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育仲裁院管辖权的限制

五、国际体育仲裁院管辖权的限制

从传统的理论角度来说，法律学说和司法实践一直认为，法官不能对严肃的体育运动规范行使管辖，因此只有那些“损害运动员的人身或者财产权利”的裁决才能向法院或者仲裁组织提起审查的请求。但是CAS接受一种新的观点，即在高水平的体育运动中适用体育运动规范的后果是经常与运动员的人身或者财产权利相联系，因此应当承认可以对这些裁决进行的审查。仲裁院认为，美国和法国的法院对武断的或者不合法的体育裁决进行的审查是可行的，因此如果某裁决是武断作出的，它就对该争议具有管辖权。^[95]

CAS的管辖权涉及与体育有关的任何活动，也即“此类争议可能涉及有关体育的原则问题或金钱性问题或在体育的实践或发展中起到作用的利害关系，以及一般而言任何一种有关体育的活动”。^[96]也即任何一个直接或间接与体育有关的争议，不论是否商业性的或是否与体育运动的实践或发展有关或是否因体育组织的决议而引起的，都可以提请CAS仲裁解决。^[97]但是，CAS没有权力去解释涉及诸如某运动的特殊规则以及比赛计划之类的纯粹的技术规范问题的争议，也即CAS对体育运动官员就比赛所作的裁判的结果不具有管辖权，不得干涉体育官员就比赛所作的裁决。另外，对于其他裁判组织（法院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CAS也不得再另行仲裁。在这方面有一些判例可做说明。

在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发生的Christopher Mendy与国际业余拳击联合会（AIBA）之间的争议是关于对比赛期间体育官员所作裁决的不干涉原则的。Mendy是一名法国拳击手，他因为击打对手的腰带以下部位而被取消参赛资格。他声称录像带显示他并没有击打对方的腰带以下，应当推翻对他所作的取消参赛资格的处罚。特别仲裁庭裁定，审查技术规则适用的问题超出它的管辖权范围。此类规范的适用是有关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责任，比赛裁判在决定如何适用此类规范方面更有发言权。因此，该申请被驳回。^[98]

悉尼奥运会期间，特别仲裁庭仲裁的两个争议也确认了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发展的不干涉原则。Neykova以在女子单人双桨比赛中她获得第二名的设备是不准确的为由向特别仲裁庭提请仲裁，特别仲裁庭适用不干涉原则裁定它不能推翻在比赛期间裁判就技术性问题所作的裁决。然而，它却对比赛设备是否有瑕疵具有管辖权。在该争议中，特别仲裁庭裁定技术设备是完好的，并没有其他的证据表明它是不好的。因此，该申请被驳回。^[99]

悉尼特别仲裁分院仲裁的第二个涉及不干涉原则的裁决已在前述的特别仲裁庭的管辖权里面提到。在越过终点并获得第一名之后15分钟，墨西哥竞走运动员Segura被宣布取消其20公里竞走参赛资格，原因是其在比赛中犯规。因为根据竞赛规范，三个流动裁判判定Segura总是没有一只脚着地（有双脚腾空现象），因此取消了其参赛资格。特别仲裁庭裁定，相关的国际田联规范并没有规定，如果裁判不及时交流的话取消参赛资格就是无效的，因此，它不能对适用运动规范的裁判进行审查，除非该规范的适用是不诚实的。在这方面，特别仲裁庭指出，除非有证据表明裁判本身有过错并且没有及时地将取消Segura参赛资格的处罚通知给他，否则它不能推翻裁判的裁决。^[100]该争议最终维持了取消参赛资格的处罚。

至于对其他仲裁庭或仲裁组织已经作出的裁决，当事人又另行向CAS或其特别仲裁庭提请仲裁的，CAS也不应受理，应对此类争议拒绝行使管辖权。譬如悉尼奥运会前Sieracki和Lindland之间关于入选美国奥运摔跤代表队的争议已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仲裁和诉讼。^[101]Lindland最终入选了奥运代表队，因此，国际奥委会把Sieracki的名字从美国队中取消并且以Lindland代替了他。Sieracki在2000年9月20日中午12点35分将该裁决向CAS申请仲裁。CAS向包括Lindland在内的所有的当事人发了传票，当天晚上7点半举行了一个电话审理。组织审理有些困难，因为Sieracki的律师在加利福尼亚，Lindland的律师在芝加哥，而其他被申请人和仲裁组织在悉尼。尽管时差很大，每个人最终都在预定的时间电话联系上了。审理持续了8分钟后Sieracki要求撤回申请，因为伊利诺斯北部管区联邦地方法院向他发了一个禁令，禁止他向CAS提起仲裁，否则就是藐视法院命令。^[102]该禁令是在CAS向Lindland发出传票和审理开始几小时后发出的。在Sieracki争议中，CAS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拒绝行使管辖权，因为该争议已得到了裁决。

最终由CAS裁决的Foschi诉美国游泳协会案集中体现了重复管辖问题。游泳运动员Foschi的尿样经药检呈阳性。美国游泳协会的听证会认可了该证据，但同时裁定Foschi不知道是如何服用该禁药的。随后，美国游泳协会直接对她实施了禁赛处罚，但恢复其最初的制定的较轻的处罚措施。无论如何，Foschi被允许参加了1996年奥运会的美国选拔赛，因其未能入选美国游泳队，其参加奥运会的资格问题也就成了悬而未决的事项。根据1978年《业余体育法》，该法适用于在美国举办的以及与美国运动员有关的国际体育活动。虽然如此，Foschi仍然向美国仲裁协会提交了仲裁申请。在申请中，她对施加给她的最低处罚提出了反对意见，尤其是如果再发现她服用兴奋剂而给予终身禁赛的威胁。美国游泳协会声称，只要她不服用兴奋剂她就可以参加比赛，因此其申请是多余的。然而，美国仲裁协会的一个仲裁庭肯定了它对该争议的管辖权。该仲裁庭裁定，撤销对Foschi的所有制裁，原因是他们违反了基本公正，并且是武断的和反复无常的。为此目的，仲裁庭裁定“把正义观念放在了首要地位”。在拒绝考虑国际泳联的严格责任的规范后，仲裁庭认为美国泳协和国际泳联的规范中都有漏洞。美国泳协实施的惩罚没有权威性，尽管只是一种妥协方法，但却很受欢迎。美国仲裁协会因此给了我们一个很强的信息，即尽管它通常愿意准备确立有利于体育管理机关或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某些推定，但在此案中它不能这样做。^[103]

从CAS仲裁与体育有关的争议的数量的不断增长可以看出，目前它已成为国际体育运动的参加者、参与者以及从事与体育有关的活动的自然人或法人解决争议的首选场所，国际体育仲裁正在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104]这是因为，通过CAS解决体育争议除具有一般仲裁所具有的迅速、一裁终局、保密、花费少以及更灵活的特点之外，还具有一般仲裁及诉讼所不具有的下列特点:一是更适于解决国际体育争议，可以避免出现管辖权、仲裁程序、法律运用、仲裁语言等方面的困难;二是它是专为解决体育争议而设立的，其仲裁员具有一般法官和仲裁员所不具备的扎实的法律知识和体育知识，更有助于体育争议的解决。因此，可以说CAS在解决体育争议方面的作用将会比以往更重要。

随着时间的发展，CAS不断修改其章程并加以完善，并以此丰富自己的管辖权。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争议在管辖权、仲裁协议、法律适用、裁决执行等方面与国际商事仲裁没有什么区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体育仲裁规则》第R27条规定CAS针对与体育有关的争议具有管辖权，但CAS从来没有否认它对与体育无关的争议的管辖权。^[105]而且它处理的商事性质的争议，譬如赞助合同、电视转播合同争议等也完全可以适用普通国际商事仲裁程序处理。笔者认为既然美国仲裁协会可以审理体育争议，^[106]将与体育无关的国际争议提请CAS仲裁也未尝不可，这当然需要对其规则中的管辖权条款作相应的修改，但同时也需要转变人们对国际体育仲裁的认识。

至于奥运会特别仲裁庭的管辖权，在奥运会期间作出的裁决已经明确表明，奥运会特别仲裁分院对在奥运会期间发生的一切争议都具有完全的管辖权，只有有限的几个争议不在它的管辖权范围之内。就如前述德国速滑协会争议所显示的那样，对于那些涉及商事性质、不直接影响运动员或者不要求立即裁决的争议，特别仲裁庭将会拒绝管辖并作出裁决，这些争议应在普通仲裁分院或者民事法院进行审理。Steele争议也表明，只有某些能够与争议事实发生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才能向奥运会特别仲裁庭提请仲裁。然而，“人”的范围是广泛的，特别仲裁庭可以仲裁在奥运会期间发生的所有的与体育运动有关的争议，只要申请者为一公共成员并且与奥运会有直接的关系即可。^[107]

至于上诉仲裁庭和奥运会特别仲裁庭仲裁的争议，由于它们是属于纪律性或惩戒性的争议，并且是因已决决议而引起的争议，需要运用专门的体育知识和法律知识进行仲裁，适用强制性仲裁条款约束有关的当事人并以此确立自己的管辖权不失为一种恰当的选择。只是在承认和执行裁决时，有关当事人可能会在胁迫、可仲裁性、公共政策、未成年人缔约能力等方面对强制性仲裁条款提出质疑并以此对抗CAS的裁决，这需要对国际体育仲裁中的强制性仲裁条款作进一步的研究。

需要明确的是，强制性仲裁条款的广泛应用以及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改进并没有阻止诉讼。体育诉讼并没有减少，部分原因是因为职业或半职业运动员的大量增加，部分原因是因为与经济有关的争议引出了管理机构和非正式裁判庭的管辖范围，这些争议典型地涉及基本人权。^[108]尽管如此，法院也不是审理体育争议的理想场所，此类诉讼不仅花费大，而且法官通常缺少体育领域的必要专门知识。另外，适用当地规范将会损害国际体育组织的统一准则。^[109]笔者认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争议可以考虑到法院起诉，而其他体育争议还是由CAS仲裁更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