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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判决的启示

时间:2022-05-2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七、有关判决的启示在劳工自由流动和禁止以国籍为根据的歧视方面,欧洲法院作出的涉及体育运动的判决主要有以上诸例,尤其是博斯曼裁决对体育运动以及欧盟判例法的发展影响最深。最早的Walrave和Donà判决仅仅裁定,只有在体育运动属于欧盟法意义上的经济活动时,欧洲法院才对有关的争议问题行使管辖权。

七、有关判决的启示

在劳工自由流动和禁止以国籍为根据的歧视方面,欧洲法院作出的涉及体育运动的判决主要有以上诸例,尤其是博斯曼裁决对体育运动以及欧盟判例法的发展影响最深。如果将以上所述进行总结,笔者认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从以上几十年的判例法的发展可以看出,欧洲法院对体育争议问题的涉足范围是在不断增加,或者说是不断扩大其对有关体育争议问题的管辖权。最早的Walrave和Donà判决仅仅裁定,只有在体育运动属于欧盟法意义上的经济活动时,欧洲法院才对有关的争议问题行使管辖权。这两个判决都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因为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是经济停滞的时期,经济和社会危机放慢了欧洲融合的步伐。在政治努力成果甚微的情况下,就要加强《欧共体条约》所强调的经济一体化的过程。欧洲法院的判决顺应了时代所需,确保《欧共体条约》得到正确的遵守和执行。因此,Walrave和Donà判决扩大了《欧共体条约》的适用范围,加强了对劳工的保护。[50]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Heylens判决则表明劳工自由流动是最基本的权利,对欧盟成员国的劳工许可应同等对待,这在劳工基本权利的发展方面是一个促进。

其次,真正对欧盟劳工制度以及职业体育产生撞击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博斯曼判决。1992年2月7日成立《欧盟条约》(又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进一步扩大了欧盟的管辖权,即包括了文化、教育以及其他领域在内。该条约也引入了欧盟公民的概念,给予了欧盟成员国国民在整个欧洲范围内的额外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体育在社会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欧洲经济也出现了强势发展,博斯曼裁决体现的是欧共体单一市场不断扩大的结果。至此以后,体育运动正式被纳入欧盟法的调整范围,欧盟不需要再就体育运动为什么应当适用欧盟法来进行解释。相反,欧洲体育界应当关注的是,为什么体育运动不能享有欧盟法的豁免。[51]受博斯曼裁决的影响,1996年,关于修改《欧盟条约》和《欧共体条约》的《阿姆斯特丹条约》通过了关于体育运动的声明,强调体育的社会重要性以及体育运动所起的对塑造身份的促进作用和团结人民的桥梁作用,邀请欧盟各机构在讨论涉及体育的重大问题时应同各体育协会进行协商,尤其应对业余体育的特殊性给予特别的关照。这样,博斯曼裁决以及其后的有关文件表明包括欧洲法院在内的欧盟各机构可以涉足更多性质的体育运动。

再次,欧洲法院在21世纪初作出的Deliège判决和Lehtonen判决明确包括业余体育在内的体育运动属于欧盟法的管辖范围,表明当时的欧盟各政治力量已经开始关注如何调整欧盟法与体育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而且体育运动中的竞争法问题也开始成为欧洲法院关注的对象。此后的Kolpak判决以及Simutenkov判决只是表明欧洲法院加大了对体育运动中的基本权利保护的尺度,而且扩展了保护对象。

最后,尽管如此,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欧洲法院的判决对于理解欧盟体育政策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欧洲法院仅仅是对欧盟的体育政策进行诠释的几个机构之一,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因此,对欧盟体育问题进行研究,不能只研究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或者只对其中的某一个组织机构的作用进行探讨,要把欧盟的主要组织机构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理解欧盟的体育政策。总而言之,体育运动中发生的某些变化主要归因于与其发展相一致的经济因素,当然还有外在的政治环境,所以理解欧洲法院的判决不能离开与争议案件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环境。

因此,只要有关的体育运动属于《欧共体条约》第2条意义上的经济活动(获取报酬或者提供服务),其就属于欧盟法的调整范围,欧盟法有关劳工自由流动、自由提供服务等方面的基本原则规定也就应当适用,禁止以国籍为根据而实行歧视的条款也适用。但是对于非经济性质的体育运动,也即纯粹的体育意义上的体育运动则不适用禁止国籍歧视的规定。事实是,经济活动和非经济活动之间的区别无法定性,究竟如何区分还要对所要解决的具体争议来进行具体分析。不过对于欧盟竞争法而言,某个运动员的活动是否属于经济活动与第81、82条的适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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