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的影响

四、法律文化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的刑法一向发达，关于刑事政策方面留下了不少遗产。特别是我国独有的以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为核心的刑事政策思想和历代统治者根据治国经验总结出的“刑罚世轻世重”的治理原则对现实社会还有着深远的影响，今天中国的严打斗争、重刑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治乱世用重典”思想的体现。对于包括危害金融安全犯罪在内的经济犯罪而言，由于我国历史上自然经济占据着绝对主流地位，造就了重农抑商的观念，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并被打上了无商不奸、重利轻义的烙印，因而历代刑法文化素来都是将其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并动用严刑。由于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和延续性，不仅治国者不能摆脱其影响，一般的民众更是割舍不断，绝大多数的民众对重刑并不排斥，而且对国家明正典刑，通过死刑以平民愤的做法大力支持。即使在商品经济如此发达的今天，对于不法奸商非法牟利的行为仍为千夫所指，因为危害金融安全的犯罪往往会掠取民众的财富，造成民众的直接损失，加之仇富心理的作祟，人们往往要求如对待暴力犯罪一样严厉打击、从重处罚金融安全方面的犯罪。可以说，在我国现阶段的法律文化构架中，民众和国家是内呼外应，高度一致的。

在论及法律文化之余，我们不得不提到民意的问题，民意指政府机关以外，人民或团体对于公共事务的意见表示。民意是来自民间的群众意见和主张，在古代社会里就有采风之说，统治阶级一方面通过这种渠道观察民间疾苦，另一方面借此试探民众对税赋轻重、官吏为政及刑法宽严的反映，以便检讨和修正治国策略。在现代社会里，公众传媒的出现和强大，使之被人们称为除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而民意更是通过媒体发挥着巨大的、与官方沟通和施加影响的作用。民意虽无传媒机器那样的扩张力，但有着更强的生命力和更持续的影响力，以致于传媒体制都想尽办法迎合民意，迁就民意。同样，民意对刑事活动也存在着非凡的影响力。民意的根基是社会大众朴素的善恶观，对于符合道德伦理、公序良俗的行为，民意趋向宽容、同情，而对于丑恶、不伦、背信的行为，民意就趋向否定。从总的来说，民意对犯罪的态度是谴责、憎恶、仇视的，称颂国家从重从快打击犯罪的举动是“大快人心”的。但民意和民众的价值判断与自身安全感的多寡有关，具有波动性，当犯罪态势严重时期，民意要求遏制犯罪的呼声就会高涨，而当社会平和富足时，民众中呼吁人道、轻缓地对待犯罪人的声音就会比较响亮。刑事政策应在相当的程度上考虑民意，但又不能被民意所左右，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成熟的立法者所应秉承的尺度。但在实践中，司法受民意尤其是挟民意汹汹而来的舆论影响的例子比比皆是。西方学者称这种现象为受害人或社会团体在“伸张正义的习俗”的指引下重新行使了司法的功能，^[45]这种现象忽略了国家、回避了法律及相应体制的制约，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