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下的广播发展

四、技术创新下的广播发展

在新旧媒介更迭交替的时期,部分传统媒介有边缘化的倾向,这归根结底是科技的力量。新技术下的广播发展不仅仅要克服边缘化,更重要的是借此促使广播产业的全面改革。

1.广播媒介必须紧密关注国内外传媒技术的最新发展动态,一是要善于利用新的传媒技术,二是要将技术资源与广播媒介特点有机整合,把广播技术转化为广播的生产力,提升广播竞争优势。

2.通过多种媒介的有机融合,搭建跨媒体运营的平台,构筑立体传播网络,全方位覆盖受众,拓宽广播的生存空间,既提高了信息的有效到达率,同时也提高了受众对媒体的有效使用率。

3.利用新的广播技术,扩大广播覆盖率。利用网络技术,突破广播市场的行政壁垒和地域壁垒,提高频率市场占有率,提高广播影响力和竞争力。

4.利用新的广播技术,根据用户不同的消费需求,向用户提供广播节目和综合信息服务,拓展广播赢利范围,改变传统广播单一的赢利模式。

5.加快广播频率化的改革。由于数字压缩技术的支持,广播电视进入了频率专业化阶段,走“细分市场、定位受众”的专业化道路。

6.利用现代化的传播技术,提供即时新闻。以同步和几乎同步的速度报道新闻事实,提供最迅速、最有效的新闻和资讯。利用国际互联网等强大的信息交换平台,迅速有效地获取相关新闻的背景,拓展信息的知识内涵、人文内涵,使信息增值,进一步增强广播新闻报道的深度和广度。

7.不断创新节目形态,提升广播的竞争力。媒介间的竞争,一定程度上是看其以多快的速度、多深的程度、多大的范围在适应并有效地利用现代化的传播技术,调整自己的组织结构、运作模式、生产流程和运作规则。面对现代化的传播技术,广播通过创新节目形态来提升广播的竞争力。

8.努力消除技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技术是一种手段,它是广播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我们要善于利用其长处,同时避免和消除技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由于技术的支持,广播媒介的涵盖面不断拓宽,传播更为快捷,与受众的互动增强。与此同时,广播节目内容商业化、娱乐化现象严重,尤其是在一些互动节目、直播节目中,主持人不能很好地设置和控制话题,发生宣传导向上的问题。对这种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新的节目形态,要进行研究,保证发挥其积极意义,消除可能存在的负面因素。网络广播的互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带来时效性、多向性,也由于网络的完全开放、完全透明,使得这种互动良莠不齐,如履薄冰。一些动机不纯的、无聊的,甚至别有用心的、恶意中伤的帖子,会产生难以预料的负面作用,因而要加强对相关互动版面的编辑,建立防范机制。

战略大师波特认为:“把任何产业视做技术已成熟的产业,往往会导致战略性的灾难。”^[11]随着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传媒竞争的日益加剧,任何忽视技术更新的观点都是偏颇的。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卫星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为广播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手段和良好的发展机遇。生产方式、服务方式、赢利模式和管理方式的改变,拓宽了广播的传播渠道,改变了广播的形态,强化了传播的效果。

表5-1　一些广播电台新媒体技术使用情况

续表

续表

【注释】

[1]〔美〕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

[2]〔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3]栾轶玫:《广播曲线启示录》,中国广播网, http://www cnr cn/home/column/2004gflt/gdzs/ 200410220510.html,2004年10月22日。

[4]〔美〕艾伦·B.阿尔巴朗:《电子媒介经营管理》,谢新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5]赵玉明、王福顺:《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689页。

[6]〔美〕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1924—),1924年出生于纽约的布鲁克林,1924年、1949年和1951年从哈佛大学获得文学学士、文科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他以其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著称,1961年被美国经济学会授予青年经济学家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1987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于索洛的开创性工作,新古典派经济增长模型被称之为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直到现在该模型仍然是经济增长理论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在索洛模型中,对经济总体的增长贡献被设定为由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三者组成。

[7]〔美〕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1901—1985),1901年出生于乌克兰,后移居美国,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他被誉为“美国GNP(国民生产总值)之父”。由于库兹涅茨在研究人口发展趋势、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1971年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8]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中,生产要素经历了由二要素到六要素的发展过程。17世纪,人们认为土地和劳动是生产的二元要素。18世纪和19世纪,一般认为劳动、资本、土地构成生产三要素(如斯密、李嘉图、马克思、萨伊等人)。19世纪末,马歇尔认为应加人“组织”要素,列为生产的第四要素。20世纪50年代,库兹涅茨和索洛在研究经济增长时把技术进步列为生产要素,成为五要素。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新经济的兴起和信息产业的发展,信息被列为生产要素之一。至此,生产要素发展成为六要素。

[9]关士续:《技术与创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页。

[10]甄朝党:《技术进步与企业扩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美〕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陈小悦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