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学习儒学_中国儒学导论

怎样学习儒学_中国儒学导论

关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问题，是从人类文化发展史意义上，以简明的形式提出的，其提出人就是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即著名的“李约瑟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

“李约瑟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李约瑟本人并没有做出回答。但怎样解决“李约瑟问题”，他却创造了一种方法。李约瑟曾经这样说过：

……一个故事也能帮助我们理解道家的“道”的含义。庄子的门徒询问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道”，庄子回答说：“任何地方。”他们又问：“但不一定是在那破瓦片里吧？”庄子答道：“也在那里。”“但一定不是在那堆粪便里吧？”“不，也在那里。”自然界的秩序贯穿到万事万物之中。在这些早期阶段，我们看到了宗教思想也就是科学的开端，因为宗教体验的“唯一性”当时尚未与自然界定律的那种自然主义的统一性明显地区别开来。如果我对于道家观点的理解正确的话，那么他们的传统、活动与科学实践的产生之间就必然存在某种联系。马上我们就会看到，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中国的炼丹术比其他所有文明的炼丹术具有更为悠久的历史……[7]

李约瑟的这一方法就是——去把握中国文明中那些具有现代意义乃至后现代意义的内容。因此，可以说只有李约瑟的方法才能理解“李约瑟问题”。(www.guayunfan.com)【注释】

[1]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人，自称“郡望昌黎”，唐宋“古文复兴运动”的发起者。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称其为：“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2]《韩昌黎全集》卷31《碑志八》。

[3]“汉武尊儒”始，以“禄利”养活起一个文化知识阶级，接受教育和掌握知识成为一种权利。“论说之繁”与“为师者众”的现象，从此就是不可避免的——博士弟子，武帝初设时仅五十人，昭帝时达百人，宣帝末为两百人，元帝增至千人，成帝末至三千余人，王莽时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五经博士领弟子三百六十人，六经三十博士，弟子一万八百人，已占当时总人口的约五千分之一。于古代世界中培育出如此庞大的一个知识分子群体，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不说是世界史上的一个奇迹。如此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成为“儒教文明”的载体。与此同时，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全国教育的制度化管理：全国教材于两千余年之间，均是在“五经”到“四书”中徘徊；而教育目的于两千余年之间，仅有“政治”或“教化”的选择。

[4]吴虞（1871—1949），字又陵，四川新繁人，1906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在成都府中学堂教习。1920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晚年任教于四川大学，1949年病逝于成都。遗著有《吴虞文录》。

[5]转引自［德］潘能伯格《人是什么——从神学看当代人类学》，李秋零、田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7页。

[6]《中国坦诚面对世界——写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闭幕之际》，《昆明日报》2009年8月1日，第A04版。

[7]参见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13页。怎样学习儒学_中国儒学导论

关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问题，是从人类文化发展史意义上，以简明的形式提出的，其提出人就是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即著名的“李约瑟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

“李约瑟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李约瑟本人并没有做出回答。但怎样解决“李约瑟问题”，他却创造了一种方法。李约瑟曾经这样说过：

……一个故事也能帮助我们理解道家的“道”的含义。庄子的门徒询问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道”，庄子回答说：“任何地方。”他们又问：“但不一定是在那破瓦片里吧？”庄子答道：“也在那里。”“但一定不是在那堆粪便里吧？”“不，也在那里。”自然界的秩序贯穿到万事万物之中。在这些早期阶段，我们看到了宗教思想也就是科学的开端，因为宗教体验的“唯一性”当时尚未与自然界定律的那种自然主义的统一性明显地区别开来。如果我对于道家观点的理解正确的话，那么他们的传统、活动与科学实践的产生之间就必然存在某种联系。马上我们就会看到，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中国的炼丹术比其他所有文明的炼丹术具有更为悠久的历史……[7]

李约瑟的这一方法就是——去把握中国文明中那些具有现代意义乃至后现代意义的内容。因此，可以说只有李约瑟的方法才能理解“李约瑟问题”。(www.guayunfan.com)【注释】

[1]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人，自称“郡望昌黎”，唐宋“古文复兴运动”的发起者。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称其为：“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2]《韩昌黎全集》卷31《碑志八》。

[3]“汉武尊儒”始，以“禄利”养活起一个文化知识阶级，接受教育和掌握知识成为一种权利。“论说之繁”与“为师者众”的现象，从此就是不可避免的——博士弟子，武帝初设时仅五十人，昭帝时达百人，宣帝末为两百人，元帝增至千人，成帝末至三千余人，王莽时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五经博士领弟子三百六十人，六经三十博士，弟子一万八百人，已占当时总人口的约五千分之一。于古代世界中培育出如此庞大的一个知识分子群体，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不说是世界史上的一个奇迹。如此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成为“儒教文明”的载体。与此同时，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全国教育的制度化管理：全国教材于两千余年之间，均是在“五经”到“四书”中徘徊；而教育目的于两千余年之间，仅有“政治”或“教化”的选择。

[4]吴虞（1871—1949），字又陵，四川新繁人，1906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在成都府中学堂教习。1920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晚年任教于四川大学，1949年病逝于成都。遗著有《吴虞文录》。

[5]转引自［德］潘能伯格《人是什么——从神学看当代人类学》，李秋零、田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7页。

[6]《中国坦诚面对世界——写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闭幕之际》，《昆明日报》2009年8月1日，第A04版。

[7]参见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