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所寻求的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救赎_

苏轼所寻求的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救赎_

精神的巨大伤痛需要得到尽快治疗。“寻常人失意无聊中，多以声色自遣”（《与王定国》），以苏轼对于自我精神境界的崇高期许，显然不会允许自己堕落到这种粗俗的享乐主义。他了解生命，珍惜生命，深知官能刺激所给予人的并不是真正的疗救，而只能是暂时的麻醉，过后依旧是无边的空虚。他所寻求的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救赎。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具有一般宗教的本质意义，即在自然条件的限制下，追求精神的满足和绝对的自由。然而，它又不同于一般宗教，原始佛教的教义不承认有全能的、绝对主宰的“神”，也不接受人有永恒不变的灵魂这种观念，也就是说，它不以外在的、虚无飘渺的超自然力量为最终凭借，无论是对无限生命的憧憬，还是对人生苦恼的解脱，都是从人类的内心寻求答案，种种心生即惹魔障，一心不乱即是见道。要达到一心不乱的澄净空明的心灵境界，则需依据戒、定、慧三个方面，加以勤奋精进的自我修持。戒是止非防恶的各种戒律；定是调练心意使其专注而不散乱的静修功夫；慧则是为培养、增加佛教智慧而进行的学习和思考。苏轼自幼受到家庭佛教氛围的熏习，成年后好读佛书，通判杭州时期往来名山古刹，听高僧大德讲经说法，对于佛学在理念上已经非常明了，却还不能自觉地贯彻到行动上：

至言虽久服，放心不自收。

——《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www.guayunfan.com)因而遭谗获罪。痛自反省之后，他对弟弟说：

悟彼善知识，妙药应所投。

纳之忧患场，磨以百日愁。

——同上

或许这一场飞来横祸正是佛学知识引导他幡然悟道的方便法门。他表示：

愿从二圣往，一洗千劫非。

（二圣指齐梁间净居寺的两位高僧）

——《游净居寺》

所以，初到黄州的一段时间里，他“闭门却扫，收招魂魄”（《黄州安国寺记》），“不复作文字，唯时作僧佛语”（《与程彝仲》）。为了进一步求得“自新之方”，不久之后，就在安国寺长老的指点下，开始学习静坐默修的禅定功夫，“间一二日辄往（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早去晚归，坚持整整五年，终于达到了“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境界，每每沉浸在“一念清静，染污自落，表里翛（xiāo，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然，无所附丽”（《黄州安国寺记》）的状态中，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心灵的愉悦。

静观默照中，反思这场灾祸，他不怨天，不尤人，而是从自身找原因，从佛学的观念看来，遭谗致毁，是因自己屡犯“绮语戒”，“口业”太盛，而又固执己见。在写给朋友李之仪的信中，他总结道：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

不对国家、社会的现状作全面深入的了解、分析和思考，仅凭自己的学识、才华和意气，轻易地发表意见，这种华而不实的书生空论，对于国家治乱，其实毫无损益。所以他进一步指出：

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鸟时虫，自鸣自已（停止），何足为损益。

他痛切地认识到，“才华外露”是做人的一大毛病。多年以前，父亲为他取名时就已包含着语重心长的告诫与警醒，可惜他自己从未引起重视，竟至于在冷酷的现实中撞得头破血流。他说：

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

但是，这种毫不留情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并不意味着苏轼对自我价值的全盘否定，更不是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完全泯灭，而是对自我、人生、现实的一种深层次的思考。它去除的是植根于一己荣辱得失之上的“骄气”，却依然保留着忘躯为国的“锐气”，从而使卑琐的“小我”纷然破碎，使符合儒家道德人格精神的“大我”决然挺立。在写给好友李常的信中，他袒露了自己的心声：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身处贬谪放废之中，慷慨豪壮，一如当年，他随时准备为国为民奉献自己！这种崇高、伟大的人生信念，早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绝不是残酷的政治打击所能动摇的。这番掷地有声的话语，千载之下仍然振聋发聩，激人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