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文化传播力对中国崛起的重要意义

提升文化传播力对中国崛起的重要意义

张晓群（清华大学博士、大众报业集团）

徐天祥（《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编辑部）

一部人类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大国崛起与衰落的历史。大国崛起是经济发展、军事强大和文化复兴的复合现象。经济发展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基础，军事强大是大国崛起的力量保障，文化传播是大国扩大其影响力的重要方式。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传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它已成为一种“软实力”，在大国竞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崛起成为世人所关注的焦点。许多权威机构都预测中国将在21世纪头20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重新崛起是全方位的，经济发展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文化复兴是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文化复兴的内涵十分丰富，在信息传播全球化的当代，文化传播力量大小是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历史与现实：大国强盛中的文化传播

1.中国：汉唐盛世与中华文化的传播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看，国力强盛与文化的对外传播是密切相连的。汉朝和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两大盛世，也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时期。汉武帝在位的50余年，政治统一、经济繁荣、国力强大，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也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时期。汉武帝派张骞等人多次出使西域，打通了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1]。从西汉到唐代的一千多年历史时期里，“丝绸之路”一直是中西交通的要道，也是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的重要通道。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都是通过这条通道传到欧洲的。除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外，汉王朝与东部朝鲜和日本以及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联系也很密切，汉文化开始向这些地区传播。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个鼎盛时期。唐玄宗“开元盛世”时期，社会秩序空前稳定，人口大幅增加，经济达到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也是中华文化传播最广、影响最深的时期。受唐代文化影响最深的是朝鲜（当时称为新罗）和日本。新罗派出了大量的留学生到长安学习中国文化，参照唐制改革政权机构，仿照汉字创造新罗文字“更读”，仿照唐朝设立国学，实行科举制度等等。日本先后派往中国的遣唐使有13次，仿照《唐律》制订了《大宝律鉴》，仿唐朝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实行班固收授法和租庸调制，还根据中国方块汉字创造出日本文字等等。

2.英国：日不落帝国与近代西方文化的传播

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工业革命使英国迅速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英国经济的崛起与其对外殖民地扩张是同步进行的，经过长期的殖民扩张，英国的版图遍布世界五大洲^[2]。近代西方文化也向广大殖民地区渗透和传播，被誉为“近代印度之父”的罗姆·摩罕·罗易就曾在东印度公司任职，西方的文化对他领导的宗教改革产生了深刻影响。为巩固殖民统治，英国殖民当局把英语教育逐步引入印度。1854年英国国务大臣武德制定了一个印度教育的新方案（史称《武德文件》），第一次确立了印度从初级学校到大学的现代教育体系，1857年仿照伦敦大学模式的印度的一所大学——加尔各答大学正式创立^[3]。

鸦片战争前后，近代西方文化也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和冲击。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汉文报纸，此后英国传教士相继创办了大量中英文报纸^[4]。1862年北京设立英文馆，翻译英语语法、化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英文书籍。1867年英国人傅兰雅和中国人徐寿、华蘅在上海设馆译书，翻译英文图书98种，至1880年共销售31 111部^[5]。西方文化思想在当时积极推动社会变革的人当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3.美国：世界超级大国与美国文化的传播

19世纪末，美国完成了近代工业化，并且追赶上了世界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从此之后，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和国际政治上都占据了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国文化也向世界各国进行大规模的扩张。美国文化的传播主要是通过跨国媒介方式进行传播。据统计，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美国电影产量占了全球电影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6]。电影和电视节目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项目，其出口收入占美国出口总收入的比例，已由1980年的30%增长到现在的50%多^[7]。美国的文化传播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自主权受到严重挑战，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被美国文化所淹没。美国文化产品所携带的美国主流价值观在发展中国家影响广泛，潜移默化地影响各种肤色、各种年龄的人们，成为美国推行其全球霸权的“道德利器”。

二、文化传播：全球化时代大国强盛的特征

1.文化传播是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化首先是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文化上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是指“超越本土文化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或者说是倡导一种所谓的全球文化”^[8]。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传媒就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电子传媒广告宣传开始向全球蔓延，促进了美国消费文化的广泛传播，为西方跨国公司开拓海外市场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鸣锣开道。文化传播的影响远不止在经济领域，文化产品中蕴含着意识形态，它会影响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诉求，对政治生活产生深刻影响。西方有学者甚至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民主和人权的希望有赖于通讯传播媒介的中介作用”^[9]。

2.文化传播是一个国家重要的软实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家的实力主要体现在军事实力以及其背后的经济实力。“二战”以后，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使这种形式发生了变化，一种新的力量开始出现，这种力量就是文化传播。“二战”时期，国际广播已开始成为交战双方进行心理战的有力武器。在“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加重视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战略。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把国家实力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都是硬实力，软实力是能让其他人做你想让他做的事的力量。他强调软实力的引诱和吸引力与硬实力的引诱和威胁力一样重要，认为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软实力是美国保持世界霸主地位的三种重要力量^[10]。

文化传播是一种重要的软实力。传播载体背后的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而这正是软实力的核心。弗兰西斯·福山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将取得最终的胜利，它形成了“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和“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11]。塞缪尔·亨廷顿则认为，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冲突不会成为占主导的冲突，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冲突^[12]。这两种理论在西方影响很大，成为西方国家强化文化传播战略的重要依据。

3.文化帝国主义是全球化时代世界霸权的新特征

全球化时代文化传播的渗透力更加强大，而文化传播的基本格局却是极为不平衡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文化市场中占据了绝对优势。针对这种文化传播的不平衡现象，一些西方学者给予了深刻的批评。赫伯特·席勒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他指出：“跨国媒介是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分配资源的世界体系所必不可少的单位，是在意识形态上支持现代世界体系的核心，展示了消费至上的价值观及美国方式具有的吸引力。”^[13]

针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入侵，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过积极的抵抗。在19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发展中国家提交了旨在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议案，正式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传播中的霸权地位提出挑战。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要求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力反对，美国于1984年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英国也在1985年退出。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巨变，使这一斗争陷入了低潮^[14]。

三、衰落与追赶：中国文化传播的历史轨迹

1.明代以后中华文化传播力的衰落

明代以后，中国文化传播力逐渐衰落，而西方文化开始向中国传播，形成了“西学东渐”的文化传播态势。从16世纪末开始，耶稣会士陆续进入中国。他们在传播宗教教义的同时，也向国人传播西方的科学和文化。据统计，在1900年至1911年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西方传教士翻译的西方书籍达1 600部左右^[15]。《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汉文报纸，普鲁士人查尔斯·郭士立1833年在广州创办的《东洋每月统记传》是我国境内第一个汉文期刊。19世纪后期，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创办了200多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80%以上，其中绝大多数为传教士所办^[16]。

中国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近百年的历史时期里，西方文化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然而几千年历史积淀的中华文化自身具有的魅力，使它在西方文化大举入侵时仍能具有向外的辐射力量。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播西方文化，但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又成为中国文化的接受者，继而又成为向欧洲传播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他们被称为‘近代文明的哥伦布’，因为他们发现了文化意义上的新大陆”^[17]。传教士们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使欧洲人发现了东方古国的悠久文明，但与汉唐盛世时中华文化主动式对外传播所具有的巨大力量相比，这种被动式文化传播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都非常弱小。

2.新中国成立后文化传播力的追赶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传播事业开始复苏。在报纸方面，以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为龙头，各省（区）级党委机关报为主体，形成了庞大的党报体系；在通讯社方面，新华社迅速成为东方有影响的新闻社，专门向海外华侨报纸发稿的通讯社——中国新闻社也正式成立；在广播电视方面，建立了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中心的四级广播网；电影事业有了新发展；1958年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开始试播，随后上海等十几个城市的电视台相继建立。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文化传播事业遭到了很大的挫折和损失，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迅速恢复，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正式出版的报纸由1978年的186家增加到2001年的2 000多家，报纸结构也由较为单一的党委机关报，发展为以党报为主体，晚报、都市报、经济报、体育报等多层次、多种类相辅相成的报刊结构；新华社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型新闻社，在国外设有98个分社，日发稿量达200多万字；中国外文局每年用20种外文，出版各类图书约1 000种；广播电视事业也有了迅猛发展，广播覆盖率和电视覆盖率有了大幅度提高。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天用43种语言对全球进行广播，每天累计播出时间近211小时，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于1992年10月1日开播，通过多颗国际卫星传输，在遍布于亚、非、拉美、北美、欧洲和大洋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全频道或部分节目的落地播出。

四、挑战与应对：提升文化传播力的重要意义

1.中国崛起与文化传播的较量

从20世纪末开始，中国的崛起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200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的统计，1990—1999年，全球59个主要国家中，中国人均GDP增长率排名第一。一些机构和学者还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做出预测，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18]。

中国的崛起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些西方国家开始鼓吹“中国威胁论”，他们宣称中国崛起将侵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中国威胁论”并非空穴来风。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把意识形态战略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被美国政府认为是意识形态战略的胜利。可以预见，以文化传播为手段的软实力较量，将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充分展现出来。

2.美国文化入侵对中国崛起构成重大威胁

美国主要依靠文化传播手段输出他们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就建立起负责对外宣传的公共信息委员会。到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政府已相信“美国的安全取决于美国向其他国家人们进行宣传并赢得其支持的能力”^[19]。随着“二战”和冷战的展开，美国政府在文化传播方面更加积极，建立了美国新闻署，投巨资扩大美国之音的影响力，实施富布赖特计划等等^[20]。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加紧了对中国的文化传播。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由每天的9小时增加到11小时，最多时达到了14小时，播出频道由原来的5个增加到7个，在我国周边地区的转播台达到26个，听众约有2 000万人^[21]。

不可否认，美国文化中蕴含有一些合理的成分，在中国的传播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应当清醒地看到，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和主流价值观方面有很大不同，美国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势必会产生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日本学者界屋太一认为，文化信仰的失落和危机是一个政权垮台的两大诱因之一，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不是因为经济的恶化，而是因为“人们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观念、理想和领导层的决策和人品”^[22]。如果美国文化对中国的入侵，动摇了广大民众对社会主义的信仰，那么中国的崛起就会面临重大威胁。

3.提升文化传播力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战略选择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智慧的结晶，也是人类文明中的绚丽瑰宝。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已把解决西方社会问题的目光投向中华文化。1988年1月，全世界的诺贝尔得奖人在法国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 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23]即使在美国文化称霸全球的今天，中华文化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价值。

中国面临的迫切问题是要迅速提升文化传播力，使中华文化能够被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人民接受。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可以构建起中国自身强有力的文化认同，在世界上树立一个良好的大国形象。大国的崛起必然带来现有国际体系的变动，中国的崛起不但被西方强国视为威胁，周边一些国家也或多或少地感到忧虑，而中华文化的传播会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同感，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

提升文化传播力也是应对美国文化入侵的重要手段。在信息社会和全球化时代，对文化传播采取传统的封锁措施是不可取的，只有提升自身文化的传播力，才能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袭。美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是广泛而深刻的，这与中国文化传播力的相对弱小有关。为了防止美国文化传播造成严重的后果，中国应当提升中华文化在本土的传播力，在意识形态争夺上取得优势。

提升文化传播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包括传统文化的挖掘、阐释，又包括现代文化的融合、创新，还包括文化传播媒介的普及、发展。中国政府应当尽快制定出提升文化传播力的战略方案，并付诸实施。当务之急是拿出提升国际传播力的战略举措，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尽快扭转被动局面，为中国的崛起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注释】

[1]中国通史讲义协作编写组：《中国通史讲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页。

[2]王章辉：《英国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

[3]裔昭印：《世界文化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35—437页。

[4]周光明：《中国近代报业的文化传播背景分析》，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4期。

[5]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25页。

[6]《电影出口占美国出口之首》，载《中国电影报》2000年3月20日。

[7]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8]杨伯溆：《全球化：起源、发展和影响》，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

[9]韩昭颖：《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众外交》，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10]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9—13页。

[11]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

[12]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13]Herbert.Schiller，“Transnational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K.Nordenstren and H.Schiller，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New York：1979.

[14]刘继南、周积华等：《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3页。

[15]周育民：《从世界角度看西学东渐》，载《开放时代》1996年第1期。

[16]谭树林：《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载《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2期。

[17]朱静：《中国文化的接收者和传播者》，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18]刘国光：《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对世界经济政治的影响》，见《大国方略》，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8页。

[19]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

[20]刘金质：《美国国家战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5页。

[21]洪沫：《西方对华广播在我国周边地区部署庞大的发射网》，见刘继南主编：《国际传播现代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146页。

[22]资料来源：http://www.cat898.com。

[23]马彪：《儒学的历史回顾与21世纪展望——孔子诞辰2 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言综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