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三节 刑法理论的变迁“法律与民族志，如同驾船、园艺、政治及作诗一般，都是跟所在地方性知识相关联的工作。”由于科技的发展，人类生活的精致化，传统社会结构断裂，新的社会形态开始形成，刑法理论因势利导也经历了一个转型过程，即从结果无价值到行为无价值的转换。
第三节 刑法理论的变迁
“法律与民族志，如同驾船、园艺、政治及作诗一般，都是跟所在地方性知识相关联的工作。”[10]“无论人类学和法学还有哪些共同之处——皆具杂家之渊博而且看上去非比寻常——二者都致力于在地方性实际状况中看到概括性的原则。如一句非洲谚语所说:‘智慧是从蚂蚁堆上来的。’”“这种地方性不仅指地方、时间、阶级与各种问题而言，并且指情调而言——事件发生经过自有地方特性并与当地人对事物之想像能力相联系。”[11]因此，法律必须契合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同时也必须因循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加以变革。韩非子言:“法与时转则治，法与时宜则有功。”由于科技的发展，人类生活的精致化，传统社会结构断裂，新的社会形态开始形成，刑法理论因势利导也经历了一个转型过程，即从结果无价值到行为无价值的转换。对于过失犯理论变革的动力，洪福增先生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在理论方面，不能不归功于目的行为论之创立;在实际方面，则由于科学发展之迅速，伴随着高速度交通工具及危险企业之开发，其所发生之灾害，远超过过去人类所曾经验之范围，但因其赋予人类福祉之贡献，远超过其所带来之灾害，由于此等现实之需要，故对于过失之概念，不得不重新加以深刻的反省与检讨。”[12]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