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儒学”是什么_中国儒学导论

所谓“儒学”是什么_中国儒学导论

所谓“文化”是什么呢？“人”最重要的特点在于能够改变自己生理行为的存在形式，这就是“化”；而用以进行和完成这一改变的，就是“文”。“人文”就是在古代汉语语境中，在这一意义上对“人”的存在进行定位的一个形容词。该词首先见于《周易》中“贲”卦的彖辞。作为一种文化经验的总结，《周易》中“贲”卦的彖辞中说道：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尔后在17世纪，顾炎武[1]于《日知录·博学于文》中说：

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www.guayunfan.com)那么，这一人所以面对整个世界的“人文”究竟是什么呢？

所谓“人文”，在一般意义上指为“人”所特有的如下文化表现：

诗歌——是从一般日常话语中发展、升华出来的人类的最高话语形式，即汉语语境中所谓“辞章之学”，对“美”的追求从诗歌形式中发源为“文学”“艺术”。

记忆——是从一般日常经验中发展、升华出来的人类的最高话语形式，即汉语语境中所谓“考据之学”，对“善”的追求从记忆形式中发源为“历史学”。

理性——是从一般日常经验中发展、升华出来的人类的最高智慧形式，即汉语语境中所谓“义理之学”，对“真”的追求从理性形式中发源为“哲学”。

对“真”的追求、对“善”的追求和对“美”的追求，是人文精神的主要价值表现。因此，可以说“文史哲”就是“人”的基本素质的构成中最主要的东西，也是塑造人类文明的重要的精神力量。

“人文精神”有着各式各样的表现形式，对“人文精神”可以有各自不同的万千诠释。但如简言之，可以说所谓“人文精神”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它在两个维度上展开：一个维度是可以确定和理解人类共同特征的所谓“人性”，“人”是在“人性”基础上自我教育的产物；另一个维度就是“人”必须以自身特有的“文化”去面对一切——所谓“人文”不过是“人”对于“存在”的责任的觉悟。因此，以“文史哲”为其核心的“人文精神”，最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就在于树立“人格”。

“人文精神”为什么必须存在呢？因为人一般在三种层面上表现自己：

第一是“本我”的层面：与一般生物不存在本质差别的自然要求，也即所谓“食色”——保存个体与繁衍种系的天然责任的完成，这在人的婴幼儿时期表现得最为强烈。但并不只在婴幼儿时期，可以说在人的一生中都有着不同形式的表现。

第二是“自我”的层面：这产生于为人和一些生物所具有的主观—客观博弈中，在这一博弈中逐渐形成的行为规范被记忆，尔后成为习惯，再成为“文化”。

一切自然主义人类学都拒绝承认在人与动物之间有一个终极区别，否认“人格”的存在；一切理性主义人类学都声称“理智的选择”为人所特有而为动物所不具，这同样也是对“人格”存在的否定，因为它使“人格”成为某种禁锢。人类学家舍勒认为，这些观点都是在“不存在本质区别的地方申明本质区别的存在”。

为什么有一个“人格”问题？因为，人，在整体上是文化的创造者，作为个体则只能是文化的产物。“人格”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人格”是“文化”的载体。一种文化常常表现在这一文化中人的固定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中，因此又可以说文化“是投射到屏幕上，成像巨大、时间长久的个人心理”，或者说“文化是放大了的人格”。

“人”之所是者，在历时的意义上说，各个民族有着各自不同的价值标准；而在共时的意义上说，无论何时，“一个真正的人”都是所是的基本内涵。这就是人所表现的第三个层面——“超我”，也即罗素所谓战胜“自我”者。在这一所谓“超我”的基础上，“宗教”和“哲学”得以发生。

没有哲学，在一种文化中就缺乏反思；而没有对社会生活的反思，就没有审美，在一种文化中如果缺乏审美，就一定会误以时尚为美；而没有对社会生活的反思，就没有宗教——没有起码的宗教感，在一种文化中就必然缺乏敬畏和对造物主精神的洞察。

而所谓“中国儒学”就是古代中国“人文精神”的荟萃。

因此，顾炎武《日知录·正始》中又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儒学，是中国文化中一件不可忘却的“遗嘱”。但“儒学”究竟是什么？始终还是一个问题，一个因结论至多以致无法结论的问题。对于“儒学”的研讨，也并非仅是一个回忆的机会。而是因为对儒学的失语，中国文化至今仍是一个类似于希腊德尔斐神庙上的命题——“认识你自己”的体味与思索。

从中国儒学的阶段性划分上，可以把儒学分析为“原始儒学”“经学”“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等几个部分。

所谓“原始儒学”，以孔子、孟子为主要代表，是从人的自我发现开始的，至荀子而结束。于“原始儒学”中，与儒学相关的主要典籍有《周易》《诗经》《尚书》《周礼》《春秋》《孝经》等先秦典籍，但最重要的是《论语》和《孟子》。

所谓“经学”，以荀子为其滥觞[2]，董仲舒是其主要代表，逝于鸦片战争前夜的龚自珍与发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等，可算为经学的殿军。“经学”中的主要典籍有《荀子》、“春秋三传”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等等。

所谓“新儒学”，自韩愈、李翱首倡，两宋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为其主要代表，最后结局于王阳明。“新儒学”中的主要典籍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陆象山等人的著作，而以朱熹《四书集注》与王阳明《传习录》为其代表。

“新儒学”的真正开端，是李翱[3]的三篇《复性书》。李翱的《复性书》以《中庸》为核心，以佛学为补充，建立起一种新的人性哲学体系，在思想的深度上远远超过了与他相师友的韩愈，开宋明理学，特别是“二程”思想之先河。

在现代中国，对儒学既是“本体论”也是一种“认识论”做出了最后印证的不能不说是所谓“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学”自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所谓“现代三圣”等人以现代话语讲述、诠释儒学始，而以牟宗三为扛鼎……虽然“后现代新儒学”问题也已经提出，但“后现代新儒学”是否存在，至今仍在讨论之中。“现代新儒学”中的主要典籍有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冯友兰的《贞元六书》、熊十力的《原儒》和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等等。所谓“儒学”是什么_中国儒学导论

所谓“文化”是什么呢？“人”最重要的特点在于能够改变自己生理行为的存在形式，这就是“化”；而用以进行和完成这一改变的，就是“文”。“人文”就是在古代汉语语境中，在这一意义上对“人”的存在进行定位的一个形容词。该词首先见于《周易》中“贲”卦的彖辞。作为一种文化经验的总结，《周易》中“贲”卦的彖辞中说道：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尔后在17世纪，顾炎武[1]于《日知录·博学于文》中说：

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www.guayunfan.com)那么，这一人所以面对整个世界的“人文”究竟是什么呢？

所谓“人文”，在一般意义上指为“人”所特有的如下文化表现：

诗歌——是从一般日常话语中发展、升华出来的人类的最高话语形式，即汉语语境中所谓“辞章之学”，对“美”的追求从诗歌形式中发源为“文学”“艺术”。

记忆——是从一般日常经验中发展、升华出来的人类的最高话语形式，即汉语语境中所谓“考据之学”，对“善”的追求从记忆形式中发源为“历史学”。

理性——是从一般日常经验中发展、升华出来的人类的最高智慧形式，即汉语语境中所谓“义理之学”，对“真”的追求从理性形式中发源为“哲学”。

对“真”的追求、对“善”的追求和对“美”的追求，是人文精神的主要价值表现。因此，可以说“文史哲”就是“人”的基本素质的构成中最主要的东西，也是塑造人类文明的重要的精神力量。

“人文精神”有着各式各样的表现形式，对“人文精神”可以有各自不同的万千诠释。但如简言之，可以说所谓“人文精神”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它在两个维度上展开：一个维度是可以确定和理解人类共同特征的所谓“人性”，“人”是在“人性”基础上自我教育的产物；另一个维度就是“人”必须以自身特有的“文化”去面对一切——所谓“人文”不过是“人”对于“存在”的责任的觉悟。因此，以“文史哲”为其核心的“人文精神”，最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就在于树立“人格”。

“人文精神”为什么必须存在呢？因为人一般在三种层面上表现自己：

第一是“本我”的层面：与一般生物不存在本质差别的自然要求，也即所谓“食色”——保存个体与繁衍种系的天然责任的完成，这在人的婴幼儿时期表现得最为强烈。但并不只在婴幼儿时期，可以说在人的一生中都有着不同形式的表现。

第二是“自我”的层面：这产生于为人和一些生物所具有的主观—客观博弈中，在这一博弈中逐渐形成的行为规范被记忆，尔后成为习惯，再成为“文化”。

一切自然主义人类学都拒绝承认在人与动物之间有一个终极区别，否认“人格”的存在；一切理性主义人类学都声称“理智的选择”为人所特有而为动物所不具，这同样也是对“人格”存在的否定，因为它使“人格”成为某种禁锢。人类学家舍勒认为，这些观点都是在“不存在本质区别的地方申明本质区别的存在”。

为什么有一个“人格”问题？因为，人，在整体上是文化的创造者，作为个体则只能是文化的产物。“人格”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人格”是“文化”的载体。一种文化常常表现在这一文化中人的固定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中，因此又可以说文化“是投射到屏幕上，成像巨大、时间长久的个人心理”，或者说“文化是放大了的人格”。

“人”之所是者，在历时的意义上说，各个民族有着各自不同的价值标准；而在共时的意义上说，无论何时，“一个真正的人”都是所是的基本内涵。这就是人所表现的第三个层面——“超我”，也即罗素所谓战胜“自我”者。在这一所谓“超我”的基础上，“宗教”和“哲学”得以发生。

没有哲学，在一种文化中就缺乏反思；而没有对社会生活的反思，就没有审美，在一种文化中如果缺乏审美，就一定会误以时尚为美；而没有对社会生活的反思，就没有宗教——没有起码的宗教感，在一种文化中就必然缺乏敬畏和对造物主精神的洞察。

而所谓“中国儒学”就是古代中国“人文精神”的荟萃。

因此，顾炎武《日知录·正始》中又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儒学，是中国文化中一件不可忘却的“遗嘱”。但“儒学”究竟是什么？始终还是一个问题，一个因结论至多以致无法结论的问题。对于“儒学”的研讨，也并非仅是一个回忆的机会。而是因为对儒学的失语，中国文化至今仍是一个类似于希腊德尔斐神庙上的命题——“认识你自己”的体味与思索。

从中国儒学的阶段性划分上，可以把儒学分析为“原始儒学”“经学”“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等几个部分。

所谓“原始儒学”，以孔子、孟子为主要代表，是从人的自我发现开始的，至荀子而结束。于“原始儒学”中，与儒学相关的主要典籍有《周易》《诗经》《尚书》《周礼》《春秋》《孝经》等先秦典籍，但最重要的是《论语》和《孟子》。

所谓“经学”，以荀子为其滥觞[2]，董仲舒是其主要代表，逝于鸦片战争前夜的龚自珍与发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等，可算为经学的殿军。“经学”中的主要典籍有《荀子》、“春秋三传”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等等。

所谓“新儒学”，自韩愈、李翱首倡，两宋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为其主要代表，最后结局于王阳明。“新儒学”中的主要典籍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陆象山等人的著作，而以朱熹《四书集注》与王阳明《传习录》为其代表。

“新儒学”的真正开端，是李翱[3]的三篇《复性书》。李翱的《复性书》以《中庸》为核心，以佛学为补充，建立起一种新的人性哲学体系，在思想的深度上远远超过了与他相师友的韩愈，开宋明理学，特别是“二程”思想之先河。

在现代中国，对儒学既是“本体论”也是一种“认识论”做出了最后印证的不能不说是所谓“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学”自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所谓“现代三圣”等人以现代话语讲述、诠释儒学始，而以牟宗三为扛鼎……虽然“后现代新儒学”问题也已经提出，但“后现代新儒学”是否存在，至今仍在讨论之中。“现代新儒学”中的主要典籍有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冯友兰的《贞元六书》、熊十力的《原儒》和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等等。