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中国的宪政理想

二、再造中国的宪政理想

以民彝法律观为基础，李大钊所设计的政体模式以西方民主共和国为典范，“顾此适宜的政治，究为何种政治乎?则惟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而“夫代议政治，虽起于阶级之争，而以经久之历验，遂葆有绝美之精神焉”。⁽¹⁷⁾李大钊以其丰富的宪法学理论知识，同时密切注意、结合当时中国的立宪活动与政治实践阐述了改造中国的宪政主张。

李大钊认为，实现宪政制度是建设未来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和前提。而要实行宪政，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部“善良的宪法”，“宪法者，国命之所由托”，“有善良之宪法，始有强固之国家”。⁽¹⁸⁾他所办的《宪法公言》杂志的宗旨就在要“阐明宪政之精微，助长法律之思潮，以荡涤专制之邪秽而涌现一尽美尽善之民国宪法”。李大钊非常重视立宪的精神，他把宪法看做是自由的保障书，“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¹⁹⁾“盖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需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宪法上之自由，为立宪国民生存必须之要求；无宪法上之自由，则无立宪国民生存之价值。……苟欲求善良之宪法，当先求宪法之保障充分之自由”。⁽²⁰⁾他对在《天坛宪法草案》中附加“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的词句，持明确的反对态度，认为这是“以圣人之虚身劫持吾人之思想自由”，“其宪法将为萌芽专制之宪法，非为孕育自由之宪法也”。⁽²¹⁾这些都表明他将宪法看做是自由价值的体现。

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不被侵犯，李大钊特别强调要维护制宪权的神圣性。他认为制宪权源于国民，是一国各项权力之首，居于至高地位而区别于普通的立法权，宪法“力能变易法律”，而普通法律却“不容抵触宪法”。⁽²²⁾因而一国的宪法应该有其特殊的制定和执行机关。而袁世凯主张大总统拥有制定和公布宪法的大权，对此李大钊明确表示反对，认为这是“临于宪法之上”，一举揭穿了袁世凯专制独裁的险恶用心。

在李大钊憧憬的青春中国里，他主张多党竞争的法治化宪政模式，主张政治上应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实行“有容”、“有抗”的原则，应该容纳不同的政治势力存在，允许这些势力自由竞争，“抗行竞进”，即“欲使社会之为有秩序之进步，最宜使二力同时皆有活动之机会。即使二力为空间的交互动作，勿使徒为时间的交互动作”。⁽²³⁾李大钊认为，宪法就在于调和国内各种政治势力，而不使宪法成为对各种社会势力的蓄意防制。他认为在制定宪法时有“调和”与“抵抗”两规律不能违反，并且这两者“其用相反，其质相同”。宪法的作用就是使这两方面的力量相互作用，求得平衡。如果一味的抵抗，则各种势力无法在宪法中找到生存空间，势必就会寻找其他的途径，那样越轨的行为就会层见而迭出，势必会影响社会稳定。从宪政制度的角度说，就是让不同的政治势力纳入多党制中，实行政治上的自由竞争和发展，这样就可避免一种政治势力推翻另一种政治势力的剧烈震荡，从而实现有秩序的进步。另外，他对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势力也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各种势力应该接受宪法约束自己的权力范围，使自己容纳于政治正轨。

李大钊还对未来中国立宪政体的制度模式进行了精心的设计。他强调宪政制度每个国家均不相同，中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及历史特点选择与之相适宜的政治模式。比如，在采取一院制或二院制的问题上，他以英国议会制度的演变为例讨论两种制度的利弊，主张中国采取一院制，并且必须与间接选举、限制选举相联系。他认为，我国不能实行二院制是因为我国未实行直接的普通选举，而选举制度对于宪政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他指出:“立宪政治之精神，权舆于选举制度，故从立宪政治之进运，而选举权界赋之范围亦日益扩张以达到均普。”⁽²⁴⁾此外，李大钊还考察了“弹劾”、议院的薪俸、议员在议会中的言论、元首权力与法律颁行程序等具体法律问题。这些都反映了李大钊精深的宪法学理论素养以及对国情的深刻认识。

总体上看，李大钊的宪政思想由于受西方自由主义法律思想影响较深，比较注重个人自由与权利，重调和而不是革命，这使得其宪政思想基本上隶属于资产阶级市民宪法体系。同时，他对袁世凯垮台之后的北洋军阀政权仍寄予很大的希望，因而对西方资产阶级宪政思想的研究与宣传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热情，并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实行真正的宪政制度以及训练国民的立宪修养上，幻想以和平方式完成“再造中国”的目标。同时，由于李大钊主要接受的是西方资产阶级宪法原理与思想，没有注意到宪政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中西法律文化冲突及法律的文化价值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