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学与老师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我的同学与老师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我的同学与老师

赵明

赵明，曾用名赵普琳、赵今是，汉族，1919年8月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31年夏考入东北第二交通中学；1932年冬随马占山抗日义勇军部队家眷撤至苏联境内；1933年2月回到北平（北京），考入北平知行中学；1934年3月，考入流亡到北平的东北中山中学，后随校流亡到南京郊区、芜湖、安庆、武汉、长沙、永丰；1938年9月入迪化（乌鲁木齐市）新疆学院学习；1941 年1月分配到“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总会”训练科，兼任《新疆青年》《新疆文艺月刊》编委；1942年3月12日—1944年9月因盛世才叛变被捕入狱；1944年10月创立“新疆共产主义同盟”，出版秘密刊物《战斗》；1946年秋回到沈阳做地下工作；1950年起，在国家公安部先后任副处长、宣传部副部长兼群众出版社副总编辑、一局副局长。1984年离休后专门从事写作。

我的父、兄先是在家种田，后来父亲被他的一个姨表弟，在黑龙江省步兵第二旅第四团当团长的吴德林拉去当军需官。哥哥不久也考入了东北讲武堂黑龙江分校学军事。我在农村长大。1931年夏高小毕业，考入东北第二交通中学。九一八事变后，我回到满洲家里，跟一位俄文女教师学俄文。

马占山通电抗日

1932年冬东北抗日义勇军马占山、苏炳文抗日相继失败，率部队及眷属退到苏联，我全家也在内。1933年2月，苏联开始遣送部分人员回国。我哥哥赵普源随部队去了新疆，我父亲带领大部分义勇军家属经海参崴到了北平。我因患猩红热病住院，出院后，住进吴德林家，随高级将领家眷，经海参崴到了上海。不几天传来父亲病故的消息。吴婶给了我一块现大洋，打发我 坐难民船来到了北平。这时我母亲已带弟弟妹妹回到了沈阳老家。我不愿回东北当亡国奴，找到了我一个叔叔，求他收留了我。正好接待义勇军眷属的“全国抗日后援会”结束前发放结余的抗日捐款，我拿到了给我全家的几十元钱，考入北平知行中学，跳班读初中二年级。1934年3月，我又考入了专门收容东北流亡学生的国立东北中山中学。

在江桥抗战中牺牲的马占山军队士兵（1931年11月）

排尾剩下我们八个

1934年3月26日,专门招考东北流亡学生的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在北平成立了。我报考初中二年级，被录取了。到北新桥本校报到后，便把行李随便搬进一个宿舍的空位住下。

一个晴朗的下午，全体同学在大操场上集合，男女生各按班次按个头排成一字长蛇阵，在训育员马希麟、程国士指挥下，统一调配宿舍。我们初二班男女生共四十个人，站在排头的高个男同学被带走了，排尾剩下我们八个矮个子，被带到南、东、北三排平房当中的两间通屋，与高中预留班的四个大同学合在一起住了下来。按铺位次序，从东到西住的是孟昭贤、李英春、石作诗、金亦民、郭恩大、我（赵普琳）、金世琳、吴天威，接下去是高预班的张文友、史学铭、李兴强等四人。

孟昭贤，细高挑，枣核脸，虽然出生在东北，却操一口天津腔，爱讲故事，常说:“二哥，吃了吗?没吃，家吃去！”我们称他为“孟二爷”。

李英春，四方脸，黄白面皮，性格开朗，最爱说，最随和，喜欢文学，与同样酷爱文学的高预班的张文友最谈得来。“普罗文学”一词，我就是从他俩谈话中第一次听到的。他已经结婚，妻子叫关金琦，留在东北家里，他常在我们面前谈到她。

石作诗，身材粗壮匀称，可惜生过天花，破坏了他原本美好的相貌。我们都管他叫“石麻子”。他不怎么言笑，都是我们挑逗他，他急了，就挥挥拳头。

金亦民，腰粗臂圆，脸色红黑，嘴唇厚厚，死抠书本，尤重数理。有一次周六改善伙食，吃馒头炖肉，他—次吃了十二个馒头，因此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十二抠”。

郭恩大，即诗人郭小川，四方脸，黄白面皮，亮亮的大眼睛，宽阔的嘴唇，显得很憨厚。因他曾在蒙藏学校上过学，我们就给他起个外号叫“老蒙古”。我们常和他开玩笑，有时逗急了，他气得甚至会流下眼泪。他喜欢看文学书，写作文，一写也是好几篇。

金世琳，长瓜脸，面色红润，身材直秀，梳着小分头，长长的睫毛，一闪一闪的，显得非常聪颖。课堂学习，不怎么费力，成绩却在全班的前列。他思想活跃，兴趣广泛，喜欢读小说，看电影，喜欢打篮球，打乒乓球，滑冰，吹口琴，照相。我俩经常在一起，受 他的影响，他的爱好也成了我的爱好，连写字也学他的笔体。我们管他叫“金格斯”。

吴天威，是我们八个中最小的一个，长得俊俏，面色白皙，因此我们管他叫“小白”。他不怎么用功，学习成绩一般，但他什么都不服输，有时吹个小牛，说个瞎话，孩子气最足。他后来留学美国学历史，在美国一个州的大学当教授，退休后倡导在美国建立日本浩劫展览馆。

我们八个人成天混在一起，说笑、打闹、玩耍，没个闲时。晚上熄灯后，还是说笑不停，常常遭到来查宿舍的训育员马希麟和程国士先生的训斥。我们给马希麟先生起外号叫“马大眼”，因为他眼睛长得特别大；给程国士先生起外号叫“程六指”，因为他的右手多长了一个手指头。他们来查宿舍时有谁听到脚步声，就叫一声:“程六指来了！”屋里立时鸦雀无声。他们一走，我们就又说笑起来。两位训育员拿我们没办法。

挨着我们宿舍的西山墙，有一棵杏树。树下摆的一张乒乓球台成了我们的角逐场所，一下课就争先恐后地跑了去抢头拍。我们经常打擂台，输了的就爬上杏树摘杏子给大家吃。常常是从青杏刚有了点甜酸味就开始摘，一直摘到枝头再也找不见一颗果实。整个果期，就没见到过一枚成熟的杏子。打乒乓、摘青杏，争得先的是金亦民、郭恩大，我和金世琳、吴天威三个小个子，孟昭贤、李英春、石作诗三个大个子，劲头儿不怎么大。

东北中山中学招生简章（1935年1月）

除了打乒乓球，我们最喜欢打篮球。每天下午，课外和晚饭后都要打上三两个钟头，由校队成员吕作华带头。后来我们还组织了一个篮球队，吸收闫漱波（新中国成立后任建设部部长）参加，他打中锋，金亦民、郭恩大打后卫，金世琳和我打前锋，吴天威做替补，吕作华做指导。讨论球队名称时，金世琳提出叫“剪影”，大家都表示同意。于是每个人买了一件新背心，请裁缝铺给扎上了字。于是“剪影”两个字便在球场上飞动起来。经过一段练习，我们开始向其他球队叫阵，但是我们敢于对擂的只是比我们年级低的初三、四、五、六、七班的球队，有输有赢；更经常的是和王海雯、刘懿华、叶碧深、王白芳、徐中林等人组成的女队赛，在她们身边蹿来蹿去，每场稳操胜券。

东北中山中学档案之一

东北中山中学档案之二

暑天，每天晚上 下自习后，我们相邀到大操场上跑五千米，有的光脚跑，有的穿钉子鞋，四百米一圈，跑下来十三圈，浑身大汗淋漓。操场西北角有个自来水龙头，我们站成半圆形，由一个人把着水龙头用手把水逼成一个扇面，均匀地射到每个人身上。大家欢叫着冲上十分钟，然后换上裤衩，裹上被罩，有的躺在操场平台上，有的躺在草地上，一觉睡到天亮。

在中山中学时代的体育锻炼，为我们的身体健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一生坐过四次近十年监牢，到现在仍然很健康，没有什么大毛病，与当年的锻炼分不开。

中山中学虽属新办学校，但图书馆藏书却很丰富，堪与现在的中学相媲美。开办时的图书馆负责人颇具慧眼，采购的图书质量很高。有一整套《万有文库》，有《电子论》等先进科学技术图书，文学书尤其丰富，古今中外、各个流派的名著都有。郑振铎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也有。李英春、郭恩大、金世琳和我都爱读文学作品，常去翻阅。那时读书不知选择，碰上什么感到新奇，就借来读。我能记起的就有鲁迅、茅盾的短篇小说，老舍的《洋博士》，沈从文关于湘西风土人情的小说，高尔基的短篇小说，印度泰戈尔的《新月集》，美国作家奥尔科特的《小妇人》，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日本谷奇润一郎的长篇小说，西班牙阿德林的散文，俄国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等等。当时读了并不怎么理解，有时感到某个情节有趣，就挑出来当众嚷嚷几句。很难说得到很大益处，但从一个人的精神成长过程来看，又不能说没有受到一点儿影响。

中山中学北平西校“吼队”篮球队（1936 年10月6日）

每个星期一，全校师生要在大操场集合，举行“总理纪念周”，请一位先生上台讲话，讲时事政治，讲“打回老家去”，讲读书救国，讲“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讲的时间一长了，我们就不大注意听了，相对却对讲话人的语调、姿态、说话特点注意捕捉。西校有个桑先生，他讲话的开场白非常别致，至今难忘。他一登上讲台，一开口就说“唉，我今天上了台，唉，我上台又后悔，唉，我不该上台，下又下不了”，然后才入正题。有时学校也请外边人来校讲演。我记得师范大学有位教授，身材高大粗壮，穿深色西服，戴着黄色盔帽，来校讲演不止一次。他讲了些什么，至今一点印象也没有。却记得他在讲话中常用卷舌音说“如果是”，我和金世琳就在下面数，看他一场讲演说多少个“如果是”。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我们都不自觉地被卷进了洪流之中，参加了“一二·一六”示威大游行，到前门五牌楼时，军队开进来，把队伍打散了。接着我们开始了罢课罢考。1936年我们又参加“六一三”大示威游行，但没到鼓楼又被警察打散了。这期间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成了我们手中流传的读物。国文老师李湘黛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讲了创刊词《我们的灯塔》，使我们对民族危机的认识，对救亡图存的迫切性，对学生运动的理解，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之后，茅盾翻译的弱小民族的作品《桃园》、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也在我们手中流传开来。

在罢课期间除了读报刊、读课外书，打篮球、乒乓球外，我们还跑到什刹海学溜冰。闫漱波是个电影迷，常邀上金世琳去看电影。这时上演的影片有胡蝶主演的《姊妹花》，阮玲玉主演的《神女》，王人美主演的《渔光曲》，还有《桃李劫》《新女性》《大路》等进步影片。他们回来就给我们讲有趣的情节。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也去看了苏联影片《人生大道》《夏伯阳》，都是在星期天步行到八面槽，花一角钱在“真光电影院”看早场。

李英春思想进步快，接受新鲜事物快。罢课期间他参加了学联组织的南下宣传团，被阻截回来后，给我们讲了他们的宣传活动和沿途见闻，使我们开了眼界。

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华北形势愈加危急，中山中学决定南迁。我们八个人发生了很大变化。郭恩大与闫漱波考入了东北大学，金亦民、金世琳和我随学校迁到南京板桥镇，孟昭贤、石作诗、吴天威留在了北平。我们少年时代滚爬在一起最值得留念的生活结束了。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同学们各奔东西，希望得知每个人的消息就更加渺茫了。

怀念吴宗涵老师

1936年初春，我们初中第二班四十来个同学未经考试，全部转入了高中第十一班。在第一次上数学课时，我们突然发现走上讲台来的，已不是胖胖的身穿长袍的最熟识的“冯几何”了，而是身材高高的，穿一套青色西服、目光炯炯、面孔严肃的“吴几何”——吴宗涵老师。此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便开始跟他学习用英文术语“plus”“minus”“equalto”等等讲解的大代数和解析几何了。

吴宗涵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受过五四运动的熏陶，有着炽热的爱国心和深厚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个性刚正不阿，是非分明。在北京大学毕业前，他就曾与同乡同学郭雨冬等三人，回到吉林省宾县老家，找县长提出改革教育的主张，在他们三个理直气壮的说服下，这位比较开明的县长接受了他们的意见，把思想保守的县教育局长撤了下来，由他的一位同学接任了。九一八事变前他多年在吉林永吉第五中学任教。日寇占领了吉林之后，派了一个日本人到吴老师执教的永吉第五中学做学监，专事取缔抗日分子，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在激愤之下，吴老师带着儿子吴光磊、侄儿吴白纯，于1934年春离开家乡，来到北平，应聘到中山中学做数学教员。

吴老师讲课认真负责，不苟言笑。为了便于学生在较短时间内系统掌握数学的基本知识，他曾根据自己精湛的专业学识和多年的教学经验，把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编写成一套新的数学教材，从事他极力主张的教学改革。在两年多时间内，为我们打下了良好的数学基础。

然而吴老师对学生的教育和影响，不只是在数学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思想品德、做人方面，他是身教胜于言教。

1936年深秋，日寇加紧侵华，华北危急，中山中学南迁。列车开到南京后，在尧化门车站停车两三天，等候转轨到江南铁路，去南京四十里外的板桥镇。这时同学和教职员工们三三两两进城，参观报纸上吹嘘已久的“首都建设新气象”。

列车开到板桥镇后，我们纷纷从行李车上卸下行李，雇上挑夫，手提零碎东西沿着乡间小路走了二三里路，到了新建的简易校舍，按已分配好的宿舍搬了进去。

这次搬运行李我是与吴宗涵老师和车启霖校医（兼卫生课的老师）走在一起的。行李安顿好后，已到吃中午饭的时候了。可是学校没有来得及准备好伙食，我就随同吴老师、车老师一起走到镇上，找上一家小饭馆吃锅面。我们边吃边说，不由得谈起在南京看到的“首都建设新气象”来。车老师对中山陵、明故宫、中山大马路赞不绝口，对花牌楼、新街口一带的大商场、大酒店、电影院的繁盛情景，也极为称道。吴老师默默听着，一言不发。等车老师述说完了，吴老师以轻蔑的口吻说了一句:“你没看到光光的大马路两旁接连不断竖立的大广告牌子后面，遮挡的都是什么吗?一座座破烂不堪的草房子！”车老师哑然了。我当时却感受到一次切实的生动的思想教育。从此，看问题多了一个心眼儿:看正面，也要看反面；看表面，也要看实质。对吴老师认真、求实、坦诚的性格也开始有所了解。

我们高十一班住的宿舍，就在吴老师宿舍的前排，右边离校办公室很近。1937年夏，我们高年级学生刚从南京孝陵卫大中学生集中军事训练回来。一天我看到吴宗涵老师和王宇章校长吵了起来。

中山中学开办时，校长是李锡恩，曾留学德国，学哲学的，九一八事变前任吉林大学校长，“学者治校”，比较开明。训育主任是王宇章，军人出身，老国民党员，来校前任中央军校炮兵教官。对学生非常严厉，很少见到他有笑容，还动手打过学生，从思想到行动，都给人以“法西斯”的感觉。学校南迁，李锡恩调任东北教育救济处处长，由王宇章接任了校长。“军人治校”比较粗暴、守旧。他是东北人，出于浓厚的乡土观念，他内心也是很爱护东北子弟的。但他是站在国民党立场上来爱护的。我们学校是处在国民党江宁县党部的监视之下的，连我们唱“流亡三部曲”都遭到县党部的非议。“双十二事件”后，东北人在关内处境更加困难，常常听到“张学良王八蛋，东北人不是好人”的诟骂。在我们去受集中军事训练前的一天，王校长把全体师生召集到大礼堂，听他训话，主旨是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劝导大家集体加入国民党。吴宗涵老师出于对国民党反动政策的反感，对民族危亡的忧愤，与王校长意见不合。

南京陷落前，中山中学全校经过芜湖、安庆、武汉、长沙，撤退到了湖南湘乡永丰镇。这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已经发表声明，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在武汉时，我们停留了半个来月，读到了街头上到处热卖的《新华日报》《毛泽东传》《朱德传》和《西北印象记》等革命书刊，我的思想逐渐觉醒。到永丰后，我又读到陕北同学的来信，决心到陕北去参加革命。于是，我正式打了报告，退了学。那时我还年轻，未满十八岁，没有什么社会经验。手头上只有到武汉的车票钱，打算到武汉再找一个老乡长向他借去陕北的路费。可是到了武汉见了老乡长，他刚从陕北参观回来，他劝阻我，要我学成再去。我不得不拿上他给的一些钱又回到永丰镇。因为我已退了学，学校不收留我，要入学还得重新经过考试重新录取。没办法，我找了吴宗涵老师。他毫不犹豫地在他自己房间里给我搭了一个板床，把我安顿下来。从此我和吴光磊也经常接触。

在和吴老师相处的这些日子里，他语重心长地开导我说:“中国政治太腐败了。在中国现实的情况下，你学理工科，对国家民族没有多大用处。中国现在最缺乏的是政治人才，把国家治理好了，走上正轨才能谈到发展工业、发展经济和文化。”

他取出一大柳条包书，说是我们的英文老师贾丽南先生离校时留下来的。贾老师大革命时期是老国民党员，在课堂上曾给我们讲过他的经历，他在年轻时做过革命工作，把秘密文件藏在胸间，心里像怀揣小兔子一样，嘣嘣乱跳。

我打开柳条包来看，里面尽是中外进步书刊。有中国当代革命作家柔石、殷夫、丁玲、何其芳、艾青等人的著作，有苏联高尔基等大作家的著作，还有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文件，上面有拉狄克代表苏联共产党中央向大会致的献词，有高尔基在大会上做的报告。包内还有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苏联女外交家柯仑寿的《新妇女论》、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一类社会科学书。我于是整天埋头读了起来。

吴老师有时还给我讲讲辩证法。可见他老人家继承五四运动的爱国、科学、民主精神，中途不辍，在继续前进。新中国成立后他一度在广州任教，广州市委组织高校教师学习马列主义时，曾让他起带头作用。

这次在永丰璜壁堂与吴老师邂逅，对我一生来说，是一个转折点。我原来对无线电工程非常感兴趣，在高中二年级分科时，我学的是理科。这次我重新报考时，听吴老师的话改学文科，把我原来的名字赵普琳改成赵今是，标志着我思想的新觉醒。

不久，吴老师终因看不惯王宇章校长的思想作风，辞了中山中学的教职，到河南边境鸡公山、张学良将军办的东北中学去任教了。而我，到暑期也第二次离开中山中学，到祖国大西北去寻求革命的道路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