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儒教”是什么_中国儒学导论

时间:2019-07-18  栏目:百科知识  点击:28 次

所谓“儒教”是什么_中国儒学导论

“儒教”是什么呢?“儒教”首先是在主观上或客观上关于“中国文明的秘密”的一种解释。

在作为中国社会存在、发展的历史原因的意义上说,任继愈曾提出“儒教”是“中国宗教的特殊表现形式”的问题,并进一步指出了“儒教”这一“宗教的特殊表现形式”是由“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4]的。在此,“儒教”成为一个“问题”。任继愈于《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发表的《论儒教的形成》一文中,对这一决定“儒教”产生和存在的“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曾解说道:

简略地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中国封建社会维持的时间长久而稳定;封建宗法制度发展得比较完备;中央集权下的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结构形成得早,分裂不能持久;农民起义次数多,规模大;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www.guayunfan.com)如果把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阶段再进一步划分,可以分为以下六个时期:(1)分散割据的封建诸侯统治时期(春秋战国到秦统一前);(2)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时期(秦汉);(3)门阀士族封建专制时期(魏晋南北朝);(4)统一的封建国家重建、兴盛与地方割据时期(隋唐五代);(5)封建国家中央集权制完备与社会停滞时期(宋元明);(6)封建社会僵化没落时期(清)。……封建社会的上述历史特点和历史过程,造成了以儒教为中心的封建意识形态……[5]

任继愈在这里所说出的种种,其实只是一个困惑,一个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存续”的困惑。

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S.P.Huntington)发表于美国《外交》杂志夏季号上的《文明的冲突》一文提出了“儒教文明”问题,他曾经这样说道:

人们的文明身份在未来将越来越重要,世界在宏观上将由七种或八种主要文明的相互作用而形成,它们包括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未来最大的冲突将沿着分隔这些文明的断裂带进行。

因此,所谓“儒教”是作为一种主要发生、发展于中国,而对东亚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形式的概括。因此,“儒教”这一概念又是作为中国社会—历史之谜的谜底而存在的。

如从宗教一般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意义上来说,所谓“儒教”只不过是对汉斯·昆所曾说起过的“宗教的普遍存在”论断的一个注脚。汉斯·昆所曾说过:“我们无论从人类几千年历史上来顺时地考察人类也好,还是从人类布满全球的现状来共时地考察也好,都不能找到一个不信仰某种超验力的部落。”他认为在时空这两个维度中存在的人类,没有无宗教的例外。中国的汉族可不可以是某种例外呢?所谓“儒教”,就是在这一心理基础上而被广泛地认为是汉族特有的宗教。在这一意义上的“儒教”因此与耆那教、基督教、美洲印第安人宗教(代表原住民宗教)、伊斯兰教、道教、佛教、印度教、神道教、巴哈伊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锡克教一道,为联合国所认定的世界十三种“宗教”之一。在这一般“宗教意识”意义上的“儒教”,于汉语语境中又曾被称为“孔教”。如修成于7世纪时唐太宗年间的《晋书·阮籍等传》末已有赞称曰:“老篇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道贵无名。”19世纪时清初之赵翼在《瓯北诗话·五古·书所见》亦有诗云:“孔教所到处,无不有佛教;佛教所到处,孔教或不到。”

“儒教”是中国文化中的“超验存在”,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宗教权力存在的历时悠久,直至杨度、筹安而未已的传统意识形态基础。

在西周以“父系继承制”为中心的宗法网络社会基础上,为秦代创发而为百世师的“皇帝制”“郡县制”“三公九卿制”的政治社会的历史存在,就是杨度、严复等一代风流悲剧原因之所在。

这一社会的核心是“皇帝”。“皇”,《说文解字》释其本义为“大也。从自王。自,始也。……大君也”。“帝”,“谛也”,原为花萼之形。所谓“三皇五帝”,即以伏羲(人类起源的象征)、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种植业开始的象征)、黄帝(中国政治的象征)为“三皇”;以少昊(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以金德王,故亦曰金天氏。发现金属的象征)、颛顼(黄帝之孙)、帝喾(黄帝曾孙)、尧、舜为“五帝”。“皇帝”自秦始皇起,成为国家的象征、政府的首长和政权的代表,拥有着集中和决定“立法”“司法”“行政”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力。而作为这一社会的群众基础的就是自“汉武尊儒”以来,直至1905年结束“科举制”不断发展着的“官僚选拔制度”。

这一文化工程自汉武帝开始,经董仲舒之手而粗具规模。《汉书》卷56《董仲舒传》中载:

(汉)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仲舒对曰:“……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顽,抵冒殊磗,孰烂如此之甚者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之与美玉也。”

因此,在形式上的“儒教”如钱锺书于《管锥篇·史记会注考证·孔子世家》中就司马迁对孔子的歌颂所做出的分析,云:

“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按司马迁值汉武帝崇儒之世,又私心向往,故畅言如此。然尊之而尚未亲之也。谶纬说盛,号孔子曰“素王”,而实则挽为汉之“素臣”,以邀人主之敬信而固结其恩礼,俾儒家得常定于一尊。孔子之于刘汉,遂似希伯来先知之于“弥赛亚”,一若凡所制作莫非预为汉地而亦皆为汉地。

而在实质上,“儒教”的构成,就是《汉书》卷9《元帝纪》中所载的汉宣帝所言称者: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在此,不能不说的是,“儒教”是汉代以后中国社会终于找出的一种人文宗教。其深刻的原因在于,在古代世界这样一个规模空前宏伟的社会中,如果只允许一种哲学存在,那么,无论如何,这种哲学就一定会成为宗教。所谓“儒教”是在“儒—法”整合而成的官方意识形态指导下所实现的古代社会控制模式,作为一种制度文明的“儒教文明”,这是一种对儒学所曾拥有过的视野,做出过种种限制甚至残害的社会控制模式。长城和故宫等等就是“儒教文明”的遗迹。而“新儒学”在某种意义上则是一种对于“儒教”的抗议。所谓“儒教”是什么_中国儒学导论

“儒教”是什么呢?“儒教”首先是在主观上或客观上关于“中国文明的秘密”的一种解释。

在作为中国社会存在、发展的历史原因的意义上说,任继愈曾提出“儒教”是“中国宗教的特殊表现形式”的问题,并进一步指出了“儒教”这一“宗教的特殊表现形式”是由“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4]的。在此,“儒教”成为一个“问题”。任继愈于《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发表的《论儒教的形成》一文中,对这一决定“儒教”产生和存在的“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曾解说道:

简略地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中国封建社会维持的时间长久而稳定;封建宗法制度发展得比较完备;中央集权下的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结构形成得早,分裂不能持久;农民起义次数多,规模大;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www.guayunfan.com)如果把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阶段再进一步划分,可以分为以下六个时期:(1)分散割据的封建诸侯统治时期(春秋战国到秦统一前);(2)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时期(秦汉);(3)门阀士族封建专制时期(魏晋南北朝);(4)统一的封建国家重建、兴盛与地方割据时期(隋唐五代);(5)封建国家中央集权制完备与社会停滞时期(宋元明);(6)封建社会僵化没落时期(清)。……封建社会的上述历史特点和历史过程,造成了以儒教为中心的封建意识形态……[5]

任继愈在这里所说出的种种,其实只是一个困惑,一个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存续”的困惑。

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S.P.Huntington)发表于美国《外交》杂志夏季号上的《文明的冲突》一文提出了“儒教文明”问题,他曾经这样说道:

人们的文明身份在未来将越来越重要,世界在宏观上将由七种或八种主要文明的相互作用而形成,它们包括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未来最大的冲突将沿着分隔这些文明的断裂带进行。

因此,所谓“儒教”是作为一种主要发生、发展于中国,而对东亚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形式的概括。因此,“儒教”这一概念又是作为中国社会—历史之谜的谜底而存在的。

如从宗教一般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意义上来说,所谓“儒教”只不过是对汉斯·昆所曾说起过的“宗教的普遍存在”论断的一个注脚。汉斯·昆所曾说过:“我们无论从人类几千年历史上来顺时地考察人类也好,还是从人类布满全球的现状来共时地考察也好,都不能找到一个不信仰某种超验力的部落。”他认为在时空这两个维度中存在的人类,没有无宗教的例外。中国的汉族可不可以是某种例外呢?所谓“儒教”,就是在这一心理基础上而被广泛地认为是汉族特有的宗教。在这一意义上的“儒教”因此与耆那教、基督教、美洲印第安人宗教(代表原住民宗教)、伊斯兰教、道教、佛教、印度教、神道教、巴哈伊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锡克教一道,为联合国所认定的世界十三种“宗教”之一。在这一般“宗教意识”意义上的“儒教”,于汉语语境中又曾被称为“孔教”。如修成于7世纪时唐太宗年间的《晋书·阮籍等传》末已有赞称曰:“老篇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道贵无名。”19世纪时清初之赵翼在《瓯北诗话·五古·书所见》亦有诗云:“孔教所到处,无不有佛教;佛教所到处,孔教或不到。”

“儒教”是中国文化中的“超验存在”,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宗教权力存在的历时悠久,直至杨度、筹安而未已的传统意识形态基础。

在西周以“父系继承制”为中心的宗法网络社会基础上,为秦代创发而为百世师的“皇帝制”“郡县制”“三公九卿制”的政治社会的历史存在,就是杨度、严复等一代风流悲剧原因之所在。

这一社会的核心是“皇帝”。“皇”,《说文解字》释其本义为“大也。从自王。自,始也。……大君也”。“帝”,“谛也”,原为花萼之形。所谓“三皇五帝”,即以伏羲(人类起源的象征)、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种植业开始的象征)、黄帝(中国政治的象征)为“三皇”;以少昊(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以金德王,故亦曰金天氏。发现金属的象征)、颛顼(黄帝之孙)、帝喾(黄帝曾孙)、尧、舜为“五帝”。“皇帝”自秦始皇起,成为国家的象征、政府的首长和政权的代表,拥有着集中和决定“立法”“司法”“行政”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力。而作为这一社会的群众基础的就是自“汉武尊儒”以来,直至1905年结束“科举制”不断发展着的“官僚选拔制度”。

这一文化工程自汉武帝开始,经董仲舒之手而粗具规模。《汉书》卷56《董仲舒传》中载:

(汉)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仲舒对曰:“……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顽,抵冒殊磗,孰烂如此之甚者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之与美玉也。”

因此,在形式上的“儒教”如钱锺书于《管锥篇·史记会注考证·孔子世家》中就司马迁对孔子的歌颂所做出的分析,云:

“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按司马迁值汉武帝崇儒之世,又私心向往,故畅言如此。然尊之而尚未亲之也。谶纬说盛,号孔子曰“素王”,而实则挽为汉之“素臣”,以邀人主之敬信而固结其恩礼,俾儒家得常定于一尊。孔子之于刘汉,遂似希伯来先知之于“弥赛亚”,一若凡所制作莫非预为汉地而亦皆为汉地。

而在实质上,“儒教”的构成,就是《汉书》卷9《元帝纪》中所载的汉宣帝所言称者: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在此,不能不说的是,“儒教”是汉代以后中国社会终于找出的一种人文宗教。其深刻的原因在于,在古代世界这样一个规模空前宏伟的社会中,如果只允许一种哲学存在,那么,无论如何,这种哲学就一定会成为宗教。所谓“儒教”是在“儒—法”整合而成的官方意识形态指导下所实现的古代社会控制模式,作为一种制度文明的“儒教文明”,这是一种对儒学所曾拥有过的视野,做出过种种限制甚至残害的社会控制模式。长城和故宫等等就是“儒教文明”的遗迹。而“新儒学”在某种意义上则是一种对于“儒教”的抗议。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