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意义上的扩张

三、实体意义上的扩张

一般说来，管辖权问题主要是一个程序性问题，与当事人讼争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不大，这一思路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有明显体现。例如，就立法而言，几乎所有有关管辖权的规则都是被安排在民事诉讼法法典之中;在司法实践中，有关管辖权异议的上诉案件，法院系统内一般是交由专司程序性问题的立案部门来处理。

诚然，如果管辖权问题得不到解决，诉讼程序很难继续进行，将管辖权问题理解为诉讼的关键之所在本无可厚非。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在处理与管辖权有关的问题时，对于管辖权的程序属性作了过于僵化的理解，以至于在处理管辖权问题时沿着错误的思路，得出错误的结论。例如，在本书第二章提及的某基层法院审理的原告王××诉被告北京×××汽车修理厂借贷纠纷案中，原告以曾向被告汇款的一张汇款单为证据，要求被告归还欠款。被告抗辩称汇款单所载汇款实为合伙投资款，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因为合伙合同的履行地在北京市，不论是以被告住所地为依据，还是以合同履行地为依据，北京市的有关法院才为合适的管辖法院。该基层法院认为借贷关系是否存在，是实体审理中应解决的问题，在管辖权异议问题的处理中不作审查，因而驳回了被告的管辖权异议。

法院的这一处理明显失当。在处理管辖权问题的过程中，确实不宜对案件的实体问题作过于深入的审查，将审查的触角伸向实体问题的每一个角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对与管辖权有关的任何实体问题都不能作审查，否则，人民法院无法对管辖权异议问题作出结论，任何对管辖权异议的结论都将是空中楼阁。一般说来，其审查范围应紧紧围绕与管辖权规则有关的实体问题进行，例如，若原告以“被告住所地”为依据向被告住所所在地法院起诉，法院至少应该对被告住所的基本情况这一实体问题进行审查，但是，对于被告到底应不应当承担责任以及承担多大的责任，法院不应在处理管辖权问题时将其纳入审查范围。又比如，若原告以“借款合同履行地”为依据提起诉讼，法院至少应对借据是否存在、借款合同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定性准确与否——因为这完全关系到管辖法院的不同——等最基本的事实作出审查，但是，对于借款金额的多少、责任的大小等，亦不应在处理管辖权问题时进行审查。

如果该基层法院的观点能够成立，案件以借贷关系为案由，进入了实体审理，而最后在合议庭讨论时认为本案不属于借贷纠纷，不能依“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这一连结要素确定其有管辖权，是否意味着案件要移送真正适格的法院，整个案件的处理要从头开始呢?如果真是这样，何不从一开始就对与管辖权的确定密切相关的实体问题作出审查，尽可能减少管辖权确定的随意性，最大限度地提高诉讼效率呢?

连结点是客观存在的，需要一定的证据来证实，不能任凭当事人主观捏造。一审法院的错误观点和作法，将为原告任意捏造连结点、任意滥用诉权、规避程序法提供无尽的借口。如果只要原告说是借款合同，法院就认为是借款合同，并进而依借款合同来确定合同的履行地，那么，人民法院将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其在管辖权问题上的审查权将形同虚设，发挥不到任何作用。有关这方面的例证还很多:例如，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曾出台一份司法文件，《关于购销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交货地点，但部分货物没有在约定的交货地点交付，如何确定管辖权问题的复函》，仅仅凭这一复函的名称，便可以知道，在解决管辖权问题的过程中，对“购销合同”是否存在以及定性是否准确、是否有“约定的交货地点”及约定是否有效、对“交付”方式及效力的判断、货物是“部分交付”还是全部交付等与管辖权依据的确定密切相关的事实问题，不仅需要作事实方面的查证，甚至需要对法律适用作初步的分析和判断。这些都提示我们，虽然管辖权主要是程序性问题，但与一些纯粹的程序性问题不同，它是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的连结点，管辖权的确定离不开对实体内容的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