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大力加强国际法的研究

要大力加强国际法的研究⁽²³⁹⁾

同志们:

今天，我有机会来参加我国青年国际法学者研讨会，实在感到非常高兴和愉快，让我首先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对这次研讨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了，我们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政府在国际活动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主张，对当代国际法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1954年我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又如，周恩来总理宣布的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援助八项原则，对于当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发展，也有很重要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照理说，我国的国际法研究应当是可以大大地发展，取得较好的成绩的。可是，很可惜，我国的国际法研究和整个法学一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左”的思想和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下，几乎陷入停顿状态，以致我们的国际法学水平和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在这么长的时期内，惟一值得称道的国际法著作，就是我们武汉大学过去的校长周鲠生先生的那部著作《国际法》。这部著作脱稿于1964年，周鲠生先生于1971年去世，而这部书直到1976年才出版，并且是内部发行，发行量也很小。周先生一生致力于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对国际法科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可以说成是我国国际法学界的开山祖师。1925年以后，凡是我国学习国际法的人，特别是一些有成就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他的学生或私塾弟子。他的这部著作旁征博引，内容丰富、逻辑周密，一丝不苟，充分体现着他的渊博学识和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坚决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这才给国际法的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带来了新的生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的短短几年内，我国的国际法研究确实有了新的气象，出现了欣欣向荣、前所未有的好局面。比方说，我们成立了“中国国际法学会”，出版了《中国国际法年刊》，编印了国际法方面的各种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撰写和翻译了数本国际法专著，发表了不少有关国际法方面的文章，还在大学里设置了国际法专业，成立了国际法研究所。此外，还进行了一些国际学术交流，我国的一些学者应邀到外国去讲学，我们也邀请了一些外国学者到中国来讲学。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国际法学，和整个法学一样，目前是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个最好时期。

但是，这并不是说一切都尽善尽美，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不是这样，远远不是这样。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国际法上出现了一些新的部门、新的领域，例如新的海洋法、外层空间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环境法等等。对于这些新的部门，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同志进行深入的研究，以便迎头赶上。其次，在国际法方面，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总是有分歧，即使在同一种社会制度下，甚至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学者中，也往往有不同的观点，从而形成不同的学派。如何从马列主义的观点，理论联系实际地进行研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法学，我们还做得很不够，甚至还没有着手去做，还有待我们的国际法工作者和研究者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第三，近几年来，随着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对外关系等方面，对整个法学研究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和要求，尤其在建立经济特区和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与海南岛以后，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以及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已经日益增加和更加频繁，这对我们的国际法研究工作就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而研究和解决好这些课题，就能对我们的对外开放和四化建设起非常有益的作用。可是，我们的国际法研究，还远远未能跟上这种发展的新形势。第四，我们的国际法研究工作队伍还是太小。据估计，现在全国研究国际法，从事国际法工作的人(不包括正在学习的研究生)，大约有200人。一个有10亿人口的大国，国际地位又这么高，只有200多人的国际法工作者，实在太不相称了。(而美国的国际法学会就有会员6 000人)在这200多人中，老一辈的国际法学者已所剩无几，而且即使活着的，年岁都在70岁以上或接近70岁。就说所谓中年，实际有一些已接近60岁，他们任务很重，有些由于过去被耽误了，还要加紧吸收新的知识，他们经常感到压力很大。所以培养新生力量，培养年轻一代的国际法工作者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一件事。据我看来，这是关系到能否开创国际法研究新局面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就要靠培养研究生，培养进修教师，培养和提高年轻的、在职的国际法工作者来解决；要赶快提高他们的水平。第五，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图书资料严重缺乏的问题。图书资料，尤其是外文图书资料的缺乏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重点大学缺乏，非重点大学更缺乏，北京相对来说好一些，但也感到缺乏，外地就更不用多说。武汉大学过去在这一方面是相当好的，法学，尤其国际法方面的图书资料是比较丰富的。但经过两次灾难以后，也同样感到很缺乏。这两次灾难，一次是1958年把武汉大学法律系合并出去；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现在由于外汇控制很严、手续麻烦和不便，需要的外文图书，既不容易买到，又很难及时到手，这对开展国际法的研究非常不利。现在人们对社会科学，包括法学在内，已经渐渐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不像过去那样“重理轻文”，“重理工而轻文法”了。但是，在购买外文图书时，对购买社会科学尤其国际法学所需的外文资料，也要像对购买自然科学方面的外文图书那样，舍得投点资，花点外汇，绝不能再厚此而薄彼。而且购买外文图书，也不必由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统一办理，这方面也需要权力下放。研究国际法的人，怎么能不阅读外文图书资料呢?怎么能关起门来与世隔绝地搞研究呢?以我们武汉大学来说，在学校领导的关心和照顾下，还买了一些外文图书，但是仍然远远不够，需要进一步补充、充实。我希望我国有关方面能认真地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以上这些问题，虽然都是问题，但我相信它们是可以解决的也是一定能够解决的。我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就是希望我们大家先认清问题所在，然后有准备、有计划、有决心地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其中有些问题的解决，还有待许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现在，你们青年同志在这里举行青年国际法学者研讨会，并且提出了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方面的一批论文，可见你们的研究成果是很可观的，这表明了你们为了推动和促进我国国际法的研究，已经做了很大努力，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已经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像这样的研讨会，在我国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你们的成绩说明我国国际法学界已经后继有人，年轻一代已在茁壮成长，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会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要大力加强国际法的研究。”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就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我们可以说，大力加强国际法研究是党中央对我们的殷切期望，也是我们国际法工作者和研究者的光荣职责。我希望我们的青年国际法工作者和研究者，在当前我国空前的大好形势下，勤奋工作，刻苦钻研，勇于探索，团结协作，为推动我国国际法的研究，提高我国国际法学水平，为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法学，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维护和发展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平等互利的友好关系，为我国的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出色的贡献!

最后，预祝这次研讨会圆满成功!

1985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