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很茫然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我真的很茫然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我真的很茫然

李文泉

我毕业以后又进了伪满洲国大同学院。大同学院是培养高级官吏的学府，学习一年，毕业出来就马上当官。我毕业以后直接到齐齐哈尔法院当书记官。我们毕业以后发生了“一二·三○”事件，也就是1941年12月30日那天，日本逮捕了大批的反满抗日的学生。伪满各地的司法机关将他们怀疑是反满抗日的人进行大逮捕，当时他们的拘捕完全没有根据，他们对不信服他们殖民统治的人就给扣上反满抗日的帽子。当时每天都可以听到某某人被逮捕了，某某人被枪毙了。但是我们反满抗日的情绪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增长了。反满抗日的青年学生们就是想方设法地去破坏他们残酷的法西斯主义的统治。我当时也是参加了反满抗日，幸亏有同学及时通风报信，所以我就没有被捕而是得以逃脱。

当时我单独一个人连夜就跑了出来，家也不敢回。我从齐齐哈尔不敢直接上山海关，那里的军警特别多。于是我先跑到承德，找到一位姓郭的友人请他帮助。他将我送到古北口，又将我送到开往北平（北京市）的火车上，然后托付给他熟悉的人给我关照，就这样我得以一路顺利地到达北平。

在逃亡之前我真的觉得很悲伤、很茫然。我的家、我的祖国到底在哪里呢？在那时是受日寇的统治，我就只有悲观和失望的心情，常常想着这样的日子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我当时一直不解的是，为何当时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时候，我们竟然不抵抗，将东北拱手送给了日本呢？这些问题不断地在我的脑海里徘徊，我总期盼着能够早日解救东北，把日寇赶出去，让我们能够重见天日，脱离苦海。我那时的心情十分复杂，也十分痛恨日寇。(www.guayunfan.com)张学良题写书名的《国难痛史》（陈觉编著）

我到了北平以后，虽然逃离了虎口，但也是很盲目的，没有亲戚朋友，实在很茫然。也希望能够参加抗日的斗争，就是牺牲了也不足为惜。不过当时还是有个疑惑，就是祖国究竟在哪里？流亡到北平后最困惑的就是这件事。当时的北平很繁华，处处歌舞升平的景象，完全不像打仗的样子，一点都感受不到被侵占的气氛。我当时对于祖国的概念是很模糊的，在那样混乱的局势中也只能苟延残喘地活着了。不过我只身一人逃亡出来，身无分文，也是很无奈和辛苦的。当时我对国民党的概念比较深刻，那时认为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就是祖国。我曾经想过继续往前走去重庆，但是路途茫茫，困难重重，还是得过且过、随遇而安吧！

不过我这一跑，我在东北的家人就遭殃了。日本人到我家大肆搜查，硬逼着我家的老人供出我的下落，要不然就要把我父亲逮捕入狱。就在这时，在吉林市的伪满第三军管区军法处有一个我过去的同学姓张，他知道了我的情况后，就想尽办法维护我的家人，也协助我父亲和爱人逃出了伪满国境，尔后他们也辗转到了北平。

我当时正好投奔了北京的吉林会馆，那里有很多老乡给了我很多帮助。由于张同学的帮助，我与父亲和爱人得以在北京团聚了。不过我母亲还留在吉林。之后我们在北京一个姓蒋的同学的大院里落户了。

天津南开学校高中一年级学生王万福的作文：《同学们关于时局的议论》（1935年）

1944年秋，我爱人不幸患了乳疮，腿也肿得流脓，当时可真是祸不单行。我找了学医的同学将爱人送到同仁医院接受乳疮手术，不过她还有着腿瘘的毛病，由于爱人有病我们哪儿也走不了，就在北平待下了，一待就是一年。我妻子数月卧床，岳母因为牵挂，费尽周折来到北平探视，当时我的同学好友李超也从绥远来到北平看望。

有一天，李超提出陪老太太到东安市场去买东西，于是我和李超陪老太太抱着我两岁多的儿子同去东安市场逛了一圈，在王府井北口西拐一个汽车站等车。当时北平公共汽车有些路线已被日本企业所垄断，汽车上的售票员和站口负责人都是日本人。因为当时炎热，为了避免孩子被太阳晒着便打了个伞。待汽车来了准备上车时，汽车售票员喊快上，我正收伞准备上车，那个售票员嫌慢了，就用日语大喊嚷嚷着骂人。我听到顿时火往上冲，就指责他对乘客这样无理:“你没看正在收伞吗？没一点礼貌，就开口骂人，这是中国境界，不容你横行霸道。”他还是骂骂咧咧没完，我当时就跟李超示意让他坐三轮车送老太太抱着孩子回家，我准备和他们斗。我把那个小子扯下车，就一阵左右拳，打得那小子往站房跑。站房是临时搭的木板房，内有办公桌椅和电话等，站房有一日本负责人在屋里。我也跟着跑进屋就和那个日本人讲理，我简单说了当时情况，说那小子对乘客无理，骂人，要求他赔礼道歉，不料那个日本人态度更加蛮横不讲理，暴露出日本侵略者的凶残面目。他一边骂一边扯我衣服，我从容地抓着他就狠狠地把他打倒，砸乱了屋里的东西，然后跳出屋外。这时屋外也有几个日本人等着，我一跳出屋去一个日本人就把我拦腰抱住，另外几个人挥拳打我。我左右甩也没甩开，这时我用双手使劲用力把他胳膊挫扭，才把他扭开摔倒，然后左右抵挡他们三四个人，周边已围着许多人观看，有人喊“日本人打中国人了……”这时一辆三轮车师傅突然跑过来对我说“快上车”，我当即跳上他的车，他蹬起车左拐右拐穿进几条胡同。这时听到远处警笛声，我们迅速地离开了是非之地。他一直把我送到西四，我给他钱他也不要，他说:“不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中国人就没有好日子过。小伙子，你是好样的，和他们讲理可没理可讲，我还没见过一个中国人敢和日本人打斗呢，以后你要多加小心。”然后我拜谢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