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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我国的经济与金融环境

时间:2022-05-2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二、转型期我国的经济与金融环境转型期中国的经济环境现实状况如何,是我们制定刑事政策时必须仔细斟酌的重要问题,只有制定出与我国现实状况相符合的刑事政策,才能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又有利于预防与控制犯罪。

二、转型期我国的经济与金融环境

转型期中国的经济环境现实状况如何,是我们制定刑事政策时必须仔细斟酌的重要问题,只有制定出与我国现实状况相符合的刑事政策,才能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又有利于预防与控制犯罪。在菲利的眼中,犯罪是由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而成的一种自然的社会现象。人之所以成为罪犯,并不是因为他要犯罪,而是由于他处于一定的物质和社会条件之下,罪恶的种子得以在这种条件下发芽、生长。[38]同样,我们在研究危害金融安全犯罪的刑事政策时,首先应该明确每一个个案的发生都与作案者本人的个人因素及其周围的环境密切相关,但若从宏观上把握此类犯罪,笔者认为社会因素是非常值得仔细研究的,可以说特定的经济环境是此类犯罪孳生和发展壮大的前提条件。

在2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的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国民生产总值、社会财富成倍增长,各个经济产业和所有制形态重新布局,金融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同时,我们也面临着种种难题和挑战。我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都围绕着“转型”进行,今后的经济发展也面临着进一步转型,需要妥善解决好在长期的经济增长中积累下来且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一些“瓶颈”问题,还要解决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等问题。相比其他的经济发展时期,转型期经济是矛盾最突出、秩序最混乱的一个时期,由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原有的制度遭到弱化,新的制度未能很好地衔接起来,政府管制运用得不够合理,行政权力还在某些领域不透明地参与资源配置和市场运作,在有些场合下还可以在缺乏监督的条件下寻租,导致了资源和财富的配置方式发生扭曲,在一些经济领域留下很多真空地带,必然会出现无序、违规现象。金融领域也是如此。在改革开放当中,我国涌现了大批新生的中小企业,它们创业时基本上是依靠自身的“造血机能”,实现缓慢的资本积累。数据显示,北京、顺德、温州三地民营企业初始资本90.5%以上来源于企业创立者的自有资金,而不是银行贷款,[39]但当它们发展到一定规模时,资金的不足就会成为最大的限制,必须借助于金融领域来“供血”。但由于观念、制度方面的原因,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获得银行信贷资金支持的“待遇”是截然不同的——民营、个体经济获得的支持排在最后自不待言,因而在面对融资难题和发展壮大自身的迫切需要时,它们只能选择各种非正常的途径如民间借贷、向地下钱庄高利借贷、非法集资、付出额外代价向银行借款等。可以说,对资金的迫切需求和没有正常渠道供给共同刺激了这些企业或个人违规操作直至犯罪。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民营企业家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就是一个明证。现在,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制度的不断严格,不少“富豪”纷纷因为源自于金融环节的问题而落马,以这种“问题”富豪为代表的非国有经济主体在危害金融安全犯罪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有的经济学家用“原罪”来形容这一现象。追究其犯罪的根源,我们也不能完全归结为犯罪人的贪婪与无视法律,还有部分原因确实是与转型经济的特殊历史条件分不开的,这些企业由于无法获得宽松的、甚至是基本的生存环境,只能通过违规违法来换取更有利的发展条件。[40]从经济学角度看,在社会未能提供经济良性运行和经济人规范运作的条件与环境时,经济主体就会不自觉地采取某种形式的违规做法,以适应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通过它们的缩影,我们可以意识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当中,经济行为的违规违法操作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即便是国有经济性质的主体有时也会采取一些违规的“变通”方式来换取更大的利益。除了上述有的企业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违法违规之外,一些不法分子和企业则是“主动地”利用我国金融市场监管滞后、治理不当等缺陷铤而走险,实施危害金融安全的犯罪来满足个人私欲和实现其他不正当利益。以上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使得金融领域成为犯罪的重灾区。

在经济和金融不断成长而又问题频出、主体行为普遍不规范的状态下,我们的刑事政策应该如何应对?我们强调厉行法治、强调一切发展都应该被纳入规范的轨道上来,这一论断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到经济和金融运作方面的失范行为不可能一夜消失,各种体制上的不协调甚至局部混乱的状况短期内还无法根治的现实。有观点提出:应当在多个目标之间寻求一种明智的妥协:既应当考虑到法律的严肃性,也应当考虑到具体的制度环境;既要考虑恢复民众的正义感,也要避免导致严重的社会阶层间的对立;既要给历史一个交代,也要眼睛向前看追求当下及未来社会福利的增长。[41]笔者以为这样的考虑是周全而符合实际的,我们在考虑刑事政策时也应该将这种思路予以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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