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两种对立的经济思潮_刘家贵学术文选

时间:2019-07-18  栏目:百科知识  点击:24 次

战国时期两种对立的经济思潮_刘家贵学术文选

在战国丰富多彩的学术思想中,经济思想亦颇具特色,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这时形成了经济干预与经济放任两种经济思潮。这两种经济思潮的形成以及它们之间的对立和分歧,给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也是当时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

经济干预的主张由来已久,它是封建社会超经济强制在思想上的反映。战国时期法家的商鞅、韩非、大部分《管子》的作者即齐法家都是经济干预思想的积极提倡者。此外,墨家的墨翟和具有法家气息的儒家荀况也有不同程度的经济干预思想。在当时,经济干预思潮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是很有影响的时代思潮,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商鞅是一个极端的经济干预主义者,主张将老百姓的求利活动完全纳入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轨道。他说:“民之于利也,若水之于下也”“四旁无择也。”(《商君书·君臣》,下引只注篇名)而对这种盲目的、无孔不入的求利活动,如不加以限制,势必冲击统治阶级的利益,给国家造成危害,导致“国乱而地削,兵弱而主卑”(《君臣》)的严重后果,必须用赏罚手段加以限制和干预,“劫之以刑而驱以赏”(《慎法》),“塞私道以穷其志,启一门以致其欲”(《说民》),“使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慎法》),从而保证农战政策的推行,这叫作“利出一孔”(《弱民》)。商鞅认为老百姓个人必须绝对服从国家,只应该为国家利益而存在,否则即为“辟淫游惰之民”,应予严惩(见《垦令》)。他说“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高亨按:纷疑当作纯,形似而误,纯纯诚恳貌)信可以守战也。”(《农战》)他认为国家对人民应拥有贫富予夺的大权:“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说民》)韩非走着大体相同的思想路数:“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韩非子·心度》,下引只注篇名),又说:“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恶以御民力,事实不宜失矣。”(《制分》)这是赤裸裸的干预主义。《管子》一书的基本倾向也是主张由国家调节经济。《牧民》篇提出:“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乘马》篇提出:“官不理则事不治,事不治则货不多。”充分肯定了国家组织经济和管理经济的必要性,以及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国蓄》篇提出:“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这种主张同商、韩如出一辙。尤可注意者,《管子》还提出了“官(管)山海”,即由国家实行盐铁专卖,以及由国家控制大量谷物和货币来调控市场物价的“轻重之术”,使“国利归于君”,把大部分财富集中于国家手中,这是对经济干预思想的发展。墨子提倡兼爱交利,在经济上就是要“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免(勉)以分人”(《墨子·尚贤下》)。但他认为人们并不会自动地助人以力和分人以财,而必须由圣王明君来代天赏贤罚暴,使兼相爱,交相利者必得赏,别相恶,交相残者必受罚。他说上天降生王公侯伯就是为民赏贤罚暴的,这就肯定了统治阶级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很明显,墨子提出经济干预的出发点、目的和法家并不相同。荀子提出最高统治者负有“明分使群”“定分息争”的职责;他说:“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管分之枢要也”(《荀子·富国》,下引只注篇名),“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富国》)。也就是说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协调关系、制订和调整政策、组织人民、发展生产的作用。可见,战国时期的经济干预思潮以法家为代表,但不限于法家,也影响到墨家和儒家。当时,封建地主制中央集权专制国家正不断加强,主张经济干预的思想家们全都是这一国家制度的拥护者,他们由肯定封建地主阶级国家权力到承认这一国家权力干预经济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有着某种合乎逻辑的联系。

经济放任主张最早由春秋时期的老子提出,这是他道法自然与无为而治的思想在经济上的体现。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下面几段话上:“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57章),“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37章),“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60章)。老子连说“无为”“好静”“无欲”,其意甚明,就是反对统治阶级对经济有任何干预,主张听任经济自然发展。小鲜就是小鱼。烹小鱼不能乱翻乱挠,治理国家也不应多事乱扰,而要安静无扰。征发租税徭役是封建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内容,繁苛的租役往往成为破坏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老子对此是反对的,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老子》75章)主张放任主义的老子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持否定态度。

经济放任的观点由老子提出以后,在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发展成为一种有影响的经济思潮,形成了干涉和放任两种经济思潮的对立和分歧。庄子是战国经济放任主义的重要代表,他有许多实行放任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的论述。他说:“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庄子·天地》,下引只注篇名)认为只要统治者能无欲、无为、守静就能使天下富足,万物自化,百姓安居乐业。这很明显是继承了老子的思想,也是针对当时统治阶级的多欲、妄为而发的,核心是反对对老百姓的无端扰攘。庄子告诫统治者说:“君为政焉勿卤莽,治民焉勿灭裂,昔余为禾,耕而卤莽之,则其实亦卤莽而报予,芸而灭裂之,其实亦灭裂而报予。予来年变齐,深其耕而熟之,其禾繁以滋,予终年厌飧。”(《则阳》)这里用种庄稼不能违背农作物生长的规律来比喻为政、治民也必须遵循客观的规律性,反对无视客观规律的卤莽灭裂的做法,其中当然也包括反对违反经济规律。在《应帝王》中庄子用寓言故事形象地对这层意思做了阐发:“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倏”与“忽”皆取其敏捷有为之义,“浑沌”则相反,譬其纯朴自然。“倏”与“忽”之有为,反而伤害了“浑沌”的纯朴自然。这就把反对任何形式的干预,主张完全放任自然的意思做了充分地阐述。战国时期是新兴地主阶级确立其政治经济制度,实现天下统一的变革时期,各地主阶级国家正通过变法改革,废除旧的领主制生产关系,建立地主制生产关系,实行“尽地力”的方针,通过大规模的垦草运动和兴修水利工程,重农抑商等发展社会生产,新兴地主阶级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对经济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庄子的反对干预,主张放任的观点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他看到了统治阶级的急功近利所造成的某些过度干预对长久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危害,指出:“自而治天下,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昏)矣。”(《在宥》)说统治者的种种行事作为已经“灾及草木,祸及止(彖)虫”(《在宥》),“鲜规之兽(微小的动物),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天道》)。如果把这些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危言耸听的不祥预言统统斥为没落阶级的悲鸣,就未免太表面太简单了。这里流露出对过分干预和掠夺自然界的不安,对民族乃至人类未来生存环境的关心和忧虑。面对今天日益严重的生态恶化,环境污染,物种的大量灭亡,我们不能不佩服庄子的清醒和远见卓识。庄子直接论述经济的言论并不多,但他始终认为只有实行放任主义经济才能顺利健康的发展,对过分干预经济生活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则是明确和一贯的。除庄子以外,其他道家也都持有经济放任思想,例如,道家许行[1]提出“君民并耕”说,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市贾(价)不二,国中无伪,使五尺童子适市,莫之或欺”,指责国家有仓廪府库是“厉民以自养”(《孟子·滕文公上》)。这可以说是一种极端的放任主义,否定任何形式的干预,甚至否定国家本身的存在。这当然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思想。以后深受道家影响的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历数人们种种物质利益欲望后,总结性地说:“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妙)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也是说对人民的求利活动,放任主义是上策,干预主义是等而下之的办法。(www.guayunfan.com)儒家孟子可能受到道家的影响,也有经济放任的主张。孟子说:“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赵岐注:恶人之欲用智,而妄穿凿,不顺物之性而改道以养之)。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赵岐注:禹之用智,决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行其空虚无事之处)。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孟子·离娄下》)他讲了著名的“揠苗助长”的故事,正是有感于“天下之不助苗之长者寡矣”,认为这样做“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孟子·公孙丑》)。这很明显地受到道家因任自然观点的影响。《易传》一般被认为是儒家的典籍,也有人认为是道家系统的著作。[2]从经济思想来看,更接近道家的经济放任观点。兹举数端:“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易经·乾卦》)“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垂衣裳而天下治。”(《易传·系辞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传·系辞下》)作者所向往的是“垂衣裳而天下治”即“无为而治”“不言所利”“使民不倦”(使百姓不倦怠),“使民宜之”(使百姓利用而感到适宜),“各得其所”。《吕氏春秋》被称为新道家,兼收并蓄了各家的思想,其中有很明显的经济放任观点。如《分职》篇提出:“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贵因》篇提出“因人之心”“因人之欲”“三代之宝莫如因,因则天下无敌”。

不难看出,经济放任思想以道家为主,但也包括一部分儒家和道法家。所以这两种经济思潮的对立基本上是法家和道家的对立。法家和道家之所以在根本的经济指导原则上形成对立和分歧,又和两家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不同的认识有关。这些不同的认识包括:

第一,对当时新兴地主阶级专制集权国家的态度不同。如前所说,法家是这一专制集权国家的拥护者,有的还是为这一国家权力而斗争的政治家。相反,庄子等道家是同统治阶级不合作,对封建专制国家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作为旁观者,他们较多地看到了这一专制制度下的不幸和灾难,看到了这一封建等级权力结构的罪恶和流弊。庄子自认为“处于昏上乱相之间”(《庄子·山木》)。批判日益强化的封建专制的吃人本质,正是道家反对国家干预,主张经济放任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二,对人性的认识和态度不同。商、韩等法家认为人的求利本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人的这种趋利避害的本性为统治阶级实行经济干预提供了内在的可能性。如商鞅说:“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错法》)韩非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而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经》)道家则认为,对人性的任何限制和束缚都只能意味着对人性的戕害,是一种罪过。庄子批评伯乐善治马,陶工善治埴(黏土),工匠善治木,结果毁坏了马、黏土和树木的本性,“马之死者已过半矣”“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绳哉?”而当今治天下者,其对人性的摧残同伯乐陶匠一样:“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马蹄》)庄子指出老百姓谋取物质利益的活动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对这种本性应该完全顺从:“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共同的本能),一而不党,命曰天放。”(《马蹄》)又说:“形莫若缘,情莫若率,缘则不离,率则不劳。”(《山木》)缘和率都有因其自然,不做作失真之义。庄子还明确指出,法家厉行赏罚乃是对人性的迫害,他说:“匈匈焉终以赏罚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在宥》)

第三,经济思想的哲学依据不同。虽然在上述众多的思想家中除墨子宣扬“天志论”,孟子宣扬“天人合一”论,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外,其他人在哲学上大都具有唯物论倾向。但由于主张经济干预的思想家大都是一些亲身参与社会变革的实践家或理论家,亲身感受到社会经济的变革,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和革命阶级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往往容易因此过分迷信政治权力对经济的反作用,过分夸大君主个人的意志和作用,从而陷入唯意志论。这突出表现在他们无条件地肯定和神化君权,成为君主独裁专制的颂扬者。商、韩声称老百姓往往只顾眼前利益,而看不清长远利益,这就必须由圣人明君为他们指明其真正的利益所在。韩非说:“民智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婴儿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夫求圣通之士者,为民知之不足用。昔禹决江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显学》)商鞅说:“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知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更法》)正因为老百姓都是愚蠢的,君主应该独裁一切:“权者,君之所独制也。”(《权修》)君主不仅拥有最高的政治权力,而且享有认识的最终裁判权,君主永远是对的,错的只能是臣下和老百姓。《管子》甚至说老百姓离开君主就不能生存:“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形势解》)《管子》还主张由国家来调控流通中的货币量,改变货币购买力和商品价格,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一可以为十,十可以为百”,即几十倍地提高货币购买力,从而把财富集中在国家手中,把国家权力对经济的作用,夸大到荒谬绝伦的程度。而道家的经济放任思想一般说来是以“天道自然无为”的自然哲学为依据的。根据这种哲学观,他们认为任何人都必须受客观规律的制约,君主也没有凌驾规律之上的自由,强调人们服从规律的重要性。如庄子说:“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庄子·天道》)应该说,道家否定国家权力对经济的干预,反对统治阶级的恣意妄为同这种自然哲学是分不开的。正是基于对外在规律的客观性的认识,使他们能超脱于特定阶级的暂时利害关系,而从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出发,更多地认识到尊重和服从规律的必要性。

第四,两家的价值观不同。法家是以国家为本位的价值观,认为个人存在的价值就是服从国家,为国家利益而努力。道家则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以为人生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保存个体的生命和个性的独立。法家认为经济活动的最高目的就是壮大国家的经济实力,个人的一切活动都要服从这个目的,有利于富国强兵。商鞅提出了“家不积粟,上藏也”(《说民》)的主张,即把财富大部分集中于国家手中,要农民做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农战》)。他们认为国家利益同私人利益是完全对立的,二者有我没你。商鞅说:“有私则国弱。”(《说民》)韩非说:“匹夫之私誉,人主之大败也。”(《八说》)“群臣之大富,主君之败也。”(《爱臣》)甚至老百姓的贫富问题,被他们用国家本位的三棱镜一透视,也得出了民贫和民富均不可取的奇谈怪论,如商鞅说:“民贫则国弱,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国弱。”(《说民》)与此相反,道家的经济放任思想是针对统治者的专横与恣肆而提出来的,它必然同珍视个体生命,强调人格平等与个人尊严的价值观相联系。反对把人变成专制君主的奴仆和工具。在道家看来,一切有利于保存个体生命与保持个性独立,心智自由的行为和事物都是有价值的、合理的,一切有害于个体生存与个性独立、心智自由的行为和事物都是无价值的、悖理的。杨朱讲“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淮南子·泛论训》),认为生命对于个人“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富有天下不足以易之”《(吕氏春秋·重己》)。在道家看来,儒墨法所追求的一切仁义礼智孝悌忠信等封建等级制度的伦理道德、纲常名教、君臣之道、贵贱之别,以及世俗的人们所追求的财富名位权力统统只不过是足以害生亏生的身外之物。他们在封建专制权力日益强化,物欲横流的现实面前,不卑躬屈节,不同流合污,也不恣行妄为,而是保持着心智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不羁。

战国时期经济放任思想的提倡者们是生活在封建制度还刚刚形成,商品经济还十分弱小的时代,社会上大多数人由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和沉重的封建专制的压迫,还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人的个性自由与个人价值的实现还不具备起码的条件,庄子等人所追求的人格平等和个性自由的要求还仅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并且是无法实现的空想。另外,由于庄子等道家对于个人谋取财富的活动并不特别称许,故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并没有在经济生活中激发出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这是我国古代经济放任思想所依据的价值观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差别。但是,道家在儒墨法诸家君臣父子的政治伦理关系以外,发现和肯定了个人存在的价值,反对人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社会制度、政治文化对人的奴役,即反对人的异化,却是很有意义的,从经济思想的角度也有特殊的价值,这就是他们强调了人不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而是发展经济的目的。

经济干预和经济放任这两种经济思潮既有相互对立分歧的一面,又有相互影响吸收的一面。例如主张经济干预的荀子也吸收了若干经济放任的观点,主张“关市讥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王制》)。他认为政府同经济的关系最理想的状态是“利而后利之”(《富国》),即只给人民利益而不与民争利。荀子把他的经济思想概括为“以政裕民”,这是一种把适度的干预和适度的放任相结合的思想。《管子》是齐法家的著作,其中吸收了大量的道、儒、墨、阴阳和农家的思想,也有道家的经济放任主张。如《形势》篇说:“上无事,则民自试(用)。”《形势解》对此解释说:“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不扰,则民自循,不劳,则民自试。故曰:上无事而民自试(用)。”这是经济放任思想对法家的影响。另一方面,主张经济放任的孟子也吸收了经济干预的观点。如孟子并不否定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他主张由国家“制民之产”和“分田制禄”,以安定民生,发展生产,解决老百姓贫富分化,流离失所的问题。他把国家对经济的关系比作雨水同禾苗的关系,要像及时雨,“如时雨降”(《梁惠王上》)。他提出了一种以放任为主加适度干预的经济思想,他说:“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杨伯峻译文:如果(货物)滞销,(政府)依法征购,不让它长久积压),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自他归往之民谓之氓,义同民)矣。”(《公孙丑上》)国家只是为经济提供保护,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而不能妄加干预。

以上我们从经济干预和经济放任这两种基本经济思潮的角度考察了各家各派的观点。需要指出,无论是法家和墨家的经济干预思想,抑或是道家的经济放任思想,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都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封建地主制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但也各有其片面性。超经济强制本来就是封建社会的典型特征,而要维护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没有经济上的必要集中和干预,也是不能想象的。这就是经济干预的历史依据。但另一方面,构成封建地主制社会和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经济基础的又是一家一户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而农业生产的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都要求给生产经营者以充分的自主权和灵活性,排斥过多的经济干预,这就是经济放任思想合理性的所在。因而那种把二者结合起来,既有适度的放任,又有适度的干预的主张似乎更为合理,更能适应封建地主制经济发展的需要。秦帝国的迅速灭亡,证明了法家极端经济干预思想的弊病,而汉初的黄老之治为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所代替,同样说明道家的完全放任的主张也并非长久之计。如何掌握将经济放任同经济干预结合的“度”,是一项复杂的艺术。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经济干预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封建社会经济的停滞和破坏往往在于封建国家过多的干预,在于小农经济条件下的简单再生产规律和小商品经济下的价值规律因这种干预而遭到破坏。而每当历史上的统治阶级能自觉主动地对经济干预实行某些限制,稍稍加强经济放任的色彩,即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让步政策时,经济往往就能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规律。

【注释】

[1]大多数学者认为许行属于农家,钱穆、冯友兰认为应属于墨家,梁启超认为当属道法家,我们大体同意梁氏的说法,认为许行应属于道家,理由不在此申论。

[2]参看陈鼓应《〈易传·系辞〉所受老子的影响》,见《哲学研究》198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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