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县志》、《蜀典》等方志的编撰及其价值

《大足县志》、《蜀典》等方志的编撰及其价值_清朝张澍

第二节　《大足县志》、《蜀典》等方志的编撰及其价值

张澍在四川的屏山、兴文、大足、铜梁、南溪，江西的永新、泸溪等地任知县期间，曾为《屏山县志》、《重修兴文县志》作过序，重修过《大足县志》、《泸溪县志》，又凭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撰成了《蜀典》，还代文观涛为《重修南昌县志》、代霍松轩为《鄱阳志》、代赵时为《重修大足县志》作过序。从张澍的一系列序看，他对方志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对方志的体例要求和编撰方法有一套成熟的见解和看法。在《代文观涛明府重修南昌县志序》中(6)，张澍认为，方志具有为地方官员提供治理本地方借鉴、劝勉百姓倾心向善、移风易俗的重要作用，“夫为政有脉朸焉，其精神贯注乎弼教明刑而外，无弛张变更之迹，则志其为治之鱼筌乎?然为政有模范焉，其措施在于摩顽利钝，而动合阿产卓鲁之风，则志其为治之龟鉴乎?”张澍非常赞同唐代杜佑、李吉甫等学者的观点，认为方志属地理志的范畴，因而方志的编纂自然应把重点放在地理、区域、政区沿革、山川利害、风土物产等方面:“唐杜佑有云:‘言地理者，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李吉甫云:‘饰州邦而序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乃言地理者通弊，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反略而不书。’本朝万季野斯同云:‘著地书自有体要，或其人其事，无关地理，不得阑入。’而张南轩谓:‘修志不可不载人物，典型系焉，世教补焉。’此则儒生之见，以此点缀郡邑志则可。伊昔通人之论如此。”(7)又说:“世之为志者，率详今而略古，广分门类，妄摭杂事，于本邑掌故，反多遗漏。如天文分野，本主省郡，乃至小邑，指一星为属，此陈卓、张璲未有之说也。且地理不记四至八到，山川不言险要攻守之略，纪人物不详行宜，专取他邑尊显者入之，以为荣。滥收风云月露之诗文，以侈卷帙，此通弊也。”(8)正是由于张澍对方志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对方志编纂有极大的热情，付出了很多心血。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张澍任大足县令时，受前任县令赵时之托，在赵时旧稿基础上重纂《大足县志》，“案牍之暇，辄作数纸。旋移署铜梁，公余载笔。数月，复调办秋闱，未竟也。揭晓后，栖迟寓邸，人事夆，夜雨挑灯，乃得成稿”(9)。也正是由于张澍对方志编纂有一套成熟的见解和看法，有丰富的经验，并有可贵的敬业解释，故他编纂的方志质量高，赢得了后人很好的评价，如民国《重修大足县志》评价张澍编纂的《大足县志》说:“今人所见《道光志》，殊驳杂不得要，张氏一代良史……王序推崇张《志》，以为有古良史风。”(10)张澍在重修《大足县志》的过程中，以大足县新发现的碑刻资料与史书相印证，纠正了前代学者的一些错误，提高了志书的质量，“夫金石之文，往往与史传相证据，且足以补史传之缺。如昌州刺史韦君靖，宋王象之《舆地碑目考》以为韦靖，本朝康熙时《四川通志》、乾隆时洪编修亮吉《府厅州县志》均沿其误。盖君靖其名，非以君为称，犹唐王君、李君羡之取名耳。然《新、旧唐书》皆无君靖名。今介侯搜得其碑，乃知平黄巢、韩秀升、高仁厚之乱，勋伐卓烁，不独筑永昌寨为功于昌州也。而范淳夫先生古文孝经刻亦出于人间，笔纵雄伟，胜于黄山谷，殊可宝贵。其他多有关志乘，择优雅者，著录于篇。”这虽有自我夸耀之嫌，但说的也是基本事实。

张澍在四川任职期间编纂的方志中，最值得一提的当属《蜀典》。关于《蜀典》的编纂，张澍的《蜀典序》云(11):“嘉庆十七年，岁在壬申，春，大吏请于朝，续修《通志》。越二十一年，丙子冬，书成。先是二十年乙亥之阳月，余被檄署兴文。卸篆才毕，适苦河鱼。乞假六旬，养疴叙郡。因恡之中，精神遐漂，心剿形瘵，靡所济集。聊欲系志陈编，以除去驹景。窃念蜀都文献，近世烟尘。古也有志，炳灵载英。游目所及，涉想所经，辄用著录，佐以援证。毛渧之得，恧赠友朋。迨秋闱赴省，《志》已刊布。展阅莺然，叹其掌录之繁富也。遂取所辑，复加审视，阙略宏多，不复增益，名曰《蜀典》，以质鸿彦。非以为纠谬，非以为补遗。锦里新闻，既惭成式，岷山异事，或几台符。聊备庸部之故实，资儒林之公议云尔。”从中可以看出，在清地方政府重修《四川通志》的同时，张澍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之阳月乞假养病期间，用六旬时间辑录完成了《蜀典》，当时尚未定稿。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的秋闱期间，张澍因公赴省城，看到了已刊布的《四川通志》，阅读后觉得《蜀典》与之相比，“阙略宏多”，但他敝帚自珍，进行修改整理，命名为《蜀典》。张澍虽谦称“非以为纠谬，非以为补遗”，但其行为本身说明，作者自认为其著作还是有存在价值的。张澍的受业门生杨得质对《蜀典》予以高度评价，他说:“惟我介侯老夫子《蜀典》一编，穷岁差之躔度，记山水之源流，辨物产之土宜，传耆旧之故实，若观火，若列眉，储储然，昈昈然，括原委而备具焉。”又说:“是篇之作，恢恢乎见襄来之盛焉。夫人跼蹐于方隅之内，征逐于名利之场，而欲网罗旧闻，参考载籍，则伪传亥豕，每多附会之词;学乏丁鸿，鲜有见闻之实。我夫子十年阅历，都老雨露之心;五夜旁搜，独骋风云之笔。以言天时，不徒觜、参、井、鬼西南首尾之当分也，而年月、灾祥咸载焉;言堪舆，不徒犍为、广汉、白马之疆域也，而古迹事实胥备焉;言人物，不徒司马、子云文章词赋之品节详明也，而流寓隐沦均列焉;言物产，不徒火井盐池、珍禽奇兽之光怪陆离也，而器物动植均悉焉。他如弜头虎子，敛武賨人，无不指上分螺，掌中见果。壮鸟道蚕丛之险，写金城石郭之雄。洞悉沈疑，独发胸中之锦;全钩秘隐，群惊世外之珍。不又与陈寿之《耆旧传》、常璩之《华阳国志》先后媲美哉!”(12)道光咸丰时期的大足梁涛观评论说:“虽复言诡诞，亦且世有流传。况网罗旧闻，搜讨陈迹。求诸剥蚀，销沉之候，加以编排。斧藻之功，事匪子虚。附诸一部，补群籍漏遗之典，作一邦文献之征，如介侯张先生《蜀典》者乎。”“搜轶事于残篇，发幽光于久晦。”“翻来纪两川之形，奇奇怪怪;补千秋人文之传，雅雅鱼鱼。败瓦残砾，皆供考订。”“每当灯尽，兰膏香消，茗碗一编。手把双管毫拈，如数家珍，如观图嶂。嘉陵三百里，何须吴道子之写生?上下五千年，权当太冲之作赋。”(13)缪荃孙亦曾对《蜀典》有评论:“武威张氏《蜀典》，分十一类，援据浩博，是其所长。”同时，他也指出书中有许多地方前后重复，并且“引用古书，半皆亡佚，不著所采之处，亦属不合。”(14)吴枫主编的《中国简明古籍辞典》指出:《蜀典》“取材广泛，每条先列事目，援引书史出处，间亦叙其见闻，作出论断。姓氏类尤为详细，占全书四分之一。论者谓足补总志之缺”(15)。雷玲先生有《张澍与〈蜀典〉》一文(16)，对《蜀典》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评述，认为:“张澍所著《蜀典》，全面、深刻地记载了巴蜀文化的起源、演变和发展。该书用翔实、生动的笔墨从堪舆、人物、寓居、宦迹、故事、风俗、方言、器物、动植、著作、姓氏等11个大类，1107个小类，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巴蜀文化。”她指出，《蜀典》在写作上有三个方面的特色(以下对《蜀典》特点和价值的讨论，主要依据雷铃先生《张澍与〈蜀典〉》一文展开，对其中的讹误作了订正):

第一，涉猎内容丰富。从存留史实，提供史料的角度来看，《蜀典》一书内容丰富，它基本上搜罗了古史籍、文集笔记、野史方志中有关四川的记载，并将文献记载与野史笔记相结合，通过具体的考证和清理，以证明文献记载的真实程度，弥补文献记载的疏漏。仅《器物类》，《蜀典》就收录和介绍了八十余种有史记载和传说中产于蜀地的器物，如“蜀笺”、“蜀锦”、“蜀汉文”等。在对这些器物的记载中，张澍充分发挥了古文献在方志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地方特色突出。地方特色即是指个性。纵观《蜀典》全书，我们发现，张澍自始至终把“突出重点，体现特色”作为全书总纂构想，并努力贯彻到各类中。汉代四川盐井和煮盐业驰名全国，然而在历代古文献中对于盐井的形制、开采方法、盐场环境、煮盐的情况等等，均缺乏翔实的记载。张澍在《蜀典》卷5《故事类》之“井法”中的记载，可以说弥补了这一遗憾。透过“井法”，浏览全书，我们可以窥见张澍所著《蜀典》，不仅发掘了不少新的资料，而且在见解上新意迭见，既有宏观的论述，又有微观的分析。这一方面突出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另一方面也为后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参考资料。(www.guayunfan.com)第三，考证十分翔实。张澍所著《蜀典》，是按照写志中常用手法“门目体”进行撰写，条理十分清晰。全书有总序，各类有细条目，凡事先列事目，然后援引书史出处，间亦叙其见闻，作出论断。如他在卷1《堪舆类》中对“玉女房”的记载:“李膺《益州记》:‘青衣神号雷塠庙，班固以为离堆下有石室名玉女房，盖此神也。’按:玉女房即今大佛崖洞也。而常璩《华阳国志》云:‘李冰西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水中。’是以玉女房在灌县也。《太平寰宇记》:‘玉女房在导江县，其房凿山为穴，深数十丈，中有廊庑堂室屈曲，似若神功，非人力矣。今毁。’是以玉女房在彭县也。任豫《益州记》:‘阆州盘龙山有石长三十丈(李膺作四十丈)，高五尺，当中有户及扉(李膺作有户及扇)，若人掩闭，古老以为玉女房在阆中也。’常璩、李膺、乐史、任豫皆不知离堆之所在，故说玉女房不审，当以孟坚之说为确。《梁州记》:‘肥城东南有玉女山，山上有一石穴若房，有玉女八人，不出穴，前修竹下有石坛。’《述异记》:‘利州义城郡葭萌县有玉女房，盖是一大石穴也，昔有玉女入此石穴，前有竹数茎，下有青石坛，每因风自扫此坛，玉女每每遇明月夜即出于坛上，闲步徘徊，复入此房。’是以玉女房在昭化也。又按《水经注》:‘芒水出南山芒谷，经玉女房。’则在陕西盩厔，此又一玉女房也。《郡国志》:‘张陵于此得盐井，祠玉女于井内。’”充分体现了《蜀典》广征博引、考证翔实的特点。同时，被编撰收入《蜀典》的上述文献，所记述有关“玉女房”的内容，对我们了解和认识位于川西北高原和成都平原之间汉代崖墓，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纵览全书，张澍的《蜀典》取材之最为广泛、考证之最为翔实，当数风俗、方言、器物、姓氏四大类，这四类占全书总篇幅的二分之一多。在这四类中，张澍集中体现了巴蜀文化显著而独特的内涵和特点。《器物类》反映了巴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方言类》词汇丰富，形象生动，风趣幽默，极富表现力。如“瞿塘”，张澍根据“《夔州府志》:瞿，大也，塘水所聚也。又秋冬水落为瞿，春夏水涨为塘”。指出“《乐府解题》云:瞿，盛也，塘陂池水也。言盛水其中可以行舟，又云夏则为瞿，冬则为塘。府志说又不同”。《风俗类》和《姓氏类》则体现了古老而多元的巴蜀文化融合了四川各地各民族的民间通俗文化内容，凝聚着巴蜀文化的精神和风格，如卷12《姓氏类》对“桐氏”的考证:“桉《邵思姓解》:宋嘉定间进士垌夫，汉州人。今《通志》选举内嘉定元年戊辰科郑自诚榜进士，有王垌夫，汉州人。即邵氏所言垌夫。不知今《通志》何据以为王姓。邵思，宋人，不应误去姓以垌为姓也。”佳例甚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此外，《蜀典》在写作上思路严谨，文理清晰、简洁，在文章的一些要害之处常还有点睛之笔，如卷5《故事类》中，张澍记载“李冰杀江神”，指出由于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益处，千百年来，都江堰地区的人民还有春、冬两季作“斗牛戏”的风俗，以纪念李冰对江神的胜利。

《蜀典》是一部非常具有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的地方志，它体现在:

第一，匡正和“补遗”了《四川通志》记载上的某些错误和疏漏。张澍通过《蜀典》，明确指出《四川通志》中有13处在记述上出现了错误，它们是:卷1(上)《堪舆类》中“五亥”、“安上县”;卷2《人物类》中“范目”、“哙参”;卷4《宦迹类》中“何寿”;卷9《动植类》中“文草”、“长鸣鸡”;卷10《著作类》中“王褒碧鸡颂”;卷11(下)《姓氏类》中“贞氏”、“苫氏”;卷12《姓氏类》中“度氏”、“垌氏”、“斗氏”。另，《蜀典》对《四川通志》的疏漏也有补遗，如卷12《姓氏类》中“绪氏”条记载:“《统谱》:‘明永乐举人绪珊，成都人。’今《通志》无。”

第二，“纠谬”和“补遗”《华阳国志》、《水经注》等古文献。张澍在《蜀典》全书中指出，除《四川通志》外，《华阳国志》、《水经注》等古文献的记述中，也出现近100处错误。其中:卷1(上)《堪舆类》中有16处;卷2《人物类》中有9处;卷3《居寓类》中有9处;卷4《宦迹类》中有12处;卷5《故事类》中有3处;卷6《风俗类》中有2处;卷7《方言类》中有7处;卷8《器物类》中有3处;卷9《动植类》中有7处;卷10《著作类》中有12处;卷11、卷12《姓氏类》中有18处。如卷4《宦迹类》中“严君”条:“《史记·樗里子传》:‘秦封樗里子，号为严君。’张守节正义云:‘盖封蜀郡严道县，因号严君，疾名也。’按《华阳国志》:‘始皇灭楚，徙严王之族以实，其地因名严道。’据《史记》，樗里子时即有严道，则常氏之言误矣。”张澍通过《蜀典》，对《华阳国志》中记述的错误作了“纠谬”，有利于我们今天把握严道县的源流变故，这一点是值得称赞的。

第三，通过辑佚，保存了古代四川地区一些作家的作品和著作，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蜀典》卷11分上、下两篇，考证和辑佚了一批不为一般人所知晓和了解的四川地区古代人物的作品。他考证了《幽魂曲》、《东平歌》、《龙归曲》、《臾邪歌》、《伊鸣曲》的传说、《李冰碑》、《杨终赋雷电》、《杨终晨风诗》等，辑佚了《怨家益法言》、《扬雄益州颂》、《凡将篇》佚文、《郭璞岷山赞》、《犍为舍人尔雅注》、《蜀才易注》、《谯周五经然否论》等，还考述了四川地区历代所刻《石经》的情况。其中《犍为舍人尔雅注》、《蜀才易注》、《谯周五经然否论》是其中分量最重的三部典籍，在《二酉堂丛书》中被列为嗣刻图书。张澍的这些考证和辑佚，阐幽发微，揭示了丰富多彩、灿烂辉煌的四川古代文化，也为后人研究四川古代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和资料。

第四，《蜀典》是清代四川众多方志中为数不多的私修方志之一，在资料搜集、考证、鉴别、体例等方面均可观。康熙、乾隆、嘉庆年间是清朝修志的一个高潮期，据不完全统计，仅三修《大清一统志》期间，四川地区修成的志书数量多达189种，但就个人修志而言，成书的并不多。《蜀典》作为个人修志，其价值就非同一般。清王朝曾以政府之力，三修《大清一统志》。为编纂《一统志》，清廷下发的修志诏书，以及各省发的修志檄文不下数十次，这些对清代方志普遍编修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受《一统志》的影响，清代方志的编纂多注重资料的搜集，各志无不博览群书，以文献资料为主，辅以调查采访而编成。对所采辑的资料，皆进行周密考证、鉴别、综合排比，方志的志风更趋严谨。在这种大背景下完成的《蜀典》，除具有以上特点外，还由于它是张澍个人的奋力之作，比一般的官修方志质量更高，从而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史学发展中，占有一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