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澍辑《子夏易传》述论_清朝张澍

张澍辑《子夏易传》述论_清朝张澍

第二节　张澍辑《子夏易传》述论

子夏是孔子晚年所收的著名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春秋末战国初魏国人(一说为晋国温邑人)。子夏对儒家经典的传播、弘扬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杨朝明先生的《子夏及其传经之学考论》(17)、步如飞先生的博士论文《子夏及其学派研究》(18)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和论述。子夏对《易》有相当程度的研究，后世目录书中著录有《子夏易传》一书，对这部书的作者，后人看法不一。最早著录此书的是刘向、刘歆的《七略》，《七略》云:“《易传》子夏，韩氏婴也。”但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的十三家《易》中并无此书。西晋荀勖《中经簿》认为其作者是丁宽，张璠认为是臂子弓作，薛虞记。南朝梁阮孝绪最早开始主张是由魏文侯师卜子夏作，《隋书·经籍志》明确记载为子夏作:

周文王作卦辞，谓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辞》，孔子为《》、《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而子夏为之传。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著录:“《子夏易传》三卷。”其下注云:

卜商，字子夏，卫人，孔子弟子，魏文侯师。《七略》云:“汉兴，韩婴传。”《中经簿录》云:丁宽所作。张璠云:或臂子弓作，薛虞记，虞不详何人。(www.guayunfan.com)可见陆德明倾向于卜子夏作。由于后世对《子夏易传》作者的说无一定，致使《子夏易传》的传习者甚少，影响到其流传。据《唐会要》载，唐开元七年三月六日诏曰:

《孝经》者，徳教所先，自顷已来，独宗郑氏，孔氏遗旨，今则无闻。又《子夏易传》，近无习者，辅嗣注《老子》亦甚甄明，诸家所传，互有得失，独据一说，能无短长?其令儒官详定所长，令明经者习读。若得理解，亦可并行。其作《易》者，并帖《子夏易传》，共写一部，亦详其可否，奏闻。

刘知几、司马贞相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四月七日，左庶子刘子玄上《孝经注议》，曰:……又按《汉书·艺文志》讲《易》十三家，初无子夏作传者，至梁阮氏《七录》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韩婴作，或云丁宽作，然据《汉书·艺文志》，《韩易》有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会，则事殊隳刺者矣。岁越千龄，时经百代，其所著述，沈翳不行，岂非后来假凭先哲，亦犹石崇谬称阮籍，郑琼滥名周宝，必欲行用，深以为疑。……司马贞议曰:……又按刘向《七略》有《子夏易传》，但此书不行已久，今所存者，多非真本。又荀勗《中经簿》云:《子夏传》四卷，或云丁宽所作。是先达疑非子夏矣。又《隋书·经籍志》云:《子夏传》，残缺，梁时六卷，今三卷。是知其書錯谬多矣，无益后学，不可將帖正经。

刘知几和司马贞的议论又见于北宋《文苑英华》卷766《经籍·孝经老子注易传议》，《文苑英华》称刘知几和司马贞的《孝经老子注易传议》出自《唐会要》，但内容与《四库全书》本《唐会要》稍异，主要是，刘知几的议论在“则事殊隳刺者矣”之后多了“夫以东鲁伏膺，文学与子游齐列，西河告老，名行将夫子连踪”一段文字，司马贞的议论在“是知其书错谬多矣”之后多了“又王俭《七志》引刘向《七略》云:《易传》子夏，韩氏婴也。今题不称韩氏而载薛虞记，又今秘阁有《子夏传》薛虞記，其质粗略，旨趣非远”一段文字。给人的感觉是《文苑英华》的著录更为完整。《子夏易传》唐初已残，《隋书·经籍志》载:“《子夏易传》残缺，梁六卷，今二卷。”后来的《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著录为二卷，之后遂散佚。宋以后相继又有十卷本和十一卷本《子夏易传》流传，清朱彝尊《经义考》认为这两个本子是伪本(《经义考》卷5)。至清代，开始有人辑佚《子夏易传》。据笔者所知，《子夏易传》之辑佚有三个本子，一是《问经堂丛书》本，为孙冯翼、臧庸所辑;一是《二酉堂丛书本》，为张澍所辑;一是《玉函山房辑佚书》本，为马国翰所辑。据马国翰《周易子夏传序言》，他的《周易子夏传》是据张澍《二酉堂丛书》本校录的。臧庸认为“子夏”为韩婴的字，《子夏易传》作者为韩婴，而张澍和马国翰都认为《子夏易传》的作者是卜子夏。马国翰在详细考证了《子夏易传》的流传情况后认为:“子夏之《传》，汉代所师承也，刘向以为韩婴作，荀勖以为丁宽作，张璠以为臂作，薛虞记，必其所说与子夏同。汉、晋人及见丁、韩诸传，故有是论，非后人悬揣之比。盖此书自臂传之，至丁宽、韩婴得而修之，载入己书中，如毛苌说《诗》，首列子夏《小序》之类，故《班志》《易》有十三家，有《丁氏》八篇，《韩氏》二篇，而不云子夏，犹之《毛诗》但言毛传而不别著《小序》之目也。薛虞不知何人，晋张璠称其有《记》，度必汉、魏间儒，自其记述以后，《子夏传》乃单行，故晋有四卷，梁有六卷，隋、唐二卷也。唐初最重此书，僧一行《易纂》、孔氏《正义》、陆氏《释文》亟引之，明皇欲颁行学校，为议者格废，不果，书遂沦没。李鼎祚集古《易》三十余家，仅存数节，此外盖无闻矣。后人不见原书，张弧辈遂用王弼本别撰十卷，或有增至十一卷者，惠征君栋谓以《释文》及李氏《集解》校之，无一字相合，诸儒所指《伪子夏传》乃此十卷后出之本，非二卷残缺之本也。《绍兴阙书目》又有《周易子夏》十八章，五行家言，托名子夏，今其书亦不见。若此之类，信属赝作，夫岂可概以相论哉!”现今，随着对地下出土文献特别是西汉马王堆帛书《周易》及《易传》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界对《子夏易传》及子夏《易》学的研究十分引人注目，成果不断涌现，《子夏易传》的作者为卜子夏的观点得到肯定。本文拟就张澍辑录的《子夏易传》的成就与价值作以简要论述。

张澍不是《易》学专家，但是对《周易》还是有一定研究的。在《养素堂文集》卷30中，《驳惠定宇箕子明夷说》、《驳王泉之汤无嫁妹说》、《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解》、《饮食必有讼解》、《明入地中明夷解》、《鸟焚其巢解》、《翰音登于天解》、《鸣鹤在阴解》等都是解《易》之文，这些文章或从训诂入手、或从考据入手、或从道理入手，对《周易》中的一些卦辞、爻辞或《大传》中的一些言辞进行解释，其中，有些解释明显不妥或明显错误，但也有一些确具真知灼见，由于非关本文主旨，此不具论。《二酉堂丛书》中的《子夏易传》是张澍辑录的已佚的《子夏易传》，是张澍《易》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笔者以为，张澍辑录的《子夏易传》具有以下成就和价值:

一、张澍认定《子夏易传》的作者就是孔子弟子卜子夏。张澍在《子夏易传序》中阐述了他对《子夏易传》作者的看法，对之进行了考辨。张澍首先对前代学者认为《子夏易传》的作者不是卜子夏的几种观点进行了反驳。程逈《周易章句外编》说:“《子夏易传》，京房为之笺，先儒疑非卜商也。近世有陋儒用王弼本为之注，鄙浅之甚，亦托云子夏。凡先儒所引《子夏传》，此本皆无之。熙宁中，房审权萃训诂，百家凡称子夏者，乃取后本，赝。”南宋孙坦《周易析蕴》云:“世有《子夏易传》，以为亲得孔子之蕴，观其辞，略而不粹，间或取《春秋左氏传》证之，晚。又得十八占，称夫子则曰县官，尝疑汉杜子夏之学。及读杜传，见引《明夷》对策，疑始释然。不然，班固序《儒林》，何以言《易》始于商瞿子木而遽遗卜商也哉!”张澍反驳说:“若其(指《子夏易传》，笔者按)暗合丘明，兼通嗣辅(当为‘辅嗣’之误，笔者按)殆今之准古，亦后之袭前。而程逈壁谈，孙坦目论，将重华奏高密之韶乐，吕望窃田恒之齐疆矣。”针对有人以《汉书·艺文志》十三家《易》中没有《子夏易传》来否定《子夏易传》的作者是卜子夏的说法，张澍反驳说:“或谓班固《艺文》十三家未列，隋、唐志后，十一卷忽存，真面非必庐山，赝物将同岑鼎。不知汉武末年，《泰誓》得诸女子，泰康初载，《周书》发自襄王。既断简之可珍，亦晚出之有数。”张澍认为，《子夏易传》的作者“晁迂(当为晁景迂之误，笔者按)指为张弧之小疏，刘歆志为韩婴之绪言，张璠传闻，作于臂，荀勖《簿录》，著自丁宽，亦复未有明征，聊腾臆说”。张澍又反驳了对《子夏易传》的作者，孙坦认为是汉人杜邺、赵汝楳认为是汉人邓彭祖的说法:“而孙氏疑杜蕃阳之褚墨，汝楳斥邓彭祖之篇章，徒以名字相犯，揣疑斯生，岂知平陵周公，何曾纂修五礼，扶余曾子，未曾质问三年。爰子路之衣冠，不必佩彘，陈仲弓之父子，岂为犁牛哉!”其次，张澍引《孔子家语》中卜子夏和孔子之间关于《周易》中《损》、《益》两卦含义的问答，认为“卜氏子好精义，不让商子木也审矣。”由此，张澍认为，卜子夏作《易传》是完全可能的。考察张澍论证《子夏易传》的作者就是卜子夏的论证过程，可以看到，其中存在很大缺陷。主要是张澍并未区分《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旧唐书·经籍志》以及《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二卷本或三卷本《子夏易传》与唐以后流传的十卷本和十一卷本的区别，故而使人认为在张澍看来，似乎《隋书》等书著录的《子夏易传》与唐以后流传的十卷本和十一卷本《子夏易传》是一回事，其作者都是卜子夏，都是真的。若是这样，则清代流传的十一卷本《子夏易传》已经非常完备，何必劳神费思，再来辑佚《子夏易传》呢?可见，张澍并未对《子夏易传》的流传及其真伪问题作深入细致地考证和研究。正因如此，张澍的《辑录〈子夏易传〉序》与其辑录《子夏易传》的行为之间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尽管如此，从张澍辑录《子夏易传》的行为本身以及其辑录的《子夏易传》的内容看，他所指的《子夏易传》是已经散佚的《隋书》等书著录的《子夏易传》，而决不是唐以后流传的十卷本和十一卷本《子夏易传》。故而，张澍认为《子夏易传》的作者是卜子夏，指的是《隋书》等书著录的《子夏易传》的作者是卜子夏。现今，刘大钧先生《“卦气”溯源》(19)、刘彬先生《子夏易学初探》(20)、《子夏易学考论》(21)以大量事实，参以帛书《周易》和《易传》以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证明《隋书·经籍志》等书著录的二卷本或三卷本《子夏易传》的作者就是卜子夏，说明张澍的观点是正确的。

二、张澍认为《子夏易传》的作者是卜子夏，由于他是孔子的著名弟子，曾亲从孔子问学，故此《子夏易传》保存了《易》之古义与真义，“夫绛衣簪笔而拜辰，《孝经》授之曾氏，赤气覆麟而蒙耳，《春秋》传于丘明。可知束修荐蹲龙，謦接惹箨，乃得提奥义，受微言，有造膝之真，无传伪之弊”。但是由于“陋儒之妄议，启世主之轻听，忽发大疑，附会之说纷起，未能专业，正经之帖永停”，致使《子夏易传》同“《武成》之难信，等《酒诰》之俄空”，所以他“溺苦儒先，从事稡会，敢怯璅烦，冀延绝学。寻遗珠于赤水，鉴逊离朱;问故剑于青丘，识昏薛烛……是用展玩敷言，省循立意。实孟、京之嚆矢，亦马王之滥觞。……端门之血书靡存，恍如证己亥于晋史;韦编之余训尚在，犹胜询《未济》于浆家”。在张澍辑录的《子夏易传》中，张澍加了许多按语，这些按语，有的用来备异，如旅卦九四爻辞《子夏易传》作“得其齐斧”(见《经典释文》引)，按语云:“众家皆作‘齐斧’。张轨云:黄钺也。应劭云:齐，利也。虞喜云:‘齐’当作‘斋’，斋戒入庙而受斧也。”有的用来疏通字义，如豫卦六二爻辞，《子夏易传》作“纡豫”(见《经典释文》引)，按语云:“王肃曰:纡，大也。京作‘汿’，姚作‘旴’，云日始出也。”有的用来证明《子夏易传》确真保存了古义、《子夏易传》确真成书甚早。如涣卦初六爻辞，《子夏易传》作“用抍马壮，吉”。《子夏易传》解释说:“抍，取也。”(见《经典释文》引)按语云:“汉博陵太守孔彪碑有云:抍马蠲害。知汉时所传如是。《说文》、《字林》并作‘抍’，音升，一音承，上举也。今作‘拯’者，唐开成以后所定也。”《养素堂文集》中的《又书博陵太守孔彪碑后》的考证更为清楚:“碑有云:‘抍马蠲害。’按《子夏易传》作‘抍’，云取也。《释文》曰:‘用丞，拯救之拯。《说文》云:举也。郑云:承也。’《字林》云:‘抍，上举，音承。’《说文》:‘抍，上举也。《易》曰:抍马壮吉。’此碑亦作抍，知汉时所传如是，当是孟氏《易》。《释文》大书用丞二字，注云拯救之拯，是陆氏所见王辅嗣《易》作‘丞’也。据《释文》，则康成《易》亦作‘丞’，训承。今本作‘拯’者，开成以后所改正。”这里，张澍已经指出，《子夏易传》与孟喜《易》相同，都保留了《易》之古貌。再如，小畜卦九五爻辞，《子夏易传》作“有孚恋如”(见《经典释文》引)按语云:“汉唐公碑、景君碑皆以‘挛’为‘恋’，是‘恋’为古文‘挛’字也。”只可惜张澍不可能见到帛书《周易》及《易传》，否则，按照他的学术思路，肯定会有更多发现。张澍认定《子夏易传》中保留了《易》之古义与真义，这是很有见地的。张澍辑录的《子夏易传》中有井卦，其九二爻辞曰:“井谷射鲋。”张澍从《经典释文》中辑录《子夏易传》的解释:“鲋，虾蟇也。”从《周易正义》中辑录《子夏易传》的解释:“井中虾蟆，呼为鲋也。”有益卦，张澍从《周易正义》辑录《子夏易传》的解释:“雷以动之，风以散之，万物皆益。”刘大钧先生认为，《子夏易传》的这些解释当中保存了古老的“卦气”说:

“卦气”说不但汉初已有，追寻先秦时代，先儒认定早在《子夏易传》(22)中已有“卦气”之说。朱震《汉上易传丛说》:“鲋，子夏作虾蟆，此五月卦也。”张惠言在《易义别录》中同意朱震的说法:“朱子发云:井为五月之卦，‘蝼蝈鸣，故曰虾蟆’。”朱震《汉上易传》于井卦九五注曰:“井，五月卦，阴气自下而上。”惠栋《周易述》于井卦九二疏曰:“鲋，虾蟆，子夏义，井，五月卦，故有虾蟆。”据此，刘玉建同志也认为“有可能在子夏时已有过六日七分法及以卦配候学说”(23)。我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因为朱震《汉上易传》释复卦“七日来复”时引:“子夏曰:极六位而反于坤之复，其数七日，其物阳也。”这显然是以“十二消息卦”解说“七日来复”之旨，亦只有用“十二消息卦”才能作如是之解，从而体现出《彖》于此曰“天行也”之旨，这是《子夏易传》中应有“卦气”说的一条确证。另一条证据是:《彖》释益卦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孔颖达《周易正义》说:“《子夏传》云:‘雷以动之，风以散之，万物皆益。’孟喜亦与此同。其意言必须雷动于前，风散于后，然后万物皆益。如二月启蛰之后，风以长物，八月收声之后，风以残物。风之为益，其在雷后，故曰‘风雷益’也。”这段文字乃孔颖达引《子夏传》与孟氏《易》解益卦。“如二月启蛰之后，风以长物，八月收声之后，风以残物”云云，当为孔氏当时所见子夏与孟《易》中释此之旨。所谓“二月启蛰之后”，当指“卦气”中二月“惊蛰”之后;“风以长物”，指正月初候“东风解冻”后，即有二月之“桃始华”，三月之“桐始华”、“萍始生”等等，故“风以长物”也。所谓“八月收声之后”，指八月卦候“雷乃收声”之后。所谓“风以残物”，乃指九月“草木黄落”“蛰虫咸俯”等等，所谓“风之为益，其在雷后”，乃指其在二月春分“雷乃发声”之后。凡此种种，皆以“卦气”之七十二候释其说。由此亦可知子夏与孟喜当时用“卦气”解《易》之一斑。另外，《孔子家语·执辔》(24)中有关子夏的一段资料，过去未引起先儒注意，但却不可忽视地反映出子夏与“卦气”的关系:“八主风，风为虫，故虫八月而生，其余各从其类矣。鸟鱼生阴而属于阳，故皆卵生。鱼游于水，鸟游于云，故立冬则燕雀入海化为蛤。蚕食而不饮，蝉饮而不食，蜉游不饮不食，万物之所不同……”所谓“八主风，风为虫，故虫八月而生”，先儒之解多不确，其实此指“卦气”中秋分之“次候”为“蛰虫培户”。因依“卦气”说，巽为八月之卦而巽为风，观为八月之卦而位居卦候“蛰虫培户”，故“八主风，风为虫，虫八月而生”。所谓“故立冬则燕雀入海化为蛤”，此更为明确地道出子夏与“卦气”的关系，因为依七十二候，“雀入大水为蛤”在兑秋“寒露”节，而“立冬”当为“雉入水化为辰”。由于两节气时间距之较近，故后人遂有“雀雉化”之说，估计《孔子家语》作者引用时将“雉入水化为辰”与“雀入海化为蛤”相混而误，故曰“立冬则燕雀入海化为蛤”。文中子夏又说:“羽虫三百有六十，而凤为之长;毛虫三百有六十，而麟为之长;甲虫三百有六十，而龟为之长;鳞虫三百有六十，而龙为之长;果虫三百有六十，而人为之长。此乾坤之美也。殊形异类之数，王者动必以道动，静必以道静，必顺理以奉天地之性……”此句子夏反复强调“三百有六十”之数，方可展现“乾坤之美”，此显系“卦气”中以乾坤两卦生“十二消息”卦，而当“三百有六十”之说。而“王者动必以道动，静必以道静，必顺理以奉天地之性”亦与《彖·豫卦》:“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的精神完全一致。由此观之，《孔子家语》中的这段记载，恐非后人杜撰，因后人很难杜撰出如此高深严密的妙文。(25)

刘彬先生也列举了一系列《子夏易传》中保存的古义内容:

(一)《周易正义·卷首》曰:“但《子夏传》云虽分为上下两篇，未有‘经’字。‘经’字是后人所加，不知起自谁始。”可知在《子夏易传》中，《周易》卦、爻辞部分只是称为“上下两篇”，还没有称为“经”。案西晋武帝时出土汲家竹书，其中有《易》类书，已经有“《易经》”之名，《晋书·束哲传》记曰:“《卦下易经》一篇。”据李学勤先生考证:“估计汲冢是战国晚期之初，也就是公元前三世纪初年的魏墓，是可信的。这是墓中所出竹简写成时间的下限。”(26)这说明《周易》称为“经”最迟不晚于战国晚期之初。《子夏易传》称《周易》为“上下篇”，而没有称为“经”这一事实，证明《子夏易传》的成书一定不晚于战国晚期之初。

又，《周易》最初是称“上下篇”的，正如刘大钧先生所考证:“《汉书·艺文志》云:‘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很清楚，班固认为是最初‘重《易》六爻’时，分成的‘上下篇’，而《系辞》又曰:‘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可证创作《系辞》时，仍称曰‘篇’。”(27)这说明《周易》称“上下篇”极早，子夏于《子夏易传》中称《周易》为“上下篇”，正是承袭《易》之古义的一种成说，这证明《子夏易传》的成书确实很早。

(二)今本《易经》《谦》卦，《经典释文》云:“《子夏传》作嗛”，可知《子夏易传》“谦”作“嗛”，而帛书《周易》也作“嗛”(28)。《子夏易传》与帛本同。刘大钧先生考证《子夏易传》与帛本作“嗛”是用古文，今本作“谦”是用今文，他说:“案《汉书·尹翁归传》:‘然温良嗛退，不以行能骄人。’颜师古注:‘嗛，古以为谦字。’再，《汉书·司马相如传》:‘嗛让而弗发。’颜师古注:‘嗛，古谦字。’《国语。晋语一》亦有‘嗛嗛之德’、‘嗛嗛之食’。以此知……《子夏易传》及帛本亦是用古文，今本作‘谦’，是取今文。”(29)可见《子夏易传》的内容较古。

(三)今本《易经》《颐》六四爻辞“其欲逐逐”，《经典释文》载:“《子夏传》作‘攸攸’。”帛书《周易》作“笛笛”，上博战国楚竹书《周易》作“攸攸”(30)，可见《子夏易传》和竹书同。刘大钧先生考证《子夏易传》和竹书作“攸攸”为古文，其曰:“《汉书·叙传》:‘六世耽耽，其欲浟浟。’颜师古注:‘浟浟，欲利之貌也。音涤。今《易》浟字作逐.’由此可知，作‘逐’字为今本，作‘浟’字为古本。而《子夏易传》作‘攸攸’，正与竹书同。荀爽作‘悠悠’，刘歆曰‘跾，远也’，其说皆由古《易》而来。”(31)可见《子夏易传》确有古《易》面貌，其成书不应晚至汉代。

(四)今本《易经》《丰》卦九三“丰其沛”，《经典释文》曰:“子夏作‘芾’，《传》云:‘小也。’”是《子夏易传》“沛”作“芾”，释“芾”为“小”义。《诗·甘棠》:“蔽芾甘棠”，毛传:“蔽芾，小貌。”孔颖达疏曰:“《我行其野》云‘蔽芾其搏樗’，笺云‘得之蔽芾始生’，谓榕叶之始生形亦小也。”是古“芾”有“小”义。又，《丰》九三“沛”，除子夏作“芾”外，郑玄、干宝亦作“芾”，《经典释文》:“郑、干作‘芾’，云:‘祭祀之蔽膝。’”而上博战国楚竹书《周易》亦作“芾”(32)，看起来似乎子夏、郑玄、干宝皆与战国竹书同，实际不然。案郑玄、干宝作“芾”，乃以朱芾、赤芾之芾释之，《说文》:“巿，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诸侯赤市，……韨，篆文市，从韦从犮。俗作绂。”段注:“此(韨)为篆文，则知巿为古文也。”是郑、干之“芾”即“韨”字，故释曰“祭祀之蔽膝”，其解《丰》九三“丰其芾”之“芾”，乃蔽而使暗之义。王弼注即取郑义:“沛，幡幔，所以御盛光也。”这与子夏释“芾”为“小”义不同。考《象传》释九三爻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象传》显然是以“沛”为“小”。《子夏易传》与《象传》一致，又与战国竹书《周易》相同，说明《子夏易传》确有《易》之古义，而郑、王、干之《易注》则与古《易》远矣。

(五)《周易正义》在《乾》卦辞“元亨利贞”下引《子夏易传》:“《子夏传》云: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周易集解》也引《子夏易传》这段话，与此完全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子夏易传》以“始”释“元”，与《春秋公羊传》完全相同。《春秋》隐元年《公羊传》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显然以“始”释“元”。案《公羊传》传自子夏，何休《春秋公羊传序》“传《春秋》者非一”，唐人徐彦疏引戴宏《序》曰:“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及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可见《公羊传》以“始”释“元”正是承自子夏。而《子夏易传》也以“始”释“元”，与子夏《公羊传》相同，这正是《子夏易传》的作者为子夏的一条力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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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周易集解》释《乾》初九“潜龙勿用”，引《子夏传》曰:“龙所以象阳也。”子夏是以“阳气”释“龙”，这与《象传》、《文言》一致，《象传》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文言》曰:“潜龙勿用，阳气潜藏。”子夏和《象传》、《文言》以“气”，具体而言以阳气和阴气言《易》，这正是古代“《易》以道阴阳”的特色，也与孔子以龙之德言阴阳二气变化之《易》义同。帛易《二三子》记载了孔子向弟子论述此义的情形:“二三子问曰:《易》屡称于龙，龙之德何如?孔子曰:龙大矣……高尚行乎星辰日月而不眺，能阳也:下纶穷深渊之渊而不沫，能阴也。上则风雨奉之，下纶则有天。穷乎深渊则鱼蛟先后之，水流之物莫不隋从;陵处则雷神养之，风雨辟乡，鸟守弗干。曰:龙大矣。龙既能云变，有能蛇变，有能鱼变……唯所欲化而不失本形，神能之至也……知者不能察亓变，辩者不能察亓义。”孔子的论述强调“变”，他以龙的变化来讲阴阳二气的变化，所彰显的正是《系辞》所言变易的道理:“《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孔子讲龙之德既能阳，也能阴，子夏讲“龙所以象阳”，应该说是承之于孔子。

……

(八)今本《易经》《贲》六五爻辞曰:“贲于丘园，束帛戋戋”，《经典释文》载《子夏易传》释“束”曰:“五匹为束，三玄二，象阴阳。”子夏此释以阴阳说《易》，但与上面讲阴气和阳气不同，这里讲《易》数的阴阳。今本《系辞上》引古“天地之数”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云云，三为天数，也即阳数，故子夏言象阳;二为地数，也即阴数，故子夏言象阴。可见子夏对古《易》数是很了解的。(33)

以上刘彬先生所论述的《子夏易传》保存《易》之古义的内容，均见于张澍辑《子夏易传》。刘彬先生的研究成果证实了张澍观点的正确性。

三、张澍博览群书，披沙拣金，《子夏易传》之辑录，来自《周易正义》、《周易集解》、《经典释文》、《汉上易传》、《周易古占法》、《周易口诀义》、《周易辑闻》、《困学纪闻》、《路史》等书所引《子夏易传》，搜集广泛而全面。张澍对搜集到的这些《子夏易传》佚文，按照通行的王弼本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进行编次，依次分列于各相关的卦辞、爻辞之下，对个别文字作了相应的转换处理，为恢复《子夏易传》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经张澍的辑佚和编排，使《子夏易传》成为一部可读之书，可以管窥《子夏易传》之面貌。李慈铭说:张澍辑录的《子夏易传》“亦足备一家”(34)。

当然，张澍辑录的《子夏易传》也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一是履卦之下的“愬愬终吉”是九四爻的爻辞，张澍辑录的《子夏易传》丢掉了“九四”。其二是《子夏易传》佚文于履卦只有一条，复卦之后的泰卦有三条佚文，分别是六四、六五、上六的爻辞，张澍的《子夏易传》丢掉了泰卦卦象和卦名，从而使人误认为其后的六四、六五、上六的三条佚文都属于复卦。三是益卦应当是震下巽上，而张澍辑《子夏易传》作乾下巽上。四是也有漏辑，笔者发现三条，一条是朱震《汉上易传》释复卦“七日来复”时引:“子夏曰:极六位而反于坤之复，其数七日，其物阳也。”第二条是《汉上易传》鼎卦九四爻辞:“鼎折足，覆公，其形渥，凶。”其下注曰:“《子夏传》作‘握’，盖传之久，字误而音存也。”第三条是《汉上易传》释大畜卦初九爻辞“有利厉”时引:“《子夏传》曰:居而待命则利，往而违上则厉。”其五是辑佚的文辞有微小失误，如比卦六三爻辞的《子夏易传》的解释，据《汉上易传》卷1当为“处非其位，非人道也。”而张澍却辑为“非处其位，非人道也。”

虽然张澍辑录的《子夏易传》，其序没有区分《隋书》、《经典释文》等书著录的二卷或三卷本《子夏易传》与唐以后传世的十卷本和十一卷本的区别，与其辑佚活动本身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其辑录也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但从整体看，张澍认定《子夏易传》的作者就是卜子夏，而这个《子夏易传》指的是《隋书》、《经典释文》等书著录的已佚了的二卷或三卷本《子夏易传》而不是别的。同时，张澍坚定地认为《子夏易传》保存了《易》之古义与真义，具有重要价值，并以按语的形式运用金石资料加以论证。现今刘大均、刘彬等学者的研究证明，张澍的看法是正确的，从而体现了张澍的远见与卓识。张澍为辑录《子夏易传》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子夏易传》也成为张澍《易》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注释】

(1)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第846页。

(2)钱仪吉《养素堂文集》。

(3)文见《养素堂文集》卷29。

(4)颜师古注:“名之者，承取其名，云实受也。”

(5)颜师古注:“仞亦名也。”“喜因不肯仞”之后，张澍省去了“以此不见信。喜举孝廉为郎、曲台长，病免，为相掾。”一段文字。

(6)文见《养素堂文集》卷30。

(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5月第2版，第289页。

(8)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引服虔的话说:“风，放也。牝牡相诱为之风。”而孔颖达《尚书正义》又引贾逵的话说:“风，放也。牝牡相诱为之风。”一说是服虔之言，一说是贾逵之言，二者互相矛盾。张澍大概以为“风，放也。”为贾逵之言，“牝牡相诱为之风”为服虔之言。

(9)《焦氏笔乘续集》卷5，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17页。

(10)清黄生《义府》卷上。《四库全书》本。

(1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页。

(12)清徐文靖《管城琐记》卷10。《四库全书》本。

(13)明冯时可《左氏释》卷上。《四库全书》本。

(14)白奚《中国古代阴阳与五行学说的合流——〈管子〉阴阳五行思想新探》，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15)《清经解》第6册王引之《经义述闻·春秋名字解诂下》，上海书店1998年版，第962页。

(16)《清经解》第6册王引之《经义述闻·春秋名字解诂下》，上海书店1998年版，第962页。

(17)《孔子研究》2002年第5期。

(18)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19)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20)载2005年《易学与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见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21)载《学灯》2008年第1期。http://www.guoxue.com/xuedeng/xdoo5/xd005ml.htm

(22)本文所言《子夏易传》指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李鼎祚《周易集解》等相关典籍所引者，而非指传世伪书，如四库本《子夏易传》之类。而子夏，笔者认为即春秋末期孔子弟子卜商。

(23)刘玉建:《两汉象数易学研究》上册，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

(24)《孔子家语》一书虽出自后儒所撰，但其多数内容实当出自先儒之手。篇幅所限，兹不赘述。

(25)刘大钧《“卦气”溯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26)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页。

(27)刘大钧:《西汉古〈易〉考》，《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1期。

(28)廖名春释读《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见杨世文等编《易学集成》第三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9页。

(29)刘大钧:《今、帛、竹书〈周易〉疑难卦爻辞及其今、古文辨析》(一)，《周易研究》2004年第5期。

(30)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页。

(31)刘大钧:《今、帛、竹书〈周易〉疑难卦艾辞及其今、古文辨析》(一)，《周易研究》2004年第5期。

(32)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

(33)刘彬《子夏易学初探》，载2005年《易学与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见“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34)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下第1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