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澍经学观点数种评析_清朝张澍

时间:2019-07-19  栏目:百科知识  点击:25 次

张澍经学观点数种评析_清朝张澍

第一节 张澍经学观点数种评析

细读张澍的解经文章,笔者以为颇有一些具有独到见解,对历史及古代文化研究很有帮助,兹述于后,祈请方家指正。

《驳惠定宇箕子明夷说》一文批驳了惠栋《周易述》对《明夷卦》六五爻辞“箕子之明夷,利贞”的所谓新解释(3),惠栋认为:“《明夷》之五曰‘箕子’,当从古文作‘其子’,其,古音亥,亦作萁,刘向曰:今《易》‘萁子’作‘荄兹’。荀爽据以为说,读‘萁子’为‘荄子’。其与亥,子与兹,文异而音义同。《三统术》云:‘该阂于亥,孳萌于子’。该亥亦同物也。五本坤也,坤终于亥,乾出于子,用晦而明,故云:其子之明夷。马融俗儒,不识七十子传《易》之大义,读其为箕,盖涉《彖》传而伪。五为天位,箕子臣也,而当君位,乖于义例甚矣。”张澍认为“此说大谬”。张澍先据历史文献指出,惠栋之说其实沿袭的是西汉赵宾之说:《汉书·儒林传》云:“蜀人赵宾,好小数书,为《易》,饰《易》文,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荄兹也。’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为名之(4)。后宾死,莫能持其说,喜因不肯仞(5)。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张澍指出:“盖班固亦邃于学,尝典校秘书,著此以明宾说非古法,乃实录也。”赵宾之说非古法,自然惠栋袭赵宾之说而称古法,自然是错误的。然后张澍又从卦义来反驳惠栋之说:“且《易·彖辞》明云:‘内文明而内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此正指文王囚羑里,箕子为奴事。马融、虞翻以爻辞为周公所作,故引近事以释明夷之义。若箕子作荄兹,则文王又何解乎?乃又以六五是君位,箕子为人臣,不当居君位,为乖于《易》例。夫《易》六十四卦,六五、九五不专指君位者多矣。且以箕为荄,以子为兹,又何与于明夷也。夫箕可通其,而可通荄乎?‘箕子之明夷’云者,谓初幽囚拘辱,而秉志不回,卒能传《洪范》于兴王,其道大光,分茅胙土,是之谓利贞耳。故王弼注云:‘最近于晦,与难为比,险莫如兹,而在斯中,犹暗不能没,明不可息,正不忧危,故利贞也。’此亦暗指箕子遭难而言。若万物方荄兹,是阳气钟于黄泉之时,句者尚未出,蒙者尚未达,则彖辞所言‘箕子之贞,明不可息者’,不可解矣。”这里,张澍只是坚持了传统说法的正确性,并未提出新的见解,但很清楚地体现了张澍解经注重历史事实,注重从理论上阐释的特点。

《马牛其风解》是对《尚书·费誓》中“马牛其风”、《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6)的解释。“风马牛不相及”,晋杜预在《春秋左传注》中解释为:“牛马风逸,盖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孔颖达正义进一步解释说:“服虔曰:‘风,放也,牝牡相诱为之风。’《尚书》称为‘马牛其风’,此言‘风马牛’,谓马牛风逸,牝牡相诱,盖是末界之微事,言此事不相及,故以取喻不相干也。”今人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解释为:“牛马牝牡相诱而相逐谓之风,《尚书·费誓》:‘马牛其风。’风马牛不相及者,谓齐、楚两国相隔遥远,纵使牛马牝牡相逐,奔逸虽速而远,亦不致互相侵入边界。”(7)但张澍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

《书·费誓》曰:“马牛其风。”解之者曰:“马牛其有风佚、臣妾逋亡,罔敢弃越垒伍而求逐之。”是其风之者盖放逸。《左》城濮之战:“晋中军风于泽。”杜注:“牛马因风而走。”齐桓公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杜注曰:“马牛风逸,盖末界之微事。”此未得《传》意。孔疏引贾逵云:“风,放也。”服虔云:“牝牡相诱为之风。”(8)非矣。《鲁世家》(指《史记·鲁世家》,笔者按)《集解》引郑玄云:“风,走逸也。”盖马行顺风,逸足迅奔,牛行逆风,歧蹄迟缓,譬之风然,前莫之系,后莫之捕,故云不相及。犹言楚之马牛虽逸,不能入齐地,齐之马牛虽逸不能入楚耳,非牝牡相诱也。《魏书·崔敬邕传》云:“除管州刺史。库莫奚国有马百匹,因风入境,敬邕悉令送还。”盖马感北风而绝绊奔驰,其天性也,不然百匹之群,岂皆牝牡相诱呼?《后汉书·孝明八王传》诏责乐成王苌曰:“出入颠覆,风淫于家,聘娶人妻,馈遗婢女。”是“风”字与“朋”通。盖牛马之走,合群而逸也。观吐谷浑之事可知矣。(www.guayunfan.com)张澍通过对《尚书·费誓》、《左传》僖公四年、《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史记·鲁世家》这几个地方风字汉人的不同解释的比较分析,认为这几个地方的风字都是同一用法,意思是牛马感大风而奋蹄奔驰,还举出了《魏书·崔敬邕传》中“库莫奚国有马百匹,因风入境”的例子,使我们看到牛马因刮大风而合群迅奔是历史上常见的一种现象,从而反驳了贾逵、服虔等人“牝牡相诱为之风”的解释,令人信服。“风马牛不相及”中的“风”字到底作何解释,还可以从现实生活中对马牛习性的观察来验证。笔者出生于甘肃省临洮县的农村,小时候放过骡子、驴和羊。临洮地区的夏秋季节,不时有暴雨随着狂风降落。据笔者的观察来看,骡子在刮大风时确实非常亢奋,常有挣脱缰绳顺风狂奔的情况,并且风不停,骡子也奔跑不停,而驴子在牝牡相诱之时,虽然相互追逐,速度也非常快,但不会跑得太远,而是二者一块儿互相嬉戏。张澍在解释中,运用了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笔者的经验相同。故笔者认为张澍的解释是正确的。“风马牛不相及”长期以来已成为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句话,其中“风”的意思,人们大都认同“牝牡相诱为之风”的解释,这早已成为常识。张澍追根溯源,考证其原本含义,求得真实的解释,不怕与常识相悖,勇气可嘉。

对《左传》隐公元年“庄公寤生”一句,司马迁《史记·郑世家》解释为:“生之难,及生,夫人弗爱,后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爱之。”然而晋杜预《春秋左传注》并不认同司马迁之说,他解释为:“寤寐而庄公已生,故惊而恶之。”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进一步解释说:“谓武姜寐时生庄公,至寤而始觉其生,故杜云:‘寤寐而庄公已生’。”明清以来,这一问题易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讨论。明焦竑认为:“据文理,寤当作逜,音同而字讹。逜者,逆也。凡妇人生子,首先出者为顺,足先出者为逆。庄公盖逆生,所以惊姜氏。”(9)清黄生认为,“寤”当与“牾”通,逆也。“凡生子首出为顺,足出为逆,至有手及臀先出者,此等皆不利于父母,或其子不祥,故世俗恶之。”(10)今人杨伯峻说:“杜注以为寤寐而庄公已生,误。寤字当属庄公言,乃‘牾’之借字,寤生犹言逆生,现代谓之足先出。明焦竑《笔乘》早已言之,即《史记·郑世家》所谓‘生之难’。应劭谓生而开目能视曰寤生,则读寤为悟,亦误。”(11)清徐文靖认同应劭“世以生而开目能视为寤生,故武姜恶之”(12)的说法。明人冯时可则将“易生说”、“生而开目能视说”、“难生说”并举,而赞同“易生说”(13)。清人卲泰衢《史记疑问》赞同“易生说”,质疑司马迁“难生说”。《四库全书》本《史记》卷24之《考证》指出:“诸儒解《左传》者,并不用马迁之说。”张澍赞同“易生说”,《养素堂文集》卷30有《“寤生”解》一篇:

寤生者,易生也。司马迁曰:“生之难,故姜氏恶之。”杜预注:“寤寐而庄公已生,故惊而恶之。”或曰:“寤生,牾生也,横午而生。”此其说皆非也。《南燕录·慕容德传》:“母公孙夫人昼寝而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皝曰:此儿易生,似庄公,长必有大德。遂以德为名。”此可证寤生之在寐而生,寤而方知之。《前秦录》:“苻洪母姜氏,因寝产洪,警觉而寤。”即与庄公之惊姜氏同。观古文《周书》:“周穆王姜后,昼寝而孕,越姬窃而育之。”是古尝有此事矣。惠定宇疑之,固也。应劭《风俗通》云:“不举寤生子。俗说儿始生堕地,未可开目便能视者,谓之寤生子,防父母,故惊姜氏,姜氏恶之。”考武公终天年,姜氏亦然,何尝防父母乎?而近人熊颐遂谓寤生者,生而瞑目如死人,曰寤者,要其终也。医方,小儿有寤生者,急取书翻阅,呼父乳名即苏。是不知寤属姜氏,而非属庄公也,岂非呓语。若桐城马进士宗琏《左传补注》引《仓颉篇》:“觉而有言曰寤”,此可以解《诗》之“独寐寤言”,不可援以解寤生也。

张澍将杜预与司马迁等人的观点放到一起予以否定,是其疏阔。但张澍能以历史上发生的相似情况来解“庄公寤生”现象,使人豁然开朗,疑云顿消。考察其列举的证据,慕容德“寤生”现象,后人多已注意到并加以引用,而苻洪“寤生”现象少有人注意,是张澍发现的支持“易生说”的又一重要证据。其所引《古文周书》:“周穆王姜后,昼寝而孕,越姬窃而育之”也是支持“易生说”的又一重要证据。由于“周穆王姜后,昼寝而孕”发生在“庄公寤生”之前,故很有说服力。《古文周书》出自汲冢竹书,已经散佚,张澍所引当出自李善《文选·思玄赋注》所引。由此可以推测,西晋时期的杜预之所以不同意司马迁释“寤生”为难生,恐怕是由于他看到了《古文周书》的记载的缘故。笔者以为,张澍指出:“寤生”现象并非“庄公寤生”一例,而是有多例,在庄公之前及以后都有发生,以此解释“寤生”为易生,令人信服。焦竑寤为逜之讹的说法难以令人相信,《说文解字》中没有“逜”字,北宋时期编辑的《集韵》收有“逜”字,其解释是:“寤也,相干寤也。”可见,先秦两汉时期没有“逜”字,“逜”是以后才出现的一个字。所以说在《左传》中“寤与逜音同而字讹”是讲不通的。《说文解字》中有“牾”字,意思是“逆也”,但认为“寤”通“牾”,进而释“寤生”为难生,却缺乏根据。表面看这种解释似乎有道理,实则难以成立。因为“寤”通“牾”在古代典籍中无任何例证。现今,人们多相信寤生为难生,若有人持易生说,则举而笑之。原因是妇女生小孩,人们只知道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比较容易的情况很难见到,尤其在当今社会剖腹产占了很大比重的情况下,难生说有了更广阔的市场。那么历史上有没有特别容易的情况呢?这不能靠常识去推断,而要靠历史事实去证实。笔者以为,“寤生”现象的存在,典籍所载,事实俱在,难以否认。

张澍《养素堂文集》卷32中的《春秋时人名字释》虽然不是解经之作,但要探讨和解释春秋时期人名的含义,没有深厚的经学功底是很难胜任的。一个时代人们的起名总是受制于那个时代的特点以及当时的文化背景。反过来,探讨和研究一个时代人名的含义,可以揭示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时代特点及文化背景。张澍在《春秋时人名字释》中对春秋时期人名的含义的研究和探讨,体现了他深厚的经学功底,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对解经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多有启发,试举两例:

展喜,字乙。《鲁语》(指《国语》中的《鲁语》,笔者按)称乙喜者,先字后名。乙,玄鸟,请子之候鸟,乙至而得子,故可喜。《楚辞》:“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诒女何喜?”是矣。(《鲁大夫名字释》)

成嘉,字子孔,从乙从子。乙为请子之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见《说文》。(《楚大夫名字释》)

公孙嘉,字孔父。其取名字与郑公子嘉、楚成嘉同。(《宋大夫名字释》)

这一解释始自《说文解字》,并不是张澍的发现,但很显然,张澍在《说文解字》的基础上做了更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掘,并举出了屈原《天问》中所述殷人始祖契降生的例子,从而揭示了长期以来直到春秋时代尚在流行的祈子习俗,并有助于人们对殷人始祖契降生传说的理解。《礼记·月令·仲春之月》载:“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祀于高禖,天子亲往。”郑玄注:“玄鸟,燕也。燕以施生时来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像也。媒氏之官,以为侯高辛氏之出,玄鸟遗卵,娀简狄吞之而生契,后王以为媒官,嘉祥而立其祀焉。变媒言禖,神之也。”《诗经·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毛传:“玄鸟,(《说文解字》段玉裁注:乙本与甲乙字异,俗人恐与甲乙乱,加鸟旁为,笔者按)也。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高禖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后汉书·仪礼上》注:“《离骚》曰:‘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王逸曰:‘言简狄侍帝喾于台上,有飞燕堕其卵,嘉而吞之,因生契。’”由此可以看出,原本是契的母亲有娀氏女简狄在仲春之月祈子于高禖,恰巧有燕堕其卵,认为是吉兆而吞之,后来生下了契。但《史记·殷本纪》却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去掉了简狄祈子的背景,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人建立的一套精密而复杂的哲学思维框架,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原本是各自独立的两套系统,后来才结合到一起。那么二者是什么时候结合在一起的呢?白奚先生指出:“有人认为实现于春秋,此种观点论据极为薄弱,故不足取。有人认为实现于邹衍。诚然,邹衍作为战国末期阴阳五行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他的学说中阴阳思想与五行理论结合在一起,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邹衍的著作久佚,现存零星材料无法证实这一点,因而此种观点只是一种合乎情理的推论,缺乏事实的支持。有人据《吕氏春秋》全书以阴阳五行为构架而认为阴阳与五行合流于《吕氏春秋》。然而《吕氏春秋》的阴阳五行思想《管子》中便已齐备,《吕氏春秋》不过是从《管子》创造的阴阳五行图式中选取了四时一种,加以充实后运用于全书的创作而已。还有人从董仲舒的阴阳五行思想最为完备立说,认为阴阳五行合流于董仲舒之手,这就更不足以服人了,因为某种学说的创立同它在之后的发展是两回事。”他通过对《管子》的研究,认为:“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断定阴阳与五行合流于《管子》。在邹衍和《吕氏春秋》之前的《管子》中,不仅可以看到成熟的阴阳五行图式,而且可以清晰地看到阴阳与五行由并存到融为一体的发展脉络。”(14)笔者以为,从《管子》可以看出四时与五行何时结合和如何结合的问题,而不能解决阴阳与五行何时结合的问题。中国古人认为,一年四季的变化是由于阴阳的变化而引起的,但阴阳并不等于四季。结合张澍及清人王引之对春秋人名的研究成果,可以认为阴阳和五行在春秋时期就已经结合。张澍在《春秋时人名字释》中说:

白丙,字乙。丙为火,乙为木,名丙字乙,取火生于木之义。(《秦大夫名字释》)

公子壬夫,字子辛。壬为水,辛为金,取水生于金之义。(《楚大夫名字释》)

石癸,字甲。癸为水,甲为木,取木生于水也。(《郑大夫名字释》)

夏戊,字丁。戊为土,丁为火,取土生于火之义。(《卫大夫名字释》)

王引之的研究比张澍更近了一步。他指出:

秦白丙字乙。丙,火也,刚日也;乙,木也,柔日也。名丙字乙者,取火生于木,又刚柔相济也。郑石癸字甲父。癸,水也,柔日也;甲,木也,刚日也。名癸字甲者,取木生于水,又刚柔相济也。楚公子壬夫,字子辛。壬,水也,刚日也;辛,金也,柔日也。名壬字辛者,取水生于金,又刚柔相济也。卫夏戊字丁。戊,土也,刚日也;丁,火也,柔日也。名戊字丁者,取土生于火,又刚柔相济也。(15)

从张澍和王引之的研究可以看出,以上春秋时代秦白丙、楚公子壬夫、卫夏戊三个人名的取名是很有规律的,都以十天干来取名,且一律是字的天干代表的五行生名的天干代表的五行。只有郑石癸有点例外,是名的天干代表的五行生字的天干代表的五行。张澍仅看到了这一层,而王引之则进一步发现,秦白丙、楚公子壬夫、卫夏戊的名字,名的天干都属于阳,字的天干都属于阴,郑石癸则相反,名的天干属于阴,字的天干属于阳。这样,他们的名和字之间都有刚柔相济之义。据阴阳五行学说,十天干中的甲、丙、戊、庚、壬都属于阳,而乙、丁、己、辛、癸属阴。甲、乙为木,甲为阳木,乙为阴木;丙、丁为火,丙为阳火,丁为阴火;戊、己为土,戊为阳土,己为阴土;庚、辛为金,庚为阳金,辛为阴金;壬、癸为水,壬为阳水,癸为阴水。张澍还发现,春秋时人取名,也用十二地支,他指出:

公子申,字子西。古人名申者,多字子西。《淮南子》:“招摇指申,其位西方也。”(《楚大夫名字释》)

斗宜申,字子西,申在西方也。(《楚大夫名字释》)

曾申,字子西。《淮南子·时则训》:“孟秋之月,招摇指申,其位西方。”(《孔门弟子名字释》)

王引之也有同样的发现:

楚斗宜申字子西,公子申字子西,鲁曾申字子西。《淮南·时则篇》:“孟秋之月,招摇指申,其位西方。”(16)

张澍还发现,春秋时人取名也有同时用天干地支的:

印癸,字子桺,古丣、桺同,丣为酉字,以干支义。(《郑大夫名字释》)

若按王引之的表述方法,则可表述为:

郑印癸,字子桺。癸,水也,柔日也;桺同丣,为酉字,金也,柔地也。癸为天、酉为地。名癸字桺者,取水生于金,又刚柔相济也。

以天干地支结合取名在张澍的《春秋时人名字释》中仅有一例,但它透露了一个消息,即春秋时代,十二地支也与五行相配,并且五行也是分阴阳的。

天干地支是中国古人创立的一套记时系统,天干为阳,地支为阴,同时,天干、地支本身也是分阴阳的,并且天干地支还与五行相配。所谓东方甲乙木,甲为阳木,乙为阴木;南方丙丁火,丙为阳火,丁为阴火;西方庚辛金,庚为阳金,辛为阴金;北方壬癸水,壬为阳水,癸为阴水;中央戊己土,戊为阳土,己为阴土。东方寅卯木,寅为阳木,卯为阴木;南方巳午火,巳为阳火,午为阴火;西方申酉金,申为阳金,酉为阴金;北方亥子水,亥为阳水,子为阴水;中央辰戌丑未土,辰、丑为阳土,戌、未为阴土。正是由于春秋时期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学说已相当流行,所以贵族人物才会以之为据来取名,这正是阴阳五行学说在当时流行在人名上留下的印记。虽然,王引之和张澍都是清代人,去春秋时期至少已有2300余年之遥,但如果这些春秋时期人物的名字中没有这种阴阳五行学说的内涵,很难想象王引之、张澍能够不约而同地牵强附会地硬加进去。春秋时期的贵族以天干地支以及阴阳五行学说的含义来取名的情况说明,春秋时期五行已与天干地支相配,从而阴阳自然也与五行相结合。这有力地说明,早在春秋时期,阴阳和五行就已经结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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