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宋朝，你不得不知道的事,历史上的宋朝是怎样的？

把军权、政权、财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皇帝手中，这是宋朝统治者因势利导的必然选择，同时又存在着无法克服的...

宋朝是比以往几个统一王朝更注重中央集权的朝代。宋太祖、宋太宗两任君主，对于唐末五代的藩镇之祸亲身体验，非常警惕。所以，建国之初，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把军权、政权、财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皇帝手中。这些措施在整个宋朝代代相传，被称为“祖宗家法”。这是宋代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也是具有明达卓识的宋朝奠基者们，在封建社会转型时期一种因势利导的必然选择，对于巩固宋朝的统一，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和抵御外来侵扰，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些军政措施，同时又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而且越到后来越加严重。

在军权集中方面，公元961年，宋太祖即皇帝位的第二年，便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上演了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一幕。当时太祖亲设宴席，邀请手握重兵，并有拥戴、开国之功的石守信、王审琦等前来欢聚，席间觥筹交错，开怀畅饮，欢声笑语不断。太祖乘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谕各位将军放弃兵权，多买良田美宅，多置歌儿舞女，尽情享受人生，终其天年。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除了心头大患。从此，把军队交由文臣统率，又立“更戍法”，士兵经常轮换驻防，终年往来道途，致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这些举措，虽然成功地杜绝了武人拥兵自重、跋扈割据的局面，却又造成军队训练不良、战斗力薄弱的严重弊端。

在政权集中方面，则以“分化事权”、“互相牵制”为其主要手段。无论在朝廷，还是在地方，都有一套严密的办法来控制官员的权力，使他们不能不小心谨慎，恪守本职。即以地方行政的配置而言，宋朝派遣文人担任地方长官，既设知州（州府长官），又置通判（州府副长官）。通判虽属副职，但由朝廷选派京官担任，有权直接向皇帝奏事，可说是朝廷安插在地方起监督之职的一只眼睛。一切公事应由通判与知州共同处置，从而使通判知州互相牵制，避免专权擅任、尾大不掉。然而，这种制度又产生了一系列的流弊。两套人员的设置安排，致使官僚机构庞大臃肿；知州与通判经常发生摩擦，又将大量的时间精力用于内耗，造成官府的无能、低效。欧阳修《归田录》中就曾记载了这样一个笑话：有个叫钱昆的杭州人，平生最爱吃螃蟹，在朝任职时，他曾要求到地方上去担任知州，有人问他愿意去哪里，他回答道：只要是有螃蟹无通判的地方就行。平生最爱的事物的对立面自然就是平生最恨的事物，可见当时一般说来，知州与通判之间确实形同冰炭，两不相容。

在财权集中方面，规定地方财赋绝大多数上交中央，刺激了上层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挥霍享乐。宋朝优待百官，官吏俸禄极高，一般士大夫之家都有蓄养歌妓的风气。著名词人、太平宰相晏殊就以生活的艺术化、精致化而著称。他家“未尝一日不饮宴”（宋·叶梦得《避暑录话》），他那些带着淡淡忧伤的美丽歌词，就是在“一曲歌词酒一杯”（晏殊《浣溪沙》）的优雅闲适的氛围中写出来的。在民间有一出影响深远的戏文《破窑记》，它的主人公原型就是宋朝名相吕蒙正。然而，正是这位出身贫寒的吕蒙正。一朝高中，登上宰相之位后，每天光是喝一碗鲜美的鸡舌汤，就要杀上百只鸡。所谓“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到宋仁宗时，国库空虚，“唯存空簿”（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这使固有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化，出现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开国不过三十多年，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的农民起义，人数达数十万，就是突出的例证。重于“安内”而疏于“攘外”的基本国策，又使宋朝成为我国历史上统一王朝中最缺乏抵御外来侵扰能力的软弱王朝。在宋初，它就处在契丹族的辽政权、党项族的西夏政权的侵扰和威胁之中（以后又有女真族的金政权，蒙古族的元政权，直到宋亡）。为了换得暂时的和平，宋朝每年向辽、夏输纳大量“岁币”（银、绢），又给财政造成沉重负担。(www.guayunfan.com)正是在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要求缓和危机，革除弊政的社会思潮日益高涨。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全国军事机关的副长官），实行改革，号为“庆历新政”。但事隔不久，就因保守派的反对而失败，范仲淹、富弼罢职，韩琦被迫出赴外任。“庆历新政”的失败更促使社会矛盾的急剧发展。到宋神宗继位时，国家形势已经非常严峻。每年向西夏输纳银七万两，绢五千匹，茶三万斤，向辽国输纳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仍然买不来西北边境的安宁。和不成，战又不可，国家贫弱，民不聊生，内忧外患迫在眉睫。新的改革浪潮在士大夫中蓬蓬勃勃地酝酿着，仿佛地下奔腾汹涌的岩浆，只等着一个突破口的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