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的文化基础_中国儒学导论

中国儒学的文化基础_中国儒学导论

近盲的蚂蚁，一只还没有火柴头大；但成群的白蚁却可动用数十吨土方去建起高近10米的土堡。在此，可以说“人的本能极不发达”。

拥有智慧的生物远不止于人类，但却唯有人类能够把各个自我的智慧以知识的形式表现出来和其他同类共享。这也是“人是类的存在物”的一个重要表现。人类的知识有哪些呢？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作为人类知识基础的是七大学科——数学、逻辑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地球科学和空间科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1977年，《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把人类知识分为五个部分——数学、逻辑学、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历史和人文、哲学。

所谓“人文”究竟是什么呢？却是一个言人人殊、有着各自不同的万千诠释的问题。

在西方话语中，“人文精神”一词为humanism，通常译作“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等等。这一话语在狭义上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其核心思想为：一是关心人，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反对神学对人性的压抑；二是张扬人的理性，反对神学对理性的贬低；三是主张灵肉和谐，立足于尘世生活的超越性精神追求，反对神学的“灵肉对立”和“用天国生活否定尘世生活”的种种说教。在广义上，这一话语则指欧洲始于古希腊的文化传统的基本内涵的三个层次：一是人性，对人的幸福和尊严的追求，是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二是理性，对真理的追求，是广义的科学精神；三是超越性，对生活意义的追求。(www.guayunfan.com)所谓“人文”，在一般意义上指为“人”所特有的内容。于古代汉语语境中，“人文”是对于“人”的一个形容词，它首先见于《周易》中“贲”卦的彖辞：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儒学就是这样的一种“人文精神”——在一个维度上确定和理解人类共同特征的所谓“人性”，是“人”自我教育的产物，另一个维度就是“人”必须以自身特有的“文化”去面对一切——所谓“日新”不过是“人”对于“存在”的责任的觉悟。

儒学因此而成为“儒教文明”和“儒家文化”的出发点。

几乎所有的“史诗”与“古歌”，都具有在一定文化集体中的“百科全书”的意义，并因此而显现出其“神圣”，从而成为进入这一文化集体的集体意识的最可靠的途径。“史诗”与“古歌”这一“百科全书”的混沌未分的统一形式，就是所谓“文史哲”。近如韩寒，远如高尔基，都没有完成系统而专门的教育，许多民间文化工作者更是这样，但如果没有一定意义上的“文史哲”的熏陶，他们的成就或建树则是不可想象的。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大约产生在公元前二三百年至公元6世纪之间。在漫长的时期内，民间艺人口耳相传，不断丰富史诗的情节和语言，到12世纪初叶，日臻成熟和完善，在藏族地区得到广泛流传。《格萨尔王传》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原始社会的形态和丰富的资料，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史诗从生成、基本定型到不断演进，包含了藏民族文化的全部原始内核，在不断地演进中又融汇了不同时代藏民族关于历史、社会、自然、科学、宗教、道德、风俗、文化、艺术的全部知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美学价值和欣赏价值，是研究古代藏族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也是世界上唯一的活史诗，至今仍有上百位民间艺人在中国的西藏、内蒙古、青海等地区传唱着英雄格萨尔王的丰功伟绩，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

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据国内记录的材料共8部，20余万行。《玛纳斯》广义指整部史诗，狭义指其第一部。与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不同，史诗《玛纳斯》并非一个主人公，而是一家子孙八代人。整部史诗以第一部中的主人公之名得名，主要讲述了柯尔克孜族人民不畏艰险，奋勇拼搏，创造美好生活，歌颂伟大爱情的故事，一共分为八大部。

彝族先民的原始宗教观念认为，人死后其灵魂要归祖，即要回到祖界去生活。因此，人死后就必须念经指路。这种原始古朴的民族习惯一直沿袭到今天。在甘孜彝族地区也完整地保持了这种对死者进行送魂指路的习俗。从九龙、泸定等县的彝族举行的丧葬仪式中发现，凡是成年人，特别是已经生儿育女的人死后都要念指路经，不但请彝族祭司毕摩念指路经，而且普通彝民中的少数人也可以念指路经，二者所念的指路经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念经的时间先后顺序不同，念经者的身份不同而已，即平民在死者去世的当天就可以念指路经，而毕摩必须在把死者的尸体抬去火葬之前念指路经。虽然普通的彝民可以念指路经，但却不是每个人都会念指路经的。在一般情况下，一个有几百人口的彝族村落中只有两三个人能准确无误地念指路经。这是因为要求平民和毕摩所念的指路经的内容基本一致，不能念错，念错就可能导致死者的灵魂不能顺利归祖；所以在彝民中只有个别记忆力强、头脑清醒、口齿清楚的人才能念指路经。平民念指路经时手中无经书，是靠记忆以歌唱的方式念诵的，即一人领唱众人合，只要选好领唱者，合唱的人数多少不限。大家在死者的尸体前排成行，采用领唱者唱一句，合唱的人跟着唱一句的方式给死者指路送魂。他们边唱边喝酒，还辅以简要优美的舞蹈动作。彝语称丧歌为“阿古”，“阿古”的内容很多，指路经也是“阿古”中的一种，但是在丧葬仪式上必须先念指路经以后才能唱其他方面的“阿古”。毕摩念指路经时身穿法衣，手拿经书，为死者念经指路。无论是平民念的指路经，还是毕摩念的指路经，内容都是把死者的灵魂从其居住地沿着本家支迁徙的路线，一站一站地送到祖先居住地去。至此已经十分明确了，实际上平民念的指路经和毕摩念的指路经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一是流传于民间，一是记载于经书罢了。

卡尔·雅斯贝尔斯于《智慧之路》中曾经写道：“哲学与宗教一样久远，并且要比各基督教会更为古老。……它的真正实在在一切时代向每一个人开放，并且只要哪里有人，它就以某种形式而无所不在。……哲学独立地在中国、印度以及西方发展起来。除了偶然的相互交流之外，这三个世界直到基督诞生的时代一直是如此极端隔绝，以至于它们中的每一个——就一般而论——都必须以它们自己的形式去加以研究。……在这三个世界中，哲学的发展都遵循着一个相类似的曲线。它们经过一个难以说明清楚的初期历史之后，种种基本的观念在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前200）产生于各地。继此之后的是一段瓦解崩溃的时期。在这一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各种庞大的救赎宗教得以强化巩固；其中也有周期性的更新时期，出现过包容一切的体系（经院哲学）和具有卓越的形而上学意义的逻辑思辨——它们都被推向终极。”[1]

与上述不同的是，中国古代存在的“经”，是儒学的教育哲学文本，因为“经”首先是全部儒学的文化史基础。

“经”的原义在《说文解字·系部》中训“织，从丝也”。所谓“经”，作为图书的意义，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为有别于民间私藏的“官书”，《论语集解序》中称：“六经之策长二尺四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第二种解释为记载文化经验万世不易的元典，如《释名·释典艺》中曰：“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后引申为，如《文心雕龙·宗经》中所谓“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经”在最初并非儒家典籍的专称，如《墨子》书中有《经上》《经下》诸篇，另更有《山海经》《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古籍。

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的目录学，始于西汉末年刘歆的《七略》。刘歆承汉哀帝命，继其父刘向领校秘府图书而成《七略》，分图书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七个部分。初校书时，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分类或即与此有关。今《七略》已亡佚，班固《汉书·艺文志》则为步武之作。《汉书·艺文志》中，《六艺略》居首。所谓《六艺》即“六经”。于是，从“经”就衍生出了“传”，如晋代张华《博物志》卷六所谓“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

《庄子·天下篇》中称：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义。

对“真”的追求、对“善”的追求和对“美”的追求，是人文精神的主要价值表现。“真”“善”“美”是三位，却又是一体。“真”“善”“美”的中国形式表现为“六艺”——《诗经》《尚书》《礼》《乐》《周易》和《春秋》——“在场”到达“永恒”之路何在？“在场”的“永恒”，其最高表现即“元典”——这一在人身上发现的外部世界，而不是来历不明的律条——那外部世界对人的发现。如马一浮所谓“《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这是一种生命价值指向：在词语中获得不朽，这是战胜必然的死亡和生存中的荒谬的唯一路径，亦即一个人如果在词语中存在着，他就是永生的。词语成为超时空的“意义”而存在，而“永恒”。文化如表现为价值，则“天人合一为真”，“知行合一为善”，“情境合一为美”——最高的价值在此岸世界为人所建立、所实现和所理解的无主—客关系中。

孟子称孔子为“集大成者”，曰：“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2]中国儒学就是这一集大成的表现，其文化—历史渊源，在所谓“六艺”——“六经”之中。

司马迁《史记》卷47《孔子世家第十七》中曾经这样评价孔子道：

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这一句话中，蕴涵着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的秘密，同时也是儒学的历史秘密所在。

《庄子·天下篇》中又称：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3]，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4]，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5]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于古代中国存在的“话语崇拜”，起源于对“古典”的崇拜，而主要表现为对文化典籍的崇拜，至今犹然。这一被崇拜的典籍——所谓“文化元典”曰“经”。“经”是“诗歌”“记忆”“理性”于中国存在的一种必然形式。早在2000年前的东汉时，赵岐[6]在《孟子题辞》中就曾写道：

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论语》者，五经之馆辖，六艺之喉衿也。

【注释】

[1]［德］卡尔·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柯锦华、范进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93－95页。

[2]见《孟子·万章下》。

[3]六通四辟：六合通达，四时顺畅。

[4]数度者：泛指“礼乐制度”而言。

[5]“缙绅”，意为“插笏于绅”。“缙”同“插”，“绅”为束腰大带。《荀子·礼论》：“说（设）亵衣，袭三称，缙绅而无钩带矣。”古之仕者，垂绅插笏，故称士大夫为“缙绅”。《后汉书·赵壹传》：“君学成师范，缙绅归慕。”

[6]赵岐（108—201），字卿，京兆长陵县（今陕西咸阳）人。中国儒学的文化基础_中国儒学导论

近盲的蚂蚁，一只还没有火柴头大；但成群的白蚁却可动用数十吨土方去建起高近10米的土堡。在此，可以说“人的本能极不发达”。

拥有智慧的生物远不止于人类，但却唯有人类能够把各个自我的智慧以知识的形式表现出来和其他同类共享。这也是“人是类的存在物”的一个重要表现。人类的知识有哪些呢？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作为人类知识基础的是七大学科——数学、逻辑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地球科学和空间科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1977年，《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把人类知识分为五个部分——数学、逻辑学、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历史和人文、哲学。

所谓“人文”究竟是什么呢？却是一个言人人殊、有着各自不同的万千诠释的问题。

在西方话语中，“人文精神”一词为humanism，通常译作“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等等。这一话语在狭义上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其核心思想为：一是关心人，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反对神学对人性的压抑；二是张扬人的理性，反对神学对理性的贬低；三是主张灵肉和谐，立足于尘世生活的超越性精神追求，反对神学的“灵肉对立”和“用天国生活否定尘世生活”的种种说教。在广义上，这一话语则指欧洲始于古希腊的文化传统的基本内涵的三个层次：一是人性，对人的幸福和尊严的追求，是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二是理性，对真理的追求，是广义的科学精神；三是超越性，对生活意义的追求。(www.guayunfan.com)所谓“人文”，在一般意义上指为“人”所特有的内容。于古代汉语语境中，“人文”是对于“人”的一个形容词，它首先见于《周易》中“贲”卦的彖辞：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儒学就是这样的一种“人文精神”——在一个维度上确定和理解人类共同特征的所谓“人性”，是“人”自我教育的产物，另一个维度就是“人”必须以自身特有的“文化”去面对一切——所谓“日新”不过是“人”对于“存在”的责任的觉悟。

儒学因此而成为“儒教文明”和“儒家文化”的出发点。

几乎所有的“史诗”与“古歌”，都具有在一定文化集体中的“百科全书”的意义，并因此而显现出其“神圣”，从而成为进入这一文化集体的集体意识的最可靠的途径。“史诗”与“古歌”这一“百科全书”的混沌未分的统一形式，就是所谓“文史哲”。近如韩寒，远如高尔基，都没有完成系统而专门的教育，许多民间文化工作者更是这样，但如果没有一定意义上的“文史哲”的熏陶，他们的成就或建树则是不可想象的。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大约产生在公元前二三百年至公元6世纪之间。在漫长的时期内，民间艺人口耳相传，不断丰富史诗的情节和语言，到12世纪初叶，日臻成熟和完善，在藏族地区得到广泛流传。《格萨尔王传》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原始社会的形态和丰富的资料，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史诗从生成、基本定型到不断演进，包含了藏民族文化的全部原始内核，在不断地演进中又融汇了不同时代藏民族关于历史、社会、自然、科学、宗教、道德、风俗、文化、艺术的全部知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美学价值和欣赏价值，是研究古代藏族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也是世界上唯一的活史诗，至今仍有上百位民间艺人在中国的西藏、内蒙古、青海等地区传唱着英雄格萨尔王的丰功伟绩，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

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据国内记录的材料共8部，20余万行。《玛纳斯》广义指整部史诗，狭义指其第一部。与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不同，史诗《玛纳斯》并非一个主人公，而是一家子孙八代人。整部史诗以第一部中的主人公之名得名，主要讲述了柯尔克孜族人民不畏艰险，奋勇拼搏，创造美好生活，歌颂伟大爱情的故事，一共分为八大部。

彝族先民的原始宗教观念认为，人死后其灵魂要归祖，即要回到祖界去生活。因此，人死后就必须念经指路。这种原始古朴的民族习惯一直沿袭到今天。在甘孜彝族地区也完整地保持了这种对死者进行送魂指路的习俗。从九龙、泸定等县的彝族举行的丧葬仪式中发现，凡是成年人，特别是已经生儿育女的人死后都要念指路经，不但请彝族祭司毕摩念指路经，而且普通彝民中的少数人也可以念指路经，二者所念的指路经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念经的时间先后顺序不同，念经者的身份不同而已，即平民在死者去世的当天就可以念指路经，而毕摩必须在把死者的尸体抬去火葬之前念指路经。虽然普通的彝民可以念指路经，但却不是每个人都会念指路经的。在一般情况下，一个有几百人口的彝族村落中只有两三个人能准确无误地念指路经。这是因为要求平民和毕摩所念的指路经的内容基本一致，不能念错，念错就可能导致死者的灵魂不能顺利归祖；所以在彝民中只有个别记忆力强、头脑清醒、口齿清楚的人才能念指路经。平民念指路经时手中无经书，是靠记忆以歌唱的方式念诵的，即一人领唱众人合，只要选好领唱者，合唱的人数多少不限。大家在死者的尸体前排成行，采用领唱者唱一句，合唱的人跟着唱一句的方式给死者指路送魂。他们边唱边喝酒，还辅以简要优美的舞蹈动作。彝语称丧歌为“阿古”，“阿古”的内容很多，指路经也是“阿古”中的一种，但是在丧葬仪式上必须先念指路经以后才能唱其他方面的“阿古”。毕摩念指路经时身穿法衣，手拿经书，为死者念经指路。无论是平民念的指路经，还是毕摩念的指路经，内容都是把死者的灵魂从其居住地沿着本家支迁徙的路线，一站一站地送到祖先居住地去。至此已经十分明确了，实际上平民念的指路经和毕摩念的指路经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一是流传于民间，一是记载于经书罢了。

卡尔·雅斯贝尔斯于《智慧之路》中曾经写道：“哲学与宗教一样久远，并且要比各基督教会更为古老。……它的真正实在在一切时代向每一个人开放，并且只要哪里有人，它就以某种形式而无所不在。……哲学独立地在中国、印度以及西方发展起来。除了偶然的相互交流之外，这三个世界直到基督诞生的时代一直是如此极端隔绝，以至于它们中的每一个——就一般而论——都必须以它们自己的形式去加以研究。……在这三个世界中，哲学的发展都遵循着一个相类似的曲线。它们经过一个难以说明清楚的初期历史之后，种种基本的观念在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前200）产生于各地。继此之后的是一段瓦解崩溃的时期。在这一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各种庞大的救赎宗教得以强化巩固；其中也有周期性的更新时期，出现过包容一切的体系（经院哲学）和具有卓越的形而上学意义的逻辑思辨——它们都被推向终极。”[1]

与上述不同的是，中国古代存在的“经”，是儒学的教育哲学文本，因为“经”首先是全部儒学的文化史基础。

“经”的原义在《说文解字·系部》中训“织，从丝也”。所谓“经”，作为图书的意义，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为有别于民间私藏的“官书”，《论语集解序》中称：“六经之策长二尺四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第二种解释为记载文化经验万世不易的元典，如《释名·释典艺》中曰：“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后引申为，如《文心雕龙·宗经》中所谓“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经”在最初并非儒家典籍的专称，如《墨子》书中有《经上》《经下》诸篇，另更有《山海经》《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古籍。

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的目录学，始于西汉末年刘歆的《七略》。刘歆承汉哀帝命，继其父刘向领校秘府图书而成《七略》，分图书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七个部分。初校书时，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分类或即与此有关。今《七略》已亡佚，班固《汉书·艺文志》则为步武之作。《汉书·艺文志》中，《六艺略》居首。所谓《六艺》即“六经”。于是，从“经”就衍生出了“传”，如晋代张华《博物志》卷六所谓“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

《庄子·天下篇》中称：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义。

对“真”的追求、对“善”的追求和对“美”的追求，是人文精神的主要价值表现。“真”“善”“美”是三位，却又是一体。“真”“善”“美”的中国形式表现为“六艺”——《诗经》《尚书》《礼》《乐》《周易》和《春秋》——“在场”到达“永恒”之路何在？“在场”的“永恒”，其最高表现即“元典”——这一在人身上发现的外部世界，而不是来历不明的律条——那外部世界对人的发现。如马一浮所谓“《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这是一种生命价值指向：在词语中获得不朽，这是战胜必然的死亡和生存中的荒谬的唯一路径，亦即一个人如果在词语中存在着，他就是永生的。词语成为超时空的“意义”而存在，而“永恒”。文化如表现为价值，则“天人合一为真”，“知行合一为善”，“情境合一为美”——最高的价值在此岸世界为人所建立、所实现和所理解的无主—客关系中。

孟子称孔子为“集大成者”，曰：“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2]中国儒学就是这一集大成的表现，其文化—历史渊源，在所谓“六艺”——“六经”之中。

司马迁《史记》卷47《孔子世家第十七》中曾经这样评价孔子道：

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这一句话中，蕴涵着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的秘密，同时也是儒学的历史秘密所在。

《庄子·天下篇》中又称：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3]，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4]，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5]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于古代中国存在的“话语崇拜”，起源于对“古典”的崇拜，而主要表现为对文化典籍的崇拜，至今犹然。这一被崇拜的典籍——所谓“文化元典”曰“经”。“经”是“诗歌”“记忆”“理性”于中国存在的一种必然形式。早在2000年前的东汉时，赵岐[6]在《孟子题辞》中就曾写道：

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论语》者，五经之馆辖，六艺之喉衿也。

【注释】

[1]［德］卡尔·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柯锦华、范进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93－95页。

[2]见《孟子·万章下》。

[3]六通四辟：六合通达，四时顺畅。

[4]数度者：泛指“礼乐制度”而言。

[5]“缙绅”，意为“插笏于绅”。“缙”同“插”，“绅”为束腰大带。《荀子·礼论》：“说（设）亵衣，袭三称，缙绅而无钩带矣。”古之仕者，垂绅插笏，故称士大夫为“缙绅”。《后汉书·赵壹传》：“君学成师范，缙绅归慕。”

[6]赵岐（108—201），字卿，京兆长陵县（今陕西咸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