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亲省吃俭用把我送进小学

父母亲省吃俭用把我送进小学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父母亲省吃俭用把我送进小学

吕兴彬

吕兴彬，曾用名吕德兴，男，汉族，1929年2月1日出生。籍贯：山东省泗水县。离休时所在单位：无锡市崇安区政府办公室。职务：主任。三等残废军人。

1936—1941年海龙县朝阳镇私立成达小学学生；1942—1944年读私塾；1944年全家逃回山东老家；1945年参加八路军领导的地方工作，当村干部；1946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半脱产在区里工作；1948年9月参加人民解放军，在华东野战军属下，参加整个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解放军通信兵建设；1978年10月转业到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政府人防办公室，后在政府办公室任主任。1987年离休。

《松花江上》这首歌，从l944年到现在，已陪伴着我走过了六十多年的历程。现在，在公园的“欢乐天地”里，我们一些老年朋友，隔三差五依然唱着它，以志不忘国耻。就是这首歌，使我深深地怀念着生我养我的东北黑土地；就是这首歌，引导着我懂得了革命道理；就是这首歌，促使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这首歌，教我不忘国耻，警惕着日本右翼亡我不死之心，时刻警惕着那些妄图侵犯和分裂我国的阴谋诡计。(www.guayunfan.com)20世纪20年代，父母携带两个姐姐由山东逃荒到东北。在我还不记事时，两个姐姐先后病逝。1931年，在我3岁的时候，发生了九一八事变，靠父亲用一根扁担，一头挑着我，另一头挑着那些破烂的铺盖，母亲跟在后边走着，从辉南县的大都子镇向西逃反。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一路上缺吃少喝，只能靠乞讨活着，不知道走了多少天，到了海龙县朝阳镇。父亲找到了朋友，就在那里住下来了。父亲靠伐木和拉大锯养活着我们，虽然过的是穷苦日子，半饥半饱地总算过下来了。

在我8岁的那年，母亲又生了我的弟弟。父亲得了痨病，再也不能干那些重活了，不得不由母亲摊煎饼卖，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我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天三次抱着磨杆推磨，为母亲摊煎饼提供面糊。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父母下决心，从我这一辈子起吕家的人，哪怕是只会往老家写封信，也不再当一个字也不识的“睁眼瞎”。他们省吃俭用地把我送进耶稣教会办的私立成达小学去上学。

1936年我8岁那年，在耶稣教会办的朝阳镇私立成达小学上学，到1941年毕业。1942年因到海龙县城上中学，家庭负担不起，便在本地又读了两年私塾。

从我懂事起一直到15岁（1944年）离开东北这段时间里，仅仅知道自己和三千万东北同胞一样是伪满洲国的“国民”，看到的“国旗”也仅仅是日本的太阳旗和伪满的“红蓝白黑黄”的所谓“五族（日、鲜、满、蒙、汉）协和”的“国旗”，教育学生要从小养成忠于日本天皇和伪满“康德皇帝”。每天早上上课前，全校师生列队唱日本国歌和伪满“国歌”，升伪满“国旗”，之后要面向东南方向日本东京天皇所在地行90度鞠躬“最敬礼”，再向后转面向长春（伪满时称新京）向伪满“皇帝”行90度鞠躬“最敬礼”。

在小学生教科书的扉页上即有伪满“皇帝”溥仪和伪满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的肖像。溥仪“颁发”了两次“诏书”之后，又把“诏书”也印在教科书上。我记得第一次“诏书”是“康德二年五月二日”，溥仪在诏书中奴颜婢膝地写道:“朕自登基以来，亟思躬访日本皇室，以伸积睦……”因为年龄小、不理解文中含义背不下来，我被打过两次手，三次被罚面壁请罪。我们不少学生背后把“以伸积睦”念成“一身皮裤”以泄气愤。第二个“诏书”更难记了，到现在仅朦胧记得好像是“康德八年×月×日”。因背不下来，挨的打更多，反而使我下决心就是不背。

在教科书、儿童读物上总是以不同画面形式宣扬天照大神如何如何，在日本民族心目中的地位如何如何，日本天皇是来自天照大神的祖传等等。对于侵华战犯乃木大将一家，用很长的篇幅写成课文编印在教科书中，我记得这一课文的题目是《乃木大将及夫人》。要我们在作文中表示如何学习乃木忠于日本天皇，如何光宗耀祖等等。在侵华战争中，不断有宣扬日本战绩的图片展览。印象最深的是“新加坡陷落”那一套照片，告诉学生日本不仅在中国战场取得胜利，而且在太平洋战场上也取得了“赫赫”战果，大日本的武运是长久的。

学会日本话，就把洋刀挎。

吃饭叫米西，骂人叫巴嘎。

耳朵叫谜谜，鼻子叫哈拿。

毛西毛西打电话。

久别先握手，巴枯拉枯西达。

这是在小学生中极为流行的一首顺口溜式的童谣，极大地腐蚀着少年儿童的心灵。不少学生都以会说日语为荣，要是能在人前用流利的日语与人对话，似乎人格就高人一等。如果能戴上一顶“战斗帽”，不仅神气，而且用东北话说，那可真“打腰”啦，就可以“混洋事”。从三年级开始就在学校里推行学习日语。从上课时的“起立、敬礼、坐下”开始，到体操课所有口令全使用日语。就连军训中的一些口令也要插到体操课中使用，到五、六年级的体操课实际上已经是准军事性的训练了。记不清是哪一年全东北的小学搞了一次“协和少年团”、“协和少年队”的颁旗仪式，年龄大的学生每人都要配一支圆木棒，美其名曰“建国杖”。尺寸似乎是三尺八寸（伪满尺度）。在训练中要做到绝对服从，勇往直前。记得有一次体操课，让我们蹚过一个半腰深的大水泡子，我的一双鞋被淤泥吸住一时拔不出来，老师硬拉着我追赶其他同学，结果脚被树茬子扎破，淌了不少血，疼得不得了，不追赶同学老师就打，只好忍着疼边哭边追赶同学。他们妄图用这样的训练，使学生成为他们驯服的工具，为其侵略卖命。

通过各种文艺宣传，散布唯心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诱你追求权势光宗耀祖，及时行乐。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满映株式会社”的影星李兰香唱的那首《何日君再来》，在小学生中争相传唱。到了20世纪80年代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进入内地后，我听起来特别反感，因为那是靡靡之音。还有歌颂伪满的“红男绿女集街头，都说是好满洲，拍拍手儿来来来……”在小学生中也广为流传。风靡东北一时的《满洲姑娘》，不仅用中文唱而且用日文唱。不仅唱，也的确在大年龄的男女同学中不断出现不正常的约会、递纸条、传情书等不良行为，极大地腐蚀着小学生。

每当日寇侵略某一地方“成功”时，总要学生集会庆祝，每人手中提一盏纸扎的灯笼——提灯会。先由日军指挥官说上一通战果如何，接着进行游行。每次总有几个日本人头上扎着一条条幅，身穿相扑运动员那种白色衣裤，抬着（四个人以上）一个架子，上面供奉着什么“神圣”，一面游行一面唱着一支什么进行曲，一面去参拜日本神社。我还记得几句中文译音是:“跟刻州一哈掷控只豆，喔……喔身西马候那泪……”什么意思不懂，反正是歌颂日军的进行曲。凡是参加游行的人，都要围绕神社转一圈，行三个90度“最敬礼”，才能离开。

为美化其对东北粮食的掠夺，实行了所谓“粮谷出荷”，日伪利用学生为其侵略行径到处宣传，美化“粮谷出荷”对“大东亚圣战”的“重大意义”，不仅美化了他们的掠夺行径，更重要的是腐蚀着青少年学生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