南省立一中的同班同学，真是难得，1953年，我们两人都考上了北大西语系，而且都被分到同一个专业同一个班，这样，从中学到大学，我们一共同窗了整整七年。他出身于一个贫寒的家庭，父母早亡，靠一个当小学老师的姐姐把他养大。他个子矮小，身躯单薄，头上常冒虚汗，一看就是自幼营养不良，发育不好。他生性内敛含蓄，作风平和朴实，从一中时代起，他在班上就不起眼，但人不可貌相，他实际上大不简单，他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是“金日成班”的“第一号人物”。进了北大，他一年级就入了党，不久又当上了党支部书记，不论在哪里，他都被领导一眼看中并委以重任，更难得的是，他也深受同学们的拥戴，大家对他好评如潮，众口一词，诸如“政治觉悟高，爱党爱社会主义”“学习精神艰苦努力”“学习成绩优秀”“品质好”“办事公道，没有个人的私心杂念”“群众关系好，能和大家打成一片”“作风朴实谦虚”，等等，等等。在我看来，他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刻意做出来的，更不是扮演出来的，所有这一切，似乎就像是他自己身体里的血一样，真实而自然地在流淌，我甚至觉得他本身就是真实自然。为什么在复杂而不纯净的社会现实中他会形成如此这般的品质和特性？我虽自认为有点性格分析的能力，但一直未得要领。到了大学四年级，他的似乎与生俱来的真实自然和纯朴无私的品格又一次在复杂而严酷的现实中既得到了印证，也导致他头破血流。那时，1957年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他因为自己不善于做作，更由于他生性善良温和，保护了一些同学，反击“右派”不力，而被“火线撤职”，免掉了党支部书记之职，由另一位“有战斗性、勇于斗争”的党员所取代。由于他的善良与平和，我们法文专业这一班至少有两个在初期“大鸣大放”中颇有一番尖锐言词的同学，被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过一马，免遭一劫，最后他积的这份德，长期被同学们所感念。

1957年，大学毕业，他作为成绩优秀、品行好的模范学生留在北大西语系当法语课教师，在这个岗位上他干得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他是个老实到极点的人，一般在高校当外语教师的人，都要在分内工作之余搞搞翻译，种点自留地，以便在“名”和“利”两方面增加若干个人收益，他却长期与此种合理合法的“个人经营”划清界限，仍全心全意扑在法语教课上，眼见其他人因有翻译成绩而名气见涨亦不为所动，我一直很钦佩他这种操守上的定力，也觉得他如此真诚地挤压自我的圣徒式品行未免太迂。但遗憾的是，他这份忠于职守的高尚执着，却在他的单位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和起码的善待，当了几年法语助教后，眼见再过几年就有希望在职称上提升一级成为讲师的时候，西语系要增设西班牙语这个专业，搭建一个教研室，但北大西语系原来的西班牙语学科的基础等于零，当时，科班出身的师资一个也没有，怎么办？好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大跃进精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说干就干，当时，西语系的“组织上”真是胆大胜天，如此没有基础，却真的干起来了，临时调了两个学法文出身的助教，让他们改行当了西班牙语专业的开创者，先到外国语学院的西班牙语专业进修一年，回来就敲响了开张锣鼓，建立专业，招生办学，边学边干，现买现卖……这两个受命创业者的主要一人便是刘君强。据我所知，相当长一个时期，西语系历届的头头和核心成员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上海小姐”，她们就代表了“组织上”，她们作为学生干部，以历次运动中的积极表现而被重用。在创建西班牙语专业这个难题上，她们找了刘君强等二人去扛事应付。而刘君强呢，这一次他显然被戴上了一顶“服从组织分配”“勇于挑重担”的高帽子，但他原来四年学法文、好几年教法文的资历无形中被一笔勾销了，这对他职称提升的进程就是一个明显的延缓。就这样，他又勤勤恳恳教了好些年西班牙文。真难为他了，真个是边学边教、现买现卖，甚至没有派他到西班牙去进修过一次，其尴尬、其艰辛可想而知。而这期间，在国外深造了西班牙语言文学的留学生、硕士生、博士生纷纷学成回国，充实了北大的西班牙语专业，以至后来北大西班牙语专业人才济济，名士会集，请想想，仅凭进修了一年就站在讲台上的刘君强，还站得住吗？而且，他与妻子两地分居多年的问题，西语系的“组织上”一直未替他解决，于是他不得不自行努力，从北大西语系调到了自己老家湖南的长沙铁道学院外语系，重新拾起他原来的专业，又教起了法文，这样一来，他在北大教了多年西班牙文的资历又无形地被勾销了。他服从组织上的命令，调来调去，在两个专业之间，一来一往，一出一进，大概有十年甚至十多年的资历都打了水漂，因此，当他的同龄人、同届人的高级职称纷纷解决的时候，他却相当明显落后了，而想当初，他是以优等毕业生的身份走上北大西语系讲台的。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与他比较一下：西语系有这样一位代表着“组织上”的“上海小姐”，原来比刘君强晚两三年毕业，是一个小师妹，但以其一副很难见到笑容的政治化严肃面孔与一贯“左”的革命姿态，在西语系蒸蒸日上，成了“组织上”的一员，成了刘君强的领导。要记住，自从在“反右”中因“斗争不力”而被火线撤职之后，刘君强就一直是个普通党员，他成为西语系“组织上”任意派用场的棋子，而他一贯的循规蹈矩精神与对“组织上”的绝对服从，就造成了他十来年时光的虚掷，当他灰溜溜离开北大时，不论在政治地位上，在业务职称上，他比那位上海小师妹，足足差了一大截，最后，他年仅五十多岁就倒在长沙铁道学院的讲台上再也未能站起来。老实人与聪明人，际遇与命运竟如此不同。

刘君强，我的入党介绍人，就是这么一个人。在我心目中，他是党内的真正“圣徒”，克制自我、表里如一、从未谋私利、绝对服从组织的“圣徒”。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几乎每一个学派、每一种宗教、每一个政党，都有自己最忠诚最纯粹的成员、最规范的模范者、最卓绝的操守者，也就是自家的“圣人”“圣徒”，然而，每家的圣徒并不一定就是自家最有权势、最有权威的人，而最有权势者往往反倒是另一种行为方式者。刘君强便是前一种，他不仅未得到权势，而且连自己合理合法的权益也未保，至于他的品行操守，他也未像圣徒那样得到过彰显传颂，他身上圣徒式的特质并不红彤彤地耀眼，并不闪闪发光地夺目，而是不显不露，平凡普通，悄无声息。如果说，党内有什么人、什么事对我曾深有感召，那便是这个身材瘦弱，悄无声息，头上几乎一辈子都经常在冒虚汗的刘君强……

我之所以顺利入党，显然刘君强为我讲了一些好话，看来，他对我在省立一中时三次入团申请被否的经历是不乏同情的，因为他从不整人，从不偏激过“左”，我中学在班上那份办黑板报的社会工作，很可能是他推荐的结果，因为他在班上也是以文科见长，跟我算有点惺惺相惜吧。到北大西语系后，我担任了系学生会宣传干事一职，不可能与他这个党支部书记无关。我借以入党的政治表现，除了这项社会工作外，仅有学习努力，成绩尚好，符合“向科学进军”的时代标准这么一条，特别是我以较坚强的毅力克服了严重的健康问题，保证了完成学业，这一点还值得称道，除此以外就没有其他的革命品质和闪光点可言了。这么一个和平时期的党员来到党内，自然很快就会暴露出与这个战斗的党的不相适应性了。

我入党的次年，恰逢1957年的“反右”斗争，我在北大亲身经历了“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到风云突变，“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过程，只不过因我们这一届学生正好四年学业期满，“反右”斗争我们只参加了一半，就毕业分配、走上了工作岗位，但有一部分在“大鸣大放”中有“突出表现”的同学被扣下来了，推迟分配，听说留下来的人要“参加学习班”，而“学习班”一词，我就是从那时第一次知道的。后来又听说，凡是参加了“学习班”的同学好像都被“组织上”划为了“右派分子”，甚至是“极右分子”，如中文系在“大鸣大放”中几个风头正健的著名才子。西语系我们这一届，被扣参加“学习班”的似乎没有，但未能幸免于难的，这个五六十人的年级大班，也有五六个之多，他们好像都是先分配走上工作岗位后，那顶帽子才追踪而至。我的同班同学李恒基就是如此，他是我与刘君强这一届法文专业班（近二十人）中唯一未能幸免于难者，至于李恒基是如何被划为“右派”的，我不知道，刘君强也不知道，那都是我们走上工作岗位之后西语系“组织上”运作的结果。这便是我所经历的北大“反右”斗争的情况。

也许是因为我生性不喜欢偏激的人和事，或者至少是自认为不喜欢偏激的人和事，所以在“反右运动”中，不论是对前一阶段还是在后一阶段，我都有些不适应感，前一阶段是“大鸣大放”，这时的主角是响应号召起来帮助党整风的群众，我在北大见识了大字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景况，我不记得自己从大字报中看到过什么对社会主义政权有带根本颠覆性的言论和政见，我所见到最尖锐的大字报也不过是指向某些很局部性的规章制度，如对留学生的选派标准和办法有意见、有看法等，大多数大字报不外是针对官僚主义作风、党群关系、党员不称职的表现而发，皆仅涉及很局部的问题与普通党员，涉及党委一级的就极为罕见，更不用说有什么触碰到更上层的了。总而言之，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言论，而且说实话，有些意见我是同意的，与之是有共鸣的。不过，一旦打开大鸣大放之门，鸣放者一放松自己，就不免忘乎所以而言词有所失当，有的人平时就优越感十足、目空一切、傲气逼人，这时如果个性张扬起来，语言也就分外刻薄，情绪也就更为偏激，甩出来的脸色也就更令人受不了。坦率地说，我不喜欢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大家都是人嘛，普通党员也是人，趁人在整风中无自我辩解权的时候，扔点石子，泄泄私愤，总有失忠厚吧？因此，我对此确有不以为然的情绪，有讲几句公道话的冲动，甚至还贴出过一张大字报，表示愿意辩论，向一位我看不惯的自认为是“天才人物”的同学提出挑战，幸亏后来没有实施，但这就足以看出我当时对“大鸣大放”的不适应与我的局限性。

“引蛇出洞”之后，就是“反击”了。北大校园里风云突变，各级组织层层动员，各种各样的会没有少开，以提高普通党团员的思想认识和战斗精神。这是战斗动员，你们马上就要上阵了，就要对那些在大鸣大放中情绪偏激者、说话带刺者、语言闪失者、行为出格者进行反击、开展批判了……这时的我，另一种不适应感就来了，我对当时炽热的战斗气氛，“坚决反击”“坚决斗争”之类的战斗任务和战斗口号，都感到了强烈的不适应，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内心深处有想不通、不认同的情绪。首先，我从心底里认为，“大鸣大放”中那些大字报根本就谈不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充其量不过有些情绪而已，在我看来，情绪，即便是情绪不对头，也不能构成政治问题，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听说学部的一个党政首脑有一句名言，曰：“情绪是最尖锐的问题。”我闻之几乎大惊失色，凭“情绪”定性定罪，未免太随意了吧，这岂不是整人哲学的警句吗？在大院里，每当我看见他那被养尊处优的生活滋润得红光满面、额头发亮、一身富态的形象时，就有一种不寒而栗之感，我觉得如果他洞察到我心里有寒冷感，一定会认为这是个“尖锐的问题”，说不定就可以把我……对一个情绪问题扣上一顶可怕的政治帽子，几乎无异于把风车当成了魔鬼。在北大的“反右”中，我所见到的言行，我认为也只有西语系的那个著名的“控诉会”，以“控诉”为题是出格触禁的，其他闪失的言论，不过是情绪偏激、纠缠于人际矛盾、个人恩怨所致，用政治术语来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其次，我实在难以想象与那些朝夕相处的普通学子一夜之间竟要以敌我相对，要反击，要斗争，如何对身边这些学子下手？即使同学之间，也曾有过这种那种看不惯、不顺眼及纠葛摩擦，但矛盾对立绝没有这么深、没有这么水火不相容，不至于要用如此无情的斗争方式来加以解决。总而言之，我与当时那场运动的格格不入和不以为然感是带有根本性的，只不过，我以一个成人起码的世故和明智，深知我这种不适应和不以为然的认识，是不能随便讲出来的，弄不好会给自己招祸。但自己又按捺不住，不吐不快，于是在党内谈思想认识时，我不止一次拣招祸可能性较小的某些见解侃侃而谈，主要意见不外是讲这些“出头鸟”毕竟都是同学，他们是响应号召大鸣大放的，如有不当之处、出格之处，组织上“应该去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这是我党“组织上”应采取的态度……我自作聪明，认为这样的立场、这样的态度、这样的论证角度，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因而一讲再讲，不止一次。但在党组织生活中，我每发表这种高见时，有一位几乎代表了“组织上”的权威党员，一直很注意我的发言，听得很专注，唯恐漏掉了一个字，面色凝重，眼光冷峻，显而易见，对我这番言论“组织上”是颇注意的，是看得比较严肃的。刘君强不正是因为当时在“斗争”中的“右倾”而被撤职了吗？后来每当我回想起这位权威党员听我这一番既自以为是、措词又小心翼翼的不合时宜之论时，那寒冷锐利的眼光，我就感到后怕，并庆幸我自己被放过了一马。

在“反右”中，我们这一班幸好没有白热化的斗争举措，只对一位已被“组织上”盯上了的同学，以过团组织生活的名义开过一次思想检讨批评会，我在会上会下倒为他讲了若干通情达理的话、帮助解脱的话。但这位同学后来仍被划成了“右派”，怎么划的？那是我们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之后由“组织上”后期料理的事。聊以自慰的是，我对这位班上唯一被划成右派分子的同学，从没有有过任何恶言损语，没有投射过“势利眼”，虽然，我曾经感受过这位“天才青年”傲气凌人的挤对，因而对他也有些不以为然。他分配的工作岗位相当好，到了世界电影研究所当翻译编辑，但比一般人多劳动锻炼了几年，多吃了几年苦。对这位有才能的同学，从一入北大，我一直很高看，乐于攀交他，毕业后，没有隔很久，我跟他就恢复了联系，曾多次向他表示衷心的同情和问候。我很欣赏他的翻译才能，可惜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一直没有机会跟他合作，后来从70年代起，我承担了一些编选工作和主编项目，从一开始我就请他翻译了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跟他有不止一次友好并卓有成效的合作，如法国浪漫派诗歌，还有雨果的几个重要诗集（可惜他只完成了一小部分）等，也不止一次向有关出版社推荐他承担大部头的翻译，如推荐他作为主力之一参译《追忆似水年华》。可惜他后来英年早逝，未充分施展其才。他就是著名的翻译家李恒基。

“反右”尚未结束，我就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但还没有上班，便被派到北京远郊进行“劳动锻炼”，为期半年，我的党籍候补期则延长了一年。没有任何人向我说明延长的原因。

改革开放后，对“反右”运动有了重新的评估，绝大多数被伤害者得到了平反，这是英明的举措，我之所以对这个话题讲了一些马后炮的话，是因为这样的政治运动的历史教训，应该深刻记取，应该深刻总结，还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重要经历，它在我身上打下了不显形但很深刻的烙印，我没法绕过它。

我所分配的工作岗位虽然不是毕业生最为羡慕的去处（最令人心羡的岗位是上大学当助教，特别是留北大当助教），却是最符合我志趣的，而且它确切无疑地给我展示出了成名成家的前景，“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的编辑和翻译这一份工作，不正是属于朱光潜的那门学问的大范畴吗？而且，我的第一个顶头上司，也是我的第一个恩师、第一个伯乐蔡仪先生，一开始就给我定好了专业培养方向、业务发展方向，就是西方文艺批评史研究，这不正是朱光潜的那个行当吗？于是，从一走上工作岗位，专业方向十分有魅力的前景就召唤着我、吸引着我几乎全身心地奔跑向前，这成了我身上一个主导的倾向。另一方面，我身上则开始滋生出另一种心态、另一种倾向。我离开了我所参加的第一个政治运动“反右”斗争的战场时，是带着对政治运动既不以为然又心存惧怕的双重心情。“心存恐惧”，使我知道个人政治安全的重要，从此我在言行上愈来愈小心翼翼、谨小慎微。而我的非正统、非规范化的思想，则使我期望“反右”这种整人权术不再，大家能过平静的日子。然而，在同一个太阳照射下，在那个时代，不论走到哪里，政治运动都有，而且连绵不断。政治运动一来，其他一切都得停下来，什么日常工作、什么专业方向，全都“靠边站”。即使是在研究所这样的机构里，一个个有头脑的智者，在大跃进中，照样得起早贪黑，砸锅炼铁，参加全民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在围剿麻雀的运动里，照样得在院子里、空地上值班，敲着脸盆，吆喝起哄，驱赶这种有益于自然生态的小鸟，令其不停逃逸，筋疲力尽而亡。在拔白旗运动中，学术思想不那么红彤彤、参加政治活动不那么积极的老专家，一个个灰头土脸被认定为“资产阶级白旗”而必须拔掉，即发动革命群众大加批判，他们自己当然要清理思想、提高认识，认真做出检讨。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的文艺思想批判：人性论批判、中间人物批判……坐而论道、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会更是不计其数……且不说，还要下乡上山进行劳动锻炼、思想改造……总之，从1957年的“反右”斗争后，几乎就没有消停过，愈来愈“左”，愈来愈“火热”，直到“文化大革命”，人们被折腾来折腾去，这不仅没有凝聚民心，反而造成了人心厌烦、疲劳与背离的后果，我自己便是如此。过去，我那种心潮澎湃、感奋激昂的时候愈来愈少了，而愈来愈形成了疏离政治、敬而远之的“二心”，开始形成了自己走自己的路的明确意志，自觉走“白专道路”而不是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的意志。

沿着自己认定的这条路走过来，我在研究所供职的数十年来，确也形成了自己的“做派”：

在每次运动中，我基本上是应付敷衍，消极无为。因为自己有了一种政治身份，要尽自己的义务，也为了自身的政治安全，该表态的时候我也表态，该谈自己正面认识的时候我也侃侃而谈，大体符合“组织上”的要求，但实际上貌合神离，半心半意，甚至三心二意。要对师辈老专家贴重击性的大字报，那我是不干的，有时貌似贴了一两张大字报，实际上是塞进了自己的“私货”，在拔白旗的运动中，我也曾贴了一张“敦促”钱锺书的大字报，好像是将了他老人家一军，实际上却讲了些恭维赞颂的话，如“学贯中西”“学富五车”之类的话，果然，没有逃脱一位老党员的“火眼金睛”，他在会下向我严肃指出：“你这张大字报有倾向性问题，表面上是敦促，实际上是在颂扬资产阶级专家。”至于在会上对师辈专家开展声色俱厉的大批判，我更是不干，往往是一言不发，避免表态。如在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党组织发动对卞之琳进行批判时，我态度消极，没有发言；又如在当时对李健吾先生的学术进行批判时，我不仅没有任何“出手”的言行，而且还在会下公然对李先生表示了同情和支持。对我“雪中送炭”的此举，李先生一直感念不忘，后来，旅美作家刘年玲来华拜访李先生时，他还向刘提及此事，并亲切地把我称为“孩子”——当年我“雪中送炭”时，的确还只是一个刚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人。

在历次“革命大批判”中，我也有比较积极的时候，那就是领导指名点将组织我执笔写批判文章的时候，原因很简单，一是因为在那个时期，个人的业务空间很小，很多事你做不了，也没法做，即使做了也没有“社会出路”，只有得到了“官方订单”，写出来的东西才有发表的可能。总而言之，当时，除奉命参加“大批判”外，就别无事情可做。而我正当盛年，还耐不住“无事可做”的寂寞，也挡不住有机会见报的虚荣。二是批判对象不是自己近旁的师长，而是距离较疏远的对象，我积极一点不至于在本学界得罪人、不至于留下“劣迹”恶名。三是，既然是领导上明确指派给我的任务，如果写得好，一般都是由领导上决定在当时权威的刊物《文学评论》上刊登，文章的发表有保证，又可以在业务上露一次脸，何乐不为？我与于海洋、李传龙、杨汉池被领导上组合在一起写批人性论的文章是为一例；“文化大革命”前，我奉所领导之命，写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是为第二例。在前一个写作任务中，我避重就轻把批人性论的那一部分让给别人执笔，而自己则选择了其中专业性较强的“共鸣”问题进行了若干“专业性的展开”，不意引发了国内著名的共鸣问题学术大讨论，后一个任务则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不了了之。

此外，我也有过两次自动提枪上马，主动在“大批判”中冲锋陷阵的“记录”，虽然只有两次，却反映了我在那个年代毕竟害了相当程度的“左”倾幼稚病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也是我图发表虚荣心的心理所导致的结果。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前两年，应《光明日报》一个乔编辑的约稿，写了一篇批评电影《不夜城》的文章，乔编辑也是北大西语系毕业生，高我两三届，在校时我并不认识他。至于《光明日报》为什么要批《不夜城》我不清楚，似乎并不是一次大范围的“大批判”，也许只是报社自己开辟的一个小战场，要不就是编辑先生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而构设的选题，因为我那时期写过一些影评，小有影响，所以这位“北大老同学”乔编辑经人介绍初次结识我，就把这个题目作为“友好的橄榄枝”交给了我。不是什么大题目，写得也一般，不外是讲影片“宣扬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发表后没有什么影响，可能早已被人所遗忘，但对我来说，也是我不应忘记的一个“不光彩记录”。

另一个“不光彩记录”，便是批法国新小说派。当时是1964年，那时领导上并没有任何批新小说派的指令和意图，促使我去做这样一件事的完全是我自己的“主体意向”和图谋，这图谋便是雄心勃勃想进入20世纪文学研究领域并有所表现。由于是“第一次进军”，我进行得极为认真，仅资料准备一项就在图书馆对好几种法文报刊如《文学新闻》《费加罗文学报》《法兰西文学报》等逐年逐月进行了查阅，后来写成的文章竟有六七十个注解来自法文报刊。而且，这篇文章还是我与朱虹极少的业务合作中的一次。说实话，我与她虽为夫妻，业务上的合作却少得可怜，这几乎是唯一的合作，但这一次我得益于她甚多。首先，是她从英美报刊上看到一些关于新小说派的评论和资料，我才关注新小说派并有了初步的认识；进入研究阶段后，她还攻读了《新批评》上的长篇评论，帮助我对这个流派有更多更深的了解。如果说，在学识资料上，此文还有可取的话，朱虹之功不可没！至于批判的立场和笔调则应该完全由我负责，因执笔者是我。我那时对西方20世纪文学的认识还完全被日丹诺夫论断所统治，我只可能突出一个“批”字。由于这篇文章在篇幅和资料上都颇有分量，又是发表在《世界文学》这样一家大刊物上，其影响的确也比较大，当然，后来也就更成为我学术文化历史中的一个大“污点”，一次“不光彩的记录”。我之所以曾被认为“相当的左”，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这就是我在多次政治运动和思想学术批判中既疏远间隔、貌合神离，又从自我实用主义出发的言行表现。总而言之，疏离政治是我的本意，政治表现则是我的一种最起码的自我装点，不放松自己的业务才是我最根本的关切，才是我念念不忘的所在。在运动不断的那些年，我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重业务、轻政治的“白专道路”，而不是党所要求的“又红又专的道路”，只不过我的政治身份和我的谨小慎微性格，使我采用了偏“红”的保护色。于是，肯定不是红色，但也不完全是白色，什么颜色呢？记得在“清查‘五一六’”运动时，我是被一大批大字报送进“学习班”隔离审查的，其中有一张大字报叫我一直没有忘记，其标题是《把走粉红色道路的“五一六”分子柳鸣九揪出来》。“粉红色”这个形容词用得堪称绝妙，红不红，白不白，红白相混，岂非粉红？对此，我心里一直甚为赞赏，这张大字报是出自一位才俊之士的手笔，他这词用得真不愧为深受了法兰西文学文化的熏陶。

自觉地走疏离政治、脱离政治的“白专道路”，必然导致对“官本位规范”“官本位发展模式”的背离，自然而然就堵塞了走向庙堂、走向殿堂的“仕途”。毋庸讳言，在“皇家翰林院”中，居于最高殿堂显位的往往并不是纯专业化的学术权威，而多为学术行政双肩挑的学者，即党内的红色学术权威，这种学术权威，不少人都是从延安毕业的，或者是有长期革命经历的，如潘梓年、孙冶方、何其芳、尹达、翁独健、刘大年等，他们既是各自学术机构的最高领导人、党内的高级干部，也是为人师表的示范性学术人物，是社科院的青年研究人员的偶像与效仿的榜样，而他们身上最基本的特质和标志，便是“又红又专”。对于这些表率性人物来说，他们的革命资历、领导地位、行政级别及学术成就，是早已形成具备了的，他们从一开始便端坐在翰林院的庙堂上，但对于院里新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人来说，如何接替他们充实这个庙堂，就存在一个走什么道路、走什么路线的问题。对于这一批接班人后备队员，党领导所指引的方向，总的来说，仍不外是“又红又专”四个大字，而具体的培养和历练方式，则除了要在业务上有所表现，就是要从基础的、起始的行政事务性工作做起，以积累经验资历，而担任基层组织研究室的室秘书与帮助所领导做某些文秘性的工作（如整理文件、写汇报、起草通知、报告等），就成了两种最基本的历练，成为“仕途”的入门功。几十年来，就我所见到的好几个研究所后来的领导人没有一个最初不是从研究室的小秘书干起，或者是靠写汇报、起草报告起家的。

我走上工作岗位后，很快就立定了脚跟，也较早地崭露了一点头角，加上又是个年青的党员，仕途的门对我是敞开的，甚至是在向我招手，但由于自己以上所述的“不争气”和“没有出息”，我竟然不把“又红又专”的正道放在心上，只认定了自己那点小业务，执意走我那条“粉红色”的道路，最后成了一摊扶不上墙的“软泥”，至少有那么几次，我是辜负了领导上对我的期望。最早一次，在高级党校编写高校文科教材时，我被蔡仪看中，让我在编写组内担任向上写汇报的任务，这显然是重用。蔡仪先生是我的第一位伯乐，他不仅是一位权威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也是党内的老干部，在文学研究所、在整个文艺理论界都很有地位，我一走上工作岗位，就不止一次得到他的重用。向上写汇报，不是一项“轻活”，而是一项重任，要把编写组每次讨论的意见、对诸理论问题的意见及分歧，都写成材料向上汇报，而高校教材编写这项大任务的领导人和顶头上司，则是大人物周扬，周扬对《文学概论》编写组的工作很关注，抓得很紧，在某些文艺理论问题上，周扬与蔡仪的意见似乎又不完全一致。于是，当秘书、写汇报这一项活就成了既光荣显赫又细致微妙的要务，不是蔡仪所信任、所倚重的下属他是不会交付委托的。我当时对此也有所认知，但我念念不忘我自己的一亩三分自留地，我那专业方向西方文艺批评史，总觉得《文学概论》的编写任务，对我的专业方向已经构成了“分心”和“干扰”，当秘书、写汇报的工作更增添了额外的负担。当然，我也知道，当秘书、写汇报的“差事”不是没有“回报”的，它是会拓展出某种前途和前景的，而且是颇有吸引力的前途前景。但这恰巧不是我的志愿，不是我所感兴趣的，因此，我对蔡仪先生交给我的这项工作，干得很不上心，很不卖劲，甚至有些嫌烦，只做到了应付应付而已。蔡仪先生见此，只好走马换将，只让我干了一个多月就换上了另一位同志。此位同志有“调干”的实际工作经验，又出自北大中文系科班，头脑灵，文笔好，在“又红又专”的道路上走得意气风发，心怀大志，他对当秘书、写汇报的工作十分认真，尽心尽力，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好几年，直到高校文科教材这个大任务大功告成，他也以此为出发点，再按照党所要求的方向，稳步前行，在仕途上走得甚为顺当，后来果然成了研究所的领导人，并升至作家协会副主席。

第二次“自我选择”是在我调到外国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研究室之后的事。

我一到西方文学研究室，就受到所领导的“重用”，被任命为该研究室的室行政秘书，室主任是著名学者、著名诗人卞之琳，我成了他的小助手。

卞先生当西方文学研究室主任是以“无为而治”而著称的，他也因此在研究所领导层中招致非议，在我调到西方室之前，他还曾在“反官僚主义”小整风中被当作重点对象。其实，在西方室这样一个名家云集的单位，充分尊重每一个成员的科研积极性和创作个性的“无为而治”正有一定的道理，而且这种洒脱放手，顺其自然，清高的做派是带有一点老庄哲学的色彩的，正与“官僚主义”相距十万八千里，不论怎样，卞公可以搞“无为而治”，我这个室秘书却不能趁机“无为”，我得把跑腿及一些琐事承当起来，这一次，我总算做到了“认真负责”，没有像给蔡仪当秘书那样有点失职。

时隔不久，周扬交给当时的外文所一项编写《二十世纪欧洲文学史》的任务，并强调能否编写出文学史对研究所来说，是“生死存亡的大事”，而这个任务自然而然就落在西方文学研究室头上。这么一桩大事，当然是由卞之琳先生挂帅，当然也得给他配备一个助手，于是，我又一次受到了研究所领导的重用，被任命为文学史编写组的“学术秘书”，但卞先生一开始就对这项大任务爱理不理，仍然是清静无为，竟然对他的这位后辈“学术秘书”完全信任，充分放手，任其为所欲为，当然这位学术秘书，即使是最大限度地自我膨胀，即使是再不知好歹，基本的礼数、起码的规矩还是很懂的，卞公是主帅，卞公是师长，他对20世纪西方文学烂熟于心，尊崇师长，尊重领导，是小秘书的首要原则。而且，他是新到西方室不久的一个“外来户”，对这个码头上的大大小小兄弟，也得充分尊重，何况这些兄弟都有专业积累，一个个都精明透顶。如何将“清静无为”变为“有所作为”，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规划和设想、有一个合理的工作步骤，由粗到细，由浅到深，以至细到每一个人的具体分工。而且，欧美文学史包括不止一个国家，必须把各个国别文学不同阶段的历史内容先摸清楚，然后再综合概括为整个欧美文学不同阶段的历史，因此，又有一个由个别到综合，然后由综合又返照个别的工作过程。这位学术秘书幸亏是从理论室来的，其专业方向又是西方文学思潮史与西方文艺批评史，既对这个项目的历史内容还算心里有数，又不缺乏理论概括能力，再加上有集体编写《文学概论》的工作经验，因此，在当前这个项目面前，还算一个“明白人”，算一个懂行的人，对工作该如何进行，心里有谱，除自己仔细思考策划外，也注意征求本码头兄弟的意见和建议，汇集起来，提出规划方案，谦恭地作为“极不成熟”的建议呈交卞公，敬请他审阅、修改、指点、过目。他修改的完全照办，他指点的完全听从，老人家有时惜字如金，不断地抽着烟，话语不多，甚至不讲什么。只要他老人家发了什么话，对学术秘书来说就是令箭，即使没有发话，只要他未提出异议、未提出反对意见，那么也就被学术秘书视为默认，对不起，也当作令箭使用了。就是以这种工作方法、工作方式，一个几乎完全由年轻一代研究人员组成的编写组，在卞公的大旗下，工作进行得步骤分明，有条不紊，可圈可点，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成果，三个多月过去，居然就编写出了一份全面的完整的《二十世纪欧洲文学史》详细纲要共约五万来字，一部简史的初步轮廓似乎已经呈现。这无疑是一个可观的成绩，正好，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调来了一位政治部主任程文杰，“新官上任三把火”，他获悉西方文学研究室在文学史编写工作中的收获，便在全学部范围组织了一场科研工作先进经验报告会，指定这位文学史编写组学术秘书为正式报告人，介绍外文所西方文学研究室的编撰工作。

此人身任两个秘书之职，而且成绩明显，其上升势头甚猛，根据一般情况，其前景似不难预见；说实话，我自己当时也的确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但我深知树大招风的常理，我更明白我周围同辈人争强斗胜、为未来接班而竞争的形势相当激烈，我既没有想当接班人的雄心壮志，又并非党组织所看中的“根正苗红”的重点培养对象，在现实关系中也不善于拉帮结派，没有形成“一个好汉三个帮”的关系网，而只是孤家寡人一个，仅凭自己的一点能力与肯干精神，竟一人双职，竟如此抛头露面，尽出风头，这种处境可有点危机四伏，赶快见好就收吧！赶快韬光养晦吧！赶快去种菜园子吧！于是我当机立断，往后退一大步。我舍不得丢掉纯学术性的文学史学术秘书一职，就主动辞去行政性的室秘书一职，并推荐一位根正苗红、一直是党组织重点培养对象的归国留学生，其实也用不着我推荐，他本来就是该当的人选。我与这位同志长期共事数十年，虽然我们两人之间总是“泾渭分明”，但个人关系基本上是和平共处的，我从来没有对他有过任何敌意为难的言行，更从没有主动“出过手”，甚至从来没有还过手，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时候，即使我在业务上有发展并大出风头的时候，也自觉地置身于他的后面，从不挡道，从不碍事，谦让有加。他为人相当忠厚，平易近人，没有咄咄逼人、富于进攻性、刁钻刻薄等这些我最害怕的特点，作为一个“泾渭分明”的同事，他是不难相处的，我也的确与他有过一些友好共事的时候。他一直是党组织重点的接班人培养对象，实事求是说，这是组织上一个不错的选择，可惜没有成为现实。至于后来，他为什么终于未能接上冯至先生的班成为研究所的头儿，那是因为他遇见了政客型的竞争对手，也由于他不及对手那么手段层出不穷。

尽管我的退让诚意已明，但要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正在这个时候，西方室这个支部的党小组过了一次组织生活。这个党小组并不那么简单，成员不仅有当时外文所接班人的不止一个候选者，而且所领导冯至和卞之琳也在这里过组织生活，这里的组织生活的潜在气氛一直很紧张。也许，在旁人看来，并不紧张，但就我的感受来说，我的确感到很紧张，因为，这里几乎都是贫下中农出身，几乎都是出国镀了金或长期得到组织上重点培养的，他们自成一脉，我倒像个貌合神离、格格不入的另类。那次组织生活不知是怎么搞的，开着开着我竟成了专题评议对象，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批评帮助的对象，对我调到西方室以后，担任两个秘书的认真态度和有目共睹的成绩，几乎无人提及，只有卞之琳讲了一句公道话，大意是“柳某调来给他当助手后，‘工作很得力’”，虽惜字如金，但总算一句有分量的话。其他发言都是冷气凛然，锋芒逼人，什么“柳有意识追求一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风度”“味道不对头”“情调不健康”等，“柳的情绪颇像反动浪漫主义”等，词语文质彬彬，颇有理论文史色彩，抨击的角度却很别致，令人意想不到，话语的内涵意蕴相当凌厉尖锐，带有根本否定的性质，显然是经过精心构设的。而出来发难、定音定调的是当时被视为所长接班人的某某，此人在外文所的权势已经炙手可热，正在编制自己的核心团队网，他非常清楚，我绝不是他网罗的对象，倒很可能成为他碍手碍脚的对象，因为我已经明明白白地没有跟他走在一道。稍后一些时候，我更是生生硬硬地得罪了他。那是在我受命于冯至在写《海瑞罢官》批判文章的时候，这位“接班人”曾经私下向我建议由他与我合作，共同完成此文，原话大意是“我与你合作，将来可以在外文所起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我贪功心切，有点小气，自以为领导已经交差给我，凭一己之力我很快就能完成任务，何需与他人分羹？因而拒绝了与他合作的建议，何况我本无叩问本单位权位之门之志，只想靠自己的劳力出头，何需与他人结盟。从那以后，两人背道而行，愈来愈远……在那次党小组会上，此君一马当先，首先定调，紧跟在他之后随声附和的、敲边鼓的，当然不止一个。甚至有一个刚到西方室不久的青年人，转动着他那善于察言观色之眼就看出了名堂，非常及时地选择了站在哪一边，要出什么声，要表什么态，其嗅觉之灵敏，其见风使舵之快捷，给我十分深刻的印象……自传写自己，难免涉及有关众生相。不妨顺便补充一句，此君日后甚不简单，是我生平所见过的一个特殊人物，以在“文化大革命”之中而言，他在学部三大截然对立的派别斗得不可开交的局面中，竟然在每一个派别中都如鱼得水地混迹过一阵子，这种见风使舵、迅速变色的本领，在学部“文化大革命”史中也许要算罕见的一人……

以上所述，是我到西方室之后，积极勤奋工作后所得到的头一次待遇，这次组织生活是一个缩影、一个典型，它作为一个模式，当时颇使我开始认识到自己处境不妙，细加推敲，甚至有点不寒而栗，令人忧心忡忡……你再有成绩再有难能可贵的作为，人家可以视而不见，概不认可，欲要否定，何患无辞？人家有的是由自己调控的丰富感觉，他可以声称自己嗅出你身上的“气味不正”，可以声称自己感觉出你身上的“味道不对头”……

至于人家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为什么碰到这种际遇？我再迟钝，也不至于看不出来，这显而易见是一次阻击战，是要给你“文学史风头”之后的一个下马威。我深深感到对方是估计错了，把我估计过高了，总以为我在向成为本单位接班人的方向直奔，其实，我根本无意于此，我深知自己的斤两，我并无当接班人之志，也没有这种条件，但我的确有干事之心，我只想干出一件件事来。从这次对我的鉴评，我悟出了个中的缘由，我很不愿意人家对我有此误判，此后，我也力求表示我并无大志的心迹，免得人家惦记，免得人家老认真对待。但我总掌握不好分寸，因为，我固然无意于参与竞争，但我总不能不做事吧，不能不自我发展吧，殊不知，在有心人看来，你要做事，特别是要在科研组织工作方面做出什么漂亮事，岂不就跟接班人仅一步之遥？因此，这个“做事者”老被人视为“竞选者”，而令人不放心，而老成为惦记对象、认真对待的对象，这就是我的基本状况，是我在人际关系中一个避免不了的矛盾。我明白了这个原委，明白了力表“一片冰心在玉壶”心迹的必要，但要予以实践之际，已经没有时间了，很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一切。

“文化大革命”结束，70年代恢复业务工作之后，我很快就又碰到同样的矛盾。我又做出一件件事情：在冯至领导下，创办了《外国文学研究集刊》，对日丹诺夫论断三箭齐发，在萨特问题上仗义执言、据理力争，以及在自然主义问题上重新评价，等等，这一件件事，更是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我吸取从前那次鉴评会的经验教训，赶快放低身段，见好就收，尽可能退让，如主动建议并改变《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的专人负责制为各室主任“轮流坐庄”制，实际上也就是我自己完全辞掉了该刊负责人之职；又如在西方文学研究室尚未分家的时候，只要碰到本所行政机制中的有关权限地位问题，总是把其他两位负责人往前推而自己老往后退缩；每当开所务会议等重要会议，我经常都坐在门口，不在中心会议桌旁就座，以示无庙堂之志；对于在所里面炙手可热的主流项目，如“三套丛书”《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我都敬而远之，不再沾边，实际上也就是主动出局，而原来我都是这些项目的核心工作组成员；后来我所有的编选项目、大型主编项目都是以我个人的身份和本单位之外的出版社，按照社会合作方式进行的，虽然这些项目对本学科的发展都起了促进的作用，但从来不争取进入本所主流项目、重点项目的行列，更不动用本单位任何人力资源和经费资源。所有这一切，使我在外界多少获得了“淡薄功利”的名声，但在本单位，我仍然要面对从前“文学史风头”之后那次鉴评会式的现实。

我仍然是在原来那个党支部、党小组过组织生活，一过又是三四十年，当然我始终是这个环境中的软柿子，且不说，数十年如一日，身边老是同样几张面孔，难免有“审美疲劳”之感，更还有每遇到政治关口、小整风、思想检查之类的事，总得有一番被火烤、被煎熬的感受，在这种时候，我都自然而然成为被“严格要求”的重点对象，尤其是因为这样的思想检查会都是“开门”进行的，于是，对此人的修理又添加了党外的生力军，其中身兼学术权威和有地位民主人士两种身份的同行冤家，更是积极卖劲，上纲上线，批判抨击，尽往一个狠字上去，唯恐不能将你一棍子打倒在地，叫你再也爬不起来……每当这样的场合，我都得老老实实听着，努力记笔记，做出一副原罪感十足的样子。在这种会上，我所得到“丰富的营养”往往要我花好几个月才能咽得下去……即使是在非运动的宽松的日子，如果你有那么几次迟交了党费，那么，不久就准有人敲打你的组织性、纪律性问题，甚至有时还会有那种以维护组织纯洁性为己任的党的卫士出来向你喊话：“如此没有纪律性，何不退党了事？”看似很尊重你的自由，其用心相当险恶，令人不寒而栗。在这种氛围环境里，我感到心情舒畅的时候不多，我觉得生活得不容易，我记得几乎每过一次组织生活，回到家里都感到头脑发热，心神不宁，心绪不顺，往往要过少则几个小时、多则一两天，心情才能恢复平静……久而久之，我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愿望：早日像一些高龄老干部那样，自然而然退出了各种各样政治性的会……终于到了退休年龄，我被切掉了所有的在职待遇，也就趁机自动地切掉了参加各种会议的义务，感谢改革开放时期的宽容和放松，至今，我已经有二十多年不知这种会那种会为何味了……但我大量的业务劳绩，反倒都是退休之后做出来的。

我的第三次“自我选择”是在改革开放之初。那时在学界，我已经有一卷《法国文学史》垫底，又完成了对日丹诺夫论断的揭竿而起、“三箭齐放”，在我所供职的单位，我是一个大研究室的头儿，也算冯至所长辖区里的一个“重镇”、一方“诸侯”，更是冯至直接领导下的“机关刊物”《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的筹办者和操作者。总而言之，在外国文学研究所里，是一个有一点点分量的少壮派，在旁人看来，我是一个冉冉上升的“学术人物”，我似乎也颇得领导层的赞赏，第一次全国外国文学工作规划会议上的重点学术报告，就是由我去做的，在大会发言三个半天的时段里，竟让我一个人占用将近两个半天的时段。我被视为冯至手下业务工作的得力干将，党组织的第一把手似乎也对我颇为重视，也很亲切。那时，从干校回来以后，我一家五口先凑合住在院部的四号楼，那原是一栋办公楼，“文化大革命”后，百业凋零时期，既用于办公，也用于住宿。冯至和第一把手的办公室就在我家同一层楼的一个尽头，这位领导同志是来自延安的老干部，曾长期在邓力群的手下工作，后来从外文所的党委书记升任为整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秘书长，掌握了“翰林院”的行政大权。外文所是他到社科院第一站，那时，他初来乍到，很有亲民之风，常从办公楼的那头漫步过来，来到我家门口，掀开门帘，就进来坐坐聊聊，并不讲究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尊卑之别”，很给我亲切之感，但有工作要找我谈，则还是在他和冯至所长共用的那间办公室里。

正是在那个时候，有一次，他召我去他的办公室进行个别谈话，谈话很正式，也很严肃认真，大意是说，他来外文所后对我做了一番考察，觉得我在业务与政治两方面都有一定的条件，应当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他重视我，他“看好”我，他对我“寄予希望”，要我严格要求自己，做更大的努力，等等。个别谈话的时间不长，言简意赅，是一次有点政策宣示意味的谈话。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他找我做这次谈话是出于什么人事背景，我甚至没有确切地搞清楚他这次谈话的最真实的意图究竟是什么，是由于重视我而有欲加“培养”以至重用之意？还是因“恨铁不成钢”，欲做其他的选择，而对我所做最后一次告诫和挽救呢？我至今也说不清。但我真切地感到他所说的重视我、看好我，对我寄予厚望的那几句话，是真挚的，有诚意的。而且，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欲加培养的政策宣示的意图和政策引导性也相当明确，那便是要求我好自为之，努力配合，积极互动，准备在外文所更多献出力量。这对任何一个求上进、谋升迁的人来说，都是一个“福音”，初闻之下，似乎就应该有感激涕零、积极响应、表忠心、立保证这一类的表态，然而，我当时既没有表示出得知遇之恩的感激，也没有表示出将获“培养”的欣喜和“受宠若惊”之情，我知道他的意思是指什么，但我恰巧志不在此，我只想在“翰林院”里成为钱锺书、李健吾那样的学者，我完全无意于走仕途成为研究所内政治、业务双肩挑的“学术领导人”，因此，我根据早已形成的志愿与自己既有的行事处世方式，只是一般地对他的好意、肯定和信任道了谢，并且表明了自己只想在研究工作中扎扎实实地做出几件像样的事来，至于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我实在不敢想，并认定自己肯定做不了、做不好的，当然也害怕在一个有志者比比皆是、竞相欲接班的环境里，“树大招风”的危险，等等，如此这般回应了他的好意，现在换位加以考虑，我这无异于不知好歹，不识抬举，婉谢配合，而从政治工作的高度来说，则明显是觉悟不高，自我要求不严，缺乏必要的政治素质的表现……显而易见，是一摊扶不上墙的“烂泥”，对这样的人还寄期望干什么？……我不敢说，这次谈话，从他那方面来说，一定是带有想培养我、把我提拔到某个地位上的意图，但肯定是在仕途的意义上对我有所期待和期许的；因而从我这方面来说，虽然我的回应不能说是我辞谢了他可能有的某个具体的好意，但可以肯定说，我是堵塞了通向仕途的大门，杜绝了在仕途上顺利发展的可能。这次谈话，似乎成为我与这位延安老干部关系的转折点，从此之后，我与他的关系就愈来愈疏远。这很自然，他有他们的干部培养规划，我有我自己的业务规划，道不同，自然走不到一起。果然，不久之后，外文所一位资历较浅的室主任被授予“先进青年”的光荣称号，大家对此并没有太注意，甚至感到有点滑稽，因为这是一个青年团级别授予青年人的称号，而此君年已有五十有余。一颗新星在外文所地平线上升起了，此后在这颗星的光照下，外文所的历史过去了近十年，至于此君留下了什么业绩、什么好口碑我没听说，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我曾扎扎实实地倒过霉……

而我，从那次谈话后，我在自己的斜坡上愈来愈下滑，其下滑之势至少有以下几个事例：

其一，当西方文学室尚未一分为三的时候，我与其他语种的两位同志共为该室的头头，一位是党内老文化干部，一位是党组织重点培养的接班人，他们分管行政事务和政治思想工作，我分管科研业务。我从来不超越自己的权限范围，哪怕是一毫米，倒是对自己的职责范围打不少折扣，主动让权，至于名分与排位，我总是退让，退让，力求把自己缩得尽可能的小。有一次，所领导召集开会，从职权划分和分工情况来说，那个会本来就不应该由我出席，但不知什么原因，该出席的那位同志没有到场，也不知什么原因，出席的任务就临时落到我的头上，我为了搞清楚是怎么回事，稍犹豫谦让了几分钟，来到会场时党委书记当着满场肃然而坐的与会者，劈头盖脸就是两句声色俱厉的斥责：“你架子真大！请都请不动！”没有容我有任何声辩和解释……

其二，某一次，我与研究所中枢领导机构负责人在过道里交谈工作问题时发生了争吵，关于事端的起因和是非曲直，恕我这里不讲任何话，我只想说那天绝对不是我这方面的过错。吵了就吵了吧，吵完了也就过去了，我想得很简单，但一位所领导老干部考虑得却不简单。首先，吵架的两个人都是本所的骨干，都是相当重要的干部，两个干部吵架，就足以构成本单位的一桩丑闻，影响恶劣，不管不行，此其一也。更有甚者，一个下级居然跟上级吵了起来，犯上性质，有违纲常，不能不“抓一抓”。于是，大加整肃一番的阵势就摆将出来，但不愧是有文化的老干部，思想缜密，讲究科学，对一场不到五分钟的口角，先就要来一场三堂会审，核对事实，形式和语言都是文质彬彬的，但我深感来者不善，寒气凛然……幸亏有客观过程在，有客观事实在，我总算讲清楚了责任不在我的客观事实，而没有像法朗士笔下那个卖菜的老头康克比尤那样，碰见警察，情急之下，有理讲不清……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对方竟非常爽快地认可了我所陈述的客观过程，而没有在角度和文字上玩弄任何技巧使真相变形、使事实变味。本来，以他作为秘书出身的职业能力来说，他是可以轻而易举做到的……我至今一直很赞赏他这次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也一直很感谢他这种诚实的态度。有了他的认可，一场整肃也就进行不下去了，不得不及时收场，我至今仍记得三堂对质结束后，那位老干部有所变化的脸色。

其三，任何单位，任何机构，都有自己反映其内部权位结构的象征性场所，在外国文学所，这个场所便是其会议室，特别是会议室那张长条会议桌，每当开所务会议、学术委员会的时候，研究所的首脑、室主任、学术委员这些重要人物便在会议桌周围就座，次要的人物则坐在后排第二圈，更为次要的就坐在靠门口的角落里。当然，也有个把“胸怀大志”“自命不凡”但在职务与资历上尚未进入“第一线”的小字辈，有时也提前在会议桌周围就座，以先声夺人。总之，区区一张会议桌旁的日常细节却又反映出研究所这个小小世界的权位状况和有关的人心世态。那么，我的位置在哪里？从改革开放之初开始，以我所担任的职务和已有的社会影响而言，作为外文所里的一个大“研究室的头头”，我当然是会议桌旁就座者的成员之一，而且是比较靠前的成员之一，但我经常有意识不往会议桌旁坐，只要方便，还尽可能地靠门口坐，似乎是所里一个不入流者。对此，我曾经做过这样的解释：“我既无庙堂之志，就尽可能不要有登堂入室之态。”这样，我在研究室主任这个岗位一坐就是十几年，没有挪位，基本上保持了在会议室边缘地带就座的习惯，见证了会议桌旁的政治生态的变化，眼见着有志于仕途的后来者从门外走进来，逐渐坐上了会议桌的过程，真可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其四，“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逆水行舟之中的这种“不进则退”的必然性，似乎在仕途上、政治圈里更甚。虽然我从来没有认真走过仕途，但我毕竟在仕途上曾经被当作一个候选者，有一种可能性。曾经就有不止一个不相识的读者在寄给我的来信中，把我误称呼为“所长”，而在事实上，我的确也是研究所里一个小“官”，有职有权的小官，这样一个人，不论你怎么去“种菜园子”，仍然会有人心里惦记着你，不时侧目而视，还少不了要琢磨琢磨、算计算计，一有机会就要扔两个石子……我冉冉上升的势头一停，倒霉的事就一件一件落在我头上，点名批评不说，博导资格三次被否就是明证。“政治标准第一”这一条可不是说着玩的，一个人政治上的稳固性一动摇，其业务的地盘也就容易保不住了。我自己也深深地感到了这点，但我并不后悔，我还是认定了自己所走的这条路，但为了掩盖我的失落，也为了打肿脸充胖子，我构思出了这样一句对外公开表态的警句：“研究所不是当官搞政治的地方，谁要是想当官就不要上研究所来。”真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溢于言表，其中也不乏一个失势者的几丝酸葡萄心理。我这一论断、这一宣示，实图一时之痛快，却否定了“翰林院”里官本位的“普世价值观”，得罪了一大片，当然，也叫我一条路走到底走到黑……

这条路走到今天，就快到尽头了，虽然我寒碜清贫，虽然吃过不少亏，遭过一些伤害，受过若干轻侮，似乎谁都可以到我的“小菜园子”里来指指点点、踩上几脚……但我至今不悔，心安理得，自得其乐，甚至沾沾自喜……

因为，我在“翰林院”度过了几十年真正意义上的劳作务实的岁月，我心无旁骛，积累了一些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劳绩，对社会文化积累多少起了一些添砖加瓦的作用；因为，我没有做过有损“翰林院”的事情，我没有给“翰林院”丢脸，没有给钱锺书、冯至、何其芳、李健吾这些文化大家所构成的“翰林院”的人文荣光丢分掉价；因为，我在“翰林院”没有虚占其位，没有白吃饭，我拿的是低标准的工资，那些跟权位挂钩的额外待遇和福利，都与我无缘，在这里我倒也许还算得上一个纳税大户，尽了高税率的义务；因为，在这里我作为一个个体劳动者，成了本学科的带头人，而且，这个头带的还不错，扎扎实实做出了一些事情；因为，在“翰林院”我没有做令自己良心不安的事，没有作威作福过，没有压过人，没有给任何人（不论是仕途上的有志之士，还是力求成为学界的“岳不群”的才俊之士）挡过道，更没有给任何人造成过伤害……

总而言之，我是一个自食其力、与事不争、对人无害，甚至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布衣耕者，虽然，我也有点个性，有点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