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澍四川、江西宦迹考_清朝张澍

张澍四川、江西宦迹考_清朝张澍

第四节　张澍四川、江西宦迹考

张澍自嘉庆十八年(1813年)赴四川屏山任知县，至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因父亲去世丁忧解南溪知县之任，先后担任过屏山、兴文、大足、铜梁、南溪知县，在四川为官近七年。服满后于道光五年(1824年)选江西永新知县，先后任永新知县、临江通判、泸溪县令，于道光十年(1830年)丁继母忧解泸溪知县之任，在江西仕宦近六年。现将张澍在四川、江西之宦迹考述如下。

一、四川宦迹考

张澍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他一到屏山上任就马上去熟悉四川省的历史、自然和风土人情，立即投入到处理日常政务当中去。他的同年鲍桂星曾写信询问蜀中山水、人物、风俗以及张澍担任县令采取什么措施，张澍复信中对这些情况如数家珍，一一道来。当谈及风俗时说:“以言风俗，则父子异部、兄弟别居;挥刀杀人，十岁之童子能之，而妇女亦然;酗酒作乱，渺小之丈夫如此，而强壮者尤甚。”他采取的措施是“首缉盗贼，惩蠹役而犯无不获;次厘词讼，挐讼棍而情无不输。熟韦峭涧，参而用之，不专尚武健也。时复颁布教令，导以人伦，谕以天理，诱以惠言，愳以威刑，颇多向化者。虽民情浮动，而民气直赣，无侜张之习，少兜胜之风，扰而驯之，其感革自易易也”(190)。张澍在四川任职期间，多受其父训诲。嘉庆十九年(1814年)四月初二日，张澍的父亲自武威来蜀，张澍迎至署中，“凡不孝所以折狱、弭盗、劝农、课士，府君靡不训示周详，事事以实惠及民，宽厚慈良为主。不孝得以遵循率繇，获免愆邮者，实赖府君之教也”(191)。“澍性严毅，审案无不诮让呵责，府君每诲之”，认为:1.为政要宽厚，持法要公平，不随便用刑。2.“为官须要明，然不可恃明也。恃明则偏，猾役奸胥必窥官之意旨以中之，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必将之以虚，持之以公，乃可。”3.认为真文人无相轻之理。4.应实心行政，激扬士类，不能虚名市誉。5.应学老子柔弱保身之道，但又指出柔中有坚忍之柔，巽懦之柔;刚中有果毅之刚，暴厉之刚，必须注意(192)。嘉庆二十一年，由于张澍的五妹“年及笄，将出嫁”，于是他的父母便返回了凉州，“每寄信蜀中，戒以居心恺弟，毋恃明察”(193)。

张澍在屏山任县令的第二年，“雷波通判达崇阿、署普安参将李廷扬禀报凉山生番分股四出，于银厂沟，那里沟、东宁乡大肆焚掠，掳汉民多人等情。总督常明饬永宁道刘斌、叙州知府张瑞溥前往查办，并派游击余步云德印领宁兵五百名驰赴防勦，具奏。又奏派提督多隆武带省标松潘营兵一千，普安营兵五百，赴雷波援剿”。这次用兵，据总督常明的奏报，各将领身先士卒，剿抚并用，很快将反叛平定，“各夷咸畏兵威，出具木刻，边隅静谧”。“遂奏升刘斌加按察使衔，张瑞溥加道衔，赏戴花翎，胡之富赏戴蓝翎，候补县丞袁诗燕以知县即升”。这次用兵，屏山为兵马必经之地，张澍也参与了后勤保障工作，“过兵两千名，武弁二十八名，设马站七处，步站十二处，武弁兵丁用马五百七十余匹，用夫三千八百九十余名，运碾米三千石，兵丁口粮、盐米夫马价值，运夫各价，书吏、人役工食，布袋，棕绳，油布共用银七千八百六十余两”。此前的马边之役，“过兵一千，派民津贴银二万四千两”;雷波之役，“过兵一千，派民津贴银一万八千四百余两”，当时的地方官都得以“擢迁”。而此役，张澍厉行节约，并未向百姓派津贴，反而不准当事者张澍报销花费，张澍只好自己赔付，也不准升迁。原因是提督多隆武赴前线经过屏山时，他的武弁王某滋事，被张澍杖笞，怀恨在心，“故抑其劳，不上闻也”。撤兵时，张澍从同乡参将王君泰处问军营情形，王君泰笑着对他说:“饥夷但出巢掠食耳，何尝反。诸领兵者驻千万贯，或驻大谷堆，终日宴饮高会，未尝一亲矢石，但遣兵四出搜掠杀熟夷首级以为功，隔日则撰夷人姓名，捏打战地方与攻克情状报督抚耳。”面对如此腐败的官场，张澍感慨地说:“嗟乎!国家之帑藏如此而糜之，国家之官职如此而邀之，九重高远被其诳欺，噫!”(194)(www.guayunfan.com)张澍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调署兴文，当他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回任时，屏山县民控告继张澍任知县的陈启“贪酷病民”，“又攫财逼死十六人命，脏赢巨万”。张澍遂进行审理，准备向知府揭发，陈启则反控张澍，一时引起轰动。关于这一事件，《养素堂文集》卷25《诰授通奉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布政使王小村传》、卷35《先府君行述》以及钱仪吉《养素堂文集序》、《张介侯墓志铭》均有叙及，但语焉不详。张澍《致京师同年书》对此事进行了详细记载，此文在张澍的好友张井为张澍审定《养素堂文集》时认为:“模范神奸，如大禹之铸鼎，令人发指。”但不应入正式的文集而应入别集，故《养素堂文集》未收，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出版的《张介侯所著书》第七册收有此文，文后有张井的按语。《致京师同年书》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详细的记载，揭露了嘉庆年间西南四川官场的贪污受贿、官官相护、草菅人命、厚颜无耻，现节录如下:

某于二十一年(即嘉庆二十一年)十月赴任，时屏山百姓离邑二三百里递呈控陈令贪婪不法者有九十余起，洎抵任，据各乡民投状，又有二百余案，老幼环泣，哀声徹天，旁观之人，酸鼻掩泣。某实裂眦投袂而起，即欲参揭为苍赤申冤。陈令知众怨沸腾，泥首苦求，欲退出藏银，以息众怒，并嘱巡检李国均、典史黄大观拼头哀恳。某以赃款巨万，毙命十余，事体重大，未肯允诺。陈令于初九日三更时，乘某已寝，令黄大观偕伊戚陆大俊腰银一千零八十两，至门房，言退交赃银，余俟三五日全缴。门丁不肯收存。黄、陆言现已夜深，明晨当来取。诘旦某知，即唤户吏当堂点明，封贮库中。陈令大恐，首触墙壁求死。某令典史谓之曰:死则畏罪自尽，非某威逼也。越数日，夤夜逃至叙府。知府张某者，陈启之表亲也，寄书来屏，约某赴郡。即浮舟谒见张守。恐猲曰:“汝不为陈兄地，独不畏章秋涛乎?秋涛，陈兄儿女至亲，汝何得然?”秋涛名凯，时为首府，又以制府义子，势张甚，故本府以此吓之。某曰:“职秪知有民耳，不知有张秋涛也。陈氏嚼民，民鬻子女，破产荡家，以索钱故，逼死十数命。如胡杨氏之夫，高祥元之父者，不一而足，现在呈诉。且所办命盗案，无不诈赃者。查经手仓库，均多亏缺。职虽孱夫，不惧权势，令穷黎之负屈也。且以寒士，不能代贪人填侵蚀也。”张语塞，为好语曰:“予知尔能办事，且认真，但此事大不利于我，何不为我地?”乃屈膝曰:“须看我、须看我!”某曳起之曰:“此非职家事也，若百姓肯，则职无不肯者。”张守曰:“百姓都服你，言之必从。其赃银令陈知县退出，其仓库令弥补。”某曰:“现在百姓陆续具呈赃银，尚未算有成数，其仓谷银两尚未盘量核算，须还署清厘乃可。”即辞行，陈某至舟送，叩舻前数十，两岸观者如堵。次日到邑，呼冤者纷至。即票唤审讯三十余案，均与原词无异，过交确凿，其赃已五千余金矣。迨数日，本府来信云:“陈启之弟景初现署资阳者已通禀矣。”某疑之，谓渠何以措词也?又数日，本府来信云:“陈启亦通禀矣。”乃益疑。密诇得陈启于某返署之次日，本府即令赴资阳，兄弟合谋，为先发制人之举。某乃据实用印文详出。阅数日，又将审实之案赃银若干，未审之案原开赃银若干，估借之案赃银若干，滥罚之案赃银若干，附开四折随文通详。方陈氏兄弟之禀也，各上司稔陈氏素行墨黩，知其禀内澍索银一千余者为诳语，渠禀内言署屏山系上司得三千金卖者，事有阂碍，恐某通详溃败，不可收拾，乃委素与陈氏狼狈之龙安知府程嘉祥赴屏山县和解，以查办为名。时有为上司献策者，谓撤屏山张令，事乃可已。旋得某详文，则大骇。程守暗携陈启并家丁十余人，诳诱原告具悔，复出重资，募无赖生监控告。住数日，则携原告罗兴贤、武生廖如鹏赴郡，令罗兴贤具悔词。盖陈氏以命案索罗姓银六百两，廖如鹏过交者也。廖如鹏为陈氏爪牙，出入衙署，凡索诈之案，大半系伊关说。仍令廖如鹏捏写生监数名，告十九年军需事以为牵制。程守返省，不知向各宪作何云云，但闻其言屏山张令赴省不必见，以固之而已。迨某带已审十三案人证入省，上司果不见。是时，或有谓将详文禀帖一概焚烧，不必入奏者，有谓将某迁官，将陈氏勒休者，聚讼纷纷，朝三暮四，大率皆陈氏党羽也。延至次年二月，而案不审。乃删改情节，蒙混入奏，其稿即章秋涛手笔。其某详内凡有关系之语，一概抹去，其陈氏禀内媒孽之语，无不详载。自二月至四月批回而案仍不审，乃嘱成都、华阳两县差役将案内原告人证桎梏之、辱詈之、威刑胁吓之、利诱之。复有成都府家人差役与其间，民皆惴惴。乃委程嘉祥与雅州府韩清、茂州知州戴三锡会审。审之日，则传十三案人证六十余，并书差二十余，同集成都县署。程、韩二守大声曰:“尔屏山张太爷，上官要参官办罪，不太爷了，不能与尔等申冤，况你们并无冤，想是张太爷叫你们告状的。”遂呼两县书办代书，谓之曰:“你们都去与他们写了悔状亲供来。”各原告则大呼前任陈剥害剿取，家室一空，又逼死父母妻子，语与泪俱。置不问。于是扃六十余人于一室，众代书在外，为各原告写供词悔状。次日呈堂，不问一语，即喝令下。则呼某阍者刘寿至，呵斥掌责，问:“尔等得过陈太爷门包多少?”刘寿言:“门包者，天下吏奉送上司之门者，平等官岂有门包?”则大怒。而于陈氏门丁，则和言接之。独戴知州以为此辈夥同本官虐民肥己，乃重责之，仍械置于狱。时陈氏兄弟恃上下胶固袒庇，气骄甚，仍札新津县王衡赴屏山将二百余案押令具悔详销，复令搜求某失，则无有，乃返。于是市中走卒菜佣，无不愤懑，詈语成风。同寅中有义气者，亦皆搤掔，咸言欲伏阙上书。有密为李石农方伯告者，乃传程、韩两委员申饬。两委员知同寅之不平，百姓之不直之也，意嗒丧，不复审。而其党乃出而劝和，言将某调大缺，将陈氏革职，言即以此办稿。迟之又久，某密诇得办稿之人即陈景初，与其党同知严堉、新津县王衡三人键户为之。某知有诈，至成都县看稿，乃是详某革职，而陈启开复者。乃诣戴牧告之曰:“现在稿已办就，陈氏开复，某则革职，天下有如此事乎?职之揭部科决矣。”戴牧即时回藩、臬两司，乃提人证至寓所，扃门研审数日，而某所详之案靡不真，而陈氏许原告银钱令其翻供种种情弊，均吐露。陈氏气大沮，而其党又来劝，言留陈氏活命。办军台出口，同寅多来解者。某曰:“办罪，上司之事也，轻重听之，某不与闻，某自求理直而已。”时已至十月，常制军没，闻蒋制军来，则日夜求情，以赃为罚，大减数目，又以为交代争论启衅，草草办稿，仅问城旦，劝将军奏出，恐蒋制军至，仍破也。窃陈氏为神丛巨猾，剥民习惯，凡署之邑无不为民控告者。如陈景初署丹稜，则有《丹稜赋》，言其赃盈万;署秀山，则为民殴打，告者亦控赃过万。陈启署金堂，控告赃私者累累，当时右之者，多拥富恣睢。今仅革职，在他人方庆伊等首领得全，而渠则愤甚，即于此时摭军需、王监生事，讬卓光禄弟秉惇、秉和寄京奏之，此报复之余波也。屏山前十七年办军需，时仅三月，犹费银万七千两，雷波之役，为时五月，数处安站，过兵四千名，运米四千石，费止七千，为百姓省财逾万，他人皆准报销升官，某无一级之加，不准报销，赔银三千余两。王泽厚者，邑之劣监也，尝以抢人黄谷，掌责后，月余病死，亦牵连入军需，而党陈氏者尚为其鸣吠。盖卓海帆与章秋涛、陈氏兄弟素有往来，相契并通财，而程嘉祥又素事章秋涛，奴颜婢膝，甘为小人而不耻者。故一味徇私，不顾是非如此。然此特其大略，其中情伪百出，不复缕矣。澍于六月内始奉委署大足。缘陈氏未经控告之案甚多，恐澍回任发其根株，乃委此地，皆屈护陈氏者之深虑远策也。而蒋制军以师生之故，避嫌疑，不之察，遂依之。

蒋制军指蒋攸铦，是张澍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乡试时的主考官之一，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任四川总督，他一入蜀，“即具疏举劾，属吏震悚”(195)。张澍对蒋制军应当说抱有很大希望，但实际情况却令他失望，且不必说因避嫌不去追究陈氏贪腐及逼死十数人命案，使之逃脱应有的惩罚，在举荐弹劾方面也多有不实，当蒋公问张澍蜀中之事时，张澍直言回答说:“公入境即举劾，属吏震动，然如所举某守赇，某令但佞佛耳，岂为贤乎?”(196)蒋公默然。由于张澍入蜀已有五年，对蜀中情况比较熟悉，他看到蒋公举荐与事实多不符，遂又上书说:“某自释褐至今日，受夫子栽培之恩厚矣。受恩厚则期望深，深则报称难。思欲以言为赠，恐招位卑言高之罪。既重思之，则有不敢言而不忍言之者，爰冒昧言之。吾夫子素以聪察自信者也，而澍则病夫子之耳目不周，何也?盖夫子寄耳目于他人而耳目反为他人用耳。……方其将至蜀也，大小属吏咸躬躬焉愳，谓离娄之明必见秋毫，卻雍之智能察眉睫，胥矫情饰貌，减骑薄庖，以自藻厉。迨甄节甫莅而奏章即飞，参劾若而人，保荐若而人。远近骇汗，目笑腹非，皆窃笑夫子之不明。以为所弹者岂无饕餮，而悃愊无华者居多;所举者岂无廉隅，而簠簋不饰者大半。即如重庆守某忌前黩货而曰廉干有为，江津令某佞佛斋僧而曰勤能不懈，品题失实，大率类此，某闻偶语，亦为赧颜。……”(197)钱仪吉说:“退又上书，其狂直如此。”(198)

以上是张澍在四川为官期间发生的几件大事。张澍在四川为官期间，还积极兴利除弊，进行文化设施的修复和建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兴建或修复了一些桥梁，便利了交通，方便了民众。在《养素堂文集》卷7中有《修迴澜桥记》、《修安济桥记》、《大足县修单石铺旌善桥记》、《大足县修东郭虹桥记》等记，记载了这些桥梁的修复和兴建情况。关于屏山县迴澜桥的兴修情况，《修迴澜桥记》载:“沐川司去县治二百里而遥，研井溪去沐川三里而近。溪旧有桥，颓圮数年矣。驾榷以渡，途旅病之。每值大雨时行，山潦鸿发，往来迷津，望洋裹足。余履任后，频过其地，睇略彴之支离，怜揭厉之槷，捐俸倡先，我民助臂，无蚀无窳。戒饬董事砻石骏作，不月告成，长虹卧波，率繇砥平。”屏山县安济桥是当地人罗廷谟出资率领民众修建而成，《安济桥碑记》载:“什噶营南下有溪，连山萦迴，峭壁巉绝，巨石磊落，深壑黝冥，其水承东兴、团鱼、玛瑙诸溪，颓波谷转，骇浪雷殷，湍激之音，喧岩倾地。负箄褰裳者，至此望风谢路。”罗廷谟“悯涉者之病，为济人之举，勼工伐石，昕夕董作，险镵狭，超涯截壑，縻金五百有奇，历六月而桥成焉。”张澍作为临民官，称赞说:“罗生此役，补有司之不及，为玼吝之所难。人不必川游径逾，路自觉矢直砥平。蛟龙伏幽，星象泻汉，跨虹连岸，浮鼍续航，亦屏邑之壮丽者与!”单石铺旌善桥是张澍任大足县令期间支持乡人唐宗舜、廖一鳌出资修建而成，《大足县修单石铺旌善桥记》:“余署大足之日，暇日，廖子偕唐生谒见，请曰:足邑东九十里而近，有单石铺，为驿路通衢，有小安溪，源出玉口山下，流经永川、铜梁二县界，至合州西南入涪江，旧有桥，其庳小，每值大雨时行，山潦衡溢，波襄四陆，吏人望洋，植望竿、设溜筒以传文报，盖亦劳止。今者善政远闻，邻封景慕。宗舜欲捐钱数千缗，另建大桥，一鳌愿助力督董其事。”张澍赞许勉励之。唐宗舜、廖一鳌“即鸠工伐石，昕夕从事，为桥高三丈，长十八丈，宽二丈，为洞三”，“而冷贡生玉斌偕族人以店房让为桥基，乡约陈平训亦撤屋焉。皆激于义也”。此桥先后费时11个月始告完成，张澍为“旌其乐善利济之美”，遂取名“单石铺旌善桥”。另外，张澍在屏山县任职期间还兴建了结发坝镇螭桥，在大足县任职期间兴建了东郭虹桥。

2.修缮防御设施，抑暴安良。嘉庆时期，社会矛盾日渐尖锐，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西南一带的少数民族时常起来反抗。《养素堂文集》卷7《修西宁堡记》载:“西宁堡泛去县治三百里许，与雷波毗连，凉山倮夷时出劫掠，斯地为必由之途。掘圹焚室，剖孕刳儿，惟斯地首被荼毒。而乾溪、菜坝，以次受其绎骚，虽屡征兵剿戮，磔膊披肢，而夷性生狞，奸猖钞钹，频岁有闻。又窟穴深邃，蝮蛇豺狼，丛伏肆虐，箐林隐翳，追窜无踪。”这是张澍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进行的描述，其中对少数民族不无鄙夷之词，但记载也是真实的。少数民族的劫掠是残暴的，统治阶级的镇压也是残暴的。张澍认为，对这些“夷人”想聚而歼之，是非常困难的，唯一有效的办法是修缮防御设施，进行守御，以免其害。西宁旧有城，废弃已多年，仅存城址，“邑之人毖惩后患，思有以固圉，而土地瘠确，素鲜殷敐，且蹂躏屡经，日形荡析。监生祝世凤，忼达有识，隐忧未然，乃募众捐修，得金若干，计时数月而城堡立焉。其把总廨署，兵丁舍宇靡不完缮，可谓有功桑梓矣”。张澍履屏山任的第二年，“夷人自化林罗、三溪至东宁，烽火相望。乃刻期选徒，给铳矛，发粮往堵，旋即退去，幸无扰我疆。”屏山县东门外二里有望龙山，“山之岬曰龙关，俗谓之东关也。旧有楼，沦褫日久，写角靡存。余于簿书稍暇，捐廉修之。观其县岩霞起，壁岸无阶，隐曦削云，翼佩江臂，水脉漂迅，奰怒震霆，路不容轨，牛扣马搏，不乃累甗，魂敛神惊，极艮坎之形势矣。……予谓此关，界限滇蜀，控制都夷，亦戎泸之屏障也”(199)。屏山县之北有锦屏山，“周围五十余里，高耸横峙，如屏然，县因以名。树木蓊蔚，流泉觱沸，旷如奥如，钟孕蕃滋。昔时人文渊茂，硕彦迭产。附近之乡，资其水源，灌溉田畴，民生以裕。”在张澍任知县之前，有泰洪寺僧人觉清“窥见深邃，利其繁殖，私建刹宇，规图侵占”，致使附近福延、洗油、两合三乡水源干涸，遂控诉至县，赶走了觉清。但不久，又窃据锦屏山，“焚林开垡，殆无遗土”。乡邑绅士禀明县里，请求加以制止，“前署篆牛君履勘定界，详府立案”。张澍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到任，二月，“出示严禁盗伐。查明旧蓄杉竹若干，捐廉栽杉树三千，招僧徒守护，并禁左右居民不得越畔”。张澍又恐“岁月尘邈，奸民觊觎”，“爰述端末，刊石垂远。山之界，北抵泰洪寺、黄文贵地;西抵泰洪寺地;南抵学田、聂廷相、宋国松、张之楷地;东抵罗光燦、杨世淳、杨世振地。并刻条款于左，经理绅士姓名于碑阴”(200)。

3.关心文化教育事业，鼓励、兴修书院、文庙、文昌宫等文化设施，营造良好的学风。在清代，文庙、文昌宫和书院是事关一县文化教育的重要场所和文化设施，清朝最高统治者大力提倡兴修，地方官吏也积极响应。作为儒家学说忠实信奉者和积极实践者的张澍，更是对此积极倡导、支持和鼓励。《养素堂文集》卷8有《南溪县修文庙碑记》、《兴文县修文昌宫记》、《大足县修孔庙碑记》、《大足县修文昌宫记》、《代蒋制军重修成都府锦江书院碑记》、《大足县修棠香书院记》等记，这些碑记记录了南溪县文庙、兴文县文昌宫、大足县孔庙、文昌宫、棠香书院、成都府锦江书院的兴修或重修经过，揭示了兴修的意义，积极鼓励当地生员努力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提高文化素质，成为国家有用之才。成都府旧有锦江书院，“门径纡曲，体制未协”，成都首郡及各府绅士“合同公请，冀欲改修”，时任四川总督的蒋攸铦即“准允”，并捐养廉银资助，各司道及各属吏咸出资相助，“遂移府学于东，书院之门，曩右趋者，改作于中，以端其向。凡讲堂学舍，宾廨室，皆整饬登闳，焕然改观焉”(201)。张澍在《代蒋制军重修成都府锦江书院碑记》中写道:“窃念井络之墟，会昌建福，在炎汉世，瑰才骈罗，经学词宗，方闻艺术，溢于道将之《华阳》(202)，芬于承祚之《耆旧》(203)，信乎其炳灵载英也。今则缀学之士，舞追王寿，章上柳津，阳城衡之《乐经》(204)、范长生之《易注》(205)，杜叔和之《诗题》(206)，郭舍人之《尔雅》(207)，视同覆瓿，罔能甄综。为问长卿傎时(208)，子云绣补(209)，允南然否(210)，衷侯其平(211)，且有不能举其名者。盖经学之废弛久矣。余以为扰民气，必渊茂士风，傥指归道德之不讲，则寡廉鲜耻之俗不除。急思拓黉序，进青衿，与之振发新机，祓濯旧染，以绍赤兑之名贤。”蒋攸铦对地方绅士重修锦江书院的请求慨然允准，并大力支持，使其很快完工，并提出了希望:“今兹新厥精舍，益乃廪饩，人士褰裳鳞萃，非吾道昌明之会与!嗟乎!张收画像(212)，宋恩题名(213)，杳不可复睹矣，诸生果能折衷六艺，含咀百家，循庄遵忠孝之谭(214)，守李宏金石之志(215)，觥觥其气，抑抑其仪，骋白凤之雄才，洗碧鸡之浮藻，渐摩观感，激励涵濡，储为国家栋梁之用。则翟酺杨终之学术(216)，冯绲王阜之事功(217)，来轸子遒，前武可继。”在这里，张澍是以四川总督蒋攸铦的口气写的，表达的既是蒋攸铦的观点，也是他自己的观点。大足县在唐代属于昌州，“历宋元明，洎国初，时有登科第者”，而“近数十年，并乡举者绝响”，这难道是古今土地不同的缘故吗?非也，“抑以教化不兴，士安朴僿，靡所师承，虽有资性颖敏者，目不睹经史，耳不闻讲授，株守学究，心如废井，聪明锢蔽，皓首无成，良可哀也”。张澍任大足县令之后，对旧有的棠香书院进行整顿修理，首先“以济田余款八百余缗归入书院”，以提高讲师待遇，同时“并给诸生膏火”，对生员进行激励。其次“饬斋长黄性周、刘宏洲等修理讲堂、书室，整齐戒肃”，以便师生在此讲授、学习。张澍整顿修理棠香书院的目的在于希望请到好的教师来讲授，鼓励生员努力学习，“异日或有瑞士、茂才出其间”，也希望能够形成重视学习的良好风气，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218)。

张澍仕宦四川期间，还在政务之暇积极进行学术研究，编撰了《蜀典》，主持重修了《大足县志》，颇受后人重视和好评，还为《重修兴文县志》写过序。这些都体现了张澍在方志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对此，将在《论张澍的方志学成就中》进行论述，此不赘述。四川的屏山、大足尤其是大足县有丰富的石刻文化资源，张澍对金石有特殊的偏好，他在四川任职期间，游览、搜求石刻资料，发现了《唐昌州刺史韦君靖碑》、宋蔡京书《赵懿简公神道碑》等珍贵石刻，凭借其广博的学识和慧眼独识，以跋尾的形式对四川的碑刻进行考证诠释，揭示其价值，写下了大量碑刻跋尾文章，订正了史书记载的一些讹误，还以游记的形式对大足县的宝鼎山、北山以及屏山县的涪翁洞、玉皇观三清洞等石刻进行描述和记载，编纂有《大足金石录》，对金石学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将在《论张澍的金石学成就》中进行论述，此不具论。

二、江西宦迹考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张澍因父亲去世丁忧，解南溪知县之任，三年服满后于道光五年(1825年)选得江西吉安府永新县县令，秋天出都赴任。道光六年(1826年)调署临江通判，不久，“以前任欠随漕道款，褫职”(219)。道光七年(1827年)冬“开复”，道光八年(1828年)补授建昌府泸溪县县令，四月履任。道光九年(1829年)六月以病为由提出辞职，未获批准，遂又回任。道光十年(1830年)，丁继母袁安人忧，解职西归。张澍在江西仕宦期间，在泸溪县任职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在泸溪县，张澍认真实践着自己“思为良吏”的抱负，政绩颇为显著，赢得了很好的口碑。主要表现在，很快扭转了社会秩序的混乱状况，禁绝衙役勒索百姓的现象，使老百姓有了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修复书院，录取生童，延师讲授，为泸溪县教育和文化的恢复和发展打下了基础;重修泸溪县志，为泸溪县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财富。嘉庆九年(1804年)六月，当张澍将要以病辞职西归时，士民纷纷前来挽留，张澍去意已定，无法挽回，遂各作诗送别，廪生傅筍圃所编《民谣》写道:

我农不知诗，但将胸臆讬言辞。不闻衙役来索钱，不闻邻家失却鸡，永不入城市，永不涉案件。官好与官丑，我也不能辨，但从去年来，我爷来我县，受笞荷校人，自说也后悔。早知爷如此，不合去触罪，何如安我贫，耕田凿井图，自在噫嘻嘻。如今自悔还自改。偶然下乡来验尸，不见衙役乘肩舆。有时出境迎长官，轿中仍持一本书。县考都说取最公，揭晓来费半月工。较武连射三十箭，不中数枝挽硬弓。不要钱，不准情，求雨得雨，求晴得晴。闻说我爷家武威，不知何故告病归。众欲留之坚不可，不知官例是也非。但见百姓纷纷具恳词，到处作诗声咿唔。我是农夫不知诗。(220)

饶宗慈《张父师德政记》说:

泸溪之在建昌，地小而僻，宜可忧为者。然而百里之内，良莠泾渭，兼注并蓄。公于此时，分别而激扬之，势不孔易。况夫前有覆车，以辙卜我，恩之则慢而肆，威之则恫以怨，一以为父母，一以为仇雠，万口亿心，牢不可破。及夫悔悟感泣，然后知公合儒林、循吏为一体而躬为龚、黄。泸溪法令废弛久，游民无所得食，辄窜名县籍中，喜则人，怒则兽，潜伺窃发，以狎睡骊。公毅于心腹，峻于颜面，芟之，除之，教之、戒之，坚石不夺，明镜不蚀。翦其棘心，无事滋蔓。由是谗慝之民化，而诪张之口关。常慨讲学之地为武人之宫，乃倡而新之，其为栋楹瓦石几榻之工，锾以百计。朔望之日，重门洞开，躬率诸生，以时存肆，众方鏩鏩，加以厚赉，争相涤濯，出泥入脂。公犹慊曰:“于我为薄。”公之学术，无端无涯，茹古涵今，抉经之心，储粟万廪，饫食俊义，遗弃朽腐，蒸为黄菌，犹足辉耀天下。及其摇笔动墨，沈博绝丽，东龙西虎，金舆玉辇，黄河万派，建章万门，秀出南斗，不可梯接，是有天马不可能也。邑乘不修且百年，前有吴林为业不卒，公取览一过，遂乙十数处非是，其见甚卓，其意甚厚。公以为志书之作，背古则诞，失实则诬，不诞不诬，是诚在我。若是者，公将为吾泸秉直笔，成信史，岂惟耀彼幽光，嘘其寒骨，追昔作者而已?(221)

饶宗慈《张父师德政记》从审理案件、淳风俗、修书院、励学子、为学术、修方志等方面比较全面地记述了张澍在泸溪县的政绩。从傅筍圃所编《民谣》以及饶宗慈《张父师德政记》的叙述，我们看到，张澍针对泸溪县法令废弛，社会局势混乱的情况，从整顿吏治、严明法纪入手，禁绝衙役对老百姓的借故勒索，公平执法，杜绝请托、行贿。在公平、严格执法的同时，着重进行道德教化。很快，社会秩序得到稳定。与此同时还兴修书院，重修泸溪县志，进行教育设施和文化建设。关于兴修书院的情况，《养素堂文集》卷8《重修芦溪县鹤城书院记》记载更详，其中说:“泸邑为山国，土习旧称淳朴。余履任之日，询所谓书院，则败瓦残椽，风雨不蔽，然伤之。急以库存罚锾嘱傅、林二生修理之，去盱江之名而颜曰鹤城，纪实也。”书院修理完毕后，录取生童，延师讲授，鼓励他们刻苦学习，以成俊才:“时值大比，诸生赴秋赋，予亦以漕事晋省。比其返也，岁聿云莫，乃录取生童若干名，延教谕甘君主讲焉。嗟乎!以予之舟车南北，必载书甚多，屡为弦唐子所怪。即一行作吏，敲朴喧嚣，牒诉倥偬，而此事不废。未必仕优则学，学优则仕，盖深愳光阴易逝，经术不明，而尤愧未能致上理，俾四境之内，强虣输情，善良安业。诸生读圣贤书，抗心希古，力图远大，而于制艺试帖之末，反不能精，此固猎叶之风，不如聚沙之雨，毋亦因陋就简，不思淬厉，以底于成乎?愿诸生勿惮焠掌之老，糞心之苦，辟经苑，启史笥，引之以道训，浴之以学海。何遽不为文囿之鸣凤，艺囿之灵芝哉!”其对泸溪县士子的殷切期望和鼓励向上之深情跃然笔端。关于重修泸溪县志的情况，《养素堂文集》卷五《重修泸溪县志序》说:“……丁亥冬，题补是邑，戊子四月履任。入其境，山则犖确，水则濑浑，田不沃饶，产不阜硕，而世习民风，颇为淳朴，色为之怿。视事后，取县三志阅之，支漫丛艿，漫无体制，深病之，急欲改修，而原任苍梧大令董帷林君以其稿来，大都沿袭旧编，秪增益人物百十耳。……今予之修此志也，亦不能不叙人物，而芟其赘疣，并删其羼冒，尚觉太溢，嫌于仍贯，盖犹有人之见者存也。然体例分明，事迹概括，不取燕说郢书，不为钩章棘句，庶几有裁制矣。”

关于张澍在泸溪县的政绩，《江西通志·建昌府·宦绩》进行了高度评价:

性情亢厉，表表树风节，及官泸溪，震慑豪强。奸民恶胥，皆股栗不敢呈片言，折狱涣若神明。然持躬独廉洁甚，始终爱民，有关利病者，无不为也。泸溪于明，始为县，士或未习于古。澍重修鹤城书院，课以明经致用之学，又撰《茂学篇》以诏之。厥后，都人士服其习训，文气遂蒸蒸日上云。(222)

而钱仪吉在《养素堂文集序》中则对张澍在江西永新、泸溪县的政绩作了总体性的评价:

后又宰江西之永新、泸溪，所至令行禁止，束吏胥，傔从救过不给，治盗摘伏如神，盗屛迹。岁凶，为赈民不饥矣，又念其寒而人予之衣，老弱皆为区处，使有所归，其设施甚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