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东北开展工作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回东北开展工作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回东北开展工作

高桂林

1946年2月，东北大学“祖国社”用“东北来信”的方式，进行反苏反共宣传，造谣“张莘夫被共产党杀害”，“八路军是扒路军”……之后，他们公开号召组织“赴渝请愿团”，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用武力收复东北，又组织东大学生，在三台举行反苏示威游行……针对“祖国社”的猖狂活动，我们先后两次组织了大型政治讲演会。第一位报告人是老同盟会会员，持有特殊党证的历史系陆懋德教授，他讲的题目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蒋介石的三民主义”。陆先生在讲演前先亮出他的国民党证。然后拿出讲演稿声明报告内容以此为准。实际上在讲演时远离讲稿，尽情发挥，痛斥蒋介石背叛先总理遗训反苏反共反人民的行为。第二次的讲演人是外交官出身的国际法权威伍蕙农先生，他讲的题目是“东北问题与中国前途”。他以国际法权威身份讲述苏军留驻东北是根据条约办事的。并引证中国历史上辽、元、清各朝代都是先占领北方，然后统一全国的历史事实，讲共产党得东北后背靠苏联的有利形势。这次报告仍由我主持。通过伍先生有理有据的讲演，给“左”派学生鼓了劲，教育了中间学生，也打击了右派的气焰。

1946年初，东大教师在陆侃如教授的支持下，开会讨论成立教授会的问题。东大训导长叶淑良在会上要求教授会对时局表态，发表反苏反共宣言，当即遭到进步教授的反对。会场上唇枪舌剑斗争激烈。会场外“祖国社”的学生大声叫喊，扰乱进步教授的发言，使会议无结果而散。东大“民青”核心组当即开会决定反击，一夜之间，所有受“民青”影响的社团纷纷发表宣言，进行抗议。抗议书从后院的校长室一直贴到大门外。“民青”核心组还派我和李葆家为代表，逐户慰问被谩骂的教授。

1946年5月，东北大学宣布向沈阳旧址复原迁校。东北大学当局借复员之机，一举解聘了六位进步教授，即叶丁易、赵纪彬、杨荣国、陆懋德、姚雪垠、董每戡。当时学校已停课处于复员状态，什么抗议活动都无法进行。叶丁易教授特地把朱廷方和我找到他家中进行了一次长谈。他说“民青”所属各社团，只有“学习社”是由纯东北籍学生组成的，又是和“祖国社”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东北青年受了14年日伪奴化教育，对祖国的政治情况不清楚。国民党打着正统旗帜去接收东北，很容易使东北青年上当受骗，而东北大学在东北人士中特别是在广大青年中影响是很大的，你们以东大复员学生身份回东北，因此你们的作用是很大的，中共南方局寄希望于你们，希望“学习社”在复原后团结其他省籍的同学。因东北是国共两党必争之地，亟须进步力量，目前无法将“民青”组织关系转向东北。但你们到沈阳后要主动找党组织，相信党组织也会找你们的。此时重庆的赵家实同志也来信讲他即将回东北，以及到东北后如何找他的问题。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召开了“学习社”的复员会议。决定不等学校的统一安排，根据各人的条件尽早去东北开展工作。同时还研究了到沈阳后如何找赵家实及筹组出刊《学习》等问题。(www.guayunfan.com)朱廷芳、高桂林主持“学习社”复员会议后，全体与会人员在三台东北大学校长办公楼后合影（1946年5月2日）

我是陪婶母回东北的。我在沈阳找到朱廷方和赵家实同志。经赵的介绍，我们和东北民主联军城工部的赵家骥同志接上头。按照 事先的约定他到东大找我两次。第一次我们向他禀报了东大的学生运动情况，和我们的入党要求。第二次他给我们各一份党章，并让我们写自传。由于地下工作的要求，他没有告诉我们找他的办法和地点。

我母亲听说我回到沈阳，便去铁岭派人找我。我当即和他一起回到故乡增家寨。在途经靠山屯时被共产党的区委书记给拦住了，经过交谈，他当天半夜去我家找我。我受他的委托，第二天到村委会要求组织全村人民进行时事报告。我在报告中大讲国共两党的情况，结合我村实际，说明不能给国民党办事。后来国民党进驻我村时，将我母亲五花大绑进行迫害，后来我母亲又给共产党游击队藏枪，被国民党拷打致死。我在家时又和住在山沟的三舅联系，由他给八路军当交通员，由于我舅父工作出色，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授予他“革命老人”的称号。

1946年12月，东大当局为了庆祝自四川三台复员回到沈阳，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当臧启芳校长（此时他身兼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正满怀喜悦大步走入会场时，忽从人群中走出一名大汉，他就是“祖国社”的廖衡，突然把臧启芳校长拦住，冲着他跪下，双手捧着一封要他下台滚蛋的请愿书。开始时臧启方愕然不解，继而怒不可遏，拂袖而去。这一来人群大哗，一场庆祝胜利的大会便被搅散了。这是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的斗争，与我们毫无关系。尽管如此，最后还是以“学潮”的名义把我们开除了。开除的九名学生中有朱廷方、高桂林、李葆家、田华伦、赵愈之、李海帆。此外还有陪衬的三名学生。沈阳报纸以“臧启芳赫然示怒，九学生一榜除名”报道了此事。实际上我们被开除，是和东大复员前解聘六教授一样，是早就策划好的事情。

因形势所迫，又无法找到城工部的赵家骥同志，我便去找赵家实同志。他认为我们不宜再留在沈阳，便介绍我们去东北解放区哈尔滨的路线和接头人。于是我和朱廷方便离开沈阳，经长春来到哈尔滨。我到哈尔滨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