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宗教的反抗_阿尔贝・加缪自述

对宗教的反抗_阿尔贝·加缪自述

萨德是无神论者吗？他入狱前在《一个神父与垂死者之间的对话》中作了肯定的答复，人们也这样相信他。他对渎圣的狂热却使我们怀疑起来。他作品中最为残忍的人物之一——圣封，根本就没否定上帝，而仅限于发展诺提斯派关于邪恶的理论，从中得出适当的结论。有人说圣封并不是萨德。不，很可能不是。一个小说人物从来就不是创造他的作者。然而，一个作者却可能同时是他创造的所有人物。萨德笔下，所有的无神论者在原则上认为上帝不存在，都基于一个明显的原因：上帝的存在就意味着上帝是冷漠、邪恶和残忍的。萨德最杰出的作品都以宣示神的愚蠢和仇恨作为结尾。无辜的于丝蒂娜在暴风雨中奔跑，而邪恶的努瓦索尔发誓说，她若不被天上的雷电击中，他就改信异教。于丝蒂娜被雷电击中，努瓦索尔胜利了，人的罪恶继续回应着神的罪恶。这样，不信教者的打赌成为对帕斯卡打赌的反驳。

萨德所理解的上帝，是一个压迫和否定人类的罪恶的神。萨德认为，神乃杀人者，这种情况在宗教历史上并不罕见。人为何要讲道德呢？萨德作为囚犯的第一步，就是跳到最极端的结论。如果上帝杀害和否定人类，那么没有什么能阻止一个人否定和杀害他的同类。这种过激的挑战一点也不像在他1782年的《对话》中还能看到的平和的否定。一个宣称“我一无所有，我一无所予”，并认为“善与恶在坟墓里是没有区别”的人，是既不快乐也不平和的。萨德认为，他之所以“不能宽恕人类”的唯一一点，是后者关于上帝的概念。“宽恕”这个词在这个大谈折磨的作家笔下显得相当奇怪。但他不能宽恕自己的，正是他对世界绝望的看法与囚犯的处境所绝对反驳的那种思想。双重的反抗此后指引着他的理智：反抗社会秩序和反抗他自己。由于这两种反抗在一个受迫害者的动荡的思维中是互相矛盾的，所以他的理智始终是模棱两可或者合理的，这要看人们是在逻辑的角度还是在同情的努力中研究他。

他之所以否定人和道德是因为上帝否定他们。但他在否定上帝的同时，又把上帝当作他的同盟和担保人。为什么呢？这来自一个因为对人类的仇恨而被判决到监狱大墙内生活的人身上最强的本能：性的本能。这本能是什么？一方面，它是自然的呼喊；另一方面，它又是为了达到对他人的完全占有，而不惜以后者的毁灭为代价的盲目力量。萨德以自然的名义否定上帝，并且让自然成为一种毁灭力量。对他来说，自然是性；他的逻辑把他引导到了一个没有法律的世界，那里唯一的主宰是欲念的没有节制的能量。这是他狂热的王国，他在其中找到他最好的表达方式：“同我们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欲望相比，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又算得上什么！”萨德笔下的英雄们指出人的本性需要罪恶，它必须毁灭才能创造，人们毁灭了自己就会帮助它创造。这冗长的推论的目的，仅在于为囚徒萨德建立绝对的自由，他极不公平地遭到压制，于是渴望毁灭一切的爆炸。在这个方面，他逆着他时代的潮流：他要的自由不是原则的自由，而是本能的自由。

萨德很可能梦想过一个普遍的共和国，他通过一个睿智的改革者——扎美，为我们展现了这个共和国的轮廓。他向我们揭示了反抗的目标之一是解放全世界，因为随着行动的加速，反抗会越来越不愿受到限制。但萨德自身的一切却同这虔诚的梦想相矛盾。他不是人类的朋友，他憎恨慈善家。他所谈的平等有时只是一个数学概念：人与物体是同等的，受害者也有可耻的平等。一个放纵到底的人必须是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人，他真正的完满在于仇恨。萨德的共和国不是建立在自由之上，而是建立在放荡之上的。“正义，”这个奇特的民主人士写道，“并无真实的存在。它是所有欲望的神化。”(www.guayunfan.com)没有什么比他《闺房哲学》中那篇著名的短文更能揭示这点的了。多尔曼瑟读的这篇短文有个令人好奇的标题：“法国人，要当共和国民，还需再加努力。”皮尔·卡娄索斯基非常重视它，而他的重视是正确的，因为这篇短文向革命者们揭示了他们的共和国是建筑在杀死受权于神的国王这个事实上的。当他们在1793年1月21日把“上帝”送上断头台时，也永远剥夺了自己禁止犯罪和贬斥罪恶本性的权利。君主体制本身保证上帝的概念，而这个上帝正是立法者。对于孤独地屹立在那里的共和国来说，它的道德准则也应是不受宗教戒律束缚的。卡娄索斯基认为，萨德有一种深深亵渎宗教的感情，他所得出的结论也来自这种准宗教式的恐惧。这种看法的正确性是值得怀疑的。萨德更可能是首先得出这些结论，然后才想出理由来论证他对当时政府所要求准许的品行是合理的。欲望的逻辑推翻了传统的理性，把结论置于前提之上。为了弄清这一点，只需看一下萨德一系列绝妙的诡辩，通过这些诡辩，他在这一短文中说明了诽谤、偷窃和谋杀是正当的，并认为新的体制应该容忍这些行为。

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是最深刻的。他以对他那个时代来说非凡的判断力，抛弃了人们设定的自由和德善的联系。自由是不能容忍限制的，尤其当它是一个囚犯的梦想的时候。自由是罪恶，否则它就不再是自由。在这一根本观点上，萨德从来没有变动过。这个除了相互矛盾就再没宣扬过什么的人，仅当他谈论死刑的时候达到一致性——而且是最绝对的一致性。作为一个各种不可思议的死刑方式的业余爱好者，一个性犯罪的理论家，他永远不能忍受合法的罪行。“国家把我投进监狱，在眼皮下执行的断头刑，这些给我带来的痛苦百倍地超过可以想象的巴士底狱。”他从这样的恐惧中得到力量，能在恐怖时期公开表现温和，并且慷慨地为岳母进行干预，尽管他的岳母曾使他进过巴士底狱。几年后，诺地尔也许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总结了萨德顽强捍卫的立场：“在欲望的冲动下杀死一个人是可以理解的。让他被另一个人在冷静和严肃地深思后，以履行高尚职责为借口而杀掉，却是不可理解的。”这里我们看到萨德思想的开端，这个思想还要被他再进一步发展：杀人者应以他自己的生命偿还。我们明白了，萨德比起我们当代人更道德。

——《反抗者·一个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