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澍发现西夏碑相关问题的再探讨_清朝张澍

张澍发现西夏碑相关问题的再探讨_清朝张澍

第二节　张澍发现西夏碑相关问题的再探讨

张澍发现西夏碑是对西夏学的重大贡献，同时也激起了他对西夏历史和文化探索和研究的热情，对西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后世学者对张澍发现西夏碑的时间、地点、张澍对西夏学的贡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关于张澍发现西夏碑的时间，牛达生先生《张澍、刘青园与“西夏碑”——兼论张澍发现“西夏碑”的年代》(41)一文认为，《养素堂文集》中《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一文甲子年(1804年)的记载是正确的，论证确凿有力，令人信服。钟长发先生发表于《西北史地》1994年第2期的《略谈凉州西夏碑与西夏文创始》亦持此说。但李鼎文先生发表于《丝绸之路》1994年第2期的《武威历史考辨三题》一文认为，《养素堂诗集》中《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诗序的记载庚午年(1810年)秋是可信的。杨志高先生发表于《宁夏大学学报》2001年的《西夏文献研究概述》一文亦说张澍发现西夏碑是在庚午年秋。发现地点，张澍误记为清应寺，实际上是在大云寺。西夏碑碑额张澍误为“西夏天祐民安之碑”，实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42)，这就促使我们去追问，张澍的《书碑后》和《观西夏碑》诗序为什么对发现西夏碑时间的记载互相矛盾?《书碑后》、《观西夏碑》诗和《诗序》是否为发现西夏碑的当年所写?另外，张澍探索和研究西夏历史和文化与发现西夏碑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是西夏碑的发现激起了他探索和研究西夏历史和文化的热情，还是在发现西夏碑前他早已关注和研究西夏历史和文化了?笔者就这几个问题在此作一简要探讨。

张澍发现西夏碑，已为人们耳熟能详。表面看，这是一个偶然现象，熟思之，偶然中隐藏着必然，这个必然便是张澍猎奇的天性和对金石的特殊偏好。据《养素堂文集》卷19《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的记载:

此碑在吾武威城内北隅清应寺中，有碑亭，前后砖砌，封闭已久，耆老亦不知为何碑，但言不可启，启则必有风雹之灾。余于嘉庆甲子年自贵州玉屏引疾归家，暇与友人游览，嘱和上拆其封，不可，强之，亦不可。乃言若有祸祟，我辈与之，与主持无预，乃允。遂呼佣人数辈，启其前，甓瓿而碑见。高一丈许，尘土积寸余，帚之。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字体方整，与今楷书无异。额篆书“天祐民安之碑”六字。余曰:碑后必有释文。仍令拆其后面，拂拭之，乃释文也。……末有铭词六十四句，文理朴陋。句末又云: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戌朔一十五日戊子建。末又刻书碑及篆额及僧人名数十。按:史言夏国字系其臣野利仁荣所造，或云元昊作之，未知其审。此碑自余发之，乃始见于天壤，金石家又增一种奇书矣。

又据《养素堂诗集》卷10《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序:(www.guayunfan.com)寺故有碑，亭前后砖砌，不知为何年物也。庚午秋，余偕同人游至寺，适修葺殿宇。余谓主僧唤工匠数辈相与启示，僧人以先师遗命勿启，启则有风雹之灾。余曰:“若尔，则我辈自当，与僧无与。”诸同人怂恿，遂启之。碑上尘积数寸，扫去，额篆“天祐民安之碑”六字。其文乍看皆识，细看无一字识者。余意碑阴必有识文。复启其后。果然。其碑石左裂，缺二十余字。释文载余《集·书西夏碑后》。

《书碑后》和《观西夏碑》诗序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是张澍发现了西夏碑。作者用“嘱和上拆其封，不可，强之，亦不可。乃言若有祸祟，我辈与之，与主持无预，乃允。”寥寥数语，鲜活地展现了自己急欲一睹古碑尊容的急切心情，以及为睹古碑尊容而甘愿承担寺僧所言会带来“风雹之灾”后果的精神。当然，以张澍的秉性，并不相信寺僧的迷信说法。两相对照，在发现的时间上二者记载不一，《书碑后》记为甲子年，即嘉庆九年(1804年)，而《观西夏碑》诗序却记为庚午年，即嘉庆十五年(1810年)。正是由于这一矛盾，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夏碑发现的时间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争论。牛达生先生《张澍、刘青园与“西夏碑”——兼论张澍发现“西夏碑”的年代》一文认为，《书碑后》甲子年的记载是正确的，论证确凿有力，令人信服。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书碑后》和《观西夏碑》诗序均记载西夏碑在清应寺，这是张澍的一个失误，其实是在大云寺。张澍发现西夏碑的第二年六月，洪桐县人金石学家刘青园就云游到了武威，他在大云寺见到了西夏碑，并以西夏碑与在武威发现的数瓮钱币中难以释读的奇怪文字相对照，认出了“西夏梵字钱”，对此，初尚龄《吉金所见录》中有详细记载:

《洪志》(南宋洪遵《泉志》的简称)梵字钱(43)……厚薄不异中夏，字若梵书，不可复识。刘青园曰:凉州土人掘得古钱数瓮，其中开元最多，北宋、辽钱及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亦复不少;而此种梵字钱，亦有数品，余共捡得千余枚。又尝于凉州大云寺，访得古碑，阳面正作此等字，碑阴楷书，扪读之，则天祐民安五年所立。乃知此钱为西夏梵书。景岩作《泉志》时，即不之识。数百年后，破此疑窦，亦快事也。(44)

陈万里《西行日记》说民国十四年(1925年)四月十九日他在武威县城清应寺:

寻《西夏天祐安民碑》不得，询之居民，谓在大云寺，始知嘉庆间张澍氏所记在武威城内北隅清应寺者误也。其所以误大云寺为清应寺者，以清应紧邻大云，且均有十三层之古塔一，坐是易致错误耳。遂至大云寺，于大殿后院见碑屋二，在左者，《西夏碑》赫然在焉。(45)

可见张澍发现西夏碑是在大云寺而不是在清应寺，李鼎文先生对此有考证(46)。

张澍发现西夏碑是对西夏学的重大贡献，而张澍也从此开始了对西夏历史的探索和研究。按，张澍于嘉庆四年(1799年)考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于嘉庆六年(1801年)选官贵州玉屏，任知县。嘉庆八年(1803年)冬以病辞官，嘉庆九年(1804年)正月应邀赴汉南书院讲学，在这期间，他编纂成了《续黔书》，并付诸刊刻。秋天返里省亲，闲居期间，到大云寺游玩，发现了西夏碑。但张澍在武威并未呆多长时间，该年秋天就又离家赴都选官，嘉庆十年(1805年)到京，选官未成，“以家境艰难，旅游大江南北”(47)，这次南游历时近两年，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正月启程返里，该年冬，应邀主讲兰山书院。在这期间，他完成了《五凉旧闻》。嘉庆十四年(1809年)十一月，“解馆，叩辞钤阁，旋家省觐”(48)。嘉庆十五年(1810年)，即庚午年，张澍在武威一直住到秋天。在这期间他纂集了《河西旧事》，写下了《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一文，并准备编纂一部西夏史。张澍对自己编纂西夏历史的情况，在《凉州府志备考》之《西夏纪年序》中有这样的叙述:

《宋史·艺文志》载《西夏国书》四十卷，今不传。而王渔洋《池北偶谈》言某人于王槐野先生书斋见《夏书》，卷袠较《金史》为多。槐野没，不知此书存亡，今时盖久无其本矣。予尝欲撰《夏书》，《以东都事略》，《西夏传》为底本，参以宋、元人文集及说部，采而录之。尚未编纂。洎南游至扬州，闻秦前辈恩复作《夏书》，往谒，请观其稿，则曰:止写得单纸零片数百条，未成书也，不足观。后归家，取稿时补益之，凡六巨束，置书架顶。庚午夏，予携友朋五六辈往城外松涛寺销暑，家人以为废纸，取而尽焚之，徒叹息痛恨而已。

考查张澍发现西夏碑前后的行踪和著述情况，可以看出，在甲子年他发现西夏碑以前，从他的精力、时间的允许程度以及知识储备情况看，不可能对西夏历史有较多的关注和研究。正是由于西夏碑的发现，才激起了张澍探索西夏历史和文化的兴趣和热情，开始了对西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然而天公不作美，张澍辛辛苦苦搜集的有关西夏历史的资料六巨束被家人误认为废纸烧毁的意外事件，对张澍是一个沉重打击。此后张澍不再编纂西夏史，但这始终是一块难以了却的心病，直到晚年侨居西安，期间编纂《凉州府志备考》的过程中，他才又编写了《西夏纪年》这一编年体的西夏简史，附于《凉州府志备考》之后，以了心愿。此外，张澍还编纂了《姓氏五书》之一《三史姓氏录》之附录《西夏姓氏录》，从姓氏的角度对西夏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研究和探索(49)。另，张澍还有一篇《又书西夏碑后》的短文，是结合历史对西夏碑的一点考证，其文说:

按李乾顺享国五十四，凡八改年号。天仪经平四、天祐民安八、永安三、贞观十三、雍宁五、元德八、正德八、大德五。碑立于天祐民安五年秋七月。以史考之，当在宋哲宗绍圣元年也。史言崇尚儒术，文章词命有可观者。所作《灵芝歌》，俾中书相王仁宗和之，是夏国君臣亦能文矣。而此碑词意多冗鄙，且中有乘舆舟驾，敌人败衄等语，若视宋为敌国者，然何桀骜如斯耶!然总其始终观之，较元昊尚为恭顺云。(50)

文章指出西夏皇帝乾顺凡八改年号，西夏碑“立于天祐民安五年秋七月。以史考之，当在宋哲宗绍圣元年也”是正确的，也注意到了西夏有较高的文化。但文中明显流露出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倾向。《西夏碑》阴面汉文碑文，《书西夏天枯民安碑后》只略述了大概内容，其全部内容则收入了《凉州府志备考》之《艺文》卷8。可惜，《凉州府志备考》一直未刊，直到1988年才由周鹏飞、段宪文两先生点校出版，殊为憾事。另《凉州府志备考》之《艺文》卷8还收录了李仁孝《敕黑河神文》，该文出自张掖县下龙王庙“李仁孝敕建黑河桥碑”，碑文《甘镇志》、《甘州府志》均有著录。张澍未见其碑，《敕黑河神文》恐抄自《甘镇志》。《甘肃通志稿·金石二》记载了“李仁孝敕建黑河桥碑”，并加按语说:“此刻见存，惜未见拓本，夏国造字今留遗世者，此碑与武威天祐民安碑耳。张澍发见后，矜为创获，不知尚有此碑也。”其实，李仁孝敕建黑河桥碑碑阴刻的是古藏文而非西夏文，《甘肃通志稿》作者未见其碑，故有此语。

《书碑后》和《观西夏碑》诗序对西夏碑发现时间记载的差异，使我们不得不追问《书碑后》的文章和《观西夏碑》诗到底写于何时，若文和诗均写于西夏碑发现的当年，则很难想象二者在时间的记载上会出现矛盾。冯国瑞先生《张介侯先生年谱》将《书碑后》一文系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庚午之下，认为作于庚午年。从《养素堂文集》找不出张澍作《书碑后》一文的明确时间，但从张澍的行踪和学术活动的情况看，《书碑后》一文作于庚午年是合理的。甲子年的秋天，张澍回乡省亲，该年张澍又离家赴都选官，因而《书碑后》之文不可能写于这一年，其原因，一是时间紧，二是要对碑文进行研究需查阅资料、熟悉西夏历史。六年之后的庚午年，张澍游历大江南北、主讲兰山书院之后再次返乡，这次他从年初一直住到秋天，在家乡呆的时间比较长，这期间，他曾拟编撰一部西夏史而未果。可见，其时，张澍对西夏的历史和文化已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期间，张澍重访西夏碑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故《书碑后》作于该年应当是合理的。《养素堂诗集》将《观西夏碑诗》编入《还辕集》，系于庚午年之下，但考查诗的内容，令人陡增疑惑，诗共有四首，现录之于下:

昔我曾编夏国书，未成而废慨焚如(余扬州知秦前辈恩复著西夏书，往谒，请观之。先生曰:“书未成，仅零星纸稿，且不足观。”问所据者何书?答曰:“不过《东都事略》、《宋史》诸书耳。”后余作《三礼权衡》，遂辍笔。夏书稿五束置架上，家人以为废纸，烧之。至今以为恨)。摩碑今日排尘土，译字何年辨鲁鱼。野里仁荣为作者，曩霄兀卒亦参诸。艺林从此添新录，却笑兰泉箧未储(王兰泉侍郎昶纂《金石萃编》，搜罗甚富，亦无此种)。

谩夸车驾再亲征，大捷屡摧南国兵。盟誓犹然怀偭乡，风雷底事鉴精诚(用碑中事)。即论文字皆重复，况复衣冠少典程。赖有《灵芝歌》上奏，韩陵片石可同评。

携友闲来木落时，何图老眼见荒碑。从前启国颇艰苦，到此蕃书尚孑遗。阿育何年新窣堵，重华当时旧宫基。可怜乾顺从崇释，天祐民安又建祠。

国柞绵延二百年，恨无旧史夏书传(王文简言，国初有人过华州，谒王槐野先生，见架上有《夏书》卷帙多于《金史》，今无从问矣)。道冲注《易》遵尼父，和斡刲羊动上贤。一自兴州城破后，空遗古寺塔岿然。摩挲太息斜阳外，元代羊皮亦竞传。

从前面的叙述可知，张澍拟编纂西夏历史，六巨束资料被家人误烧是在庚午年夏，而《诗》中却说“昔我曾编夏国书，未成而废慨焚如”，用一“昔”字，给人的感觉，不是发生在同年，而是隔了很多年。仔细玩味，《诗》的语气与该句注的语气“至今以为恨”十分一致，“至今以为恨”所隐含的时间概念正是许多年以后。故而笔者推断，《观西夏碑诗》不是作于庚午年而是作于张澍晚年编辑《养素堂诗集》之时。笔者翻阅《张介侯所著书》第十三册《还辕集》之《观西夏碑》诗，发现诗和序文涂改殆遍，《诗序》叙及发现西夏碑的时间时，原本写作“丁卯秋”，“丁卯”二字被涂抹，右旁浓笔写“庚午”两字。可见，作者写诗序时已记不清发现西夏碑的具体时间了。而《张介侯所著书》第三册的《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一文，系作者手稿，明确记载作者于嘉庆甲子年发现了西夏碑，无任何改动痕迹，可见作者写《书碑后》一文时，对西夏碑发现的时间是很清楚的。故而笔者推断，《诗序》绝非庚午年所写，当作于作者编辑《养素堂诗集》之时，是作者的回忆文章。将《观西夏碑》诗与其序和注相互联系，使我们明显感到，《观西夏碑》诗并非张澍庚午年所写作，而是晚年编辑《养素堂诗集》时所作，其目的在于怀念发现西夏碑这一他人生中的重大事件，抒发自己对发现西夏碑这一贡献的自豪感，以及对西夏历史被湮没的感叹。《观西夏碑》诗体现出张澍作为诗人的和其他诗人一样注重情感的抒发和表达而疏于事实考证的特点。张澍将《观西夏碑》诗编入《还辕集》庚午年之下，给后人在确定西夏碑发现的时间上造成了混乱。

【注释】

(1)见郭明询《清代金石学发展概况与特点》，载《学术论坛》2005年第7期。

(2)张澍《续黔书》卷5《医方石刻》。

(3)因未见原著，疑韦利亚所见为南宋洪遵《泉志》。

(4)涅夫斯基:《西夏语研究小史》，载《西夏语文学》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1960年)，译文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四卷三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

(5)各家说法不一。涅夫斯基《西夏语研究小史》说:“曾因研究十二枚西夏钱，而得识西夏字四十个”，龚煌城《西夏文字结构》(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2本，1981年3月，台北)说:卜士礼“曾对照西夏文字与汉字，考释了三十七个西夏文字”。西田龙雄在《西夏文字》一书中，亦持此说。伊凤阁《西夏国书说》:“1895年，卜山(按即卜士礼)著西夏和唐古特钱文及其略字，在此书内，他就看明二十五字的字音及意义”(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期，1923年)。按，据笔者查对卜士礼原著，其研究所根据为两枚西夏文钱(大安宝钱，乾祐宝钱)、十枚西夏铸汉文钱(元德通宝、正德元宝、大德元宝、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天庆元宝、应天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乾定元宝)，并参照凉州《感应塔碑》的西夏文与汉文对译，考释了四十六个西夏文字。卜士礼原文载: JRASBChinaBranch30.1895—1896，P.142－160.

(6)白滨《略论西夏文字的发现与考定》，载《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

(7)《养素堂文集》卷19。

(8)《张介侯所著书》第6册。

(9)周鹏飞、段宪文校点《凉州府志备考》，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832—833页。

(10)均见《养素堂文集》卷19。

(11)文见《养素堂文集》卷8。

(12)《养素堂文集》卷5《代赵及葊重修大足县志序》。

(13)朱捷元、穆海亭《清代著名学者张澍的一批遗稿》，载《人文杂志》1983年第3期。

(14)《书周师虎敦盖后》，见《养素堂文集》卷19。

(15)该句是套用《周易·涣》初六爻辞“用抍马壮，吉”。

(16)请参见刘大均《“卦气”溯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17)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18)见《养素堂文集》卷33。

(19)杨慎，明代著名文学家，他考论经史、诗文、书画，研究训诂、文学、音韵、名物，涉及面极广，相关的杂著数量很多。姓氏方面的著作有《希姓录》，专收稀奇怪僻姓氏。《明史》卷192有《传》。夏树芳，明人，著有《奇姓通谱》。单隆周，明人，以杨慎《希姓录》尚有缺误，撰《希姓补》5卷进行补充和订正。

(20)张澍著、赵振兴校点《姓氏寻源》卷7《七虞上》，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78页。

(21)《姓氏寻源》卷7《七虞上》第80页。

(22)《姓氏寻源》卷6《五微》，第61页。

(23)《姓氏寻源》卷6《五微》，第62页。

(24)《姓氏寻源》卷6《六鱼》，第69页。

(25)《姓氏寻源》卷7《七虞上》，第82页。

(26)《姓氏寻源》卷11《十三元》，第137页。

(27)本段话张澍摘录自南宋洪迈《容斋四笔》卷6《东坡作铭碑》，奏稿内容又见《苏东坡全集·奏议集·辞免撰赵瞻神道碑》，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512页。

(28)“淳夫”当为淳甫，淳甫是范祖禹的字，《赵瞻神道碑》是范祖禹撰文，蔡京书。

(29)徐子仁即徐霖。徐霖(1462—1538)，字子仁，明代著名书法家、作曲家。正楷出入欧阳询、颜真卿之间，尤精篆字，造诣极深。当时号称“篆圣”的李东阳和乔宇，见徐霖所书篆字，皆自叹不及，推为“当代第一”。

(30)郑子经，即郑杓。郑杓，字子经，元代人。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有传，他著有《衍极》5篇、《衍极记载》3篇，是著名的书法理论家，“其书自仓颉迄蒙古，凡古文籒隶以极书法之变，皆有论定，陶熔历代之偏驳，汇归一艺之纯粹”。

(31)“采菲”这一典故出自《诗经·邶风·谷风》:“采葑采菲，无以下体。”葑俗名大头菜，菲是萝卜一类的蔬菜，这两种蔬菜食用的都是其根茎。该句是比喻只重视外表而不注重本质。

(32)《养素堂文集》卷19。

(33)启功《论书绝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6页。

(34)杨军《对蔡京书法史地位的再讨论》，载《绥化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35)曾莉《蔡京书法浅论》，载《广西艺术学院学报〈艺术探索〉》2006年第4期。

(36)文见《张介侯先生所著书》第9册。

(37)觉斯，即王铎。王铎，字觉斯，明末清初河南孟津人。王觉斯一生博古好学，亦擅诗文，善画山水兰竹，精擅各家书家书法，其书法可与董其昌齐名。后人对其作品推崇备至，其酣畅劲健之笔，大有凌驾董其昌之上之势，其草书成就，确实达到了曲尽其妙之境。

(38)颜真卿，字清臣，中唐时期书法创新派代表人物，楷书端庄雄伟，气势开张，其书法后世称为“颜体”。他在任平原太守时，发生了安史之乱，一时间，河北各郡纷纷降服安禄山，只有颜真卿固守平原城，为义军盟主，为唐朝尽力。最后他奉德宗之命，前往叛将李希烈处劝降，不幸遇害。其忠贞刚烈之气，同样为后人景仰。

(39)启功《论书绝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2—173页。

(40)赵俪生《张澍的生平及其著述》。

(41)文载《固原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

(42)请参见陈炳应《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西夏碑)》，载《文物》1979年第2期。

(43)“梵字钱”著录于洪遵《泉志》卷11，是洪遵尚未辨识的少数民族文字的钱币之一。清代以来，受刘青园考证其为“西夏梵字钱”的影响，学术界认为“梵字钱”即西夏文钱。其实，西夏文在南宋时期在西夏通行，以洪遵的仕宦经历和学识，不至于不认识西夏文。故洪遵《泉志》著录的“梵字钱”并非西夏文钱。刘青园之所以认为《泉志》所著录的“梵字钱”为“西夏梵字钱”，是由于拿《泉志》之图与西夏碑所刻西夏文对比的结果，据有的钱币学家考证，洪遵《泉志》原本无图或有图但已失传，今本《泉志》之图是后人妄加的。

(44)初尚龄《吉金所见录》，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第2辑第28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45)陈万里《西行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1—62页。

(46)请参见李鼎文《武威历史考辨三题》，载《丝绸之路》1994年第2期。

(47)《养素堂文集》卷35《先府君行述》。

(48)《养素堂文集》卷14《上那绎堂制军书》。

(49)胡玉冰《论张澍的西夏学成就》(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一文，从张澍发现西夏碑、《西夏姓氏录》、《西夏纪年》三个方面探讨了张澍在西夏学方面的成就。

(50)《张介侯所著书》第6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