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自由是怎样变成荒谬的_阿尔贝・加缪自述

人的自由是怎样变成荒谬的_阿尔贝·加缪自述

最重要的是我所知道的、千真万确的东西，即我不能否认的、不能抛弃的东西。而除了对统一的欲求，对解决问题的渴望以及对于光明和协调的要求之外，我能够完全否定依靠变幻不定的回忆而生活的我的这一部分。我能够否认自己在周围的世界中碰壁，或否认自己置身其中，但唯其不能对抗这种混乱，这不期而遇的国王和这来自杂乱无章状态的神灵的平衡。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否具有超越这些的意义，但我知道我并不认识这种意义，而且知道，现在认识这种意义是不可能的。我命运之外的意义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只能用人的术语来理解它。我触摸到的，反抗我的东西，就是我理解的东西。我渴望绝对与统一，世界不可能归结为一种理性和合乎常理的原则，这两件事是确凿无疑的。我还知道，我不可能把这二者调和起来。如若不欺骗，不引入一种我并不拥有而且在我的命运的限制下毫无意义的希望，我还能承认什么别的真理呢？

如果我是许多树中的一棵树，是群兽中的一只猫，那这种生活可能就具有一种意义，或者毋宁说，这个问题并没有意义，因为我可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可能会成为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我现在正用我的全部意识和我对无拘无束的生活的要求与之对抗的世界。正是这种微不足道的理由使我与全部的创造力对立起来。我不能把它一笔抹杀。我真正相信的事情，我就应该维护它。那些对我清楚明晰显现出来的东西，即便是反对我的，我也应该支持它。那么，什么是造成这动乱、这世界与我的精神——或者说我对世界的意识——之间的分裂的基础呢？如果我因此要维持这基础，那我凭借的就是一种经常不断的、永远更新的、永远处于紧张状态的意识。这是我现在必须牢牢记住的。荒谬在这一时刻同时是那样清晰又是那样难以驯服，它回到一个人的生活中并又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还是在这一时刻，精神可以离开清醒头脑支配下所开辟的荒凉而又无情的道路。这条道路通向日常生活。荒谬又回到无人称的“人”的世界，而人从此就带着他的反抗和清醒意识回到世界中来。他忘记了要去希望。这个名为“现在”的地狱终于成为人的王国。一切问题又都变得尖锐起来。抽象的明晰性在形式和颜色的诗情画意面前退却了。精神的动乱肉身化了，并且在人的内心中找到了既狭小而又安全的藏身之处。没有任何一种动乱是绝对永恒的。但是，所有动乱的面貌都被改变了。人们是要死亡、是要通过飞越逃避，是要以自己的尺度重新建造思想和形式的殿堂吗？还是相反，要去支持荒谬的破裂着的而且是美妙的赌注呢？让我们对此进行最后的分析并且得出我们全部的结论来。身体、爱抚、创造、行动，人的高尚于是都将在这毫无意义的世界里重新获得它们的地位。人在世界上终于找到荒谬美酒和冷漠面包，并以此滋育自身的伟大。

我们还是要继续讨论方法的问题：关键是要坚持。荒谬的人在其行程的某一点上被煽动起来。历史并不缺乏宗教、预言，甚至也不缺乏诸神。人们要求荒谬的人飞跃。但他所能回答的是：他并不十分理解“这些并不是清晰的”这一事实。而他恰恰只要做他非常明白的事情。人们向他确认：这就是傲慢产生的罪孽。而他并不同意罪孽的概念；人们还确认地狱可能已到末日，可是他们缺乏足够的想象以表现这奇特的未来，人们还向他保证他将失去他的并非永存的生命。但在荒谬的人看来，这些无关紧要。人们要让他认识他的罪恶，而他却觉得自己是无辜的。真正说来，他感到的只是他无可挽回的无辜。正是这无辜允许他做任何事情。这样，他只是要求自己以他所知道的东西去生活，去安排存在着的东西而决不引入任何并不确切的东西。人们会反驳他说：任何事情都不会是这样的。但这至少是一种信念。他正是凭借这种信念去抗争：他要知道在毫无希望的条件下生活是否是可能的。

如果我坚持这种旨在得到一种公开概念所引出的种种结果（只是结果）的协调立场的话，我就会遇到第二个悖论。为了始终忠实于这种方法，我全然没有涉及形而上学自由的问题。人是否是自由的，这个问题我并不感兴趣。我只能够体验我自己的自由。我不可能得到有关自由的一般概念，但却能得出一些明确的概念。“自在的自由”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完全是以另一种方式与上帝的问题相关联的。要知道人是否是自由的，就要求人们要知道人是否能拥有一个主宰。这个问题特有的荒谬性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由的概念中含有某种因素，它使自由的问题成为可能但又同时取消了这个问题的全部意义。因为在上帝面前，只有罪孽的问题，而不是自由的问题。人们必须作出抉择：或者我们不是自由的，全能至上的上帝要负罪责；或者我们是自由的并负有责任，而上帝不是全能至上的。无论各种流派施用多么精妙的方法，都不可能补充或贬低这个无可辩驳的理论。(www.guayunfan.com)因此，我不能陷入一种概念的狂热或简单的定义之中，因为这种概念在它脱离我的个人经验范围之时起就脱离了我并且失去了它的意义。我不明白，什么东西能够成为一种由至高的存在给出的自由。因为我已失去了对等级的感知。我从自由中只能获得囚犯以及在国家内部的现代人的观念。我所能了解的唯一自由，就是精神的和行动的自由。然而，如果荒谬摧毁了我得到永久自由的一切机会，它则反过来归还并向我赞美我的行动自由。这种对希望与未来的剥夺意味着人更加具有随意支配行动的自由。

在与荒谬相遇之前，芸芸众生是为着某些目的而活着，他们关心的是未来和证明（证明谁或证明什么都无关紧要）。他们掂量着自己的机遇，他们把希望寄托于自己将来的生活，将来退休的生活以及他们后代的工作。他们还相信，在他们的生活中会有某些顺利的事情。确实，他们就如同他们是自由的那样行动着，即使所有的行动都是与这个自由背道而驰的。而在（意识到）荒谬之后，一切都被动摇了。“我所是”的这个观念，我把一切都看作有某种意义的行动方式（即使我有时可能说实际上一切都没有意义），这一切都被一种可能的死亡的荒谬感以一种幻想的方式揭露无遗。顾及明天，确定目标，有所偏好，这些都预先假定了对自由的信仰，即使人们有时确认并没有体验到这种自由。但在此时，我清楚地知道，这种唯一能够建立真理的存在的自由是没有的。死亡犹如唯一的真理在那里存在。在它之后，一切则成定局。我同样也不是自由地延续我的生活，我是奴隶，尤其可以说是对永恒变革丧失希望而且丧失蔑视的勇气的奴隶。在没有变革和蔑视的情况下，谁能够始终是奴隶呢？从完整的意义上讲，失去了对永恒的确信，什么样的自由能够存在呢？

而同时，荒谬的人明白，他至此是与这个自由的假设紧密相关的，这种自由是建立在他赖以生活的幻想之上的。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成为他的障碍。在他想象他生活的一种目的的时候，他就适应了对一种要达到目的的种种要求，并变成了他自身自由的奴隶。我除了以我准备成为的一家之长（或者以工程师、人民的导师或邮政部门的编外雇员的身份）的身份行动，别无他哉。我相信，我能选择成为这个而不是什么别的。我是下意识地相信，的确如此。但我同时支持我周围的那些人对信仰的公设，支持我所在的人类环境（其他的人是如此确信他们是自由的，而这种欢愉情绪又如此具有传染力）的种种偏见。如果人们远不能忍受一切精神的和社会的偏见，那他们就部分地屈从于这些偏见，甚至只屈从于其中最好的那些（有好的与坏的偏见），他们让自己的生活适应这些偏见。这样，荒谬的人理解到，他并不真正是自由的。明确地讲，当我希望的时候，当我为我特有的事实，为存在或创造的方式担忧的时候，当我最终把我的生活安排就绪并且由此证明我认识到我的生活是有某种意义的时候，我就为自己竖起了束缚自己的栅栏。我像无数风趣而又颇有心计的官员一样行事，虽则他们除了使我厌恶外干不出什么别的来。我现在清楚地知道应该严肃地看待人的自由。

荒谬在这一点上使我豁然开朗：不存在什么明天。从此，这就成为我的自由的深刻原因。我在此要举两个例子。神秘论者首先找到一种自我给定的自由。他们沉醉于他们的上帝，拥戴上帝的旨意，而又因此反过来秘密地成为自由的。正是在自发地甘心情愿忍受的奴役中他们又获得了彻底的独立。但是，这样的自由意味着什么呢？人们尤其可以说他们是针对自己而感到是自由的，却不比被解放出来更加自由。同样，荒谬的人完全面对死亡（这里的死亡是作为最清醒的荒谬感而提出的），他感到，他挣脱了那在他自身中凝聚着的，而且并不是这种热切的关注的东西。他品尝到了一种与公共法则针锋相对的自由。我们在此看到：存在哲学的基本论题保持着它们全部的价值。回溯于意识，脱离日常的迷离混沌，这些都表现了荒谬的自由的最初步骤。存在的说教成为众矢之的，而且精神的飞跃与存在的说教最终都逃避了意识。我们用同样的方法（这是我要进行的第二个比较）可推出：古代的奴隶们是身不由己的。但是他们明白这种自由，这种自由并不感到自己负有责任。死亡具有镇压的手段，但也具有拯救的手段。

荒谬的人沉溺于这种没有根基的立场，为的是避免情人般的盲目以发展并且遍及由于这种立场使他感到十分陌生的、而又是他固有的生活，这里就有一种解放的原则。这种独立和一切行动的自由一样已临至尽头。它并没有支付永恒的支票。但是，它取代对自由的种种幻想，这些幻想最后毫无例外地停栖在死亡之上。死刑犯所支配的神奇的自由是站在那透过一线曙光的监狱大门之前，这种原则对一切都是难以想象的公正，除去对生命的纯粹火焰。人们可清楚地感觉到，死亡和荒谬在此是唯一合理的自由原则：这就是人的心灵能够体验和经历的自由。这就是我得出的第二个结论。荒谬的人于是隐约看见一个燃烧的而又冰冷的世界，透明而又有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并不是一切都是可能的，但一切都是既定的，越过了它，就是崩溃与虚无。荒谬的人于是能够决定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生活，并从中获取自己的力量，获取对希望的否定以及对一个毫无慰藉的生活的执着的证明。

——《西西弗的神话·荒谬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