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百科知识 郑振铎与国家图书馆

郑振铎与国家图书馆

时间:2022-05-1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郑振铎与国家图书馆[1]郑振铎,又名铎民,小名木官,字警民,号西谛,福建长乐人,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郑先生与国家图书馆的关系郑先生是20世纪的学界通才、文化名人、新中国文学事业暨考古、文物事业的缔造者和奠基人。他与国家图书馆既有公谊关系,又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对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今除《毛诗正义》失传外,五经皆存,庋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郑振铎与国家图书馆[1]

郑振铎(1888—1958),又名铎民,小名木官,字警民,号西谛,福建长乐人,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1917年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后被派在上海火车站工作,后由沈雁冰介绍进商务印书馆,创办《儿童世界》,主编《小说月报》。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举行武装起义,与胡愈之等组织著作人工会,不久被迫出国。1929年回国,任燕京大学教授、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世界文库》主编。抗战期间,参加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从事抢救祖国文化遗产工作,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1958年出国访问,途中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郑先生与国家图书馆的关系

郑先生是20世纪的学界通才、文化名人、新中国文学事业暨考古、文物事业的缔造者和奠基人。他与国家图书馆既有公谊关系,又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对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1年气候反常,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长时间降雨,造成严重洪涝灾害,自湖北沙市至上海沿江城市多被水淹。武汉市水淹百日,受灾农田达333.3万公顷,受灾人口达2850万人,死亡45000人。同年,淮河流域亦洪水泛滥,蚌埠市内水流漂橹,街市泛舟。淹没农田513.3万公顷,死75000人。

192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组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其后每年于国庆节日都要举办图书展览会,以志庆贺,并且印有展览目录。“二十年(1931)秋,以南省水灾奇重,特提前于九月十九日及二十日两日举行,除陈列本馆旧藏及新购珍本外,并承平、津藏书家如傅沅叔、朱翼庵、周叔弢、邢赞庭、朱逷先、郑西谛、孙伯桓诸先生之赞助,以其藏书加入展览。二日共售券资五百余元,又承孙伯恒先生以送来陈列之古书十种全部出售得价四百元,一并助赈。加以零星捐款共得款千元。本馆并印有筹赈水灾图书展览会目录,以资纪念焉。”[2]这是现知郑西谛先生最早和国家图书馆发生的联系,联系的纽带是赈灾义展,他拿出自己所藏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鲁藩刻本《中原音韵》、明弘治(1488—1504)刻本《笔坡丛脞》、明刻巾箱本《十六名姬诗》、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金陵双泉童氏刻本《桂翁词》、明万历(1573—1620)刻本《牡丹亭还魂记》、明书林杨居寀刻本《红梨记》、明万历林於阁刻本《灵宝刀》、明环翠堂刻本《义烈记》、明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锦笺记》、明刻本《玉茗堂批评红梅记》、明万历十年(1582)高石山房刻本《新编目莲救母劝善戏文》、明刻本《双杯记》、明嘉靖(1522—1566)刻本《陶情乐府》、清道光(1821—1850)刻本《白雪遗音》等14种书襄展(详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1年五卷五号所载《国立北平图书馆水灾筹赈图书展览会目录》),使北平图书馆举办的赈灾义展更增声色。推起目的,盖为此展扩大影响,招徕观众,多收券资,以赈南省灾民。此举已表现出郑先生的慈善之心和高尚品格。

1933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称,1932年以来先后向本馆赠书的重要人士和机构,有“郑振铎、蒋复璁、刘复、刘节、黎锦熙、谢国桢、丰子恺、谭新嘉、苏宗仁、爨如僖等。赠书机构主要有工商部等”。[3]这次郑先生所赠,乃是他自己所著《中国文学史》一、二、三、四册一套两部。

1934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续称,1933年以来向本馆赠书的重要人士和机构,有“郑振铎、臧克家、瞿熙邦、爨汝僖等。赠书机构有上海市政府等”。[4]这次郑先生所赠乃是《清人杂剧初集》一套十册。可知自1931年9月郑先生以私人藏书赞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南方水灾而举行的善本图书义展之后,连续两年向北平图书馆赠书,这既是当时群贤共有的义举,也是郑先生谨遵图书缴送制度而践行的公益行为,迄今仍然值得称道。

据《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载,1947年6月13日,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曾致函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申请增拨购置善本书经费。函称:“上海潘明训氏为近代海内藏书家之一,自购得项城袁克文氏旧藏宋刊《礼记正义》(南渡后三山黄唐所刻,海内传为孤本),因颜其斋曰‘宝礼堂’。嗣以袁氏所藏善本旧椠归潘氏者十之六七,藏庋甚富。潘氏且有佞宋之癖,苟为善本,重价勿吝,故二十年来所积,几与‘北杨南瞿’相颉颃。其所编《宋本书录》,凡四册,内中收入宋版书一百十余种及元版书六种,尤为名贵。而未列入书目者,尚有多种。海盐张菊生元济先生曾为作序,有‘余尝登宝礼之堂,纵观所藏琳琅满目,如游群玉之府’,足以知其梗概。潘氏于数年前逝世,上年一月其后人欲觅受主,售书还债。经本馆与之接洽,以议价未谐,事遂中止。兹潘氏后人又因需款孔亟,仍愿割爱,让诸公家,索价十亿元。价确过巨,但念时不可失,似宜收归国有,以免散佚。兹特建议由钧部委托张元济、徐鸿宝、郑振铎诸先生与其后人切实商洽,并公同议价,期于有成。”[5]这里所建议委托的人中已有郑振铎先生,表明在袁同礼心目中郑振铎与张元济、徐鸿宝齐名,足见其彼时在书界影响日隆,地位甚高。也说明郑先生与北平图书馆的公谊关系非同寻常,与馆长袁同礼私谊更深。

潘明训名宗周,字明训,广东南海(今广州)人。20世纪初在上海供职于洋行,充租界工部局总办。二十年代,藏书家袁寒云到上海置办公寓,售所藏以充其值。其中就有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提举黄唐所刻的《礼记正义》。南宋之前,所刻经书皆经、注、疏各自单行,览者不便。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始将群经经、注、单疏合刻在一起,读者称便,在中国出版史上也是一大创新。该司从绍兴到绍熙荟萃五经梓而行之。《春秋左传正义》已是绍兴府知府沈作宾所刻,合五为六,版本学上称为“越州本六经”。今除《毛诗正义》失传外,五经皆存,庋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中的《礼记正义》便来自潘氏宝礼堂,但非此次所来。

《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还载,1947年6月10日及7月15日袁同礼馆长曾两次致函郑振铎,对其赠书表示感谢。六月十日函称:“郑西谛先生敬悉者,尊处所印《中国名画集》十四种,以成本较高,未敢根据出版法之规定请发行人按期呈缴。内中有已购预约者,有因上海办事处以款绌关系尚未订购者。兹拟订购全部,务请格外廉价出售,凡能赠送者即请赠送,必须购买者则照价付款,似于公私均能顾到。兹介绍爨君前来面洽,即希赐予指导是荷。顺颂大安。弟袁同礼顿首。已出(唐五代画一本 宋画三本 清画第一辑一本)赠送;将出(元画三本 明画三本 清画第二、三、四辑三本 增辑四本 明遗民俗集一本 十四种 800万一种(一本) 4800万。”

七月十五日函称:“承惠赠《唐五代画》、《宋画》及《清画》第一辑,共五册,厚谊隆情,至深感谢。其余五种,自当遵嘱价购。兹于本日汇奉价款捌仟壹百陆拾万元(电上海办事处送上),附购书清单一份,即乞察明给据,以便归账。该书印就,并盼就近送交宝庆十七号敝馆办事处。又《中国版画史图录》第六辑似已预约五部,钱存训经手。并希费神一查为荷。弟袁同礼顿首。  七月十二日。《宋画》七月十五日取到。”[6]两信的字里行间,流露着袁、郑之间的私谊甚深,也表现出袁同礼为馆藏建设不遗余力的搜求精神和郑振铎对国家图书馆藏书建设的不断贡献。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沈雁冰为部长。在文化部下设文物事业管理局,负责管理全国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郑振铎任局长,王冶秋任副局长。与此同时,原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奉命撤销,乃于10月31日,将原管理的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移交文化部领导。1949年10月1日后,国立北平图书馆改名为北京图书馆,置于郑振铎所职文物局的直接领导之下,开始形成了新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陈清华(1894—1978),字澄中,祖籍湖南邵阳。1894年8月5日出生于江苏扬州。1915年上海复旦大学本科毕业后,获资助赴美国伯克利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1919年学成归国,先后供职于多家银行。30年代开始涉足于中国古籍善本的蒐藏,并以万金购得宋版《荀子》。其后不久,陈清华北上拜见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先生于京华。傅先生笑问:“君非以万金得熙宁《荀子》者乎?是可以‘荀’名其斋矣。”自此,陈氏藏书室便以“荀斋”、“郇斋”颜之。荀斋财力雄厚,又慧眼识珠,入藏宋元本珍贵古籍、金石善拓、明清抄校稿本等,与日俱增,一时江南无出其右者,与北方天津周叔弢自庄严堪藏书双轨并驾,时有“南陈北周”之称。1949年,陈澄中夫妇移居香港,其珍贵古籍亦随之插架香江之滨。

两年后,即1951年,陈氏生活出现困难,欲出让部分珍贵藏书以渡难关。消息传出后,美国人、日本人都想染指收购,使这批珍贵善本流失海外的风险日渐加大。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闻讯后,一面紧急向上级报告情况,争取财政支持,获得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首肯;一面通过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和文物鉴定名家徐森玉之子、香港著名记者徐伯郊等与陈澄中先生洽商,并会同当时北京图书馆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先生最后敲定,终在1955年购回第一批陈氏藏书104种。其中就有被誉为“无尚神品”的南宋贾似道门人廖莹中世彩堂校刻的《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北宋刻递修本《汉书》,南宋乾道七年(1171)建安蔡梦弼东塾校刻的二家注本《史记》,蒙古宪宗六年(1256)碣石赵衍在今北京校刻的唐李贺《歌诗编》,蒙古乃马真后元年(1242)孔元措编刻的《孔氏祖庭广记》等传世孤罕、名闻遐迩的善本古籍。这既反映出郑先生抢救文化遗产的一贯立场和鲜明态度,也反映出他高瞻远瞩和拳拳爱国之心。

关于这批善本图书如何运回北京,有人提议用飞机空运。郑先生考虑再三,认为空运风险太大,力主用专车由香港运至广州,然后由广州乘火车软卧包箱运回北京。郑先生此项提议,非但保证了这批书的途运安全,从此也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制度,迄今国家图书馆善本书购回或外出,仍沿用此例。

1963年,为筹措移居美国资金,陈澄中再次出让部分珍贵藏书的消息又传到了北京。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王冶秋率由老局长郑振铎之旧章,一方面将情况及时报告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争取经费,获得支持;另一方面请版本目录学专家赵万里会同行政管理人员南下广州,与陈澄中代表接洽收购事宜。结果以25万元人民币购回珍贵古籍善本18种,碑帖善拓7种,凡25种102册。以书名斋的宋版《荀子》、宋拓柳公权书丹的《神策军碑》、宋拓始刻于五代后蜀广政元年(938)的《蜀石经》、宋蜀刻唐人文集、开本宏朗、版心小巧的元大德九年(1305)湖南茶陵东山书院陈仁子校刻的《梦溪笔谈》等精品,就都是这次购回的。这虽已不是郑振铎先生所亲办,但郑先生1951年所作出的示范,却深深影响和指导着后人作为。

事隔40年,2004年3月,嘉德国际拍卖公司的拓晓堂同志如约来到了美国加州旧金山,与郇斋后人陈国琅先生相见,面谈他从父亲陈清华手里继承的部分藏书回拍问题,结果洽谈成功。拓君原来乃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工作人员,后虽供职嘉德拍卖公司,但对国家图书馆的古籍收藏建设始终不忘情怀,故这批书从大洋彼岸运回北京以后,晓堂便与公司协商,力主不经拍卖而整体转让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亦闻风而动,先请部分专家对这批书进行初步鉴定,确认价值,紧接着便向财政部提出专项报告,最终以国家文物局所掌管的回购流失海外珍贵文物专项管理资金采购之,入藏于国家图书馆。

这批书一共24种,其中宋嘉定六年(1213)淮东仓司刻本《施顾注东坡先生诗》残卷、宋景定二年(1261)安吉州归安陆道源刻本《妙法莲华经》、宋宝祐明月堂刻本《大慧禅师年谱》、宋刻巾箱本《山堂考索》、《古文苑》,元刻本《杨仲弘诗集》、《范德机诗集》、《说苑》,明活字印本《欧阳文忠公归田录》、《曹子建集》等,都是一级古籍,版本上品。

值得一提的是,陈国琅先生不但整体转让藏书,还将其父当年的藏书印鉴悉数捐给了国家图书馆,并在致国家图书馆亲笔信中称:“中国国家图书馆将我保存先父陈清华在海外部分的善本书全部购藏,我深为欣慰……保护民族文化典籍,是父亲藏书的终身至高意愿。家境窘困之时,父亲无奈出让部分藏书,也是尽可能以国家为先为重……如今陈清华在海外的部分藏书,能回归中国国家图书馆,我深信父亲在天之灵会很骄傲,认为这是‘荀斋’藏书的最理想的妥善归宿。”

从1955年至2004年,半个世纪之内陈清华郇斋珍贵善本藏书151种分三批先后入藏国家图书馆,这当中饱含着收藏者陈氏父子两代人的殷殷爱国之情,饱含着许多志士仁人的热心帮助,饱含着敬爱的周总理的远见卓识和主管领导者的责任心,反映了历届政府对保护珍贵文化遗产的强烈意识。今天,国务院办公厅又专门发文,要求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深信无论是流失海外古籍的回购,还是对现有古籍的维修保护,都会出现令人鼓舞的新局面。

郑先生遗愿捐赠全部藏书

1961年《图书馆》杂志刊载朱家濂、王树伟《西谛藏书概述》一文,称郑先生在1958年因公殉职以后,其“家属即秉承他的遗志,把他的全部藏书捐献给政府。当时文化部根据他的家属意见,指定北京图书馆负责接受这一项收藏。全部图书,包括中文、外文共计17224部,94441册份。接受以后,即由北京图书馆辟设专室保藏,经过初步整理,已自1960年起开始供应科学研究者参考”。又说“郑先生在戏曲、小说和版画等方面收藏非常丰富。的确,这几类书是‘西谛藏书’中的重点,罕见的善本书籍也大部分集中于此。另外,他对俗文学中的佛曲、弹词、魏晋六朝及唐人文集、清人文集、明清史料、考古等方面的收藏,也都各有独到之处。”[7]

国家图书馆的档案材料中《郑部长遗藏书籍交接情况汇报》一档,记载1959年1月25日,文化部接收郑振铎遗藏图书五人小组汇报的北图接收该遗书情况。

关于接受郑振铎副部长遗藏图书,自经我部指定五人小组负责进行后,当即了解情况,规划办法,责成北京图书馆组织工作组执行接受工作。计自1958年11月5日起始点收,至11月25日已将宝禅寺街、黄化门两处存书根据原目录点交清讫。另有未入目录的书,已均陆续补造清册,兹将接收和整理情况以及请调经手人员来馆工作各原由汇报如下:

甲、接收情况:

一、原目录已编号书籍(包括中文、日文)共计15290部,除家属酌留新书及点收时短缺书等情况外,实收13924部,83839册,缺书另有清单。二、原目录未编号书籍(包括中文、日文),除家属酌留新书外,共收272部,2185册(已在原目上编号)。三、未入目录的书籍(包括中文、日文),共补收1079部,4640册又2350张。四、未入目录的外文书,共收1 427册。五、破旧书籍残本及唱本等四项,另列清单。

乙、整理情况:

接收以后,因北京图书馆腾挪房屋困难,图书仍留于原处,至1959年1月初房屋问题解决,始陆续移入馆内,开始整理。郑部长所藏书籍,在考古、艺术、小说、戏剧等方面的资料相当丰富,另有关研究单位对于这批资料的公开提供参考,展望极为殷切,为了满足各方需要,拟开辟专室,采取突击方式,先按原号排比上架,做到根据原目录取书。这一工作,已经开始,预计1月底即可完成。

丙、请调原经手人员来馆工作:

移交之初,郑部长家属就提出原经管图书人员的工作问题,其中一人始终从事这一工作,对于这批图书非常熟悉,希望能由北京图书馆录用。查目前此项图书既已开始整理,而且其中还有一部分未付款的书,亦需继续查对,确实需要一个熟悉情况的工作人员。希望我部转知北京市文化局,即将该工作人员分配北京图书馆工作,以便协助进行,应付急迫需要。[8]

按:1958年北京图书馆曾下放给北京市文化局管理,故有由文化部转知北京市文化局的程序。

国家图书馆档案材料中《郑部长遗藏书籍交接情况汇报》一档还载,1959年1月31日北京图书馆草拟了郑振铎遗书捐赠给国家的新闻稿。“文化部郑振铎副部长因公遇难后,去年11月上旬郑副部长的夫人高君箴同志偕其子女郑小箴、郑尔康将京沪两地遗藏中外文图书约两万种,十万余册,献给国家。并建议文化部将遗藏移送北京图书馆专室庋藏,永久保存,已供众览。文化部当即拨交北京图书馆进行点收。郑振铎先生是国内著名的藏书家,其遗藏包括的方面很广,主要有戏曲、小说、诗歌弹词,古今版画、考古美术等,内容极为丰富,且有不少书籍是国内比较罕见的珍本。例如版画中有明代程大约的《墨苑》、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都是十分精美的彩色套印原本。戏曲中珍本尤多,一部分已刊入郑振铎先生主编的《古本戏曲丛刊》,但也有后来购入不及刊入的,明代徽州刻的《玉簪记》,即是一例。小说中以明代嘉靖年间刻的《水浒传》,最为珍贵,这是传世《水浒传》的最古刻本。考古美术方面的书籍,近年中外所出几乎应有尽有,搜罗俱备。北京图书馆整理郑氏遗书工作已告一段落,并辟专室,以供学术界人士参考研究(闻将出版藏书目录)。”[9]

《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载,1959年8月1日北京市文化局(59)文人字第788号,批复北图吸收许汉忠、阎荣山为北图正式人员。文称:“你馆1959年3月30日的请示收悉。关于安排前中央文化部郑振铎副部长私自雇佣从事图书管理的许汉忠、阎荣山两人为你馆正式工作人员的问题,7月9日经市人民委员会贾秘书长批准,同意吸收为正式工作人员,特此批复。”[10]落实了郑先生家属提出的愿望。从此许汉忠就成了北京图书馆的正式工作人员。“文革”后期至紫竹院新馆落成之前,许汉忠同志一直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阅览室工作,其对工作之负责,对善本图书在流通过程中之爱护,给馆内员工和读者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我跟许大姐有过近二十年的同事关系,深知其人其德。

1961年北图工作总结谓:“在中文旧书方面,文化部拨交的郑振铎先生抗战期间在上海抢救的一部分珍贵古籍中,有清人何焯、黄丕烈、顾广圻等诸名家校跋的书籍和丁晏等人的手稿,以及不少明清史料和明代戏曲等都是比较罕见和不可多得的。高阳齐氏捐赠的500种书籍中也有不少是罕见的版本,如两衡堂本《三国》、明刻本《剪灯丛话》等。”[11]按:郑先生不仅与国家图书馆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抗战期间还曾在上海为时在重庆的中央图书馆抢购珍善本图书。我本人在重庆图书馆就曾看到过郑先生亲笔抄造的购书目录。郑先生为中央图书馆所买之书,有的展转运到重庆,有的运往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寄存。1941年运往冯馆寄存的书,香港失守后被日人掠往东京。日本投降后,军事法庭判决归还中国,后又运回香港。1961年这批书奉命运到北京,由文化部出面,将其中善本部分拨交给北京图书馆,普本书拨给了南京。此即1961年北图又得抗战期间郑先生在上海抢救的一批善本书的由来。

1961年8月10日《人民日报》报道北图:“在这里工作的技工都有二三十年乃至四五十年的工龄。他们早年大部分是从事于装修书籍的北京琉璃厂旧书店学徒出身。张士达就是其中之一。……有时他们收到的古籍因年久糜烂不仅难以揭开,就是呼吸出气大些都会吹走破碎的残片。他们克服种种困难,设法把书装修好。有一次,已故的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从广东发现一部宋刻本《杨诚斋集》,是宋代大文学家杨万里的诗文集,十分珍贵。但是由于年久腐烂,又经后人两次不够规格的修补,有些字体都变了。该书拨交北京图书馆后,由张士达等四个人,足足修整了一个多月,有的地方不能用手揭,就用镊子夹,终于基本恢复了原来面貌。”

1962年北图工作总结载:“郑振铎副部长捐赠的图书中的西文书及中文平装书4495号的登记工作已全部完成(尚有中文线装书12844号登记工作未完成)。西谛书目校订工作开始于1961年,截至今年10月底,已按原计划规格完成了全部校订工作,但经过文化部文物局考虑,为方便读者起见,认为目录的体例和编排方法还应慎重研究,现已决定改按分类编排,具体办法已订入1963年计划。”[12]

1963年北图工作总结载:“另外,今年还编成和出版了《西谛书目》,共选入图书7740种。”[13]

1963年《图书馆》第3期刊载朱家濂《介绍最近出版的西谛书目》一文,称:为纪念郑振铎逝世五周年,由赵万里主编的《西谛书目》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西谛书目》是中央文化部前副部长郑振铎先生的藏书目录。……郑先生生前曾拟自编藏书目录,没有实现。当其家属捐献全部图书给北京图书馆时,随着有一份按排架顺序编列的草目。这个草目印出来供读者翻检,很不方便。北京图书馆有鉴于此,特别组织了专门小组,在西谛原编草目的基础上,重新校正了著录事项,删除了一部分通行常见的旧版书和解放后出版的新书,按四部分类排比,编成了这部书目,提供给学术界,做为检索西谛藏书的工具。这部目录收录了七千七百多种图书,包括了西谛藏书的主要部分,即中文线装书部分。郑先生还藏有相当数量的外文书,准备另编专目,这次没有列入。全部目录分为五卷,另外还附有西谛所著《藏书题跋》一卷。书前冠有图版十余幅,都是取于西谛藏书中比较珍贵的版本的。”[14]

1988年是郑振铎诞辰90周年,为纪念郑先生的丰功伟绩,于是年12月8—20日,北京图书馆举办了《纪念郑振铎诞辰90周年展览》,任继愈馆长为该展览题词。

前边所讲都是一些朴实无华的史料,但它却能真实反映西谛先生与国家图书馆的亲密关系。从为国家图书馆举办的赈灾义展赞展,到为国家图书馆赠书,到倾心尽力征购流失海外的珍贵典籍,到遇难后仍遗愿将自己全部藏书捐献国家,扶植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建设,这一系列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义举,感人至深。同时也反映出国家图书馆为整理西谛藏书所付出的种种努力。今天回顾起这一桩桩一件件,仍然让人深怀感念并肃然起敬。我在这里郑重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我们这些后来人永远怀念您。

【注释】

[1]本文原为纪念郑振铎110周年诞辰而作。

[2]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民国二十年七月至二十一年六月),第8页,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1932年。

[3]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民国二十一年七月至二十二年六月),附录第1—95页,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年。

[4]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民国二十二年七月至二十三年六月),附录三第1—89页,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1934年。

[5]《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第900—901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2年。

[6]《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第897—898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2年。

[7]朱家濂、王树伟:《西谛藏书概述》,《图书馆》,1961年3期,第10页。

[8]《郑部长遗藏书籍交接情况汇报》,国家图书馆档案,039卷/2—(2)17卷。

[9]《郑部长遗藏书籍交接情况汇报》,国家图书馆档案,039卷/2—(2)17卷。

[10]《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第184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11]《北京图书馆1961年工作总结》,《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第723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12]《北京图书馆1962年工作总结》,《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第739—741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13]《北京图书馆1963年工作总结》,《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第773—775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14]朱家濂:《介绍最近即将出版的〈西谛书目〉》,《图书馆》,1963年3期,第9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