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兄弟的进用，对具有个人野心的政客构成极大威胁_

苏轼兄弟的进用，对具有个人野心的政客构成极大威胁_

高太后执意将苏轼调回京城予以重用，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对他的赏识，而另一方面则是其精明的统治策略的一种表现。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吸取唐末政治混乱的教训，总结了一整套“祖宗家法”，其中之一便是对相权的限制。因此，宋王朝常常有意地在朝臣中培植对立派系，使之互相攻讦，便于皇帝控制，避免大权旁落，重复杨国忠、李林甫专权误国的历史。对于这一相沿已久的统治术，高太后领会极深。当时朝中，右相范纯仁已被台谏弹劾去职，吕大防与刘挚分任左右相。吕大防质朴无能，容易受人利用，而作为朔党领袖，刘挚羽翼极盛，程颐离朝之后，洛学弟子朱光庭、贾易等皆已归附其下。苏轼兄弟立朝刚正，不肯随时上下，高太后想利用他们起到权力制衡的作用。

苏氏兄弟的进用，无疑对具有个人野心的政客构成极大威胁。但苏辙为人谨慎，不容易被抓到辫子，而苏轼性情率直，心无城府，便很自然地成为他们重点攻击的对象。因此，苏轼一入都门，政敌们便开始不断制造事端，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弹劾，其中最具杀伤力的是侍御史贾易、御史中丞赵君锡仿效李定、舒亶之流，诬告苏轼在神宗逝世时有欣幸之感，试图制造又一次“乌台诗案”，以悖逆大罪置苏轼于死地。他们举为证据的是苏轼在元丰八年所写的《归宜兴，题扬州竹西寺三首》之一：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www.guayunfan.com)他们说，先帝崩逝，人臣当“泣血号慕”，而苏轼竟作诗庆贺，视先帝去世的消息为“好语”，连野花啼鸟都高兴，“其义安在”？“是可谓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者也”（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引）！

事实上，这首诗作于元丰八年五月哲宗策立之初，距神宗去世已经两月。而且此诗已在扬州刻石，写作日期历历可见，因此一辨即明。但是，这种恶意的指控使苏轼深感人心的险恶，再也不愿留在朝中，频频上疏坚请外任，最后终于获准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治所在今安徽阜阳）。一如两年前出知杭州时，朝廷仍以前执政恩例，诏赐衣一对、金腰带一条、金镀银鞍辔马一匹，诰词中还有“不为朕留”之类深表惋惜的话语。

苏轼去志已定，他希望颍州一任之后，便能溯江回乡，归隐林下，只是弟弟苏辙如今已位列宰辅，恐怕不便轻易求去。兄弟又将远别，回想三十年前怀远驿中的旧约，苏轼无限怅然，竟至夜不能寐，索性起床在庭中漫步：

新秋入梧叶，风雨惊洞房。

独行残月影，怅焉感秋凉。

——《感旧诗》

他来到弟弟的卧室门前，想和他谈一谈自己归乡的打算，但子由已经熟睡：

扣门呼阿同（苏辙又字同叔），安寝已太康。

——同上

于是回到书房写下这首《感旧诗》，诗前小序说：

嘉祐中，予与子由同举制策，寓居怀远驿，时年二十六，而子由二十三耳。一日，秋风起，雨作，中夜翛然，始有感慨离合之意。自尔宦游四方，不相见者十常七八。每夏秋之交，风雨作，木落草衰，辄凄然有此感，盖三十年矣。元丰中，谪居黄冈，而子由亦贬筠州，尝作诗以纪其事。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还，寓居子由东府，数月复出领汝阴，时予年五十六矣。乃作诗，留别子由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