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政治，开设议院的君主立宪思想

三、革新政治，开设议院的君主立宪思想

西方侵略的深入，日益暴露了清朝统治的腐朽和吏治的败坏。早期改良派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践活动中，体验到“政治关系实业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²¹⁾正是对清朝腐朽统治的感受不断加深，早期改良派逐渐把目光从工商科技转向政治法律制度，开始对西方的议会、君主立宪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发出了由衷的赞美之情。他们通过出使、留学、游历，或阅读西方的书籍，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已有了初步的了解。经过实地观察和思考，发现议会政治是西方富国强兵之本。王韬指出:“试观泰西各国，凡其日盛，则用充足，兵力雄强者，类皆君民一心。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故内则无苛虐残酷之为，外则有捍卫保持之谊，常则尽懋迁经营之力，变则竭虑急公赴义之忧。如心志之役股肱，如手足之捍头目。”⁽²²⁾陈虬也说:“泰西富强之道，在有议院以通上下之情，而他皆所末。”⁽²³⁾陈炽同样认为，议院是“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也”。⁽²⁴⁾郑观应说:“(西方)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²⁵⁾总之，早期改良派认为，议院是确保“长治久安”之“良法”，同时也是根绝专制腐败痼疾之良方。因而，中国要想真正富强和御侮，就应该仿行西法，开设议院，实行政治革新。

早期改良派通过对美、英、法、日、俄等国的观察，把政体区分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个类型，并从中明确了中国政体改革的取向。郑观应说:“盖五大洲，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²⁶⁾所谓君民共主，实际上就是君主立宪，一切国家的重大决策，“仍奏其君裁夺”。这种政体在改良派看来最适合中国国情的需要，是最为理想的。陈炽在《庸书》中作了如下的描述:君民共主可以“合众志以成城也”，即使“敌国外患纷至沓来，力竭势孤，莫能支柱，而人心不死，国步难移……能胜而不能败，能败而不能亡”。薛福成进一步具体分析说:“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然如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²⁷⁾王韬既不赞成沙俄式的君主专制，认为“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治长安”，也不赞成美法式的民主制，认为“民为主，则法治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只是对英国的君民共主制表示赞扬。他说，“惟君民共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²⁸⁾

不仅如此，改良派还初步设计了议院的组成、职权及选举办法。陈虬主张“略仿周礼”，在“京都设议员三十六人，每部各六，不拘品级任官，公举练达公正者，国有大事，议定始行”。“县各设议院，大事集议而行”。⁽²⁹⁾汤震提出由四品以上官员组成上院，四品以下官员组成下院，省、府、州、县则以巨绅、举贡生监参与地方应议的兴革之事。至于议院的职权，除通上下之情外，“凡荐辟刑杀人，有先状其事实于议院，有不实不尽者，改正之”。他们还具体阐述了议员的选举办法。何启、胡礼垣提出，县、府、省各设六十议员。“县议员于秀才中选择其人，公举者平民主之”，“府议员于举人中选择其人，公举者秀才主之”，“省议员于进士中选择其人，公举者举人举之”，各“以几年为期”。⁽³⁰⁾在他们拟议的“公举法”中，议员虽“举自众人”，但也设定了资格限制，如:“年届三十，并有财产身家，善读书负名望者”，⁽³¹⁾或“男子年二十以上，除喑、哑、盲、聋以及残疾者外，其人能读书明理者，即予以公举之权”，⁽³²⁾否则“不得出名保举议员”。并且引证西方各国“凡拥厚资之商贾，辄且为体面人，准充议政局员”为例。⁽³³⁾由此可见，改良派拟议的议员公举法，为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工商业者，或士大夫参与政权，制造了法律根据。

随着对西方议会政治认识的深化，以及对改革政治以解民族危机的紧迫感，改良派对西方议院的赞美，也逐渐由通上下之情，转向议院集权的民主制度倾斜。郑观应明确表示:“政出议院，公是公非，朝野一心，君民共体，上无暴虐之政，下无篡逆之谋。”⁽³⁴⁾他特别强调，“宪法乃国家之基础”，⁽³⁵⁾“宪法不行专制严”，“宪法不行政难变”，⁽³⁶⁾因此极应制定宪法。何启、胡礼垣则主张变君权立法为议院立法:“今之法令宜若如何，俱由议员订定，将来法令如有再改，亦由议员酌商。”⁽³⁷⁾这些论述，说明议院已经不是咨询机关，而是拥有最高立法权的权力机关，表现了改良派的议院观在认识上的进步。

早期改良派关于革新政治、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的宪政思想，是区别于洋务派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中国近代民主政治思想发展的阶段性成果。尽管他们所提出的议会思想还不够成熟，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是错误的，然而作为一种宪政思潮，它不仅为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提供了必要的思想素材，也是中国近代法制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