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的东北中学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流亡的东北中学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流亡的东北中学

郎人骏

郎人骏，曾用名郎人俊，满族，1921年9月26日出生，辽宁省开原县人。1931—1934年在齐齐哈尔龙江（华北）中学附小读高小至初一；1934—1935年在开原县中学读初一；1935年7月—1940年9月考入北平东北中学，从初一读到高二上学期；1940年10月—1941年2月在重庆上海商场任收款员，在《新蜀报》任助理员，在中央大学会计室任书记；1941年2月—1941年7月在四川长寿县重属联立中学读高三；1941年8月—1942年7月在重庆建业公司油墨厂任助理员；1942年7月—1943年7月考入重庆江北县私立志达中学读高三至毕业；1943 年8月—1944年9月在重庆中央大学合作社任文书；1944年10月—1948年6月在东北大学法律系学习至毕业；1948年7月—1949年2月，在东北大学总务处任职员；1949年3月—1949年9月在北京华北大学学习，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1954年9月，在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任科员；1954年9月—1954年11月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任科员；1954年11月—1969年12月在辽宁省教育厅任科员、视导员；1969年12月—1971年1月在辽宁省昌图县泉头公社插队落户；1971年1月—1978年2月在泉头公社中学工作；1978年2月—1979年8月在辽宁教育学院函授部任秘书，197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8月—1984年10月在辽宁省教育厅业余教育处、师范教育处任干事；1984年10月离休后任辽宁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随东北中学流浪

我父亲早年从农业职业中学毕业，后进入商界在瞻榆县当烧锅经理。由于伯父乌云珠在黑龙江省府、河北省府当过科长、县长，搞了一些钱置了一些家产。父亲乃罢商去黑龙江管理家业。九一八事变前，我家的家业较大，在黑龙江有荒地，有房产，有街基。当时我祖父、叔父在开原，我父亲这支在齐齐哈尔，伯父他们在河北，家道较富裕。九一八事变后，家业逐渐被日寇没收，父乃携母及兄与侄女儿在克东县乡下自耕并出租一部分土地。我父亲为人很严厉，对待我们很不好，非打即骂，我很怕他。有时他去开原我就躲到黑龙江，他回齐齐哈尔，我就设法再去开原，因而使我的性格趋向于沉郁。(www.guayunfan.com)1935年夏，我随二嫂去北平，到在那里做事的二哥家里。当年夏天考入东北中学，该校于1935年冬天迁到河南鸡公山。

我七岁在开原入第三小学，后随母亲去齐齐哈尔。1933年在齐齐哈尔市华北中学附属小学毕业，并在该校念初中一年级。这一阶段是我七岁到十四岁。华北中学是天主教建立的学校，很多学生是天主教徒。我不信天主教，因为只有这所学校离我家最近，有六七里路。1934年我又回到开原，在开原县中学重念初中一年级。1935年夏，我随二嫂到北平找我二哥。当时我之所以离家去关内，主要有两个思想支配。一个是离开我父亲少挨一些打和骂；另一个是北平是很吸引人的地方，到北平念书比在关外好。年轻的小孩子，谁不愿出去走走呢？我到北平以后，就考入了东北中学。这个学校是为流亡的东北学生而设的。当时在北平的是分校，总校已迁到河南鸡公山。1935年秋，华北风云紧急，东北中学在北平的分校迁往河南鸡公山总校，我随校前往。七七抗战爆发后，学校于1937年迁往湖南邵阳桃花坪。是年秋，因长沙大火，日寇入侵湖南，学校又迁往四川自流井静宁寺。东北中学到静宁寺的时间是1938年夏末。我始终随学校流浪，直到1940年9月被学校开除。

国立东北大学证明书

东北中学在早些年是东北籍学生的学校，因而学校弥漫着“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的气氛。但正是由于它是东北的学校，东北的一些政客、官僚如齐铁生就处心积虑地谋夺它，作为自己垫脚的资本。但东北中学的多数学生在进步力量的领　导下，看清了这一点，不断地和这些恶棍及他们派到学校的校长、主任作斗争。在当时不仅东北中学如此，作为东北中学的兄弟学校东北中山中学也是处于这种状态。据我经历，东北中学从1935年到1940年秋发生过四次规模较大的学潮。一次是1935年冬，鸡公山为凛冽的风雪所包围的时候，发生学生驱逐教导主任魏益新（绰号魏大狗）的运动。这次学潮被称为“肖家岗事件”。当时校长是张学良，校务实际是由魏益新总揽。这次学潮时因我刚到鸡公山，年龄也较小，还弄不清学潮原因。主持和参加学潮的都是高中的同学，学生罢课时间较长，大同学都下了鸡公山，到武汉请愿，中途行到肖家岗折回。我们初中小同学都没有参加这次学潮。后来知道魏益新和国民党有关系，这次驱魏运动是带有进步意义的。另一次是1937年初，学校校长是孙宜民，他是一个深受学生欢迎的校长，但由于不和国民党、齐铁生有关系，所以无端地被解聘，换来国民党党棍、大烟鬼赵雨时和特务赵尺子。全校绝大多数学生在进步力量领导下激烈反对，拒绝他们入校。他们在鸡公山挂起了一个假校牌，成立一个伪东北中学，收买了少数坏学生摇旗呐喊。当时有许多同学激于义愤，结伙前去砸掉这块假校牌。当时赵雨时指使他雇用的校警鸣枪，没想到击中了他们聘请的一个语文教师，这个人后来因伤而死。校内同学均组织起来护校，我也参加过护校队站岗放哨。这个局面相持很久，国民党终于派来军队拥着赵雨时以武力接收了东北中学，但除极少数被他收买的坏学生外，绝大多数学生不屈从。当晚，下山大路均被军队封锁，大多数学生便分数路沿小路下山，相继乘火车到武汉，向在汉口的校董阎宝航、王惠波、卢乃庚等人请愿，要求驱逐赵雨时，另派好校长。我们住在武昌明月桥东北同乡会里。此后，赵雨时派人到武昌来收买学生，部分动摇的学生被收买回去，但多数同学坚持不走直至赶走了赵雨时，我们以胜利的姿态返回了鸡公山。这时赵雨时尚未离校，我们住在校外。翌日赵雨时扣留我们前往办交涉的代表杨魁（杨重野，后任新华社记者）。同学们马上就选出我和另几名同学为代表，并派我和高福洪（在辽西地区当教师）连夜乘车又去武汉，见到校董汇报情况，并坚持赵雨时必须离校，我们始能入校。这次学潮历经三个月，终于以赶走赵雨时而胜利结束。我们回校的那一天，校内同学举行盛大欢迎会，我代表同学在会上讲话。大意是赵雨时已被赶走，大家都是好同学，今后应好好团结、好好念书等等。新来的校长是马廷英，因为我在反赵运动中做了些工作，同学们选我担任学生会代表并成为学生会主席团委员之一。主席团中有校长、训育主任，另外有三四名是学生。这一段时间，学生会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没有为同学做多少事，学校也平静无事。

1937年三四月间，学校迁往湖南桃花坪。学校刚到桃花坪，由于物资困难，学校秩序也较乱，学生会形同解体。刚刚安定下来，就换来一个训育主任，名叫时志鸿，这个人是齐世英的妺夫。学生马上掀起反对时志鸿的斗争，开始罢课。但校长马廷英对学生驱逐时志鸿的运动不表态，不过问，整天关在屋子里从事地质学研究，他是有名的海洋与地质学者。我曾同其他同学代表找过他，请求他过问校事。这次学潮以时志鸿被赶走而胜利结束，在这次运动中，我虽亦站在斗争的行列中，但不是站在斗争的前端。

时志鸿被赶走后，学校又由于长沙大火，日寇进窥湖南而迁校四川自流井。此次迁校经湖南、贵州、四川三个省，走了八个月，1938年初夏到了自流井静宁寺。一到自流井即由王汉倬担任校长。东北中学自1939年至1942年被国民党解散。这一阶段的重要情况之一就是学校出现了以王焕彬为首的三青团组织。三青团于1939年末开始秘密活动，逐渐发展壮大并转为公开。当时学生自治会是在进步力量和训育主任徐公振（后任沈阳师范学院讲师）领导下团结广大同学开展了与三青团的斗争。我在学生自治会担任委员，当时斗争很激烈，三青团虽曾一度为进步力量所压制，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活动仍然很猖獗，先后逼走了很多进步同学，其中有些是我党的地下党员，进步老师徐公振也被解聘。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控制东北中学，国民党派来了党棍杨予秀替换王汉倬任校长。在杨入校的头一天，即在学生大会上宣布，撤销学生会，缴销会印，将自治会的会刊《东中之声》停刊。1940 年9月，我和徐克静（中共地下党员）也被开除。我们离校的头一天深夜，由我起草传单，缮写传单、标语后，第二天凌晨我们趁训育主任高青山还没有起床，闯进门去，打了高青山，逃至贡井上船去重庆。东北中学的进步学生运动虽然遭受一定的打击，但并未因此屈从，直至被国民党以武力解散这所学校。

这里需补充的是，1936年暑假，我从鸡公山回北平过暑假，恰好碰到了平津被日寇侵占，交通与内地隔断。当时我二哥让我留在北平念书，我不同意，一时却也无法走出北平。恰好我有一位姐姐，她叫董敬乔，是我伯母干姐妹的姑娘，当时在迁往南京的东北中山中学高中毕业回北平升大学，大学还没有发榜就发生事变了。她和她的一些同学都不愿在北平待下去，于是我就随着她从北平到天津乘船到青岛去济南转徐州、郑州回到河南鸡公山。当时这样走是有危险的，但我们除了在天津被日本鬼子拘留和搜查以外，还没有碰到其他的事。我们一起走的有我的同学王初民（王绍亭，锦州中学教导主任）、韩钟瑞（1939年左右考入国民党军校）、董敬乔（后考入西南联大教育系）。董敬乔在贵阳与一个姓张的结婚。张当时是贵阳省府的一个主任，光复后在沈阳当过合作金库襄理。在中学念书时，董曾在经济上接济过我，但不是经常的，钱数也很少。她经常给我写信，我在内地没有亲人，也拿她当自己的姐姐。她也确给我一些姐姐的温暖和爱。自从她结婚以后，我们就长时间断了联系。我做事和在大学阶段都与她断绝了联系，光复后在沈阳见过面。她在锦州女中教过书，后在沈阳竞选过国大代表，没有选上。沈阳解放后，他们跑到北平，我曾到她家串过门。以后虽然见过面，感情只是一般了。北平解放后不知她的去向。

在东北中学五年多的时间里，一般地说，我是和大多数同学站在一起的，是靠近进步力量的，敢于和反动势力作斗争，在学生会当过主席代表，在班里当过班长。在学生会的刊物上偶尔写过小短文，在《自贡日报》上写过两篇小说。记得有一篇题名《桥》，写东北游击队在桥下伏击日寇的故事。接触最密切的同学是袁乃宾（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四川德阳当语文教师），他是老好人，常常劝我好好念书，不赞成我参加学生活动，又在经济上帮助过我。

离开东北中学以后

离开东北中学以后我做了短时期的工作。由于升大学念头的驱使，我不愿工作，积极设法再念高中，以便取得高中毕业证书好考大学。这时恰好原东北中学老师吴宗涵（沈阳师范学院数学系教授）在长寿县重属联立中学教书，于是通过徐公振老师的说情，我于1941年3月左右入了这所中学。离开东北中学时我才在高中二年级上学期念了几天，但入这个学校却是高中三年级下学期，功课当然赶不上，尤其是数学。到7月毕业时，我也没有参加毕业考试，由于只念了三个月也没有取得学籍和毕业证书。这个学校绝大多数学生是四川籍，我住在吴老师的宿舍里，早去晚归，与同学多不熟悉。在这三个月期间，我曾得到徐老师的通知，回重庆一次，在重庆的东北同乡大会上申述东北中学处于恶势力的包围之中，呼吁东北父老不要忘记孩子等等。我的讲话内容事前曾经和徐老师、陈先舟（新中国成立后任沈阳市副市长）等人研究过。

离开重属联中后，我因为没有毕业证书不能报考大学，只好又做事。这时徐公振老师已走，他走时带我找到陈先舟，嘱咐陈照顾我。我就在他当总经理的建业公司油墨厂当了一年事务员。但我升高中上大学的念头没有打消，乃于1942年夏，见到私立志达中学招高三插班生，遂与徐克静一起考入念高中三年级。这所学校原来在天津，抗日战争后办学人跑到四川江北县，又以这个名字复校。校内大多数学生是四川人，我和徐克静是抱着得到毕业证书的目的而来的，所以这一年里我们用心读书。因为招高三插班生的学校是很少的，我们又考上了，这是取得高中毕业证书的一个绝好的机会。我们于1943年夏毕业，同时参加会考及格，得到了高中毕业证书。

在志达中学一年的学习生活里，有这样几件事:一个是和同班同学杨志辉、段斐办了一个墙报，叫《北风》，用来比喻疾驰有力，大概出了三期。内容多是小品、杂文或是一些无病呻吟的风花雪月。墙报主要是由我们三人写稿，徐克静只是偶尔写写。我们所以办这个刊物，主要是由于我们三个都比较爱好文艺。杨志辉是东北中学的一个同学，在东北中学时比我低二年。段斐也是流亡学生，他们也都是到志达中学找高中毕业证书以便报考大学而来的。一个是志达中学举行一次讲演比赛，我被推选代表我们班参加，获得讲演第一名。讲演的内容大概是在志达中学学习生活方面。临近学期末，我又和当时在讲演比赛的第二、三名，代表学校参加附近几个学校的讲演比赛，我没有被录取。和我一起参加讲演的那两个同学的名字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还有一件事，我参加志达中学的一个文艺团体叫“志达文艺社”。这个组织志达中学早就有，好多同学都参加了，平时也没有什么活动。临到毕业前不久，我还当选了一回干事，但也没有干过实际事。这个组织有一个徽章，我们都领到一个。图案是半张稿纸站着一个“打拍子”的人，圆形的，样子很美，我们都把它和校徽并排戴在胸前。在志达中学的一年里，我的基本态度是好好念书，少管事，少出事，以便取得毕业证书考大学。不过因为杨志辉是我中学同学，他常常在同学中宣传我在东北中学当过学生代表、主席等情况，又因为我们三人主办了墙报，所以被推选参加讲演和当选为文艺社干事。听说志达中学在1933年上半年闹过学潮，主要是四川籍同学之间群殴，后来又反对代理校长陈家琳，陈后来考取英文翻译离校。

1943年6月，我从志达中学毕业后回重庆，报考西南联合大学未被录取，经老师和同学介绍，到中央大学消费合作社当文书。1944年夏又报考东北大学，10月份去三台入校。离开东北中学以后的几年里，想上大学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我的思想情绪

我在初中读书时看了一些郁达夫、郭沫若、蒋光慈的作品，这些作品多以描写小资产阶级两性间失恋或怀念，从而流露对人生暗淡的情绪。这些情绪进一步感染了我的抑郁性格。我在东北中学读书多次迁校，辗转流浪，当时处处打败仗，国土日渐为日寇所占领。个人情况是经济极端困难，生活十分艰苦，又没有一个正常的学习秩序，而且北望家园相距万里，归期渺茫，因而感到前途无望，生活苦闷乏味，我时常低吟“生味萧条嚼蜡同”的诗句。在路经湖南晃县时，曾一度萌发厌世之念。在东北中学流浪到四川自流井后，学校反动势力抬头，进步势力与之坚决斗争。我虽然也参加了这些斗争，但在思想深处是厌烦这些斗争的。这时我爱读曼殊的《断江零雁记》，欣赏他身世飘零，人生暗淡的情绪。我也爱读屠格涅夫的《烟》，我赞赏他说的这一切都像烟一样的弥漫，烟一样的缥缈，烟一样的消失。我常常感到人生无常。我常低吟“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西东”。当我被东北中学开除后流落到重庆，为了生活我开始了小职员生涯。小职员收入微薄难以糊口，且要受尽白眼忍气呑声。小职员的生活使我接触社会的黑暗腐败，我看到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江山日小。我看到一方面纸醉金迷，极尽奢华糜烂；另一方面是啼哭号寒，贫无立锥之地。我也看到尔虞我诈，相互呑食排挤。这些现象使我感到这个社会无望，没有出路。这就进一步发展了我对人生暗淡萧瑟的情绪。在我的思想上逐渐形成四大皆空，对待生活我学会了冷热无情、得过且过、麻木不仁。但我毕竟不能轻生，即使是生味萧条，也还得生活下去。在东北大学学习期间，我接触了老庄的一些作品，我很容易地就感染了老子的清净无为、没世而无闻的思想。我也爱读李后主的词，陶醉在他那两性怀恋哀郁缠绵的意境中。我也爱读陶渊明的诗，欣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静、悠闲情趣，欣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淡泊、自在，向往真的有一个世外桃源，好避一避人事的纷纭。尽管外面的世界如水在沸腾，我的内心却万籁俱寂，有的是逍遥游。

东北中学沿革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不甘受日寇压迫立志抗日复土的东北各界爱国人士先后入关，在北平奉天会馆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从事抗日救亡、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的活动。不堪日寇奴役的东北青年，主要是大、中学校学生，也纷纷逃离家园，聚集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乃商请张学良将军决定成立东北学院，以接纳并教育东北青年，并借用北平市社会局在北平西单皮库胡同的仓库作为校址。之后，东北大学另觅校舍迁出，于1932年建立东北中学，将东北入关的中学学生按学历分编为初、高中共10个班，并聘请流亡入关的各中学教师分别担任各课教师。

东北中学是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报请张学良将军决定建立的，属于私立学校性质。学校设董事会，张学良将军亲任董事长兼校长，并指定王卓然为副董事长，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李孟兴、卢广绩、王化一、孙恩元为董事。学校内设教务处、训育处、总务处，由于学生全部住宿还设有舍务处。从1932年建校到1942年停办的10年中，先后担任校长的有张学良（兼）、王化一、孙恩元、马廷英、王汉倬、杨予秀。

1935年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何梅协定》，规定凡有抗日色彩的团体、学校一律撤出华北。以张学良将军为校长，高举“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旗帜的东北中学自然为日寇所不容，学校不得已于1935年南迁河南省鸡公山。

鸡公山地处河南省南端，毗邻湖北省。学校迁至鸡公山后，以北洋陆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修建的靳家大楼为校址。其楼以条石构筑，高居山巅，状极巍峨。并将大楼邻近的二所楼房改建为教室，同时还有部分学生以附近长年闲置的房舍为宿舍。鸡公山为避暑胜地，每届暑期居住在武汉的国民党高官显宦、巨商富贾以及外国洋人，多来此地避暑。入夏苍松翠柏，山花遍野，涧水潺潺，且无蚊虫袭扰；入冬则白雪皑皑，云海茫茫，奇峰尤如群帆，浮荡在茫茫云海之上，环境清幽，应该说是一个读书的好去处。

但在七七事变以后，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策动下，华北大好河山相继纳入日寇的势力范围。继而“八一三”上海抗战，南京陷落，国民党军队更是节节败退。安徽省的六安、溃川失守后，武汉告急。东北中学在鸡公山难以立足，不得不经武汉、过洞庭，于1938年夏末迁至湖南省邵阳的桃花坪。桃花坪这个名字很好听，但只是濒临资江的一个小小的村屯，根本容纳不下一所中学，学校只能购得两排民房权作校舍。农舍破旧，夏季只能遮风，不能挡雨；冬季因无柴炭取暖，全校师生均在寒风中食宿上课。且因房舍不敷应用，教室兼食堂，宿舍不能置床，只得席地而卧，学习、生活条件极差。

东北中学在桃花坪停留不足一年，又在“长沙大火”后继续西迁入川，并于1939年末到达川东自流井的静宁寺。

东北中学校刊第11、12期合刊刊登的高崇民文章《东北魂》（1934年9月28日）

此次学校西迁，全校师生备尝辛苦，历遭磨难。先是由桃花坪包乘小木船顺资江西下，乃至湘西弃船登陆，又有高耸入云的雪峰山横路。雪峰山有大帮土匪出没，扬言要洗劫东北中学。学校出于无奈只得“拜见”当地豪绅，请其疏通人情，代为说项，始得攀越雪峰山抵达湘西重镇芷江。学校在芷江休整时，又遭日机野蛮轰炸，全校师生目睹偌大的一个芷江城竟毫无防空设施，任凭敌机肆虐，大批同胞惨遭杀害，无数房屋财产痛遭毁灭，无不痛恨政府腐败无能，无不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在这次浩劫中全校师生虽幸免于难，但在衣食住行方面造成更大的困难。过芷江后，全校师生踏上湘黔公路。当时湘黔公路没有正式营运汽车，只有军队的战勤汽车，这些汽车不准学生搭乘。即使有营运汽车，学校也由于经济困难无法包乘，因此在千里湘黔公路上基本上是徒步行军。学校碍于大部队行进困难重重，只好化整为零，以七八名学生结成一个小组背着行李，挑着行军锅，由学校发给路费，指定前方行进日期及报到地点，分散前进。全校800多名师生及职工家属的迁徙队伍在湘黔公路上逶迤百里，栉风沐雨，披星戴月，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忍饥挨饿抵达贵阳。在贵阳休整时，借宿贵阳中学教室，席地而寝，入夜老鼠成群，竟在头上穿行嬉戏。

在贵阳休整7天，又开始向重庆行进，川黔公路较湘黔公路更难跋涉，连绵不断的高山险壑，雷电雨雹时晴时阴变幻莫测的天气，都给学生的旅途造成极大的困难。低年级的同学及女同学，由于累月跋涉，体力下降行走困难，不得已祈求国民党的战略军车，确也有些好心的司机，出于对日寇的仇恨，同情这些流亡子弟准予搭乘，为学校解决很大问题。

学校在重庆休整阶段，又遭日机轰炸，所幸无伤亡。由重庆去自流井约500华里水路，是包乘盐运大木船上溯长江转沱江。船行10余日，同学有时帮船工背纤，在陡峭的岩石岸边爬行，有时协助船工划桨，日食四餐，以糙米蚕豆泡菜果腹。

从湖南桃花坪出发至川东自流井的静宁寺，越湘西，穿贵州，走川东，行程数千里，耗时半年余。在这段旅程中，东北中学师生历尽艰辛和磨难，洒满了辛酸的血和泪。

静宁寺是一座很大的庙宇，经过学校先遣部门的施工改造成为校舍。寺内有可供全校教职员工、学生的宿舍、食堂及全部班级授课的教室，校外有操场。寺周围原来只有农舍十数家，学校迁来后，即有两三家小饭馆、茶铺应运而生。

东北中学的教育教学

东北中学师生均系不堪日寇压迫而逃离家园流亡关内，因此全体师生是在驱逐日寇、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的同仇敌忾的氛围中学习和生活的，学校校纪较严，所开课程除按教育部规定外，还设有军训课，由原东北讲武堂教官任课，按步兵操典训练学生。上军训课时，高年级学生持步枪，低年级学生持教育枪（木枪），并定期有野营训练及实弹射击，学生内务按学兵要求，被褥、床单以白色为准，叠放整齐，须为长方形，有棱有角，四面见线，牙具摆放成为一线，作息时间以军号为令。学生均着制服，扎裹腿，戴军帽。校外遇有老师须致军礼，遇有同学互致举手礼。师生全部住校食宿。学校在北平阶段，每周六放假出行或投亲访友，军事教官、训育人员均在校门处检查学生着装是否整齐，如制服、帽是否穿戴正，衣扣、领钩、鞋带、裹腿是否扎紧打严，否则不准离校。星期日返校，在校门处亦设有检查处，检查回校时间，逾时者则遭训斥。晨起、间操皆须迅速整齐。早晚自习及课堂教学时间，均有训育人员检查出席情况，按章奖惩。军事教官及训育人员还时常来查宿，检查晚九时熄灯就寝后，是否有漏宿学生，是否有嬉戏笑闹不入宿的学生。学校在鸡公山阶段，在校外住宿学生，即使是夏日苦雨、隆冬季节大雪封山，亦皆须按时到校与退校。在平日的生活中，严格要求学生不准下饭馆，吃零食，每在课余特别是节假日，军事教官和训育人员轮番监视学校附近饭馆，一经发现学生有下饭馆的，轻则训示，重则记过。早午晚餐均列队进入食堂，按固定位置，统一号令开始进餐。平日有的家长亲友给学生汇寄的钱款，均由学校代为储存，学生需用须提出正当理由经批准方可使用。如此做法盖以避免浪费，养成学生节俭朴实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学生生活在纪律比较严格的环境里，一方面由于背井离乡，举目无亲，师生都比较爱护这个赖以生存的集体；另一方面全校师生怀着对日寇深仇大恨，发愤图强，好好学习，因此，违反纪律的事情也较少发生。

在国破家亡的现实面前，东北中学全体师生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有意识地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自己，培养能吃大苦耐大劳的身体与性格，同时也由于学校经费困难，许多重要劳动多由师生自己动手。如学校在南迁鸡公山时，由火车上卸下的全部校具，悉由师生肩扛背掮，攀登12华里高的崎岖山路运抵山巅校部。以铁床为例，每张床重五六十斤，当时大多学生能每天上下午各背一张上山，唯有一名同学叫靳铁城，每次能背2张，即上下午共背4张铁床上山，大家戏称他为“靳铁床”，一时传为美谈。再如四川的乡间没有行车的大道，从自流井到静宁寺20里旱路，均用青板条石铺成，交通仅靠人抬人的“滑竿”和挑夫、骑马。从自流井卸下木船的学校一应器具，也是多由学生肩扛、手抬运至学校。由于时局动荡，学校屡迁，每至一处，举凡维修校舍，披荆斩棘修建操场，无不由学生参与或全力担当。在这些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培养了学生吃苦耐劳、严于律己的精神。

东北中学学生的课外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同样是渗透着驱逐日寇、收复失地、光复故土的精神教育。学校有学生自治会组织，各班有自治会分会。校自治会下设文体等部，有校合唱队、舞蹈队、京剧团、话剧团。周末特别是节假日、纪念日如每年的“九一八”、“七七”、新年、春节等，这些文娱团体都有演出。由于合唱队活动的影响，全校师生大唱革命歌曲、大唱流亡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歌声弥漫着全校。东北中学的校歌也唱道:“……3000万同胞沉沦浩劫，水深火热相哀鸣，怅望故乡，满腔热血如潮涌，怒发冲冠，剑如虹，誓专攻学术积健为雄，精诚团结奋斗牺牲，扫阴霾，重整山河万年红”，表达了全校师生思乡复土的决心。在学校大门处，绘有巍峨的白山黑水、遍地大豆高粱的巨幅图画，呼唤全校师生勿忘国耻，发愤图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复家乡的思想感情。校自治会还组织学生自愿学习医药、救护知识和电讯收发技术，还组织宣传队深入城乡宣传抗日救国，组织救护队慰问过往负伤战士并为他们洗伤换药。校学生会定期出会刊《东中之声》，各班也多办有墙报。在学生自治会主持下，每年多以班级为单位，举行讲演比赛、歌咏比赛、小话剧及曲艺等形式的比赛。师生生活充满欢快和激情，特别是在每年的“九一八”纪念晚会上都演出多种形式的思家乡念亲人、打鬼子杀汉奸的节目，每至痛切之处，全校师生无不含泪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到底”“打回老家去”等战斗口号。

学校有校篮球代表队，实力很强。在鸡公山期间，曾数次与有国家队队员的一个国民党部队的篮球队交锋，互有胜负。学校南迁期间每到一个大城市总要和当地球队比赛，亦胜多负少。各班有班队，每学期都组织班级篮球联赛，这项赛事每届都举办得隆重认真，场地周围插满彩旗，运动员均着运动服，穿“陈家庚”篮球鞋，啦啦队欢呼“加油”声不绝于耳，锣鼓声也震天动地。为了取得好名次，每次都赛得难分难解，竞争十分激烈，这些竞赛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同学们的奋发向上精神。由于学校所处环境所限，如在鸡公山阶段不可能有大操场，无法举行全校运动会，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旅游活动。一般在晚春季节，或攀登鸡公山最高峰海拔744米的鸡公头，遥望大别山山脉千里蜿蜒、莽莽苍苍、气势雄浑的景观，以开阔胸怀，振奋精神；或者深入涧底，欣赏牡丹花谢，鲜红的花瓣逐水流逝，形成有名的泻红涧，足以使人心旷神怡，美不胜收。除了全校性的郊游活动，每逢节假日三五同学结伙练习爬山，争先恐后，每每汗流浃背，锤炼意志，锻炼身体。逢五逢十还深入附近乡镇市集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同时也增进与当地居民的感情。

东北中学课堂教学都很严谨，教师教学质量较高，认真负责。不仅教授文化知识，也往往结合课堂教学向学生进行抗日救国、思乡复土教育。虽然由于学校屡次迁徙，教学设备有很大损坏，但物理、化学的基本实验仍能做；数学、生物等课也不乏教具演示。月考、期中、期末考试均很严格。每学年末均将学生总成绩列榜公布名次，以激励学生力争上游。每学期都在课外举行作文展览，汉字、英文书法展览。学生怀着去国思乡之情认真学习，早自习和正课很少有缺席的。在鸡公山阶段，晚自习每班由学校发给汽灯一盏，在静宁寺因为没有电灯，汽灯也因屡次搬迁遭到破损，更加上油料难得汽灯不能使用，乃至每个学生只有一盏荧荧如豆的桐油小灯。即使在如此困难条件下，也都在每晚八点下自习后才返回宿舍就寝。无论早晚自习，均有老师巡视指导学生做作业和答疑、解惑。学校除按教育部规定设课外，还举办日语班、俄语班供师生业余学习，以备将来不时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