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澍辑《子夏易传》述论_清朝张澍

时间:2019-07-19  栏目:百科知识  点击:26 次

张澍辑《子夏易传》述论_清朝张澍

第二节 张澍辑《子夏易传》述论

子夏是孔子晚年所收的著名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春秋末战国初魏国人(一说为晋国温邑人)。子夏对儒家经典的传播、弘扬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杨朝明先生的《子夏及其传经之学考论》(17)、步如飞先生的博士论文《子夏及其学派研究》(18)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和论述。子夏对《易》有相当程度的研究,后世目录书中著录有《子夏易传》一书,对这部书的作者,后人看法不一。最早著录此书的是刘向、刘歆的《七略》,《七略》云:“《易传》子夏,韩氏婴也。”但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的十三家《易》中并无此书。西晋荀勖《中经簿》认为其作者是丁宽,张璠认为是臂子弓作,薛虞记。南朝梁阮孝绪最早开始主张是由魏文侯师卜子夏作,《隋书·经籍志》明确记载为子夏作:

周文王作卦辞,谓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辞》,孔子为《》、《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而子夏为之传。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著录:“《子夏易传》三卷。”其下注云:

卜商,字子夏,卫人,孔子弟子,魏文侯师。《七略》云:“汉兴,韩婴传。”《中经簿录》云:丁宽所作。张璠云:或臂子弓作,薛虞记,虞不详何人。(www.guayunfan.com)可见陆德明倾向于卜子夏作。由于后世对《子夏易传》作者的说无一定,致使《子夏易传》的传习者甚少,影响到其流传。据《唐会要》载,唐开元七年三月六日诏曰:

《孝经》者,徳教所先,自顷已来,独宗郑氏,孔氏遗旨,今则无闻。又《子夏易传》,近无习者,辅嗣注《老子》亦甚甄明,诸家所传,互有得失,独据一说,能无短长?其令儒官详定所长,令明经者习读。若得理解,亦可并行。其作《易》者,并帖《子夏易传》,共写一部,亦详其可否,奏闻。

刘知几、司马贞相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四月七日,左庶子刘子玄上《孝经注议》,曰:……又按《汉书·艺文志》讲《易》十三家,初无子夏作传者,至梁阮氏《七录》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韩婴作,或云丁宽作,然据《汉书·艺文志》,《韩易》有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会,则事殊隳刺者矣。岁越千龄,时经百代,其所著述,沈翳不行,岂非后来假凭先哲,亦犹石崇谬称阮籍,郑琼滥名周宝,必欲行用,深以为疑。……司马贞议曰:……又按刘向《七略》有《子夏易传》,但此书不行已久,今所存者,多非真本。又荀勗《中经簿》云:《子夏传》四卷,或云丁宽所作。是先达疑非子夏矣。又《隋书·经籍志》云:《子夏传》,残缺,梁时六卷,今三卷。是知其書錯谬多矣,无益后学,不可將帖正经。

刘知几和司马贞的议论又见于北宋《文苑英华》卷766《经籍·孝经老子注易传议》,《文苑英华》称刘知几和司马贞的《孝经老子注易传议》出自《唐会要》,但内容与《四库全书》本《唐会要》稍异,主要是,刘知几的议论在“则事殊隳刺者矣”之后多了“夫以东鲁伏膺,文学与子游齐列,西河告老,名行将夫子连踪”一段文字,司马贞的议论在“是知其书错谬多矣”之后多了“又王俭《七志》引刘向《七略》云:《易传》子夏,韩氏婴也。今题不称韩氏而载薛虞记,又今秘阁有《子夏传》薛虞記,其质粗略,旨趣非远”一段文字。给人的感觉是《文苑英华》的著录更为完整。《子夏易传》唐初已残,《隋书·经籍志》载:“《子夏易传》残缺,梁六卷,今二卷。”后来的《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著录为二卷,之后遂散佚。宋以后相继又有十卷本和十一卷本《子夏易传》流传,清朱彝尊《经义考》认为这两个本子是伪本(《经义考》卷5)。至清代,开始有人辑佚《子夏易传》。据笔者所知,《子夏易传》之辑佚有三个本子,一是《问经堂丛书》本,为孙冯翼、臧庸所辑;一是《二酉堂丛书本》,为张澍所辑;一是《玉函山房辑佚书》本,为马国翰所辑。据马国翰《周易子夏传序言》,他的《周易子夏传》是据张澍《二酉堂丛书》本校录的。臧庸认为“子夏”为韩婴的字,《子夏易传》作者为韩婴,而张澍和马国翰都认为《子夏易传》的作者是卜子夏。马国翰在详细考证了《子夏易传》的流传情况后认为:“子夏之《传》,汉代所师承也,刘向以为韩婴作,荀勖以为丁宽作,张璠以为臂作,薛虞记,必其所说与子夏同。汉、晋人及见丁、韩诸传,故有是论,非后人悬揣之比。盖此书自臂传之,至丁宽、韩婴得而修之,载入己书中,如毛苌说《诗》,首列子夏《小序》之类,故《班志》《易》有十三家,有《丁氏》八篇,《韩氏》二篇,而不云子夏,犹之《毛诗》但言毛传而不别著《小序》之目也。薛虞不知何人,晋张璠称其有《记》,度必汉、魏间儒,自其记述以后,《子夏传》乃单行,故晋有四卷,梁有六卷,隋、唐二卷也。唐初最重此书,僧一行《易纂》、孔氏《正义》、陆氏《释文》亟引之,明皇欲颁行学校,为议者格废,不果,书遂沦没。李鼎祚集古《易》三十余家,仅存数节,此外盖无闻矣。后人不见原书,张弧辈遂用王弼本别撰十卷,或有增至十一卷者,惠征君栋谓以《释文》及李氏《集解》校之,无一字相合,诸儒所指《伪子夏传》乃此十卷后出之本,非二卷残缺之本也。《绍兴阙书目》又有《周易子夏》十八章,五行家言,托名子夏,今其书亦不见。若此之类,信属赝作,夫岂可概以相论哉!”现今,随着对地下出土文献特别是西汉马王堆帛书《周易》及《易传》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界对《子夏易传》及子夏《易》学的研究十分引人注目,成果不断涌现,《子夏易传》的作者为卜子夏的观点得到肯定。本文拟就张澍辑录的《子夏易传》的成就与价值作以简要论述。

张澍不是《易》学专家,但是对《周易》还是有一定研究的。在《养素堂文集》卷30中,《驳惠定宇箕子明夷说》、《驳王泉之汤无嫁妹说》、《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解》、《饮食必有讼解》、《明入地中明夷解》、《鸟焚其巢解》、《翰音登于天解》、《鸣鹤在阴解》等都是解《易》之文,这些文章或从训诂入手、或从考据入手、或从道理入手,对《周易》中的一些卦辞、爻辞或《大传》中的一些言辞进行解释,其中,有些解释明显不妥或明显错误,但也有一些确具真知灼见,由于非关本文主旨,此不具论。《二酉堂丛书》中的《子夏易传》是张澍辑录的已佚的《子夏易传》,是张澍《易》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笔者以为,张澍辑录的《子夏易传》具有以下成就和价值:

一、张澍认定《子夏易传》的作者就是孔子弟子卜子夏。张澍在《子夏易传序》中阐述了他对《子夏易传》作者的看法,对之进行了考辨。张澍首先对前代学者认为《子夏易传》的作者不是卜子夏的几种观点进行了反驳。程逈《周易章句外编》说:“《子夏易传》,京房为之笺,先儒疑非卜商也。近世有陋儒用王弼本为之注,鄙浅之甚,亦托云子夏。凡先儒所引《子夏传》,此本皆无之。熙宁中,房审权萃训诂,百家凡称子夏者,乃取后本,赝。”南宋孙坦《周易析蕴》云:“世有《子夏易传》,以为亲得孔子之蕴,观其辞,略而不粹,间或取《春秋左氏传》证之,晚。又得十八占,称夫子则曰县官,尝疑汉杜子夏之学。及读杜传,见引《明夷》对策,疑始释然。不然,班固序《儒林》,何以言《易》始于商瞿子木而遽遗卜商也哉!”张澍反驳说:“若其(指《子夏易传》,笔者按)暗合丘明,兼通嗣辅(当为‘辅嗣’之误,笔者按)殆今之准古,亦后之袭前。而程逈壁谈,孙坦目论,将重华奏高密之韶乐,吕望窃田恒之齐疆矣。”针对有人以《汉书·艺文志》十三家《易》中没有《子夏易传》来否定《子夏易传》的作者是卜子夏的说法,张澍反驳说:“或谓班固《艺文》十三家未列,隋、唐志后,十一卷忽存,真面非必庐山,赝物将同岑鼎。不知汉武末年,《泰誓》得诸女子,泰康初载,《周书》发自襄王。既断简之可珍,亦晚出之有数。”张澍认为,《子夏易传》的作者“晁迂(当为晁景迂之误,笔者按)指为张弧之小疏,刘歆志为韩婴之绪言,张璠传闻,作于臂,荀勖《簿录》,著自丁宽,亦复未有明征,聊腾臆说”。张澍又反驳了对《子夏易传》的作者,孙坦认为是汉人杜邺、赵汝楳认为是汉人邓彭祖的说法:“而孙氏疑杜蕃阳之褚墨,汝楳斥邓彭祖之篇章,徒以名字相犯,揣疑斯生,岂知平陵周公,何曾纂修五礼,扶余曾子,未曾质问三年。爰子路之衣冠,不必佩彘,陈仲弓之父子,岂为犁牛哉!”其次,张澍引《孔子家语》中卜子夏和孔子之间关于《周易》中《损》、《益》两卦含义的问答,认为“卜氏子好精义,不让商子木也审矣。”由此,张澍认为,卜子夏作《易传》是完全可能的。考察张澍论证《子夏易传》的作者就是卜子夏的论证过程,可以看到,其中存在很大缺陷。主要是张澍并未区分《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旧唐书·经籍志》以及《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二卷本或三卷本《子夏易传》与唐以后流传的十卷本和十一卷本的区别,故而使人认为在张澍看来,似乎《隋书》等书著录的《子夏易传》与唐以后流传的十卷本和十一卷本《子夏易传》是一回事,其作者都是卜子夏,都是真的。若是这样,则清代流传的十一卷本《子夏易传》已经非常完备,何必劳神费思,再来辑佚《子夏易传》呢?可见,张澍并未对《子夏易传》的流传及其真伪问题作深入细致地考证和研究。正因如此,张澍的《辑录〈子夏易传〉序》与其辑录《子夏易传》的行为之间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尽管如此,从张澍辑录《子夏易传》的行为本身以及其辑录的《子夏易传》的内容看,他所指的《子夏易传》是已经散佚的《隋书》等书著录的《子夏易传》,而决不是唐以后流传的十卷本和十一卷本《子夏易传》。故而,张澍认为《子夏易传》的作者是卜子夏,指的是《隋书》等书著录的《子夏易传》的作者是卜子夏。现今,刘大钧先生《“卦气”溯源》(19)、刘彬先生《子夏易学初探》(20)、《子夏易学考论》(21)以大量事实,参以帛书《周易》和《易传》以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证明《隋书·经籍志》等书著录的二卷本或三卷本《子夏易传》的作者就是卜子夏,说明张澍的观点是正确的。

二、张澍认为《子夏易传》的作者是卜子夏,由于他是孔子的著名弟子,曾亲从孔子问学,故此《子夏易传》保存了《易》之古义与真义,“夫绛衣簪笔而拜辰,《孝经》授之曾氏,赤气覆麟而蒙耳,《春秋》传于丘明。可知束修荐蹲龙,謦接惹箨,乃得提奥义,受微言,有造膝之真,无传伪之弊”。但是由于“陋儒之妄议,启世主之轻听,忽发大疑,附会之说纷起,未能专业,正经之帖永停”,致使《子夏易传》同“《武成》之难信,等《酒诰》之俄空”,所以他“溺苦儒先,从事稡会,敢怯璅烦,冀延绝学。寻遗珠于赤水,鉴逊离朱;问故剑于青丘,识昏薛烛……是用展玩敷言,省循立意。实孟、京之嚆矢,亦马王之滥觞。……端门之血书靡存,恍如证己亥于晋史;韦编之余训尚在,犹胜询《未济》于浆家”。在张澍辑录的《子夏易传》中,张澍加了许多按语,这些按语,有的用来备异,如旅卦九四爻辞《子夏易传》作“得其齐斧”(见《经典释文》引),按语云:“众家皆作‘齐斧’。张轨云:黄钺也。应劭云:齐,利也。虞喜云:‘齐’当作‘斋’,斋戒入庙而受斧也。”有的用来疏通字义,如豫卦六二爻辞,《子夏易传》作“纡豫”(见《经典释文》引),按语云:“王肃曰:纡,大也。京作‘汿’,姚作‘旴’,云日始出也。”有的用来证明《子夏易传》确真保存了古义、《子夏易传》确真成书甚早。如涣卦初六爻辞,《子夏易传》作“用抍马壮,吉”。《子夏易传》解释说:“抍,取也。”(见《经典释文》引)按语云:“汉博陵太守孔彪碑有云:抍马蠲害。知汉时所传如是。《说文》、《字林》并作‘抍’,音升,一音承,上举也。今作‘拯’者,唐开成以后所定也。”《养素堂文集》中的《又书博陵太守孔彪碑后》的考证更为清楚:“碑有云:‘抍马蠲害。’按《子夏易传》作‘抍’,云取也。《释文》曰:‘用丞,拯救之拯。《说文》云:举也。郑云:承也。’《字林》云:‘抍,上举,音承。’《说文》:‘抍,上举也。《易》曰:抍马壮吉。’此碑亦作抍,知汉时所传如是,当是孟氏《易》。《释文》大书用丞二字,注云拯救之拯,是陆氏所见王辅嗣《易》作‘丞’也。据《释文》,则康成《易》亦作‘丞’,训承。今本作‘拯’者,开成以后所改正。”这里,张澍已经指出,《子夏易传》与孟喜《易》相同,都保留了《易》之古貌。再如,小畜卦九五爻辞,《子夏易传》作“有孚恋如”(见《经典释文》引)按语云:“汉唐公碑、景君碑皆以‘挛’为‘恋’,是‘恋’为古文‘挛’字也。”只可惜张澍不可能见到帛书《周易》及《易传》,否则,按照他的学术思路,肯定会有更多发现。张澍认定《子夏易传》中保留了《易》之古义与真义,这是很有见地的。张澍辑录的《子夏易传》中有井卦,其九二爻辞曰:“井谷射鲋。”张澍从《经典释文》中辑录《子夏易传》的解释:“鲋,虾蟇也。”从《周易正义》中辑录《子夏易传》的解释:“井中虾蟆,呼为鲋也。”有益卦,张澍从《周易正义》辑录《子夏易传》的解释:“雷以动之,风以散之,万物皆益。”刘大钧先生认为,《子夏易传》的这些解释当中保存了古老的“卦气”说:

“卦气”说不但汉初已有,追寻先秦时代,先儒认定早在《子夏易传》(22)中已有“卦气”之说。朱震《汉上易传丛说》:“鲋,子夏作虾蟆,此五月卦也。”张惠言在《易义别录》中同意朱震的说法:“朱子发云:井为五月之卦,‘蝼蝈鸣,故曰虾蟆’。”朱震《汉上易传》于井卦九五注曰:“井,五月卦,阴气自下而上。”惠栋《周易述》于井卦九二疏曰:“鲋,虾蟆,子夏义,井,五月卦,故有虾蟆。”据此,刘玉建同志也认为“有可能在子夏时已有过六日七分法及以卦配候学说”(23)。我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因为朱震《汉上易传》释复卦“七日来复”时引:“子夏曰:极六位而反于坤之复,其数七日,其物阳也。”这显然是以“十二消息卦”解说“七日来复”之旨,亦只有用“十二消息卦”才能作如是之解,从而体现出《彖》于此曰“天行也”之旨,这是《子夏易传》中应有“卦气”说的一条确证。另一条证据是:《彖》释益卦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孔颖达《周易正义》说:“《子夏传》云:‘雷以动之,风以散之,万物皆益。’孟喜亦与此同。其意言必须雷动于前,风散于后,然后万物皆益。如二月启蛰之后,风以长物,八月收声之后,风以残物。风之为益,其在雷后,故曰‘风雷益’也。”这段文字乃孔颖达引《子夏传》与孟氏《易》解益卦。“如二月启蛰之后,风以长物,八月收声之后,风以残物”云云,当为孔氏当时所见子夏与孟《易》中释此之旨。所谓“二月启蛰之后”,当指“卦气”中二月“惊蛰”之后;“风以长物”,指正月初候“东风解冻”后,即有二月之“桃始华”,三月之“桐始华”、“萍始生”等等,故“风以长物”也。所谓“八月收声之后”,指八月卦候“雷乃收声”之后。所谓“风以残物”,乃指九月“草木黄落”“蛰虫咸俯”等等,所谓“风之为益,其在雷后”,乃指其在二月春分“雷乃发声”之后。凡此种种,皆以“卦气”之七十二候释其说。由此亦可知子夏与孟喜当时用“卦气”解《易》之一斑。另外,《孔子家语·执辔》(24)中有关子夏的一段资料,过去未引起先儒注意,但却不可忽视地反映出子夏与“卦气”的关系:“八主风,风为虫,故虫八月而生,其余各从其类矣。鸟鱼生阴而属于阳,故皆卵生。鱼游于水,鸟游于云,故立冬则燕雀入海化为蛤。蚕食而不饮,蝉饮而不食,蜉游不饮不食,万物之所不同……”所谓“八主风,风为虫,故虫八月而生”,先儒之解多不确,其实此指“卦气”中秋分之“次候”为“蛰虫培户”。因依“卦气”说,巽为八月之卦而巽为风,观为八月之卦而位居卦候“蛰虫培户”,故“八主风,风为虫,虫八月而生”。所谓“故立冬则燕雀入海化为蛤”,此更为明确地道出子夏与“卦气”的关系,因为依七十二候,“雀入大水为蛤”在兑秋“寒露”节,而“立冬”当为“雉入水化为辰”。由于两节气时间距之较近,故后人遂有“雀雉化”之说,估计《孔子家语》作者引用时将“雉入水化为辰”与“雀入海化为蛤”相混而误,故曰“立冬则燕雀入海化为蛤”。文中子夏又说:“羽虫三百有六十,而凤为之长;毛虫三百有六十,而麟为之长;甲虫三百有六十,而龟为之长;鳞虫三百有六十,而龙为之长;果虫三百有六十,而人为之长。此乾坤之美也。殊形异类之数,王者动必以道动,静必以道静,必顺理以奉天地之性……”此句子夏反复强调“三百有六十”之数,方可展现“乾坤之美”,此显系“卦气”中以乾坤两卦生“十二消息”卦,而当“三百有六十”之说。而“王者动必以道动,静必以道静,必顺理以奉天地之性”亦与《彖·豫卦》:“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的精神完全一致。由此观之,《孔子家语》中的这段记载,恐非后人杜撰,因后人很难杜撰出如此高深严密的妙文。(25)

刘彬先生也列举了一系列《子夏易传》中保存的古义内容:

(一)《周易正义·卷首》曰:“但《子夏传》云虽分为上下两篇,未有‘经’字。‘经’字是后人所加,不知起自谁始。”可知在《子夏易传》中,《周易》卦、爻辞部分只是称为“上下两篇”,还没有称为“经”。案西晋武帝时出土汲家竹书,其中有《易》类书,已经有“《易经》”之名,《晋书·束哲传》记曰:“《卦下易经》一篇。”据李学勤先生考证:“估计汲冢是战国晚期之初,也就是公元前三世纪初年的魏墓,是可信的。这是墓中所出竹简写成时间的下限。”(26)这说明《周易》称为“经”最迟不晚于战国晚期之初。《子夏易传》称《周易》为“上下篇”,而没有称为“经”这一事实,证明《子夏易传》的成书一定不晚于战国晚期之初。

又,《周易》最初是称“上下篇”的,正如刘大钧先生所考证:“《汉书·艺文志》云:‘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很清楚,班固认为是最初‘重《易》六爻’时,分成的‘上下篇’,而《系辞》又曰:‘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可证创作《系辞》时,仍称曰‘篇’。”(27)这说明《周易》称“上下篇”极早,子夏于《子夏易传》中称《周易》为“上下篇”,正是承袭《易》之古义的一种成说,这证明《子夏易传》的成书确实很早。

(二)今本《易经》《谦》卦,《经典释文》云:“《子夏传》作嗛”,可知《子夏易传》“谦”作“嗛”,而帛书《周易》也作“嗛”(28)。《子夏易传》与帛本同。刘大钧先生考证《子夏易传》与帛本作“嗛”是用古文,今本作“谦”是用今文,他说:“案《汉书·尹翁归传》:‘然温良嗛退,不以行能骄人。’颜师古注:‘嗛,古以为谦字。’再,《汉书·司马相如传》:‘嗛让而弗发。’颜师古注:‘嗛,古谦字。’《国语。晋语一》亦有‘嗛嗛之德’、‘嗛嗛之食’。以此知……《子夏易传》及帛本亦是用古文,今本作‘谦’,是取今文。”(29)可见《子夏易传》的内容较古。

(三)今本《易经》《颐》六四爻辞“其欲逐逐”,《经典释文》载:“《子夏传》作‘攸攸’。”帛书《周易》作“笛笛”,上博战国楚竹书《周易》作“攸攸”(30),可见《子夏易传》和竹书同。刘大钧先生考证《子夏易传》和竹书作“攸攸”为古文,其曰:“《汉书·叙传》:‘六世耽耽,其欲浟浟。’颜师古注:‘浟浟,欲利之貌也。音涤。今《易》浟字作逐.’由此可知,作‘逐’字为今本,作‘浟’字为古本。而《子夏易传》作‘攸攸’,正与竹书同。荀爽作‘悠悠’,刘歆曰‘跾,远也’,其说皆由古《易》而来。”(31)可见《子夏易传》确有古《易》面貌,其成书不应晚至汉代。

(四)今本《易经》《丰》卦九三“丰其沛”,《经典释文》曰:“子夏作‘芾’,《传》云:‘小也。’”是《子夏易传》“沛”作“芾”,释“芾”为“小”义。《诗·甘棠》:“蔽芾甘棠”,毛传:“蔽芾,小貌。”孔颖达疏曰:“《我行其野》云‘蔽芾其搏樗’,笺云‘得之蔽芾始生’,谓榕叶之始生形亦小也。”是古“芾”有“小”义。又,《丰》九三“沛”,除子夏作“芾”外,郑玄、干宝亦作“芾”,《经典释文》:“郑、干作‘芾’,云:‘祭祀之蔽膝。’”而上博战国楚竹书《周易》亦作“芾”(32),看起来似乎子夏、郑玄、干宝皆与战国竹书同,实际不然。案郑玄、干宝作“芾”,乃以朱芾、赤芾之芾释之,《说文》:“巿,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诸侯赤市,……韨,篆文市,从韦从犮。俗作绂。”段注:“此(韨)为篆文,则知巿为古文也。”是郑、干之“芾”即“韨”字,故释曰“祭祀之蔽膝”,其解《丰》九三“丰其芾”之“芾”,乃蔽而使暗之义。王弼注即取郑义:“沛,幡幔,所以御盛光也。”这与子夏释“芾”为“小”义不同。考《象传》释九三爻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象传》显然是以“沛”为“小”。《子夏易传》与《象传》一致,又与战国竹书《周易》相同,说明《子夏易传》确有《易》之古义,而郑、王、干之《易注》则与古《易》远矣。

(五)《周易正义》在《乾》卦辞“元亨利贞”下引《子夏易传》:“《子夏传》云: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周易集解》也引《子夏易传》这段话,与此完全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子夏易传》以“始”释“元”,与《春秋公羊传》完全相同。《春秋》隐元年《公羊传》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显然以“始”释“元”。案《公羊传》传自子夏,何休《春秋公羊传序》“传《春秋》者非一”,唐人徐彦疏引戴宏《序》曰:“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及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可见《公羊传》以“始”释“元”正是承自子夏。而《子夏易传》也以“始”释“元”,与子夏《公羊传》相同,这正是《子夏易传》的作者为子夏的一条力证。

……

(六)《周易集解》释《乾》初九“潜龙勿用”,引《子夏传》曰:“龙所以象阳也。”子夏是以“阳气”释“龙”,这与《象传》、《文言》一致,《象传》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文言》曰:“潜龙勿用,阳气潜藏。”子夏和《象传》、《文言》以“气”,具体而言以阳气和阴气言《易》,这正是古代“《易》以道阴阳”的特色,也与孔子以龙之德言阴阳二气变化之《易》义同。帛易《二三子》记载了孔子向弟子论述此义的情形:“二三子问曰:《易》屡称于龙,龙之德何如?孔子曰:龙大矣……高尚行乎星辰日月而不眺,能阳也:下纶穷深渊之渊而不沫,能阴也。上则风雨奉之,下纶则有天。穷乎深渊则鱼蛟先后之,水流之物莫不隋从;陵处则雷神养之,风雨辟乡,鸟守弗干。曰:龙大矣。龙既能云变,有能蛇变,有能鱼变……唯所欲化而不失本形,神能之至也……知者不能察亓变,辩者不能察亓义。”孔子的论述强调“变”,他以龙的变化来讲阴阳二气的变化,所彰显的正是《系辞》所言变易的道理:“《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孔子讲龙之德既能阳,也能阴,子夏讲“龙所以象阳”,应该说是承之于孔子。

……

(八)今本《易经》《贲》六五爻辞曰:“贲于丘园,束帛戋戋”,《经典释文》载《子夏易传》释“束”曰:“五匹为束,三玄二,象阴阳。”子夏此释以阴阳说《易》,但与上面讲阴气和阳气不同,这里讲《易》数的阴阳。今本《系辞上》引古“天地之数”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云云,三为天数,也即阳数,故子夏言象阳;二为地数,也即阴数,故子夏言象阴。可见子夏对古《易》数是很了解的。(33)

以上刘彬先生所论述的《子夏易传》保存《易》之古义的内容,均见于张澍辑《子夏易传》。刘彬先生的研究成果证实了张澍观点的正确性。

三、张澍博览群书,披沙拣金,《子夏易传》之辑录,来自《周易正义》、《周易集解》、《经典释文》、《汉上易传》、《周易古占法》、《周易口诀义》、《周易辑闻》、《困学纪闻》、《路史》等书所引《子夏易传》,搜集广泛而全面。张澍对搜集到的这些《子夏易传》佚文,按照通行的王弼本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进行编次,依次分列于各相关的卦辞、爻辞之下,对个别文字作了相应的转换处理,为恢复《子夏易传》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经张澍的辑佚和编排,使《子夏易传》成为一部可读之书,可以管窥《子夏易传》之面貌。李慈铭说:张澍辑录的《子夏易传》“亦足备一家”(34)。

当然,张澍辑录的《子夏易传》也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一是履卦之下的“愬愬终吉”是九四爻的爻辞,张澍辑录的《子夏易传》丢掉了“九四”。其二是《子夏易传》佚文于履卦只有一条,复卦之后的泰卦有三条佚文,分别是六四、六五、上六的爻辞,张澍的《子夏易传》丢掉了泰卦卦象和卦名,从而使人误认为其后的六四、六五、上六的三条佚文都属于复卦。三是益卦应当是震下巽上,而张澍辑《子夏易传》作乾下巽上。四是也有漏辑,笔者发现三条,一条是朱震《汉上易传》释复卦“七日来复”时引:“子夏曰:极六位而反于坤之复,其数七日,其物阳也。”第二条是《汉上易传》鼎卦九四爻辞:“鼎折足,覆公,其形渥,凶。”其下注曰:“《子夏传》作‘握’,盖传之久,字误而音存也。”第三条是《汉上易传》释大畜卦初九爻辞“有利厉”时引:“《子夏传》曰:居而待命则利,往而违上则厉。”其五是辑佚的文辞有微小失误,如比卦六三爻辞的《子夏易传》的解释,据《汉上易传》卷1当为“处非其位,非人道也。”而张澍却辑为“非处其位,非人道也。”

虽然张澍辑录的《子夏易传》,其序没有区分《隋书》、《经典释文》等书著录的二卷或三卷本《子夏易传》与唐以后传世的十卷本和十一卷本的区别,与其辑佚活动本身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其辑录也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但从整体看,张澍认定《子夏易传》的作者就是卜子夏,而这个《子夏易传》指的是《隋书》、《经典释文》等书著录的已佚了的二卷或三卷本《子夏易传》而不是别的。同时,张澍坚定地认为《子夏易传》保存了《易》之古义与真义,具有重要价值,并以按语的形式运用金石资料加以论证。现今刘大均、刘彬等学者的研究证明,张澍的看法是正确的,从而体现了张澍的远见与卓识。张澍为辑录《子夏易传》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子夏易传》也成为张澍《易》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注释】

(1)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第846页。

(2)钱仪吉《养素堂文集》。

(3)文见《养素堂文集》卷29。

(4)颜师古注:“名之者,承取其名,云实受也。”

(5)颜师古注:“仞亦名也。”“喜因不肯仞”之后,张澍省去了“以此不见信。喜举孝廉为郎、曲台长,病免,为相掾。”一段文字。

(6)文见《养素堂文集》卷30。

(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5月第2版,第289页。

(8)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引服虔的话说:“风,放也。牝牡相诱为之风。”而孔颖达《尚书正义》又引贾逵的话说:“风,放也。牝牡相诱为之风。”一说是服虔之言,一说是贾逵之言,二者互相矛盾。张澍大概以为“风,放也。”为贾逵之言,“牝牡相诱为之风”为服虔之言。

(9)《焦氏笔乘续集》卷5,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17页。

(10)清黄生《义府》卷上。《四库全书》本。

(1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页。

(12)清徐文靖《管城琐记》卷10。《四库全书》本。

(13)明冯时可《左氏释》卷上。《四库全书》本。

(14)白奚《中国古代阴阳与五行学说的合流——〈管子〉阴阳五行思想新探》,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15)《清经解》第6册王引之《经义述闻·春秋名字解诂下》,上海书店1998年版,第962页。

(16)《清经解》第6册王引之《经义述闻·春秋名字解诂下》,上海书店1998年版,第962页。

(17)《孔子研究》2002年第5期。

(18)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19)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20)载2005年《易学与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见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21)载《学灯》2008年第1期。http://www.guoxue.com/xuedeng/xdoo5/xd005ml.htm

(22)本文所言《子夏易传》指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李鼎祚《周易集解》等相关典籍所引者,而非指传世伪书,如四库本《子夏易传》之类。而子夏,笔者认为即春秋末期孔子弟子卜商。

(23)刘玉建:《两汉象数易学研究》上册,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

(24)《孔子家语》一书虽出自后儒所撰,但其多数内容实当出自先儒之手。篇幅所限,兹不赘述。

(25)刘大钧《“卦气”溯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26)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页。

(27)刘大钧:《西汉古〈易〉考》,《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1期。

(28)廖名春释读《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见杨世文等编《易学集成》第三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9页。

(29)刘大钧:《今、帛、竹书〈周易〉疑难卦爻辞及其今、古文辨析》(一),《周易研究》2004年第5期。

(30)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页。

(31)刘大钧:《今、帛、竹书〈周易〉疑难卦艾辞及其今、古文辨析》(一),《周易研究》2004年第5期。

(32)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

(33)刘彬《子夏易学初探》,载2005年《易学与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见“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34)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下第1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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