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儒教”是什么_中国儒学导论

所谓“儒教”是什么_中国儒学导论

“儒教”是什么呢？“儒教”首先是在主观上或客观上关于“中国文明的秘密”的一种解释。

在作为中国社会存在、发展的历史原因的意义上说，任继愈曾提出“儒教”是“中国宗教的特殊表现形式”的问题，并进一步指出了“儒教”这一“宗教的特殊表现形式”是由“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4]的。在此，“儒教”成为一个“问题”。任继愈于《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发表的《论儒教的形成》一文中，对这一决定“儒教”产生和存在的“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曾解说道：

简略地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中国封建社会维持的时间长久而稳定；封建宗法制度发展得比较完备；中央集权下的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结构形成得早，分裂不能持久；农民起义次数多，规模大；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www.guayunfan.com)如果把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阶段再进一步划分，可以分为以下六个时期：（1）分散割据的封建诸侯统治时期（春秋战国到秦统一前）；（2）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时期（秦汉）；（3）门阀士族封建专制时期（魏晋南北朝）；（4）统一的封建国家重建、兴盛与地方割据时期（隋唐五代）；（5）封建国家中央集权制完备与社会停滞时期（宋元明）；（6）封建社会僵化没落时期（清）。……封建社会的上述历史特点和历史过程，造成了以儒教为中心的封建意识形态……[5]

任继愈在这里所说出的种种，其实只是一个困惑，一个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存续”的困惑。

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S.P.Huntington）发表于美国《外交》杂志夏季号上的《文明的冲突》一文提出了“儒教文明”问题，他曾经这样说道：

人们的文明身份在未来将越来越重要，世界在宏观上将由七种或八种主要文明的相互作用而形成，它们包括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未来最大的冲突将沿着分隔这些文明的断裂带进行。

因此，所谓“儒教”是作为一种主要发生、发展于中国，而对东亚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形式的概括。因此，“儒教”这一概念又是作为中国社会—历史之谜的谜底而存在的。

如从宗教一般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意义上来说，所谓“儒教”只不过是对汉斯·昆所曾说起过的“宗教的普遍存在”论断的一个注脚。汉斯·昆所曾说过：“我们无论从人类几千年历史上来顺时地考察人类也好，还是从人类布满全球的现状来共时地考察也好，都不能找到一个不信仰某种超验力的部落。”他认为在时空这两个维度中存在的人类，没有无宗教的例外。中国的汉族可不可以是某种例外呢？所谓“儒教”，就是在这一心理基础上而被广泛地认为是汉族特有的宗教。在这一意义上的“儒教”因此与耆那教、基督教、美洲印第安人宗教（代表原住民宗教）、伊斯兰教、道教、佛教、印度教、神道教、巴哈伊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锡克教一道，为联合国所认定的世界十三种“宗教”之一。在这一般“宗教意识”意义上的“儒教”，于汉语语境中又曾被称为“孔教”。如修成于7世纪时唐太宗年间的《晋书·阮籍等传》末已有赞称曰：“老篇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道贵无名。”19世纪时清初之赵翼在《瓯北诗话·五古·书所见》亦有诗云：“孔教所到处，无不有佛教；佛教所到处，孔教或不到。”

“儒教”是中国文化中的“超验存在”，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宗教权力存在的历时悠久，直至杨度、筹安而未已的传统意识形态基础。

在西周以“父系继承制”为中心的宗法网络社会基础上，为秦代创发而为百世师的“皇帝制”“郡县制”“三公九卿制”的政治社会的历史存在，就是杨度、严复等一代风流悲剧原因之所在。

这一社会的核心是“皇帝”。“皇”，《说文解字》释其本义为“大也。从自王。自，始也。……大君也”。“帝”，“谛也”，原为花萼之形。所谓“三皇五帝”，即以伏羲（人类起源的象征）、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种植业开始的象征）、黄帝（中国政治的象征）为“三皇”；以少昊（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以金德王，故亦曰金天氏。发现金属的象征）、颛顼（黄帝之孙）、帝喾（黄帝曾孙）、尧、舜为“五帝”。“皇帝”自秦始皇起，成为国家的象征、政府的首长和政权的代表，拥有着集中和决定“立法”“司法”“行政”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力。而作为这一社会的群众基础的就是自“汉武尊儒”以来，直至1905年结束“科举制”不断发展着的“官僚选拔制度”。

这一文化工程自汉武帝开始，经董仲舒之手而粗具规模。《汉书》卷56《董仲舒传》中载：

（汉）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仲舒对曰：“……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顽，抵冒殊磗，孰烂如此之甚者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之与美玉也。”

因此，在形式上的“儒教”如钱锺书于《管锥篇·史记会注考证·孔子世家》中就司马迁对孔子的歌颂所做出的分析，云：

“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按司马迁值汉武帝崇儒之世，又私心向往，故畅言如此。然尊之而尚未亲之也。谶纬说盛，号孔子曰“素王”，而实则挽为汉之“素臣”，以邀人主之敬信而固结其恩礼，俾儒家得常定于一尊。孔子之于刘汉，遂似希伯来先知之于“弥赛亚”，一若凡所制作莫非预为汉地而亦皆为汉地。

而在实质上，“儒教”的构成，就是《汉书》卷9《元帝纪》中所载的汉宣帝所言称者：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在此，不能不说的是，“儒教”是汉代以后中国社会终于找出的一种人文宗教。其深刻的原因在于，在古代世界这样一个规模空前宏伟的社会中，如果只允许一种哲学存在，那么，无论如何，这种哲学就一定会成为宗教。所谓“儒教”是在“儒—法”整合而成的官方意识形态指导下所实现的古代社会控制模式，作为一种制度文明的“儒教文明”，这是一种对儒学所曾拥有过的视野，做出过种种限制甚至残害的社会控制模式。长城和故宫等等就是“儒教文明”的遗迹。而“新儒学”在某种意义上则是一种对于“儒教”的抗议。所谓“儒教”是什么_中国儒学导论

“儒教”是什么呢？“儒教”首先是在主观上或客观上关于“中国文明的秘密”的一种解释。

在作为中国社会存在、发展的历史原因的意义上说，任继愈曾提出“儒教”是“中国宗教的特殊表现形式”的问题，并进一步指出了“儒教”这一“宗教的特殊表现形式”是由“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4]的。在此，“儒教”成为一个“问题”。任继愈于《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发表的《论儒教的形成》一文中，对这一决定“儒教”产生和存在的“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曾解说道：

简略地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中国封建社会维持的时间长久而稳定；封建宗法制度发展得比较完备；中央集权下的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结构形成得早，分裂不能持久；农民起义次数多，规模大；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www.guayunfan.com)如果把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阶段再进一步划分，可以分为以下六个时期：（1）分散割据的封建诸侯统治时期（春秋战国到秦统一前）；（2）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时期（秦汉）；（3）门阀士族封建专制时期（魏晋南北朝）；（4）统一的封建国家重建、兴盛与地方割据时期（隋唐五代）；（5）封建国家中央集权制完备与社会停滞时期（宋元明）；（6）封建社会僵化没落时期（清）。……封建社会的上述历史特点和历史过程，造成了以儒教为中心的封建意识形态……[5]

任继愈在这里所说出的种种，其实只是一个困惑，一个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存续”的困惑。

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S.P.Huntington）发表于美国《外交》杂志夏季号上的《文明的冲突》一文提出了“儒教文明”问题，他曾经这样说道：

人们的文明身份在未来将越来越重要，世界在宏观上将由七种或八种主要文明的相互作用而形成，它们包括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未来最大的冲突将沿着分隔这些文明的断裂带进行。

因此，所谓“儒教”是作为一种主要发生、发展于中国，而对东亚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形式的概括。因此，“儒教”这一概念又是作为中国社会—历史之谜的谜底而存在的。

如从宗教一般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意义上来说，所谓“儒教”只不过是对汉斯·昆所曾说起过的“宗教的普遍存在”论断的一个注脚。汉斯·昆所曾说过：“我们无论从人类几千年历史上来顺时地考察人类也好，还是从人类布满全球的现状来共时地考察也好，都不能找到一个不信仰某种超验力的部落。”他认为在时空这两个维度中存在的人类，没有无宗教的例外。中国的汉族可不可以是某种例外呢？所谓“儒教”，就是在这一心理基础上而被广泛地认为是汉族特有的宗教。在这一意义上的“儒教”因此与耆那教、基督教、美洲印第安人宗教（代表原住民宗教）、伊斯兰教、道教、佛教、印度教、神道教、巴哈伊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锡克教一道，为联合国所认定的世界十三种“宗教”之一。在这一般“宗教意识”意义上的“儒教”，于汉语语境中又曾被称为“孔教”。如修成于7世纪时唐太宗年间的《晋书·阮籍等传》末已有赞称曰：“老篇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道贵无名。”19世纪时清初之赵翼在《瓯北诗话·五古·书所见》亦有诗云：“孔教所到处，无不有佛教；佛教所到处，孔教或不到。”

“儒教”是中国文化中的“超验存在”，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宗教权力存在的历时悠久，直至杨度、筹安而未已的传统意识形态基础。

在西周以“父系继承制”为中心的宗法网络社会基础上，为秦代创发而为百世师的“皇帝制”“郡县制”“三公九卿制”的政治社会的历史存在，就是杨度、严复等一代风流悲剧原因之所在。

这一社会的核心是“皇帝”。“皇”，《说文解字》释其本义为“大也。从自王。自，始也。……大君也”。“帝”，“谛也”，原为花萼之形。所谓“三皇五帝”，即以伏羲（人类起源的象征）、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种植业开始的象征）、黄帝（中国政治的象征）为“三皇”；以少昊（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以金德王，故亦曰金天氏。发现金属的象征）、颛顼（黄帝之孙）、帝喾（黄帝曾孙）、尧、舜为“五帝”。“皇帝”自秦始皇起，成为国家的象征、政府的首长和政权的代表，拥有着集中和决定“立法”“司法”“行政”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力。而作为这一社会的群众基础的就是自“汉武尊儒”以来，直至1905年结束“科举制”不断发展着的“官僚选拔制度”。

这一文化工程自汉武帝开始，经董仲舒之手而粗具规模。《汉书》卷56《董仲舒传》中载：

（汉）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仲舒对曰：“……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顽，抵冒殊磗，孰烂如此之甚者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之与美玉也。”

因此，在形式上的“儒教”如钱锺书于《管锥篇·史记会注考证·孔子世家》中就司马迁对孔子的歌颂所做出的分析，云：

“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按司马迁值汉武帝崇儒之世，又私心向往，故畅言如此。然尊之而尚未亲之也。谶纬说盛，号孔子曰“素王”，而实则挽为汉之“素臣”，以邀人主之敬信而固结其恩礼，俾儒家得常定于一尊。孔子之于刘汉，遂似希伯来先知之于“弥赛亚”，一若凡所制作莫非预为汉地而亦皆为汉地。

而在实质上，“儒教”的构成，就是《汉书》卷9《元帝纪》中所载的汉宣帝所言称者：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在此，不能不说的是，“儒教”是汉代以后中国社会终于找出的一种人文宗教。其深刻的原因在于，在古代世界这样一个规模空前宏伟的社会中，如果只允许一种哲学存在，那么，无论如何，这种哲学就一定会成为宗教。所谓“儒教”是在“儒—法”整合而成的官方意识形态指导下所实现的古代社会控制模式，作为一种制度文明的“儒教文明”，这是一种对儒学所曾拥有过的视野，做出过种种限制甚至残害的社会控制模式。长城和故宫等等就是“儒教文明”的遗迹。而“新儒学”在某种意义上则是一种对于“儒教”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