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之目的，凡以使百姓被其利而已”

三、“法治之目的，凡以使百姓被其利而已”

梁启超的法治思想带有很强的人民性。他说，法治之“最大事业，则为民定律法而已”。⁽³⁵⁾因此，实行法治的目的应以谋求“国民最多数之最大幸福”为宗旨，“法治之目的，凡以使百姓被其利而已”。⁽³⁶⁾为此，梁启超提出了一系列厉行法治以保障民权的主张:

第一，要实行法治，“必以争立法权为第一要义”，⁽³⁷⁾立法要为大多数人谋福利。梁启超认为，实行法治极重要的问题是解决立法权的问题。“立法权之附属”问题，不仅为“立国之大本大原”，是国家“政治之本原”，而且直接决定法律的性质，关系到“国民之能得到幸福与否，得之者为多数人与否”，以及法治能否得到真正实现。⁽³⁸⁾他认为，立法权如果操于一人，必立有利于一人的专制之法；立法权如果操于众人，则所立之法必然是有利于众人的民主之法。梁启超指出，在君主专制时代，“国家为君主所私有，则君主之意志，即为国家之意志”，君主独揽立法权，一言可以立法，一言也可以废法。梁启超指出，这种制度已不合当今之潮流。“今日各文明国，皆以立法权属多数之国民。”此“实为国家本体之利益”。⁽³⁹⁾他提出，要实行法治，就应仿效西方文明国家，把立法权交给“多数之国民”，使法治与民权结合起来，以制定出符合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善良之法”，这样才能保障法治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

第二，要实行法治，必须做到“法立而必施，令出而必行”。⁽⁴⁰⁾梁启超认为，一个国家要实行法治，除了根据国内外形势制定出“良法”和“善法”之外，还必须强调法的严肃性，坚决认真贯彻执行，做到令行禁止，取信于民。他说:“法也者，非将以为装饰品也。而实践之之为贵。”⁽⁴¹⁾又说:“立法非以为观急也，期于行焉。欲养成人民尊重法律之习惯，则当一法之将颁，必先有能推行此法之实力以盾其后。若法意虽甚善美，而形格势禁，不获举而措之，则毋宁暂缓焉。”⁽⁴²⁾立法不是为了装饰门面，美观好看，归根结底是为了实行。如果法立而不行，就失去了立法的意义与价值，徒具虚名，有法等于无法。他赞扬先秦法家法治主义的“法令不立则已，立则期以必行而无所假借”的主张。他说:“举法治之实，则尤在法立而必施，令出而必行。”他指出，当时清政府颁布的法令可谓多如牛毛，“然曾无所谓法治精神者以贯注之”，“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是以有法等于无法”。而令不行，禁不止，“则民不听”，“国家而不能得信于其民，则统治权将不可复施”。⁽⁴³⁾中国衰败由此而起。怎样才能做到令行禁止、取信于民?梁启超十分推崇法家管子的一些主张，认为要实行法治，做到令行禁止，必须注意以下几点:赏罚分明；不得滥用法权；法要划一、简要；立法要适时，勿保守；治于法律，一律平等；不脱离国民文化程度、素质水平等。

第三，整顿司法纪律，提高司法人员素质，确保司法的公正无私。梁启超认为，要建立近代法治，必须充分体认“司法独立为立宪政治之根本”原则。而司法独立的贯彻除应在制度上予以保证外，还须从整顿司法纪律入手，提高司法人员的结构素质和法治观念，这样才能使司法为社会大众服务。梁启超指出，法规的不适和法官的不才，是造成司法制度改革难以取得成效的根本弊端。正是由于这两个弊端，人民不仅不感司法独立之利，而且还对从前弊制“反觉彼善于此”。对此，梁启超认为必须进一步改革司法体制，“宜参酌法理与习惯，制立最适于吾国之法律，使法庭有所遵据。一面严定法官考试、甄别、惩戒诸法，以杜滥竽而肃官纪”。⁽⁴⁴⁾梁启超认为，法官人才缺乏，法官素质低下，法官进退缺乏保障是中国司法机关难以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为此，梁启超建议要采取励行考试、以杜幸进，严定考绩、以汰不职，回避本籍、以免瞻循，约束律师、以防朋比等措施来整顿法官队伍，严明司法纪律，以取信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